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廢墟的呼愁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坦皮納與雅哈亞一同長途散步，穿過伊斯坦布爾最貧窮的居住區。二戰期間坦皮納獨自重訪，回憶從前漫步通過“介於寇卡穆斯塔法帕薩與城牆之間的廣大貧民區”使他受益良多。戈蒂耶在這些地區感覺到1853年籠罩於城市的陰霾。坦皮納和雅哈亞在羞辱的“休戰年間”展開他們的漫遊。這兩位土耳其大作家首次上路，已是奈瓦爾和戈蒂耶來訪的七十年後，這兩位法國朋友的作品深受他們敬仰。在此期間，奧斯曼帝國逐漸喪失了巴爾幹半島與中東領地，版圖越來越小，直至終於消失，支持伊斯坦布爾的收入來源中斷。一戰中死亡人數達數十萬，盡管逃離巴爾幹新共和國種族滅絕政策的穆斯林難民源源不斷，城市的人口與財富卻都大為減少。同一時期，歐洲與西方由於科技突飛猛進而越來越富有。伊斯坦布爾越來越窮，喪失國際地位，成為備受高失業之苦的窮鄉僻壤。我小時候並不覺得自己住在國際大都會，而是住在某個貧窮的省城。
坦皮納寫“漫步於貧民城區”，不僅是描述他自己最近的造訪以及從前的漫遊。這些漫遊的目的不僅讓他本身重新認識伊斯坦布爾最貧窮、最偏遠的地區，也是試圖讓自己逐漸適應住在貧窮國家的事實，住在一個在世人眼中不再重要的城市。於是，探索貧民區的風光等於道出伊斯坦布爾和土耳其本身即是貧民區的事實。坦皮納詳細描寫我兒時熟悉的燒毀的街道、廢墟和塌牆。後來在漫遊期間，他聽見女人的聲音（出於習慣，坦皮納稱之為“來自後宮的嘰喳聲”）從“一棟尚未分崩離析的阿布杜勒哈米德時代木造大別墅”傳來，但為了與他給自己製定的政治文化方案接軌，他不得不說這些不是奧斯曼的聲音，而是在城裏新興的家庭手工業——“製襪廠或編織廠”中幹活的窮人家婦女發出的聲音。坦皮納在每一頁重複“我們大家從小都知道”的句子，他描述住在附近的拉西姆曾在專欄中提及“葡萄棚架成蔭的噴泉，在陽光中晾幹的衣服，貓狗相伴，小清真寺與墓園”。坦皮納最先在奈瓦爾和戈蒂耶關於貧民區、廢墟、破舊的住宅區所作的精辟觀察中發現憂傷，於是將之轉化為本土的“呼愁”，通過它去領略當地的景致，特別是現代職業婦女的日常生活。
我們無法得知他是否充分意識到自己這麽做。但他知道他在這些“孤立”地區的破街僻巷所發現的燒毀的土地、廠房、倉庫和東倒西歪的木造別墅，帶有某種特殊的美及重要性。因為在同一篇文章中，坦皮納寫道：“我將這些殘敗的街區當成一個象征。惟有時間與曆史劇變能夠賦予街區此種麵貌。其居民得蒙受多少征服、多少敗戰、多少苦難，才得以創造出眼前的景象？ ”
現在我們得以回答或許已醞釀在讀者心中的問題：假使他們一心想著奧斯曼帝國的毀滅，一是伊斯坦布爾在歐洲眼中的衰微，一是各個重大損失所喚起的憂傷——“呼愁”，為何不把這種奈瓦爾式的苦難轉化為十分般配的“純詩”? 在奈瓦爾的《奧麗莉亞》中，當他失去所愛，憂傷加深，我們能夠理解他所謂除了“庸俗的消遺”之外人生已別無所有。奈瓦爾來到伊斯坦布爾，是為了遠離憂傷。（出於無心，戈蒂耶讓這種憂傷滲入自己的觀察中。）當20世紀最偉大的土耳其小說家坦皮納，和20世紀最偉大的土耳其詩人雅哈亞一同走過貧窮城區時，他們確實對他們的失落與憂傷有更深切的感受。原因在哪兒?
他們有個政治目的，他們在廢墟中尋找一個新土耳其，一個新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跡象。奧斯曼帝國或許已經崩潰，但土耳其人民曾使它強盛（和政府一樣，他們兩人情願遺忘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庫爾德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他們想證明，雖然充滿憂傷，他們卻仍屹然矗立。他們不像土耳其政府的理論家，用令人不快、未加修飾的威權性修辭表達其民族主義，而是用遠離教條與勢力的詩意語言表達他們的愛國主義。雅哈亞待過巴黎十個年頭，研究法國詩歌，而且“像西方人一樣思考”，他渴望某種西方風格的形象能讓民族主義“看起來更美”。
當奧斯曼帝國在一次大戰中潰敗，盟軍占領伊斯坦布爾，法國與英國戰艦停靠在朵爾馬巴赫切宮前的博斯普魯斯時，台麵上的多種政略皆未把土耳其人的認同感擺在第一位。與希臘軍隊的戰爭在安納托利亞激烈進行時，對戰爭、政治或軍隊不感興趣的雅哈亞遠離安卡拉，選擇待在“幕後”的伊斯坦布爾，致力於詩歌創作，描寫土耳其過去的勝利，並塑造“土耳其風格的伊斯坦布爾”形象。他成功的政治方案是運用文學，以傳統的詩歌形式與格律，喚起土耳其語的風格與基調，同時也肯定土耳其人是個曾目睹偉大勝利且創造偉大作品的民族。他在表現伊斯坦布爾是人民最偉大的藝術作品時，有兩個目標：假使一戰之後的休戰年間，伊斯坦布爾即將成為西方殖民地，那麽尤為重要的是要告訴殖民者，這地方不僅隻有聖索菲亞教堂和各個教堂讓世人銘記於心：必須讓他們意識到這座城市的土耳其性。其次，在獨立戰爭及共和國成立後，雅哈亞強調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性，宣告“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兩位作家皆撰長文，忽略伊斯坦布爾多種語言、多元宗教的傳統，支持這種“土耳其化”。
坦皮納多年後在《我們在痛苦的休戰年間如何擁抱過去的偉大作品！》一文中回顧此事。雅哈亞在一篇標題為《論伊斯坦布爾城牆》的短文中談到他與他們的學生們在托普卡珀搭電車，從“馬爾馬拉沿著城牆漫步到金角灣，城塔與垛口一望無際”，途中坐在“倒塌的大塊城牆上”休息。這兩位作家知道，光是描述西方遊客和作家心愛的天際線，或清真寺和教堂投下的影子，並不足以證明這是個土耳其城市。盡管聖索菲亞教堂高聳其中，從拉馬丁到柯布西耶的每個西方觀察家所提及的天際線卻無法成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國家形象”——這類的美太過國際化。伊斯坦布爾的民族主義人士，像雅哈亞和坦皮納，喜歡朝貧窮、挫敗、匱乏的穆斯林人口看，證明他們並未喪失絲毫認同感，滿足對表達失落與挫敗感的哀傷之美的渴望。因此他們漫步到貧民區，尋找賦予居民“呼愁”的衰敗美景；他們追隨戈蒂耶的腳步而找到它。坦皮納盡管充滿民族主義狂熱，有時卻使用諸如“美麗如畫”和“風光如畫”之類的詞，為了表明這些地區保持傳統本色，未受西方影響，他寫道“他們一敗塗地，他們貧窮悲慘”，但卻“保有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這樣，住在伊斯坦布爾的兩位朋友（一是詩人，一是散文家），吸收兩位巴黎朋友（也同樣一是詩人，一是散文家）的成果，從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共和國初年的民族主義、廢墟、西化政策、詩歌與風景交織成一個故事。這些紛亂的故事造成的結果，讓伊斯坦布爾人得以看見自己的形象，追求他們的夢想。這個誕生於城牆外荒涼、孤立、貧困街區的夢想，我們可稱之為“廢墟的憂傷”，假使通過局外人的眼睛觀看這些場景（如同坦皮納），就可能“美麗如畫”。憂傷最初被看成如畫的風光之美，卻也逐漸用於表達一整個世紀的敗戰與貧窮給伊斯坦布爾人民帶來的悲痛。
坦皮納寫“漫步於貧民城區”，不僅是描述他自己最近的造訪以及從前的漫遊。這些漫遊的目的不僅讓他本身重新認識伊斯坦布爾最貧窮、最偏遠的地區，也是試圖讓自己逐漸適應住在貧窮國家的事實，住在一個在世人眼中不再重要的城市。於是，探索貧民區的風光等於道出伊斯坦布爾和土耳其本身即是貧民區的事實。坦皮納詳細描寫我兒時熟悉的燒毀的街道、廢墟和塌牆。後來在漫遊期間，他聽見女人的聲音（出於習慣，坦皮納稱之為“來自後宮的嘰喳聲”）從“一棟尚未分崩離析的阿布杜勒哈米德時代木造大別墅”傳來，但為了與他給自己製定的政治文化方案接軌，他不得不說這些不是奧斯曼的聲音，而是在城裏新興的家庭手工業——“製襪廠或編織廠”中幹活的窮人家婦女發出的聲音。坦皮納在每一頁重複“我們大家從小都知道”的句子，他描述住在附近的拉西姆曾在專欄中提及“葡萄棚架成蔭的噴泉，在陽光中晾幹的衣服，貓狗相伴，小清真寺與墓園”。坦皮納最先在奈瓦爾和戈蒂耶關於貧民區、廢墟、破舊的住宅區所作的精辟觀察中發現憂傷，於是將之轉化為本土的“呼愁”，通過它去領略當地的景致，特別是現代職業婦女的日常生活。
我們無法得知他是否充分意識到自己這麽做。但他知道他在這些“孤立”地區的破街僻巷所發現的燒毀的土地、廠房、倉庫和東倒西歪的木造別墅，帶有某種特殊的美及重要性。因為在同一篇文章中，坦皮納寫道：“我將這些殘敗的街區當成一個象征。惟有時間與曆史劇變能夠賦予街區此種麵貌。其居民得蒙受多少征服、多少敗戰、多少苦難，才得以創造出眼前的景象？ ”
現在我們得以回答或許已醞釀在讀者心中的問題：假使他們一心想著奧斯曼帝國的毀滅，一是伊斯坦布爾在歐洲眼中的衰微，一是各個重大損失所喚起的憂傷——“呼愁”，為何不把這種奈瓦爾式的苦難轉化為十分般配的“純詩”? 在奈瓦爾的《奧麗莉亞》中，當他失去所愛，憂傷加深，我們能夠理解他所謂除了“庸俗的消遺”之外人生已別無所有。奈瓦爾來到伊斯坦布爾，是為了遠離憂傷。（出於無心，戈蒂耶讓這種憂傷滲入自己的觀察中。）當20世紀最偉大的土耳其小說家坦皮納，和20世紀最偉大的土耳其詩人雅哈亞一同走過貧窮城區時，他們確實對他們的失落與憂傷有更深切的感受。原因在哪兒?
他們有個政治目的，他們在廢墟中尋找一個新土耳其，一個新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跡象。奧斯曼帝國或許已經崩潰，但土耳其人民曾使它強盛（和政府一樣，他們兩人情願遺忘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庫爾德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他們想證明，雖然充滿憂傷，他們卻仍屹然矗立。他們不像土耳其政府的理論家，用令人不快、未加修飾的威權性修辭表達其民族主義，而是用遠離教條與勢力的詩意語言表達他們的愛國主義。雅哈亞待過巴黎十個年頭，研究法國詩歌，而且“像西方人一樣思考”，他渴望某種西方風格的形象能讓民族主義“看起來更美”。
當奧斯曼帝國在一次大戰中潰敗，盟軍占領伊斯坦布爾，法國與英國戰艦停靠在朵爾馬巴赫切宮前的博斯普魯斯時，台麵上的多種政略皆未把土耳其人的認同感擺在第一位。與希臘軍隊的戰爭在安納托利亞激烈進行時，對戰爭、政治或軍隊不感興趣的雅哈亞遠離安卡拉，選擇待在“幕後”的伊斯坦布爾，致力於詩歌創作，描寫土耳其過去的勝利，並塑造“土耳其風格的伊斯坦布爾”形象。他成功的政治方案是運用文學，以傳統的詩歌形式與格律，喚起土耳其語的風格與基調，同時也肯定土耳其人是個曾目睹偉大勝利且創造偉大作品的民族。他在表現伊斯坦布爾是人民最偉大的藝術作品時，有兩個目標：假使一戰之後的休戰年間，伊斯坦布爾即將成為西方殖民地，那麽尤為重要的是要告訴殖民者，這地方不僅隻有聖索菲亞教堂和各個教堂讓世人銘記於心：必須讓他們意識到這座城市的土耳其性。其次，在獨立戰爭及共和國成立後，雅哈亞強調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性，宣告“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兩位作家皆撰長文，忽略伊斯坦布爾多種語言、多元宗教的傳統，支持這種“土耳其化”。
坦皮納多年後在《我們在痛苦的休戰年間如何擁抱過去的偉大作品！》一文中回顧此事。雅哈亞在一篇標題為《論伊斯坦布爾城牆》的短文中談到他與他們的學生們在托普卡珀搭電車，從“馬爾馬拉沿著城牆漫步到金角灣，城塔與垛口一望無際”，途中坐在“倒塌的大塊城牆上”休息。這兩位作家知道，光是描述西方遊客和作家心愛的天際線，或清真寺和教堂投下的影子，並不足以證明這是個土耳其城市。盡管聖索菲亞教堂高聳其中，從拉馬丁到柯布西耶的每個西方觀察家所提及的天際線卻無法成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國家形象”——這類的美太過國際化。伊斯坦布爾的民族主義人士，像雅哈亞和坦皮納，喜歡朝貧窮、挫敗、匱乏的穆斯林人口看，證明他們並未喪失絲毫認同感，滿足對表達失落與挫敗感的哀傷之美的渴望。因此他們漫步到貧民區，尋找賦予居民“呼愁”的衰敗美景；他們追隨戈蒂耶的腳步而找到它。坦皮納盡管充滿民族主義狂熱，有時卻使用諸如“美麗如畫”和“風光如畫”之類的詞，為了表明這些地區保持傳統本色，未受西方影響，他寫道“他們一敗塗地，他們貧窮悲慘”，但卻“保有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這樣，住在伊斯坦布爾的兩位朋友（一是詩人，一是散文家），吸收兩位巴黎朋友（也同樣一是詩人，一是散文家）的成果，從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共和國初年的民族主義、廢墟、西化政策、詩歌與風景交織成一個故事。這些紛亂的故事造成的結果，讓伊斯坦布爾人得以看見自己的形象，追求他們的夢想。這個誕生於城牆外荒涼、孤立、貧困街區的夢想，我們可稱之為“廢墟的憂傷”，假使通過局外人的眼睛觀看這些場景（如同坦皮納），就可能“美麗如畫”。憂傷最初被看成如畫的風光之美，卻也逐漸用於表達一整個世紀的敗戰與貧窮給伊斯坦布爾人民帶來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