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幽暗博物館內的照片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的母親、父親、長兄、祖母、叔伯姑嫂們——我們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棟五層樓房的不同樓層。在我出生前一年，家族各支係（如同許許多多的奧斯曼家族）同住一棟石造大宅。1651年，他們將石宅出租給一家私立小學，在隔壁空地蓋了後來被我視為家的現代建築，依當時的習慣，他們在門麵上張貼一塊飾板，上麵寫著“帕慕克公寓”。我們住四樓，但打從脫離母親懷抱，我便在整棟樓房裏趴趴走，也記得每層樓至少有一架鋼琴。在最後一位單身伯伯終於擱下報紙去結婚後，他的新婚太太搬進她將看著窗外度過半世紀餘生的一樓公寓，帶了她的鋼琴過來。沒有人彈過這架或其他幾架琴，或許這正是我覺得如此哀傷的原因。
但不隻是沒人彈的鋼琴而已。每一間公寓裏還有一個上鎖的玻璃櫃，櫃子裏陳列著沒人碰過的中國瓷器、茶杯、銀器、糖罐、鼻煙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壺、餐具和香爐，雖然我偶爾在這些東西當中找地方藏小汽車。屋內有珍珠鑲嵌的廢棄書桌，不見頭巾的頭巾架，後麵未藏任何東西的日式屏風和新藝術簾幕。書房裏的玻璃櫃內，放著我那醫生伯父積塵的醫學用書：打從他移民美國之後二十年來，誰也沒碰過這些書。在我童稚的想法裏，這些房間的布置不是為活人，而是為死人。（每隔一段時間，某間客廳裏的咖啡桌或雕花鬥櫃會消失不見，結果出現在另一層樓的另一間客廳。）
祖母若是覺得我們在她的銀絲椅上坐沒坐相，便會提醒我們注意：“坐直了！”客廳不是讓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為某位假想中的訪客展現這是一戶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館。齋月期間不齋戒的人，身處這些玻璃櫃和毫無生氣的鋼琴當中，或許比盤腿坐在擺滿座墊和長椅的房間裏來得心安理得。雖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脫離伊斯蘭的律法，卻沒人知道西化還有什麽別的好處。因此你不僅在伊斯坦布爾的富裕人家看得見客廳博物館，之後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國各地的客廳都看得到這些雜亂沉悶的西方擺設。隨著1970年代電視的到來，這些擺設才不再流行。一旦發現原來坐在一起觀看晚間新聞如此愉快，大夥的客廳就從小型博物館變成小型劇院——雖然你仍聽說古老的家族把電視擺在中央過道上，博物館客廳則上了鎖，在假日或貴賓來訪時才打開。
由於樓層間往來頻繁，我們這棟現代公寓樓房裏的門通常不關。哥哥開始上學後，母親讓我獨自上樓，或者我們一塊兒走上樓去探望臥病在床的祖母。她客廳裏的薄紗窗簾總是拉著，反正影響不大，因為隔壁的建築距離很近，房間昏暗得很，早晨時分尤然，於是我會坐在大張的厚地毯上，發明遊戲自己玩。我把某人從歐洲帶給我的小汽車排成整齊的一行，一輛輛進入車庫。隨後，我以地毯為海洋，桌椅當小島，讓自己在小島間彈來彈去，腳不踩到海水（幾乎就像卡爾維諾筆下的男爵一輩子在樹和樹之間跳來跳去，腳不著地）。若玩膩這種空降冒險或把沙發椅臂當馬騎的遊戲（其靈感可能來自黑貝裏亞達[heybeliada]的馬車回憶），我還有另一個在成年後每逢無聊仍會玩的遊戲：我想像我坐的地方（這間臥室，這間客廳，這間教室，這個兵營，這間病房，這個政府機關）實際上是別處。白日夢做累了的時候，我便躲入擺在每張桌上、每麵牆上的照片中。
由於不曾見過鋼琴用作其他用途，我還以為家中擺鋼琴是為了展示照片。在祖母的客廳裏，沒有哪個平麵不是布滿大大小小的相框。最顯眼的兩幅大肖像照，掛在未曾使用過的壁爐上方：一幅是祖母的盛裝照，另一幅則是1934年過世的祖父。從照片掛在牆上的位置以及祖父母擺的姿勢（稍微側身朝向對方，這仍是歐洲王室伉儷郵票流行的風格）來看，任何人走進這間博物館客廳跟他們高傲的目光相遇，都會立刻看出故事得從他們講起。
他們兩人都來自馬尼薩（manisa）附近的戈爾代斯；他們的家族被稱為“帕慕克（棉花）”，因為他們皮膚白，頭發也白。祖母是切爾卡西亞人——以高挑貌美著稱的切爾卡西亞女子在奧斯曼後宮極受歡迎。祖母的父親在俄土戰爭（1877—1878）期間移居安納托利亞（anatolia），先在伊茲密爾定居（傳說那邊有一處空屋），而後遷居伊斯坦布爾，我祖父在那兒念土木工程。他在1930年代初期發了大財，當時的土耳其共和國對鐵路建設投入巨資，而後他開了一家大工廠。工廠坐落在注入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郭克蘇河兩岸製造繩子、麻線、幹煙草等各種產品。他1934年過世，時年五十二歲，留下大筆財產，讓父親和伯父怎麽用也用不完，盡管他們有一長串失敗的商業冒險經驗。
接著來到書房，我們看見新生代的大幅肖像照極其對稱地沿牆排列：從照片的柔和色彩可以看出它們出自同一位攝影師之手。靠牆邊是我那肥壯的大伯歐茲罕，他未服兵役便去美國學醫，因此永遠回不了土耳其，導致祖母終其一生麵帶抑鬱寡歡的神色。還有他戴眼鏡的弟弟艾登，住在底樓。他跟父親一樣學土木工程，一生積極參與各種始終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的工程計劃。第四堵牆上掛了姑媽的相片，她曾在巴黎學鋼琴，她先生是法學院助教。他們住在多年後我將搬入的頂樓公寓，此刻我就在這兒撰寫此書。
離開書房，回到博物館的主廳，在更添幽暗的水晶燈旁駐足片刻，我們看見許多原封未動的黑白照片，告訴我們生命的欣欣向榮。在這裏，我們看見每個孩子在他們的訂婚儀式、婚宴、每個重大的人生時刻中擺姿勢拍照。在大伯寄自美國的第一批彩色照片旁，放著大家庭成員們在城裏各個公園、塔克西姆（taksim）廣場、博斯普魯斯海岸合家歡宴的照片。在一張爸媽帶我跟哥哥參加一場婚禮的照片旁邊，放著一張祖父和他的新車在舊家花園內的合影，另一張則是伯父跟他的新車在帕慕克公寓大門外麵的合影。除非是異乎尋常的事情——像是祖母取下美國伯父前妻的相片，換上第二任妻子的相片——老規矩依然不變：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動。雖然每張照片我都已看過上百次，每回我走進這間雜亂的房間時，仍要全部再細扯一次。
長時間審視這些照片，使我懂得將某些時刻保存下來留給子孫後代的重要性，而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又逐漸認識到，在過著日常生活的同時，這些加框的場景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看著伯父給哥哥出一道數學題，同時看他三十二年前的照片；看著父親翻閱報紙，微露笑容，嚐試領會蕩漾在擁擠的房廳內的笑話的結局，而在同一時刻觀看他五歲——我的年紀——時候跟女生一樣留長發的照片……在我看來再清楚不過，祖母為這些時刻加框定格，以便讓我們把這些時刻與眼前的時刻交織在一起。當祖母以通常在討論建國議題時才用的口吻提起我那英年早逝的祖父，指著桌上和牆上的相框時，她似乎跟我一樣兩相為難，既想繼續生活下去，又想捕捉完美的時刻，品嚐日常事物的同時，依然以理想為榮耀。但即使我反複思考這些矛盾——抓取生命中的某個特殊時刻並加上框，究竟是抗拒還是屈服於死亡、衰落和時間? ——我對它們卻是漸感厭倦。
日子一長，那些漫長的午宴、沒完沒了的晚會、飯後全家人留下來玩樂透牌的年夜飯使我畏懼，每年我都發誓最後一次參加，卻總是改不掉習慣。盡管我小時候很愛這些聚餐。當我看著坐滿人的餐桌上掠過的笑話使伯伯舅舅們嗬嗬大笑（在伏特加或拉克茴香酒的作用下），使祖母綻放微笑（在她讓自己喝的一小杯啤酒作用下）時，我發現相框外的生活有趣多了。我心裏踏實無慮，慶幸身為一個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陶醉於活在世上是為了喜樂的幻覺中，盡管我一直都清楚，知道這些在節慶歡宴上有說有笑的親戚們，在對金錢和財產問題起爭執的時候同樣冷酷無情。在公寓裏沒有旁人的情況下，母親老愛跟我和哥哥訴苦，埋怨“你們的伯母”、“你們的伯伯”、“你們的祖母”苛刻狠毒。一旦在所有權、製繩索工廠的股份或公寓哪一層樓給誰住等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惟一能肯定的是，永遠得不到任何解決。這些裂痕或因合家歡宴而消除，但從小我就知道，歡樂背後是堆積如山的舊賬和波濤洶湧的責難。
我們大家族中的每個支係都有自己的女仆，而每個女仆都認為自己應當在爭戰中擺明立場。為母親效勞的哈妮姆會去找為伯母效勞的伊克芭。之後，在吃早飯時，母親會說：“艾登說的話，你聽說了嗎？ ”父親感到好奇，但聽完後，他隻說：“看在上帝的份兒上，就別多心了吧。”然後回去讀他的報紙。
假使我當時太年輕，沒能懂得這些糾紛的根本原因——我的家族過的生活雖仍跟住奧斯曼宅邸的日子一樣，卻逐漸分崩離析——我卻不會不留意到父親的破產以及他日趨頻繁的缺席。每當母親帶哥哥和我去希什利那間鬼魂充斥的房子找外祖母時，我便能更詳細地聽到情況有多糟。哥哥和我在一旁玩耍，母親訴苦，外祖母勸她忍耐。或許擔心母親想搬回這棟如今她獨居的三層樓房，外祖母不停地提醒我們注意這屋子缺點不少。
除了偶爾發發脾氣，父親對生活幾乎無任何抱怨。他像孩子似的喜歡自己的好長相、好腦筋以及他從不設法隱瞞的好運氣。他在屋裏老是吹著口哨，照鏡子，拿檸檬當發蠟抹在頭發上。他喜歡笑話、文字遊戲、驚喜、背誦詩歌、賣弄聰明、搭飛機去遙遠的地方。他從不是個責罵、禁止、處罰小孩的父親。他帶我們出門時，我們會在城裏逛來逛去，四處交朋友，在這些出遊期間，我開始認為世界的創造是為了享樂。
若有倒黴事降臨，煩悶逼近，父親便相應不理，保持沉默。製定規矩的母親眉頭一揚，教導我們人生的黑暗麵。跟她相處樂趣雖少，但我仍非常依賴她的愛和情感，因為她奉獻給我們的時間遠比抓住一切機會逃出家門的父親要多。我人生中最嚴厲的功課是得知我得跟哥哥爭寵。
或許因為父親幾乎沒有權威，我同哥哥的競爭更具意義：他是跟我爭奪母愛的對手。那時的我們當然不懂心理學，於是我跟哥哥的戰爭最初被偽裝成一場比賽，我們在比賽中假扮成別人。打鬥的人不是奧爾罕和塞夫凱特（sevket），而是我和哥哥各自最喜歡的英雄或足球運動員。我們確信自己變成自己的英雄，因此全力以赴。比賽以淚與血收場時，憤怒和妒忌使我們忘了彼此是親兄弟。
每當我情緒低落，每當我不快樂或煩悶的時候，便離開我家公寓，不告訴任何人，下樓跟嫂嫂的兒子玩，或更常去樓上的祖母家。雖然每間公寓看上去非常相像，公寓裏的椅子和餐具、糖罐和煙灰缸全購自同一家商店，但每間公寓都像不同的國家，獨立的天地。在祖母那間雜亂幽暗的客廳，在咖啡桌和玻璃櫃、花瓶和相框的陰影中，我得以夢想自己身在他方。
晚間我們一家子聚在這間客廳時，我經常玩個遊戲，把祖母的公寓當做一艘大船的船長指揮室。這個幻想歸功於往來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隻：我躺在床上時，哀傷的船笛聲會闖入我的夢鄉。我駕駛假想中的船在暴風雨中前進，驚濤駭浪使我的船員和乘客們越來越不安，身為船長的我則感受到一種船長的自豪，因為我知道，我們的船、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命運都交付在我手中。
雖然這幻想很可能是由哥哥的冒險漫畫引發的，但與我對神的看法也有關係。神決定不讓我們跟城市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我以為僅僅因為我們是有錢人。然而隨著父親和伯父一次次破產，家產凋零，家庭破裂，為錢的爭執越來越厲害，每回去祖母家便讓我苦惱，也讓我進一步發現：雖然珊珊來遲，雖然迂回而至，奧斯曼帝國的瓦解給伊斯坦布爾蒙上的那層失落陰影終於也席卷了我們的家。
但不隻是沒人彈的鋼琴而已。每一間公寓裏還有一個上鎖的玻璃櫃，櫃子裏陳列著沒人碰過的中國瓷器、茶杯、銀器、糖罐、鼻煙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壺、餐具和香爐，雖然我偶爾在這些東西當中找地方藏小汽車。屋內有珍珠鑲嵌的廢棄書桌，不見頭巾的頭巾架，後麵未藏任何東西的日式屏風和新藝術簾幕。書房裏的玻璃櫃內，放著我那醫生伯父積塵的醫學用書：打從他移民美國之後二十年來，誰也沒碰過這些書。在我童稚的想法裏，這些房間的布置不是為活人，而是為死人。（每隔一段時間，某間客廳裏的咖啡桌或雕花鬥櫃會消失不見，結果出現在另一層樓的另一間客廳。）
祖母若是覺得我們在她的銀絲椅上坐沒坐相，便會提醒我們注意：“坐直了！”客廳不是讓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為某位假想中的訪客展現這是一戶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館。齋月期間不齋戒的人，身處這些玻璃櫃和毫無生氣的鋼琴當中，或許比盤腿坐在擺滿座墊和長椅的房間裏來得心安理得。雖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脫離伊斯蘭的律法，卻沒人知道西化還有什麽別的好處。因此你不僅在伊斯坦布爾的富裕人家看得見客廳博物館，之後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國各地的客廳都看得到這些雜亂沉悶的西方擺設。隨著1970年代電視的到來，這些擺設才不再流行。一旦發現原來坐在一起觀看晚間新聞如此愉快，大夥的客廳就從小型博物館變成小型劇院——雖然你仍聽說古老的家族把電視擺在中央過道上，博物館客廳則上了鎖，在假日或貴賓來訪時才打開。
由於樓層間往來頻繁，我們這棟現代公寓樓房裏的門通常不關。哥哥開始上學後，母親讓我獨自上樓，或者我們一塊兒走上樓去探望臥病在床的祖母。她客廳裏的薄紗窗簾總是拉著，反正影響不大，因為隔壁的建築距離很近，房間昏暗得很，早晨時分尤然，於是我會坐在大張的厚地毯上，發明遊戲自己玩。我把某人從歐洲帶給我的小汽車排成整齊的一行，一輛輛進入車庫。隨後，我以地毯為海洋，桌椅當小島，讓自己在小島間彈來彈去，腳不踩到海水（幾乎就像卡爾維諾筆下的男爵一輩子在樹和樹之間跳來跳去，腳不著地）。若玩膩這種空降冒險或把沙發椅臂當馬騎的遊戲（其靈感可能來自黑貝裏亞達[heybeliada]的馬車回憶），我還有另一個在成年後每逢無聊仍會玩的遊戲：我想像我坐的地方（這間臥室，這間客廳，這間教室，這個兵營，這間病房，這個政府機關）實際上是別處。白日夢做累了的時候，我便躲入擺在每張桌上、每麵牆上的照片中。
由於不曾見過鋼琴用作其他用途，我還以為家中擺鋼琴是為了展示照片。在祖母的客廳裏，沒有哪個平麵不是布滿大大小小的相框。最顯眼的兩幅大肖像照，掛在未曾使用過的壁爐上方：一幅是祖母的盛裝照，另一幅則是1934年過世的祖父。從照片掛在牆上的位置以及祖父母擺的姿勢（稍微側身朝向對方，這仍是歐洲王室伉儷郵票流行的風格）來看，任何人走進這間博物館客廳跟他們高傲的目光相遇，都會立刻看出故事得從他們講起。
他們兩人都來自馬尼薩（manisa）附近的戈爾代斯；他們的家族被稱為“帕慕克（棉花）”，因為他們皮膚白，頭發也白。祖母是切爾卡西亞人——以高挑貌美著稱的切爾卡西亞女子在奧斯曼後宮極受歡迎。祖母的父親在俄土戰爭（1877—1878）期間移居安納托利亞（anatolia），先在伊茲密爾定居（傳說那邊有一處空屋），而後遷居伊斯坦布爾，我祖父在那兒念土木工程。他在1930年代初期發了大財，當時的土耳其共和國對鐵路建設投入巨資，而後他開了一家大工廠。工廠坐落在注入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郭克蘇河兩岸製造繩子、麻線、幹煙草等各種產品。他1934年過世，時年五十二歲，留下大筆財產，讓父親和伯父怎麽用也用不完，盡管他們有一長串失敗的商業冒險經驗。
接著來到書房，我們看見新生代的大幅肖像照極其對稱地沿牆排列：從照片的柔和色彩可以看出它們出自同一位攝影師之手。靠牆邊是我那肥壯的大伯歐茲罕，他未服兵役便去美國學醫，因此永遠回不了土耳其，導致祖母終其一生麵帶抑鬱寡歡的神色。還有他戴眼鏡的弟弟艾登，住在底樓。他跟父親一樣學土木工程，一生積極參與各種始終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的工程計劃。第四堵牆上掛了姑媽的相片，她曾在巴黎學鋼琴，她先生是法學院助教。他們住在多年後我將搬入的頂樓公寓，此刻我就在這兒撰寫此書。
離開書房，回到博物館的主廳，在更添幽暗的水晶燈旁駐足片刻，我們看見許多原封未動的黑白照片，告訴我們生命的欣欣向榮。在這裏，我們看見每個孩子在他們的訂婚儀式、婚宴、每個重大的人生時刻中擺姿勢拍照。在大伯寄自美國的第一批彩色照片旁，放著大家庭成員們在城裏各個公園、塔克西姆（taksim）廣場、博斯普魯斯海岸合家歡宴的照片。在一張爸媽帶我跟哥哥參加一場婚禮的照片旁邊，放著一張祖父和他的新車在舊家花園內的合影，另一張則是伯父跟他的新車在帕慕克公寓大門外麵的合影。除非是異乎尋常的事情——像是祖母取下美國伯父前妻的相片，換上第二任妻子的相片——老規矩依然不變：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動。雖然每張照片我都已看過上百次，每回我走進這間雜亂的房間時，仍要全部再細扯一次。
長時間審視這些照片，使我懂得將某些時刻保存下來留給子孫後代的重要性，而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又逐漸認識到，在過著日常生活的同時，這些加框的場景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看著伯父給哥哥出一道數學題，同時看他三十二年前的照片；看著父親翻閱報紙，微露笑容，嚐試領會蕩漾在擁擠的房廳內的笑話的結局，而在同一時刻觀看他五歲——我的年紀——時候跟女生一樣留長發的照片……在我看來再清楚不過，祖母為這些時刻加框定格，以便讓我們把這些時刻與眼前的時刻交織在一起。當祖母以通常在討論建國議題時才用的口吻提起我那英年早逝的祖父，指著桌上和牆上的相框時，她似乎跟我一樣兩相為難，既想繼續生活下去，又想捕捉完美的時刻，品嚐日常事物的同時，依然以理想為榮耀。但即使我反複思考這些矛盾——抓取生命中的某個特殊時刻並加上框，究竟是抗拒還是屈服於死亡、衰落和時間? ——我對它們卻是漸感厭倦。
日子一長，那些漫長的午宴、沒完沒了的晚會、飯後全家人留下來玩樂透牌的年夜飯使我畏懼，每年我都發誓最後一次參加，卻總是改不掉習慣。盡管我小時候很愛這些聚餐。當我看著坐滿人的餐桌上掠過的笑話使伯伯舅舅們嗬嗬大笑（在伏特加或拉克茴香酒的作用下），使祖母綻放微笑（在她讓自己喝的一小杯啤酒作用下）時，我發現相框外的生活有趣多了。我心裏踏實無慮，慶幸身為一個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陶醉於活在世上是為了喜樂的幻覺中，盡管我一直都清楚，知道這些在節慶歡宴上有說有笑的親戚們，在對金錢和財產問題起爭執的時候同樣冷酷無情。在公寓裏沒有旁人的情況下，母親老愛跟我和哥哥訴苦，埋怨“你們的伯母”、“你們的伯伯”、“你們的祖母”苛刻狠毒。一旦在所有權、製繩索工廠的股份或公寓哪一層樓給誰住等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惟一能肯定的是，永遠得不到任何解決。這些裂痕或因合家歡宴而消除，但從小我就知道，歡樂背後是堆積如山的舊賬和波濤洶湧的責難。
我們大家族中的每個支係都有自己的女仆，而每個女仆都認為自己應當在爭戰中擺明立場。為母親效勞的哈妮姆會去找為伯母效勞的伊克芭。之後，在吃早飯時，母親會說：“艾登說的話，你聽說了嗎？ ”父親感到好奇，但聽完後，他隻說：“看在上帝的份兒上，就別多心了吧。”然後回去讀他的報紙。
假使我當時太年輕，沒能懂得這些糾紛的根本原因——我的家族過的生活雖仍跟住奧斯曼宅邸的日子一樣，卻逐漸分崩離析——我卻不會不留意到父親的破產以及他日趨頻繁的缺席。每當母親帶哥哥和我去希什利那間鬼魂充斥的房子找外祖母時，我便能更詳細地聽到情況有多糟。哥哥和我在一旁玩耍，母親訴苦，外祖母勸她忍耐。或許擔心母親想搬回這棟如今她獨居的三層樓房，外祖母不停地提醒我們注意這屋子缺點不少。
除了偶爾發發脾氣，父親對生活幾乎無任何抱怨。他像孩子似的喜歡自己的好長相、好腦筋以及他從不設法隱瞞的好運氣。他在屋裏老是吹著口哨，照鏡子，拿檸檬當發蠟抹在頭發上。他喜歡笑話、文字遊戲、驚喜、背誦詩歌、賣弄聰明、搭飛機去遙遠的地方。他從不是個責罵、禁止、處罰小孩的父親。他帶我們出門時，我們會在城裏逛來逛去，四處交朋友，在這些出遊期間，我開始認為世界的創造是為了享樂。
若有倒黴事降臨，煩悶逼近，父親便相應不理，保持沉默。製定規矩的母親眉頭一揚，教導我們人生的黑暗麵。跟她相處樂趣雖少，但我仍非常依賴她的愛和情感，因為她奉獻給我們的時間遠比抓住一切機會逃出家門的父親要多。我人生中最嚴厲的功課是得知我得跟哥哥爭寵。
或許因為父親幾乎沒有權威，我同哥哥的競爭更具意義：他是跟我爭奪母愛的對手。那時的我們當然不懂心理學，於是我跟哥哥的戰爭最初被偽裝成一場比賽，我們在比賽中假扮成別人。打鬥的人不是奧爾罕和塞夫凱特（sevket），而是我和哥哥各自最喜歡的英雄或足球運動員。我們確信自己變成自己的英雄，因此全力以赴。比賽以淚與血收場時，憤怒和妒忌使我們忘了彼此是親兄弟。
每當我情緒低落，每當我不快樂或煩悶的時候，便離開我家公寓，不告訴任何人，下樓跟嫂嫂的兒子玩，或更常去樓上的祖母家。雖然每間公寓看上去非常相像，公寓裏的椅子和餐具、糖罐和煙灰缸全購自同一家商店，但每間公寓都像不同的國家，獨立的天地。在祖母那間雜亂幽暗的客廳，在咖啡桌和玻璃櫃、花瓶和相框的陰影中，我得以夢想自己身在他方。
晚間我們一家子聚在這間客廳時，我經常玩個遊戲，把祖母的公寓當做一艘大船的船長指揮室。這個幻想歸功於往來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隻：我躺在床上時，哀傷的船笛聲會闖入我的夢鄉。我駕駛假想中的船在暴風雨中前進，驚濤駭浪使我的船員和乘客們越來越不安，身為船長的我則感受到一種船長的自豪，因為我知道，我們的船、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命運都交付在我手中。
雖然這幻想很可能是由哥哥的冒險漫畫引發的，但與我對神的看法也有關係。神決定不讓我們跟城市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我以為僅僅因為我們是有錢人。然而隨著父親和伯父一次次破產，家產凋零，家庭破裂，為錢的爭執越來越厲害，每回去祖母家便讓我苦惱，也讓我進一步發現：雖然珊珊來遲，雖然迂回而至，奧斯曼帝國的瓦解給伊斯坦布爾蒙上的那層失落陰影終於也席卷了我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