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富人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60年代中期，母親每個禮拜天早上都去報攤買一份《晚報》（akam）。跟我們每天看的報紙不一樣，這份報紙不送到我們家。父親知道母親為了閱讀以筆名gulperi（“玫瑰—女神”）匿名發表的社會八卦專欄“你聽說了嗎？ ”而親自去買《晚報》，一有機會就取笑她。從他的嘲笑中我了解到，對社會八卦感興趣是個性軟弱的表征，等於無視於記者躲在筆名後頭發泄對“有錢人”（包括我們交往的或希望自己成為的那些人）的怨氣，編造有關他們的謊言。就算不是謊言，這些本領不佳而引來社會專欄關注的有錢人，過的也不是模範生活。然而，這些洞見卻阻止不了我父親去閱讀這些專欄，並予以采信：
可憐的瑪登西！她在別別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卻似乎沒有人知道丟了什麽。讓我們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開這個謎。
摩妲羅去年夏天沒去海裏遊泳——都是因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庫魯色斯梅島玩得很愉快——盡管我們聽說她仍有點煩躁。我們就別問原因吧……
伊琶去了羅馬！這位伊斯坦布爾名流看起來從沒如此快樂過。不知她高興的是什麽? 是不是她身邊那位時髦男士?
莎莉耶以往在布約克迪爾（buyukada）避暑，但現在她拋棄了我們，回到她那位於卡普裏（capri）的別墅。畢竟那兒離巴黎近多了哪！我們聽說她將舉辦幾次展覽。這麽說，她何時才讓我們看她的雕塑?
伊斯坦布爾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經常出現在本專欄的許多達官貴人都病倒了，緊急送醫手術。最新的壞消息來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於恰姆勒加（camlca），古兒蘇在這兒的月光派對度過美好的時光……
“所以古兒蘇也摘掉了扁桃腺吧？ ”母親說道。
“她先把臉上的肉球摘掉會好一些。”父親戲謔地說道。
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則不，但從他們一來一往的對答當中，我推斷我的父母親認識這些人，他們對母親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有錢。母親羨慕他們，同時卻又對他們的財富不以為然，這從她時而說他們“上了報”的譴責看得出來。母親的看法並不特別，當時的伊斯坦布爾人大都強烈認為有錢人不應在大庭廣眾下擺闊。
他們甚至公然說出來，卻不是呼籲謙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兩者皆未表達出新教徒的工作倫理——而僅僅是出於對政府的恐懼。幾個世紀以來，執政的奧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錢人——大半本身就是擁有權勢的帕夏——視為眼中釘，利用任何借口殺害他們，沒收其財產。至於在帝國最後幾個世紀裏貸款給政府的猶太人，以及在商場和工藝界功成名就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他們都沉痛地記得二戰期間被課征懲罰性的財富稅，進而被沒收了土地與工廠，還有1955年9月5、6日的動亂期間遭掠奪焚燒的商店。
因此，如今湧入伊斯坦布爾的安那托利亞大地主以及第二代企業家，頗有炫耀財富的膽量。很自然，依然恐懼政府的人或我們這些由於無能以至於擁有的財富未能超過一代的人，認為這種膽略不僅愚蠢且庸俗。有個第二代企業家，當今土耳其第二富有的家族家長薩班哲，因他的講究排場、古怪見解和違反習俗的行徑而遭人訕笑（盡管沒有哪家報社寫過這些，惟恐廣告收入流失），但他粗野的勇氣使他效法美國煤炭大王弗裏克，讓自己的家成為1990年代伊斯坦布爾最優秀的私人博物館。
雖然如此，我童年時代的伊斯坦布爾富人們內心的種種焦慮並非毫無根據，他們的謹慎亦非毫不明智。政府當局對每一種生產形式依然虎視眈眈，而若想真正致富就非得跟政客打交道不可，因此大家都認為即使“善意的”有錢人也有不清白的過去。在祖父的錢財用光之後，父親被迫為土耳其另一大企業家族的家長科克工作多年，拿上司的鄉下口音或他的笨兒子的知識缺陷開玩笑仍不滿足。氣憤時父親會說，這家人在二戰期間發的財，與國內當時必須忍受的饑荒和排隊購糧大有關係。
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未曾將伊斯坦布爾的有錢人看做其聰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認為他們是老早抓住時機賄賂政府當局發了橫財的人。到1990年代，對政府的恐懼稍稍平息，我估計他們大半快速致富，畢生致力於隱藏財富，同時企圖使他們的社會聲望合法化。由於致富無須運用知識，這些人對書本、閱讀或下棋毫無興趣。這與精英主義的奧斯曼時期迥然不同，當時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發財、當上帕夏，僅能憑借教育。共和國初年，隨著蘇菲僧侶道堂的關閉，對宗教文獻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動轉向歐洲文化，想通過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
新富階級恐懼政府（事出有因），這些膽怯的家族想提升自己惟有一個方式，那就是顯示自己比實際上更歐化。因此他們去歐洲買衣服、旅行箱和最新的電器用品（從榨汁機到電動刮胡刀等一切產品）以自娛，為這些排場感到自豪。有時某個古老的伊斯坦布爾家族經營某項企業，又一次發了財（如我姨媽的好友，某位知名專欄作家兼報人），但他們已獲取教訓：即使未觸犯任何法律，未觸犯任何官員，沒有任何理由恐懼政府，變賣一切、搬到倫敦一間普通公寓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盯著對麵鄰居的牆壁，就是盯著難以理解的英國電視，然而由於某些他們無法說明的理由，他們仍覺得這是更上一層樓，勝過未必舒適的、俯瞰博斯普魯斯的伊斯坦布爾公寓。而對西方的渴望往往產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有錢人家雇保姆教孩子外語，結果男主人卻與保姆私奔。
奧斯曼帝國無世襲貴族，但隨著共和國的到來，有錢人極力讓自己被視作合法繼承人。因此，1980年代，當他們突然對殘留的奧斯曼文化發生興趣時，便竭力收藏木造“雅驪”發生火災後少數幸存的“古董”。由於我們曾是有錢人，也依然被視為有錢人，因此喜歡在閑談中談起有錢人如何致富（我最喜歡的故事是，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運糖進港而一夕致富的男人，享受其收益，直到過世）。或許是這類故事的魅力，或不知如何處置暴富，以及如何不讓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悲劇氣氛，無論原因何在，每當遇上有錢人——某個遠親，家裏的朋友，我母親或父親兒時的朋友，尼尚塔石的鄰居，或最終出現在“你聽說了嗎？ ”專欄的某個沒有靈魂、沒有文化的有錢人——我便有一股永無止境的衝動，想深入了解他們空虛的生活。
我父親的一個兒時朋友，一位高雅瀟灑的長輩，從他的父親（奧斯曼帝國末年的大臣）那裏繼承了大筆財產，遺產所得數量龐大——我永遠分不清人們提起這筆錢時究竟是褒是貶——因此他“一輩子沒工作過一天”，除了看報、從尼尚塔石的公寓俯瞰街道之外無所事事。他下午花很長的時間打理胡子，穿上在巴黎或米蘭裁製的上流服裝，開始著手當天的任務，即在希爾頓飯店的大廳或糕餅店，喝兩個鍾頭的茶。他有一回揚起眉毛對我父親解釋，仿佛講述一個天大的秘密，神情憂傷，以表示某種深切的精神折磨：“因為城裏感覺像歐洲的地方，惟獨此地。”另一位同輩是母親的朋友，一個很有錢、很胖的女人，盡管（或者因為）自己看起來跟猴子像得不得了，卻問候每個人：“你好啊，猴子。”哥哥和我喜歡模仿她這種裝模作樣的神態。她一輩子大半時間都在回絕追求者，抱怨他們不夠風雅或不夠歐化：當她年屆五十時，放棄了一個不想娶個平庸如她的女人為妻的有錢人或翩翩君子，嫁給了一位“出色、高雅”的三十歲警察。這段婚姻隻維持了一陣子，此後，她畢生規勸她那個階層的女子，隻可嫁給門當戶對的有錢人。
總的說來，奧斯曼最後一代西化的有錢人，未能利用繼承的財富，參與伊斯坦布爾正在步入的商業及工業繁榮。這些古老家族的繼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氣的商人”——他們用“真摯的”友誼和社區精神的能力，來調和他們的刁滑欺詐——坐下來談生意，哪怕是喝個茶也不肯。這些古老的奧斯曼家族，也遭他們雇來維護其利益並為他們收租金的律師坑騙，卻被蒙在鼓裏。每回我們去他們的別墅或博斯普魯斯“雅驪”看望瀕臨消失的這類人，我便明白他們大半寧可與他們的貓狗為伴而不願與人為伍，因此我始終特別看重他們對我表示的關愛。五或十年後，古董商波爾塔卡魯（raffi portakal）在他的古玩店展示這些人周圍的家具——讀經台、長椅、鑲珍珠桌、油畫、加框字畫、老式步槍、祖先傳下來的古劍、牌匾、大鍾——使我深情地憶起他們所過的沒落生活。他們都有一些嗜好和怪癖讓自己分散注意力，暫時忘記與外界的糟糕關係。我記得有個虛弱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讓我父親看他收藏的鍾表和武器，仿若展示秘藏的春宮畫。有位年老的伯母囑咐我們走往船庫途中繞過一堵低矮崩塌的危牆，使我們想起五年前來看她的時候，她也說一模一樣的話，覺得很好笑。還有位伯母低聲講話，以免仆人聽見她寶貴的秘密。另有一位伯母不客氣地詢問我祖母出身何處，使母親很不愉快。我有個胖舅舅養成了帶客人像參觀博物館一樣參觀他的房子的習慣，然後討論七年的貪汙醜聞及其後患，仿佛這消息當天早上才在《自由日報》上報道，使全城大為激動似的。我們順利完成這些奇特的儀式，我嚐試從母親的眼神中確定我們舉止得當。我也漸漸明白，我們在這些有錢的親戚眼中並不重要，我突然想離開他們的“雅驪”回家去。當有人把父親的名字弄錯，或誤將祖父當做某個鄉下農人，或——我常在蟄居的有錢人身上看見——誇大某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女仆未按照要求拿散裝糖而拿來方糖，侍女穿的襪子顏色令人不快，快艇靠房子太近）時，我意識到我們的社會地位截然不同。但盡管附庸風雅，他們的兒孫們，我必須與之友好的同齡男孩，卻一律被認為是“很難相處的家夥”——許多人在咖啡館裏和漁夫起爭執，在市區的法國學校揍神甫，或者（假如沒被關進瑞士瘋人院）自殺了事。
這些家庭陷入瑣碎而棘手的紛爭，往往鬧上法庭，這一點，我覺得他們跟我自己的家有相似之處。有些人在他們的別墅共同生活多年，即使起訴對方，也還是同聚一堂共進家宴（正如我的父親、姑媽們和伯父們）。積怨過深、把感情和行為混為一談的人則比較痛苦，連續多年拒絕跟對方說話；有些雖繼續同住一棟“雅驪”，卻看不慣討厭的親戚，於是以簡陋的灰泥牆隔開“雅驪”最美的房間，阻斷暢通無阻的挑高天花板和博斯普魯斯的全景風光，薄薄的牆壁迫使他們仍得整天聽可恨的親戚咳嗽走路；假使平分“雅驪”的其他部分（“你住後宮，我留在附屬建築”），原因不是為了自己舒適，而是知道對討厭的親戚造成不適而覺得開心；我還聽說有些人采取合法行動，阻止親戚使用庭院。
當我看著這些家族的晚輩們興起另一波類似的紛爭時，不禁懷疑伊斯坦布爾的有錢人是否對世仇別具天賦。共和國初年，祖父積攢財富之時，一戶有錢人家搬到尼尚塔石，和我們位於帖斯威奇耶大街的家相距不遠。這家的孩子們，把他們的父親從阿布杜勒哈米德時代某帕夏手中買來的一塊地分成兩部分。哥哥蓋了一棟公寓，按城市條例遠離人行道。幾年後，弟弟在他那半土地上蓋了一棟公寓，雖仍依城市條例行事，他卻故意離人行道近三米，隻為了擋住哥哥的視野。哥哥隨後建了一堵五層樓高的牆——尼尚塔石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目的就隻為了擋住弟弟房子的邊窗視野。
你難得聽見搬往伊斯坦布爾的外省家庭發生此類紛爭。正常現象是相互支持，尤其如果他們不太有錢的話。1960年代以後，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地價亦隨之上揚，在伊斯坦布爾住好幾代以及握有任何財產的人都發了意外之財。為了證明他們屬於“伊斯坦布爾的富有人家”，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引發分產之爭。有兩個兄弟擁有巴克爾廓伊後麵的荒山土地，在城市朝該區擴展時發了大財。這或可說明弟弟為何在1960年代開槍打死他哥哥。我記得報上的報道暗示哥哥愛上了弟弟的妻子。這件事發生時，凶手的綠眼兒子正是我的小學同學，因此我饒有興致地追蹤了這件醜聞。這條新聞在頭版刊登許多天，城裏的人專心閱讀這則貪婪與激情的故事細節，而凶手的白皮膚紅頭發兒子則照常穿著吊帶短褲，抓著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後來的四十年，每當我經過有著我那吊帶短褲同學姓氏名稱的城區——如今住有二十五萬人——或聽人提起這家人（畢竟，伊斯坦布爾是個大村落），我便憶起我這位紅發朋友發紅的眼睛，沉默的眼淚。
各大造船業家族（都出身於黑海沿岸）不願將紛爭鬧上法庭，寧可選擇惟有武器始可滿足的激憤。他們從擁有小木船隊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並不通過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競爭，反倒派出盜匪幫派恐嚇對方。有時厭倦了彼此廝殺，便和中古時代王公貴族的做法一樣，把女兒嫁給對方，但隨之而來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開始射殺彼此，讓如今屬於雙方家庭的女兒深感哀痛。在他們開始買進大型駁船，發展他們的小貨輪艦隊，把某個女兒嫁給總統的兒子之後，他們便成為“你聽說了嗎？ ”專欄的常客，於是，母親追隨“玫瑰—女神”的敘述，了解他們“豪華的魚子醬以及香檳澆灌的”派對。
在這類派對、婚宴和舞會上——父親、伯叔們和祖母經常參加——總是有一大群攝影師，我的家人會把他們的相片帶回家，擺在餐桌上展示幾天。我認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過我們家作客，另有幾個我在報上看過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幫助他們的政治人物。我母親跟她常參加這些活動的妹妹在電話中交換意見時，我便嚐試想像是什麽樣子。打從1990年代，社會名流的婚禮已成為媒體、電視台和國內名模參與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見宣傳的焰火。但是在一個世代前，情況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於炫耀，而是讓有錢人聚在一起，暫時無需憂懼好事貪婪的政府，即使隻有一個晚上。我小時候參加這類婚禮和派對時，盡管惶惑不安，但同這些貴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樂。當母親用一整天時間穿衣打扮，踏出家門前往派對的時候，我也從她的眼神看出這種快樂。期待在外麵度過開心的夜晚還是其次，倒是因為能跟有錢人消磨夜晚而心滿意足——由於某種原因，你知道自己屬於這群人。
進入燈火輝煌的大廳或（盛夏時節）華麗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帳幕、花圃、夥計和男仆間，我發現有錢人也喜歡相互為伴，有名流出席時更是如此。他們就像母親那樣環視人群，看看“還有誰”在場，看到“吾等之輩”便感到欣慰。多數人不是靠努力奮鬥或聰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過某種好運或他們如今想要遺忘的一場騙局，他們的信心來自他們了解自己的錢財比他們夢想花的錢都要多。換句話說，隻有跟像他們一樣的人在一起，他們才得以放鬆，自鳴得意。
在人群中閑逛一回後，不知從哪兒吹來一陣風，使我開始覺得格格不入。看見我們買不起的奢華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說，電動切肉刀），使我灰心喪氣，看見父母跟那些吹噓自己全靠某種恥辱、災難或詐騙才發家致富的人關係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後我發現，打心眼裏喜歡與他們為伴的母親，和恐怕與他的某個情婦眉來眼去的父親，並未完全忘記他們在家中談論的惡毒閑話，隻是決定暫時放在一旁，即使隻是一個晚上。說到底，有錢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 我心想，或許這是身為有錢人的一部分：他們的行事總是“好像”。有錢人在這些派對中巨細靡遺地抱怨上回坐飛機吃得不好，好像這是一件廣為關注、至關緊要的大事，好像他們吃的絕大多數不是同樣低水平的食物。還有他們把錢存入（或者，照我父母的說法，調入）瑞士銀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錢遠在天邊，賦予他們某種令我欣羨的美妙自信。
父親有回拐彎抹角地向我說明，我們之間的距離並非如我以為的那般遙遠。當時我二十歲，對沒有靈魂、沒頭沒腦的有錢人自命不凡地誇耀自己多麽“西方”而展開不斷的抨擊謾罵，說他們不與大眾分享他們的藝術收藏、捐助基金辦博物館或追求自己的愛好，而是過著畏畏縮縮、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挑出幾個親戚朋友、父母的幾個兒時朋友以及我自己一些朋友的父母作為例證。父親打斷我的謾罵，接著——或許是擔心我將邁向不快樂的人生，或隻是想告誡我——他說，“事實上”我剛才提起的女士（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我若有機會熟悉她，便不難了解為什麽。
可憐的瑪登西！她在別別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卻似乎沒有人知道丟了什麽。讓我們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開這個謎。
摩妲羅去年夏天沒去海裏遊泳——都是因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庫魯色斯梅島玩得很愉快——盡管我們聽說她仍有點煩躁。我們就別問原因吧……
伊琶去了羅馬！這位伊斯坦布爾名流看起來從沒如此快樂過。不知她高興的是什麽? 是不是她身邊那位時髦男士?
莎莉耶以往在布約克迪爾（buyukada）避暑，但現在她拋棄了我們，回到她那位於卡普裏（capri）的別墅。畢竟那兒離巴黎近多了哪！我們聽說她將舉辦幾次展覽。這麽說，她何時才讓我們看她的雕塑?
伊斯坦布爾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經常出現在本專欄的許多達官貴人都病倒了，緊急送醫手術。最新的壞消息來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於恰姆勒加（camlca），古兒蘇在這兒的月光派對度過美好的時光……
“所以古兒蘇也摘掉了扁桃腺吧？ ”母親說道。
“她先把臉上的肉球摘掉會好一些。”父親戲謔地說道。
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則不，但從他們一來一往的對答當中，我推斷我的父母親認識這些人，他們對母親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有錢。母親羨慕他們，同時卻又對他們的財富不以為然，這從她時而說他們“上了報”的譴責看得出來。母親的看法並不特別，當時的伊斯坦布爾人大都強烈認為有錢人不應在大庭廣眾下擺闊。
他們甚至公然說出來，卻不是呼籲謙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兩者皆未表達出新教徒的工作倫理——而僅僅是出於對政府的恐懼。幾個世紀以來，執政的奧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錢人——大半本身就是擁有權勢的帕夏——視為眼中釘，利用任何借口殺害他們，沒收其財產。至於在帝國最後幾個世紀裏貸款給政府的猶太人，以及在商場和工藝界功成名就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他們都沉痛地記得二戰期間被課征懲罰性的財富稅，進而被沒收了土地與工廠，還有1955年9月5、6日的動亂期間遭掠奪焚燒的商店。
因此，如今湧入伊斯坦布爾的安那托利亞大地主以及第二代企業家，頗有炫耀財富的膽量。很自然，依然恐懼政府的人或我們這些由於無能以至於擁有的財富未能超過一代的人，認為這種膽略不僅愚蠢且庸俗。有個第二代企業家，當今土耳其第二富有的家族家長薩班哲，因他的講究排場、古怪見解和違反習俗的行徑而遭人訕笑（盡管沒有哪家報社寫過這些，惟恐廣告收入流失），但他粗野的勇氣使他效法美國煤炭大王弗裏克，讓自己的家成為1990年代伊斯坦布爾最優秀的私人博物館。
雖然如此，我童年時代的伊斯坦布爾富人們內心的種種焦慮並非毫無根據，他們的謹慎亦非毫不明智。政府當局對每一種生產形式依然虎視眈眈，而若想真正致富就非得跟政客打交道不可，因此大家都認為即使“善意的”有錢人也有不清白的過去。在祖父的錢財用光之後，父親被迫為土耳其另一大企業家族的家長科克工作多年，拿上司的鄉下口音或他的笨兒子的知識缺陷開玩笑仍不滿足。氣憤時父親會說，這家人在二戰期間發的財，與國內當時必須忍受的饑荒和排隊購糧大有關係。
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未曾將伊斯坦布爾的有錢人看做其聰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認為他們是老早抓住時機賄賂政府當局發了橫財的人。到1990年代，對政府的恐懼稍稍平息，我估計他們大半快速致富，畢生致力於隱藏財富，同時企圖使他們的社會聲望合法化。由於致富無須運用知識，這些人對書本、閱讀或下棋毫無興趣。這與精英主義的奧斯曼時期迥然不同，當時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發財、當上帕夏，僅能憑借教育。共和國初年，隨著蘇菲僧侶道堂的關閉，對宗教文獻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動轉向歐洲文化，想通過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
新富階級恐懼政府（事出有因），這些膽怯的家族想提升自己惟有一個方式，那就是顯示自己比實際上更歐化。因此他們去歐洲買衣服、旅行箱和最新的電器用品（從榨汁機到電動刮胡刀等一切產品）以自娛，為這些排場感到自豪。有時某個古老的伊斯坦布爾家族經營某項企業，又一次發了財（如我姨媽的好友，某位知名專欄作家兼報人），但他們已獲取教訓：即使未觸犯任何法律，未觸犯任何官員，沒有任何理由恐懼政府，變賣一切、搬到倫敦一間普通公寓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盯著對麵鄰居的牆壁，就是盯著難以理解的英國電視，然而由於某些他們無法說明的理由，他們仍覺得這是更上一層樓，勝過未必舒適的、俯瞰博斯普魯斯的伊斯坦布爾公寓。而對西方的渴望往往產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有錢人家雇保姆教孩子外語，結果男主人卻與保姆私奔。
奧斯曼帝國無世襲貴族，但隨著共和國的到來，有錢人極力讓自己被視作合法繼承人。因此，1980年代，當他們突然對殘留的奧斯曼文化發生興趣時，便竭力收藏木造“雅驪”發生火災後少數幸存的“古董”。由於我們曾是有錢人，也依然被視為有錢人，因此喜歡在閑談中談起有錢人如何致富（我最喜歡的故事是，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運糖進港而一夕致富的男人，享受其收益，直到過世）。或許是這類故事的魅力，或不知如何處置暴富，以及如何不讓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悲劇氣氛，無論原因何在，每當遇上有錢人——某個遠親，家裏的朋友，我母親或父親兒時的朋友，尼尚塔石的鄰居，或最終出現在“你聽說了嗎？ ”專欄的某個沒有靈魂、沒有文化的有錢人——我便有一股永無止境的衝動，想深入了解他們空虛的生活。
我父親的一個兒時朋友，一位高雅瀟灑的長輩，從他的父親（奧斯曼帝國末年的大臣）那裏繼承了大筆財產，遺產所得數量龐大——我永遠分不清人們提起這筆錢時究竟是褒是貶——因此他“一輩子沒工作過一天”，除了看報、從尼尚塔石的公寓俯瞰街道之外無所事事。他下午花很長的時間打理胡子，穿上在巴黎或米蘭裁製的上流服裝，開始著手當天的任務，即在希爾頓飯店的大廳或糕餅店，喝兩個鍾頭的茶。他有一回揚起眉毛對我父親解釋，仿佛講述一個天大的秘密，神情憂傷，以表示某種深切的精神折磨：“因為城裏感覺像歐洲的地方，惟獨此地。”另一位同輩是母親的朋友，一個很有錢、很胖的女人，盡管（或者因為）自己看起來跟猴子像得不得了，卻問候每個人：“你好啊，猴子。”哥哥和我喜歡模仿她這種裝模作樣的神態。她一輩子大半時間都在回絕追求者，抱怨他們不夠風雅或不夠歐化：當她年屆五十時，放棄了一個不想娶個平庸如她的女人為妻的有錢人或翩翩君子，嫁給了一位“出色、高雅”的三十歲警察。這段婚姻隻維持了一陣子，此後，她畢生規勸她那個階層的女子，隻可嫁給門當戶對的有錢人。
總的說來，奧斯曼最後一代西化的有錢人，未能利用繼承的財富，參與伊斯坦布爾正在步入的商業及工業繁榮。這些古老家族的繼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氣的商人”——他們用“真摯的”友誼和社區精神的能力，來調和他們的刁滑欺詐——坐下來談生意，哪怕是喝個茶也不肯。這些古老的奧斯曼家族，也遭他們雇來維護其利益並為他們收租金的律師坑騙，卻被蒙在鼓裏。每回我們去他們的別墅或博斯普魯斯“雅驪”看望瀕臨消失的這類人，我便明白他們大半寧可與他們的貓狗為伴而不願與人為伍，因此我始終特別看重他們對我表示的關愛。五或十年後，古董商波爾塔卡魯（raffi portakal）在他的古玩店展示這些人周圍的家具——讀經台、長椅、鑲珍珠桌、油畫、加框字畫、老式步槍、祖先傳下來的古劍、牌匾、大鍾——使我深情地憶起他們所過的沒落生活。他們都有一些嗜好和怪癖讓自己分散注意力，暫時忘記與外界的糟糕關係。我記得有個虛弱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讓我父親看他收藏的鍾表和武器，仿若展示秘藏的春宮畫。有位年老的伯母囑咐我們走往船庫途中繞過一堵低矮崩塌的危牆，使我們想起五年前來看她的時候，她也說一模一樣的話，覺得很好笑。還有位伯母低聲講話，以免仆人聽見她寶貴的秘密。另有一位伯母不客氣地詢問我祖母出身何處，使母親很不愉快。我有個胖舅舅養成了帶客人像參觀博物館一樣參觀他的房子的習慣，然後討論七年的貪汙醜聞及其後患，仿佛這消息當天早上才在《自由日報》上報道，使全城大為激動似的。我們順利完成這些奇特的儀式，我嚐試從母親的眼神中確定我們舉止得當。我也漸漸明白，我們在這些有錢的親戚眼中並不重要，我突然想離開他們的“雅驪”回家去。當有人把父親的名字弄錯，或誤將祖父當做某個鄉下農人，或——我常在蟄居的有錢人身上看見——誇大某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女仆未按照要求拿散裝糖而拿來方糖，侍女穿的襪子顏色令人不快，快艇靠房子太近）時，我意識到我們的社會地位截然不同。但盡管附庸風雅，他們的兒孫們，我必須與之友好的同齡男孩，卻一律被認為是“很難相處的家夥”——許多人在咖啡館裏和漁夫起爭執，在市區的法國學校揍神甫，或者（假如沒被關進瑞士瘋人院）自殺了事。
這些家庭陷入瑣碎而棘手的紛爭，往往鬧上法庭，這一點，我覺得他們跟我自己的家有相似之處。有些人在他們的別墅共同生活多年，即使起訴對方，也還是同聚一堂共進家宴（正如我的父親、姑媽們和伯父們）。積怨過深、把感情和行為混為一談的人則比較痛苦，連續多年拒絕跟對方說話；有些雖繼續同住一棟“雅驪”，卻看不慣討厭的親戚，於是以簡陋的灰泥牆隔開“雅驪”最美的房間，阻斷暢通無阻的挑高天花板和博斯普魯斯的全景風光，薄薄的牆壁迫使他們仍得整天聽可恨的親戚咳嗽走路；假使平分“雅驪”的其他部分（“你住後宮，我留在附屬建築”），原因不是為了自己舒適，而是知道對討厭的親戚造成不適而覺得開心；我還聽說有些人采取合法行動，阻止親戚使用庭院。
當我看著這些家族的晚輩們興起另一波類似的紛爭時，不禁懷疑伊斯坦布爾的有錢人是否對世仇別具天賦。共和國初年，祖父積攢財富之時，一戶有錢人家搬到尼尚塔石，和我們位於帖斯威奇耶大街的家相距不遠。這家的孩子們，把他們的父親從阿布杜勒哈米德時代某帕夏手中買來的一塊地分成兩部分。哥哥蓋了一棟公寓，按城市條例遠離人行道。幾年後，弟弟在他那半土地上蓋了一棟公寓，雖仍依城市條例行事，他卻故意離人行道近三米，隻為了擋住哥哥的視野。哥哥隨後建了一堵五層樓高的牆——尼尚塔石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目的就隻為了擋住弟弟房子的邊窗視野。
你難得聽見搬往伊斯坦布爾的外省家庭發生此類紛爭。正常現象是相互支持，尤其如果他們不太有錢的話。1960年代以後，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地價亦隨之上揚，在伊斯坦布爾住好幾代以及握有任何財產的人都發了意外之財。為了證明他們屬於“伊斯坦布爾的富有人家”，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引發分產之爭。有兩個兄弟擁有巴克爾廓伊後麵的荒山土地，在城市朝該區擴展時發了大財。這或可說明弟弟為何在1960年代開槍打死他哥哥。我記得報上的報道暗示哥哥愛上了弟弟的妻子。這件事發生時，凶手的綠眼兒子正是我的小學同學，因此我饒有興致地追蹤了這件醜聞。這條新聞在頭版刊登許多天，城裏的人專心閱讀這則貪婪與激情的故事細節，而凶手的白皮膚紅頭發兒子則照常穿著吊帶短褲，抓著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後來的四十年，每當我經過有著我那吊帶短褲同學姓氏名稱的城區——如今住有二十五萬人——或聽人提起這家人（畢竟，伊斯坦布爾是個大村落），我便憶起我這位紅發朋友發紅的眼睛，沉默的眼淚。
各大造船業家族（都出身於黑海沿岸）不願將紛爭鬧上法庭，寧可選擇惟有武器始可滿足的激憤。他們從擁有小木船隊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並不通過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競爭，反倒派出盜匪幫派恐嚇對方。有時厭倦了彼此廝殺，便和中古時代王公貴族的做法一樣，把女兒嫁給對方，但隨之而來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開始射殺彼此，讓如今屬於雙方家庭的女兒深感哀痛。在他們開始買進大型駁船，發展他們的小貨輪艦隊，把某個女兒嫁給總統的兒子之後，他們便成為“你聽說了嗎？ ”專欄的常客，於是，母親追隨“玫瑰—女神”的敘述，了解他們“豪華的魚子醬以及香檳澆灌的”派對。
在這類派對、婚宴和舞會上——父親、伯叔們和祖母經常參加——總是有一大群攝影師，我的家人會把他們的相片帶回家，擺在餐桌上展示幾天。我認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過我們家作客，另有幾個我在報上看過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幫助他們的政治人物。我母親跟她常參加這些活動的妹妹在電話中交換意見時，我便嚐試想像是什麽樣子。打從1990年代，社會名流的婚禮已成為媒體、電視台和國內名模參與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見宣傳的焰火。但是在一個世代前，情況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於炫耀，而是讓有錢人聚在一起，暫時無需憂懼好事貪婪的政府，即使隻有一個晚上。我小時候參加這類婚禮和派對時，盡管惶惑不安，但同這些貴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樂。當母親用一整天時間穿衣打扮，踏出家門前往派對的時候，我也從她的眼神看出這種快樂。期待在外麵度過開心的夜晚還是其次，倒是因為能跟有錢人消磨夜晚而心滿意足——由於某種原因，你知道自己屬於這群人。
進入燈火輝煌的大廳或（盛夏時節）華麗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帳幕、花圃、夥計和男仆間，我發現有錢人也喜歡相互為伴，有名流出席時更是如此。他們就像母親那樣環視人群，看看“還有誰”在場，看到“吾等之輩”便感到欣慰。多數人不是靠努力奮鬥或聰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過某種好運或他們如今想要遺忘的一場騙局，他們的信心來自他們了解自己的錢財比他們夢想花的錢都要多。換句話說，隻有跟像他們一樣的人在一起，他們才得以放鬆，自鳴得意。
在人群中閑逛一回後，不知從哪兒吹來一陣風，使我開始覺得格格不入。看見我們買不起的奢華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說，電動切肉刀），使我灰心喪氣，看見父母跟那些吹噓自己全靠某種恥辱、災難或詐騙才發家致富的人關係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後我發現，打心眼裏喜歡與他們為伴的母親，和恐怕與他的某個情婦眉來眼去的父親，並未完全忘記他們在家中談論的惡毒閑話，隻是決定暫時放在一旁，即使隻是一個晚上。說到底，有錢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 我心想，或許這是身為有錢人的一部分：他們的行事總是“好像”。有錢人在這些派對中巨細靡遺地抱怨上回坐飛機吃得不好，好像這是一件廣為關注、至關緊要的大事，好像他們吃的絕大多數不是同樣低水平的食物。還有他們把錢存入（或者，照我父母的說法，調入）瑞士銀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錢遠在天邊，賦予他們某種令我欣羨的美妙自信。
父親有回拐彎抹角地向我說明，我們之間的距離並非如我以為的那般遙遠。當時我二十歲，對沒有靈魂、沒頭沒腦的有錢人自命不凡地誇耀自己多麽“西方”而展開不斷的抨擊謾罵，說他們不與大眾分享他們的藝術收藏、捐助基金辦博物館或追求自己的愛好，而是過著畏畏縮縮、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挑出幾個親戚朋友、父母的幾個兒時朋友以及我自己一些朋友的父母作為例證。父親打斷我的謾罵，接著——或許是擔心我將邁向不快樂的人生，或隻是想告誡我——他說，“事實上”我剛才提起的女士（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我若有機會熟悉她，便不難了解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