《副領事》這本書裏處處都是無聲的呼喊。我不喜歡這種表達法,但當我重讀時我又發現了這個或類似的東西。的確,副領事每天都在呼喊……但從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他喊叫,正如人們每天祈禱一樣。的確,他大聲喊叫,在拉合爾的夜晚,他朝沙利瑪的花園開槍,他要殺人。殺人,不管殺誰。他為殺人而殺人。既然不論是誰,那就是解體中的整個印度。當他在荒寂的加爾各答黑夜裏獨自一人時,他在官邸裏喊叫。他發狂,聰明得發狂,這位副領事。他每夜都槍殺拉合爾。


    我從未在別處與他重逢,隻在扮演他的演員、天才的米歇爾·隆達爾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見到副領事。對我來說,我這位朋友仍然是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領事是我信賴的人。副領事的喊聲,“惟一的政治”,也是在這裏,在諾弗勒堡錄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這裏。她,a.-m.s.,安娜-瑪麗亞·加爾迪。演她的是德爾菲·塞裏。影片裏所有的人都在哭。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義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難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會出現一個時刻,我想是命定的時刻,誰也逃不過它,此時一切都受到懷疑:婚姻、朋友,特別是夫妻兩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遠也不受懷疑。這種懷疑在我周圍增長。這種懷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獨所擁有的懷疑。它出自孤獨。已經可以使用這個詞了。我想許多人會承受不了我說的這些話,他們會逃跑。也許正因為如此並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這就是差別。這就是實話。如此而已。懷疑就是寫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與作家一同寫。這一點人們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沒有寫作動作之前的原始懷疑,就沒有孤獨。從來沒有人用兩個聲音寫作。可以用兩個聲部唱歌,也可以彈奏音樂,打網球,但是寫作,不行。永遠不行。我立刻寫了幾本所謂政治性的書。第一本是《阿巴恩·薩巴納·達維德》,是我最珍愛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我認為這是小事——寫書比過日常生活或難或易。不過困難是存在的。將一本書按照閱讀的方向引向讀者,這很難。如果我沒有寫作,我早已成了難以醫治的酒徒。這實際上是一種無法繼續寫作的迷失狀態……於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沒有任何東西可寫,可丟失,於是你寫了起來。一旦書在那裏,呼喊著要求結尾,你就寫下去。你必須與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書沒有完全結束以前——也就是說在它獨立地擺脫你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遠丟棄它。這像罪行一樣難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說的話:“我撕掉了手稿,統統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寫的東西在別人眼中並不存在,或者這不是一本書。如果此刻不是書,我們總是知道的。如果將來永遠不是書,不,我們不知道。永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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