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母親、父親和各種消失的事物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父親常去遙遠的地方。我們會一連幾個月都見不到他。奇怪的是，我們在他已離開好一陣子之後才會發現他不在家。到那時，我們早已習慣他的不在——頗像是遲來地發覺一部難得騎的單車遺失或遭竊，或者有陣子沒來學校的某個同學不再回來上學。沒人解釋過父親沒跟我們在一起的原因，也沒人跟我們說他預計何時回來。我們沒想去探問消息：我們住在一棟擁擠的公寓大樓裏，叔伯姑嫂、祖母、廚子、女仆包圍著我們，因此很容易忽略他的不在，且不加過問，也幾乎很容易忘記他不在這裏。有時從我們的女仆哈呢姆過份熱情的擁抱、祖母的廚子貝吉爾對我們說的話作過多的解讀，還有伯父艾登周日早晨開著他的“1952道奇”沿博斯普魯斯兜圈時過分的虛張聲勢，會感受到並未被我們完全遺忘的悲哀境況。
有時從我母親一大早跟我的姨媽們、她的朋友們和外婆的電話長談中，我便知道哪兒不對勁。母親穿著她那件印有朵朵紅色康乃馨的乳黃色長袍，雙腿交叉而坐，長袍的折層披瀉在地板上，使我迷惑。我看得見她的睡衣和她美麗的肌膚，也看得見她美麗的頸子，想爬到她腿上，依偎在她身邊，靠近她頭發、頸子和胸脯之間的美麗三角地帶。我母親多年後親口告訴我，在餐桌上跟我父親大吵一架過後，籠罩在我們家的災難氣氛確實很令我甘之如飴。
等待母親留意到我的時候，我坐在她的梳妝台前擺弄她的香水瓶、口紅、指甲油、古龍水、玫瑰香水和杏仁油。我會翻遍抽屜，玩著各式各樣的鑷子、剪刀、指甲銼刀、眉筆、刷子、梳子以及其他各種尖頭用具。我注視著塞在桌上玻璃板底下的我和哥哥的嬰兒照。一張照片中的我坐在高腳椅上，穿著同一件長袍的她正喂我吃一口“媽媽”，我們兩人露出的笑容是廣告中才看得見的那種微笑，我邊看著照片邊想，可惜現在誰都聽不見我快樂的叫嚷。
百無聊賴的時候，我會玩一種跟我後來在小說中玩的十分類似的遊戲來給自己找樂子。我會把瓶瓶罐罐和各類刷子推到梳妝台中央，還有我從未見母親打開過的上鎖花飾銀匣，接著我把頭向前傾，以便看見自己的頭出現在三聯鏡的中央鏡板上，我把鏡子的兩翼往裏或往外推，直到兩邊的鏡子映照彼此，於是我看見幾千個奧爾罕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無垠當中閃閃發光。當我看著鏡中最近的倒影時，我陌生的後腦勺使我震驚，首先是我的耳朵——它們的尖端在後方變圓，一耳比另一耳突出，就跟我父親一樣。更有趣的是脖子後麵，讓我覺得自己的身體仿佛是伴隨著我的一個陌生人——這個想法現在依然叫人不寒而栗。困在三麵鏡之間的千百個奧爾罕，隨著每回我稍加更動鏡板的位置而有所改變；雖然每個新的後繼者都與眾不同，但看見鏈條的每一環都依樣畫葫蘆地仿效我的姿勢，我感到驕傲。我試驗各種姿勢，直到肯定他們是我的完美奴隸。有時我在鏡中的綠色無垠中尋找最遠的奧爾罕，有時我忠實的模仿者當中有些手或頭的動作似乎不跟我同時，而是慢半拍。最可怕的時刻是在我扮鬼臉——鼓臉頰、揚眉毛、吐舌頭、從千百個奧爾罕挑出角落的八個時，然後（沒留意到我已移動自己的手）看見我以為的另一群很小很遠的叛徒徑自比劃了起來。
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漸漸成為“消失遊戲”，或許我玩這遊戲是在為自己最害怕的事做準備：雖不清楚母親在電話裏講些什麽，也不知道父親人在何處或何時回來，我卻很肯定總有一天母親也會永遠消失。
有時她確實會消失。但在她消失時，大家會給我們理由，像是“你母親病了，在奈裏蔓姨媽家休養”。看待這些解釋，我就像看待鏡中倒影：雖知他們是幻影，卻照樣相信，任憑自己被愚弄。幾天過後，我們被交給廚子貝吉爾或管家伊斯梅爾照顧。我們跟隨他們一路搭船和公車越過伊斯坦布爾——到住在位於亞洲城區的埃倫寇伊親戚家或博斯普魯斯沿岸伊斯亭耶鎮的其他親戚家——看望母親。這些看望並不讓人難過：感覺像在曆險。有哥哥作伴，我認為他能應付一切危險。我們造訪的房子或雅驪別墅都住了母親的遠近親戚，這些慈悲的老姨媽和渾身毛茸茸的可怕舅舅們親完我們、掐完我們的臉頰，給我們看他們家吸引我們注意的任何怪東西——我曾以為城裏每個西化家庭都有的德國晴雨表（一對身著巴伐利亞服裝的夫妻，依據天候的冷暖進出他們的家），或是每隔半小時繞軸轉動、突然縮進籠裏自動報時的布穀鳥鍾，或者回應機械鳥而高聲鳴唱的真金絲雀——之後，我們便去母親的房間。
透入窗內的一大片燦爛海洋以及美麗的光線令人目眩（或許這是我一向喜愛馬蒂斯南向窗景的原因），使我們悲傷地想起母親離開我們到這陌生美麗的地方，但我們放心地發現她的梳妝台上擺著我們熟悉的東西——同樣的鑷子和香水瓶，同樣的發梳，梳背的漆半剝落，還有空氣中飄蕩著的，她那無比的香氣。我記得每個細節：她如何把我們輪流放在腿上，熱烈地擁抱我們，她如何跟我哥哥詳細指示如何應對進退，去哪裏找我們下回過來給她帶的東西——母親向來喜歡下達指示。她做這些事的時候，我看著窗外，對她的指示毫不理會，隻等輪到我坐在她腿上。
某回在母親消失期間，父親有天帶個保姆回來。她個頭矮小、皮膚蒼白，一點算不上美，胖胖的，總是麵帶笑容。她照管我們的時候用一種似乎頗感自豪的自以為是的派頭跟我們說，我們要像她一樣聽話。跟我們在別人家看見的保姆不同，她是土耳其人，這使我們大失所望，待她從不友善。我們知道的保姆多是新教派的德國人，而這位保姆對我們來說毫無威性，她會在我們打架時說：“乖一點，安靜點，拜托，乖一點，安靜點。”我們在父親麵前模仿她時，父親總是嗬嗬笑。不久，這位保姆也消失了。多年後，在父親的幾次消失期間，當我和哥哥打得你死我活、母親著實發火的時候，她就會說出“我要走了！”或是“我要從窗口跳下去！”之類的話（有回甚至把她的一條美腿跨出窗沿），卻都無濟於事。但每當她說“你爸就可以把別的女人娶回家了！”我想像中的新媽媽人選不是她一時憤怒下衝口說出名字的女人之一，而是那位蒼白、豐滿、好心、困惑的保姆。
由於這些戲都在同一個小舞台上演，而且因為（我後來猜想每個真實的家庭都是這樣）我們幾乎總是講同樣的事情，吃同樣的東西，即使爭執也能夠死氣沉沉（日常生活是幸福的源泉、保證，也是墳墓！），因此我開始對這些突然的消失表示歡迎，借以免除可怕的無聊之咒。跟母親的鏡子一樣，這些消失是有趣、令人迷惑的毒花，為我打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路。它們帶我進入一個黑暗之地，使我記起自己，並使我恢複我曾試著遺忘的孤獨，因此我沒為這些消失浪費什麽眼淚。
這些口角大多在餐桌上開始。然而後來，在父親的“1959歐寶”裏吵起架來更是方便，因為要讓交戰雙方從一輛快速移動的車子裏抽身而出，比要他們離開餐桌難度更高。有時我們展開一場計劃了好幾天的開車旅行，或隻是沿博斯普魯斯海岸行駛，離開家門不出幾分鍾便會爆發口角。這時哥哥和我便打起賭來：過第一座橋或是過第一個加油站之後，父親會突然刹車，把車掉頭，然後（像個怒氣衝衝的船長把船貨運回原產地）把我們送回家，自己再開車去別處。
早年有一回爭吵，由於具有某種詩意的莊嚴，而對我們產生了深刻影響。某天傍晚在我們位於黑貝裏亞達的避暑別莊吃晚飯時，父母兩人都離開了飯桌（我喜歡這件事發生，因為這意味著我可以希望怎麽吃就怎麽吃，用不著聽從母親製定的規矩）。哥哥跟我坐在餐桌前盯著我們的餐盤好一會兒，聽我們的父母在頂樓衝著彼此叫喊，而後，幾乎是出於本能，我們也上樓加入他們。（就像幾乎是出於本能，我發現自己開了這個括弧，表明我根本不願回想這件往事。）我母親見我們想加入這場混戰，便把我們趕到隔壁房間，關上門。房間雖暗，卻有一道強光透過兩扇毛玻璃大門的新藝術圖案直射進來。哥哥和我隔著明亮的玻璃，注視我們父母的影子互相走近又分開，再次走向前碰彼此，怒吼時合成一個影子。這出皮影戲時而失去控製，使布幕（毛玻璃）微微顫動——就像我們去卡拉格茲皮影劇場的時候——一切都以黑白影像進行。
有時從我母親一大早跟我的姨媽們、她的朋友們和外婆的電話長談中，我便知道哪兒不對勁。母親穿著她那件印有朵朵紅色康乃馨的乳黃色長袍，雙腿交叉而坐，長袍的折層披瀉在地板上，使我迷惑。我看得見她的睡衣和她美麗的肌膚，也看得見她美麗的頸子，想爬到她腿上，依偎在她身邊，靠近她頭發、頸子和胸脯之間的美麗三角地帶。我母親多年後親口告訴我，在餐桌上跟我父親大吵一架過後，籠罩在我們家的災難氣氛確實很令我甘之如飴。
等待母親留意到我的時候，我坐在她的梳妝台前擺弄她的香水瓶、口紅、指甲油、古龍水、玫瑰香水和杏仁油。我會翻遍抽屜，玩著各式各樣的鑷子、剪刀、指甲銼刀、眉筆、刷子、梳子以及其他各種尖頭用具。我注視著塞在桌上玻璃板底下的我和哥哥的嬰兒照。一張照片中的我坐在高腳椅上，穿著同一件長袍的她正喂我吃一口“媽媽”，我們兩人露出的笑容是廣告中才看得見的那種微笑，我邊看著照片邊想，可惜現在誰都聽不見我快樂的叫嚷。
百無聊賴的時候，我會玩一種跟我後來在小說中玩的十分類似的遊戲來給自己找樂子。我會把瓶瓶罐罐和各類刷子推到梳妝台中央，還有我從未見母親打開過的上鎖花飾銀匣，接著我把頭向前傾，以便看見自己的頭出現在三聯鏡的中央鏡板上，我把鏡子的兩翼往裏或往外推，直到兩邊的鏡子映照彼此，於是我看見幾千個奧爾罕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無垠當中閃閃發光。當我看著鏡中最近的倒影時，我陌生的後腦勺使我震驚，首先是我的耳朵——它們的尖端在後方變圓，一耳比另一耳突出，就跟我父親一樣。更有趣的是脖子後麵，讓我覺得自己的身體仿佛是伴隨著我的一個陌生人——這個想法現在依然叫人不寒而栗。困在三麵鏡之間的千百個奧爾罕，隨著每回我稍加更動鏡板的位置而有所改變；雖然每個新的後繼者都與眾不同，但看見鏈條的每一環都依樣畫葫蘆地仿效我的姿勢，我感到驕傲。我試驗各種姿勢，直到肯定他們是我的完美奴隸。有時我在鏡中的綠色無垠中尋找最遠的奧爾罕，有時我忠實的模仿者當中有些手或頭的動作似乎不跟我同時，而是慢半拍。最可怕的時刻是在我扮鬼臉——鼓臉頰、揚眉毛、吐舌頭、從千百個奧爾罕挑出角落的八個時，然後（沒留意到我已移動自己的手）看見我以為的另一群很小很遠的叛徒徑自比劃了起來。
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漸漸成為“消失遊戲”，或許我玩這遊戲是在為自己最害怕的事做準備：雖不清楚母親在電話裏講些什麽，也不知道父親人在何處或何時回來，我卻很肯定總有一天母親也會永遠消失。
有時她確實會消失。但在她消失時，大家會給我們理由，像是“你母親病了，在奈裏蔓姨媽家休養”。看待這些解釋，我就像看待鏡中倒影：雖知他們是幻影，卻照樣相信，任憑自己被愚弄。幾天過後，我們被交給廚子貝吉爾或管家伊斯梅爾照顧。我們跟隨他們一路搭船和公車越過伊斯坦布爾——到住在位於亞洲城區的埃倫寇伊親戚家或博斯普魯斯沿岸伊斯亭耶鎮的其他親戚家——看望母親。這些看望並不讓人難過：感覺像在曆險。有哥哥作伴，我認為他能應付一切危險。我們造訪的房子或雅驪別墅都住了母親的遠近親戚，這些慈悲的老姨媽和渾身毛茸茸的可怕舅舅們親完我們、掐完我們的臉頰，給我們看他們家吸引我們注意的任何怪東西——我曾以為城裏每個西化家庭都有的德國晴雨表（一對身著巴伐利亞服裝的夫妻，依據天候的冷暖進出他們的家），或是每隔半小時繞軸轉動、突然縮進籠裏自動報時的布穀鳥鍾，或者回應機械鳥而高聲鳴唱的真金絲雀——之後，我們便去母親的房間。
透入窗內的一大片燦爛海洋以及美麗的光線令人目眩（或許這是我一向喜愛馬蒂斯南向窗景的原因），使我們悲傷地想起母親離開我們到這陌生美麗的地方，但我們放心地發現她的梳妝台上擺著我們熟悉的東西——同樣的鑷子和香水瓶，同樣的發梳，梳背的漆半剝落，還有空氣中飄蕩著的，她那無比的香氣。我記得每個細節：她如何把我們輪流放在腿上，熱烈地擁抱我們，她如何跟我哥哥詳細指示如何應對進退，去哪裏找我們下回過來給她帶的東西——母親向來喜歡下達指示。她做這些事的時候，我看著窗外，對她的指示毫不理會，隻等輪到我坐在她腿上。
某回在母親消失期間，父親有天帶個保姆回來。她個頭矮小、皮膚蒼白，一點算不上美，胖胖的，總是麵帶笑容。她照管我們的時候用一種似乎頗感自豪的自以為是的派頭跟我們說，我們要像她一樣聽話。跟我們在別人家看見的保姆不同，她是土耳其人，這使我們大失所望，待她從不友善。我們知道的保姆多是新教派的德國人，而這位保姆對我們來說毫無威性，她會在我們打架時說：“乖一點，安靜點，拜托，乖一點，安靜點。”我們在父親麵前模仿她時，父親總是嗬嗬笑。不久，這位保姆也消失了。多年後，在父親的幾次消失期間，當我和哥哥打得你死我活、母親著實發火的時候，她就會說出“我要走了！”或是“我要從窗口跳下去！”之類的話（有回甚至把她的一條美腿跨出窗沿），卻都無濟於事。但每當她說“你爸就可以把別的女人娶回家了！”我想像中的新媽媽人選不是她一時憤怒下衝口說出名字的女人之一，而是那位蒼白、豐滿、好心、困惑的保姆。
由於這些戲都在同一個小舞台上演，而且因為（我後來猜想每個真實的家庭都是這樣）我們幾乎總是講同樣的事情，吃同樣的東西，即使爭執也能夠死氣沉沉（日常生活是幸福的源泉、保證，也是墳墓！），因此我開始對這些突然的消失表示歡迎，借以免除可怕的無聊之咒。跟母親的鏡子一樣，這些消失是有趣、令人迷惑的毒花，為我打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路。它們帶我進入一個黑暗之地，使我記起自己，並使我恢複我曾試著遺忘的孤獨，因此我沒為這些消失浪費什麽眼淚。
這些口角大多在餐桌上開始。然而後來，在父親的“1959歐寶”裏吵起架來更是方便，因為要讓交戰雙方從一輛快速移動的車子裏抽身而出，比要他們離開餐桌難度更高。有時我們展開一場計劃了好幾天的開車旅行，或隻是沿博斯普魯斯海岸行駛，離開家門不出幾分鍾便會爆發口角。這時哥哥和我便打起賭來：過第一座橋或是過第一個加油站之後，父親會突然刹車，把車掉頭，然後（像個怒氣衝衝的船長把船貨運回原產地）把我們送回家，自己再開車去別處。
早年有一回爭吵，由於具有某種詩意的莊嚴，而對我們產生了深刻影響。某天傍晚在我們位於黑貝裏亞達的避暑別莊吃晚飯時，父母兩人都離開了飯桌（我喜歡這件事發生，因為這意味著我可以希望怎麽吃就怎麽吃，用不著聽從母親製定的規矩）。哥哥跟我坐在餐桌前盯著我們的餐盤好一會兒，聽我們的父母在頂樓衝著彼此叫喊，而後，幾乎是出於本能，我們也上樓加入他們。（就像幾乎是出於本能，我發現自己開了這個括弧，表明我根本不願回想這件往事。）我母親見我們想加入這場混戰，便把我們趕到隔壁房間，關上門。房間雖暗，卻有一道強光透過兩扇毛玻璃大門的新藝術圖案直射進來。哥哥和我隔著明亮的玻璃，注視我們父母的影子互相走近又分開，再次走向前碰彼此，怒吼時合成一個影子。這出皮影戲時而失去控製，使布幕（毛玻璃）微微顫動——就像我們去卡拉格茲皮影劇場的時候——一切都以黑白影像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