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初戀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是一部回憶錄，因此我不能說出她的名字，倘若按古典詩人的方式提供名字的線索，我也得暗示，這線索就像這則故事，有誤導的可能。她的名字在波斯語裏是“黑玫瑰”的意思，但就我所能確定的，在她愉快地跳進海裏遊泳的海岸，以及她就讀的法國中學，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因為她閃亮的長發不是黑色，而是栗色，而她的棕眼則顏色深一點。我巧妙地告訴她這個，她揚起眉毛，和她突然嚴肅起來時的通常表情一樣，嘴唇稍稍噘起，跟我說她當然知道她的名字是什麽意思，說她與她的阿爾巴尼亞祖母同名。
盡管據母親說，女孩的母親（被母親稱作“那女人”）肯定很早婚，因為哥哥五歲、我三歲那年一個冬天的早晨，母親帶我們去尼尚塔石的馬奇卡公園，見過這孩子，她那看起來就像“年輕姑娘”的母親，推著躺在嬰兒車裏的她四處走，嚐試哄她入睡。母親曾暗指這位阿爾巴尼亞祖母來自某帕夏的後宮，此帕夏不是在休戰期間做了什麽壞事，就是因反對土耳其國父而聲名掃地，但當時的我對周遭焚燒的奧斯曼宅邸，以及曾居住其中的家族皆不感興趣，因此已不記得這個故事。同時，父親告訴我，“黑玫瑰”的父親借助政府圈裏幾位有權勢的好友，成為幾家美國與荷蘭公司的代理人而一夜致富——但他的語氣聽不出有任何指責的意思。
我們在公園相遇的八年後，我母親在貝拉莫魯（bayramoglu）買下一棟房子，此區是位於城市東邊的避暑勝地，1960和1970年代在新富階級中間曾時髦一時，我在這兒看見她騎單車。在這城鎮規模仍不大、人還不多的風光時期，我天天到海裏遊泳，搭小船出海捕魚，抓鯖魚，踢足球，十六歲以後，還在夏日傍晚跟女孩們跳舞。但之後，念完中學，開始學建築，我寧可坐在我們的房子底樓畫畫、看書。這跟我那些富家子弟朋友們把閱讀課外書的人叫做“知識分子”或“種種情結充斥”的怪人或許有些關聯? 後者的毀謗被他們用來指人有心理上的問題或為錢發愁。我比較擔心被貼上“知識分子”的標簽，因此為了證明我不是“過了時的勢利鬼”，我開始說我讀這些書——伍爾夫、弗洛伊德、薩特、托馬斯·曼、福克納——“隻為了好玩”，盡管他們問我為何在重點段落下畫線。
某年夏末，我的壞名聲吸引了“黑玫瑰”的注意，盡管那整個夏天以及之前較常和朋友打發時間的每個夏天，我們很少注意彼此。當朋友們和我半夜成群結隊去迪斯科舞廳跳舞，搭某人的奔馳、野馬或寶馬車在巴各達（bagdat）大道（當時被稱為這個亞洲城市的“公園大道”，距離僅半個小時車程）上賽車（時而撞車），或者當我們搭他們的快艇出海，到某個荒涼的山崖，把空汽水瓶和葡萄酒瓶一字排開，拿他們父親的時髦獵槍射擊，嚇壞女孩子們，她們尖叫時，我們男孩子就叫她們別出聲，或者當我們邊聽鮑伯·狄倫和披頭士邊玩撲克牌和“大富翁”，這些時候，黑玫瑰和我對彼此都不感興趣。
隨著夏季接近尾聲，這群鬧哄哄的年輕人逐漸解散，而後是每年九月襲擊海岸的暴風雨，總要摧毀一兩艘小船，使他們的遊艇和快艇岌岌可危。傾盆大雨下個不停時，十七歲的“黑玫瑰”開始造訪我作畫的房間，被我鄭重其事地稱為“書室”的房間。我的每個朋友偶你會來串門子，試試我的畫紙和畫筆，以慣常的懷疑眼光翻翻我的書，因此這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就像土耳其的大部分居民，無論貧富，無論男女，她也需要講講話消磨時光。
一開始，我們分享最後的夏日八卦——誰愛上誰，誰讓誰吃醋——盡管那個夏天我並未多加留意。我手上沾了顏料，因此有時她幫我泡茶或擰開一管顏料，然後回到角落裏的座位，踢掉鞋子，攤開手腳躺在沙發上，一隻手臂枕著頭。有一天，我沒讓她知道，畫了一幅她躺在那兒的素描。我發現這使她高興，因此下回她過來時，我又畫了一幅。還有一次，我說我要畫她，她問道：“我該怎麽坐才好？ ”就像剛出道的女演員從未站在鏡頭麵前，雖然興奮，卻不知手腳如何擺放。
為了好好地畫，我研究她細長的鼻子，此時她的小嘴露出一絲微笑；她的額頭寬闊，高個子，長腿曬成古銅色，但是她來看我的時候穿的是她祖母傳給她的一條緊身的雅致長裙，因此我隻看得見她小而直的雙腳。畫素描時，我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線和她雪白的細長脖子，她的臉上閃過難為情的神色。
在她最初的幾次造訪中，我們說許多話，說的人多半是她。我指出在她眼中和嘴角看見的一片烏雲，我說：“別這麽愁眉苦臉的！”於是，出乎我意料地，她坦率地跟我說她父母的爭執，以及她四個弟弟之間沒完沒了的打架；她跟我說家人有時如何逃避她父親的懲罰——關在家裏，不許開快艇，甩巴掌——還有她父親追逐女人使她母親多麽傷心；她還告訴我，我們的母親是橋牌搭擋，彼此無話不談，因此她知道我父親也做一樣的事——她直視我的眼睛告訴我這一切。
漸漸地，我們陷入了沉默。她走進來，到她平時的位置，或擺好姿勢讓我畫像（深受波納爾的作品影響），或翻開任意堆放的一本書，待在同一張沙發看書，變換不同姿勢。後來，不論我畫不畫她，我們都按常規行事：她敲門進來，不多說什麽，四肢舒展地躺在角落的沙發上，擺好姿勢，看她的書，有時用眼一瞟，看我為她畫素描。我記得，每天早上，我工作一會兒後，就開始猜她何時會來，我還記得她從未讓我等候太久，她朝她平日的位置走去，幾乎帶著歉意，平攤四肢躺下來，臉上帶著同樣靦腆的微笑。
在我們越來越少的談話中，有個話題是關於未來的：她認為我很有才華，且勤奮努力，因此注定會成為蜚聲全球的畫家——或者她說的是蜚聲土耳其的畫家? ——將來她要跟她的法國朋友們去我在巴黎的開幕會，驕傲地跟大家說她是我的“兒時朋友”。
一天傍晚，看見暴雨過後天氣放晴，半島另一邊出現彩虹，我們以此為借口，離開我的幽暗畫室，第一次一塊兒走在避暑城鎮的街頭，我們走了很久。我記得我們什麽話也沒說，擔心還留在如今空了一半的避暑勝地的少數幾個熟人撞見我們，也擔心可能碰上我們的母親。但這次散步之所以徹底“失敗”，並非因為彩虹在我們有機會看見之前消失，而是我們沒有認識到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次散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脖子很長，她走路的樣子很有韻味。
最後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們決定一塊兒出去，沒告訴仍待在避暑地的那幫好奇的、無關緊要的朋友。我借了父親的車，情緒緊張。她化了妝，穿一件很短的裙子，身上擦了好聞的香水，味道留在車裏好些日子。但在抵達我們要去玩的地方之前，我已感覺到了讓初次散步失敗的幽靈。雖然我們想找卻未能找到在我的畫室裏享受的那種平靜的長時間的沉默——現在我才了解到這些沉默多麽深刻——但在這空了一半卻仍太吵的迪斯科舞廳裏，我們才恢複了鎮靜。
我們仍然隨著悠揚的音樂跳舞。我見過別人做過，於是我用雙臂摟住她，而後像是出自本能地把她拉近，我注意到她的頭發彌漫著杏仁香味。我喜歡她吃東西時嘴唇的動作，她著急的時候看上去像鬆鼠。
要送她回家時，在車子裏，我打破了沉默，開口說：“你有沒有興致讓我畫油畫？ ”她答應了，但並未表現出太大的興致，當我們手牽手走進我家幽暗的花園，看見畫室的燈亮著——是不是有人在裏麵? ——她改變了主意。
之後的三天，她每天下午來找我；躺在沙發上，遠遠望著我的畫，看著書頁，凝視窗外卷起的小海浪，然後和來的時候一樣悄悄地離去。
那年十月在伊斯坦布爾，我沒想到與她聯係。我滿懷熱情讀的書，急迫而作的畫，我那些激進的左派朋友們，在大學走廊上互相殘殺的馬克思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警察——這一切都讓我為我那些夏日朋友，和他們居住的有門衛看守柵門的豪華別墅感到羞愧。
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當暖氣係統打開後，我撥電話到她家。是她母親接的，我沒講話便掛了。隔天我自問為什麽打這通可笑的電話。我沒意識到我已墜入情網，我仍未發現每回墜入情網後將一學再學的事情：我著了魔。
一個星期後的另一個寒冷昏暗的傍晚，我又撥了電話。這回是她接聽。我用心中某一角預先準備好、內心其他部分卻不明了的措辭，從容自然地說，我在夏季結束時著手的那幅畫，她可還記得? 嘿，我這會兒想把它完成，因此能不能請她來一個下午，當我的模特兒?
“穿同一套衣服嗎？ ”她說。我沒想到這點。“對，穿同一套。”我說。
於是下個星期三，我去錫安聖母學校（dame de sion）——也是我母親的母校——接她。我和等在校門口的父母們、廚子們和仆人們保持距離，寧可像其他幾個青年那樣，躲在旁邊的樹後。幾百個女孩湧出校門，每個人都穿著這所天主教學校的製服——海軍藍裙，白上衣——出現在人群中的她看起來像縮了水。她的頭發束在腦後，手裏拿著課本，提著一隻塑料袋，袋子裏裝著她讓我畫像時穿的衣服。
發現我不是帶她回家，讓我母親招待她喝茶吃蛋糕，而是去我母親用來貯藏家具並讓我當畫室使用的奇哈格公寓，她著急起來。但是在我點燃那兒的爐火，拉出像夏日度假屋裏那樣的沙發後，她看出我對這幅畫的“認真”，便鬆弛下來，謙恭地換上她的夏日連衣裙，攤開手腳躺在沙發上。
就這樣，並未顯示出談戀愛的跡象，十九歲畫家和年輕模特兒之間的關係，開始隨著奇特的音樂跳起和諧的舞蹈，而我們甚至還不懂它的曲調。一開始，她半個月來一次奇哈格的畫室，之後成了每周一次。我開始以同樣方式畫其他的畫（斜躺在沙發上的少女）。這時，我們說的話甚至比夏末的時候更少。我的真實生活被建築係的學業、課外書籍和成為畫家的計劃所占滿，我害怕幹擾了這純淨的第二個世界而將之毀滅，因此並未跟我美麗哀傷的模特兒談論我的日常問題。不是因為我覺得她不會懂，我隻是想把這兩個世界分開。我對我的那幫夏日朋友，以及準備接管他們父親的工廠的學校同學們已失去興趣，但是——如今我再也欺騙不了自己——每個禮拜見“黑玫瑰”一麵，讓我滿心喜悅。
雨天的時候，就像從前來到這間奇哈格公寓的姑媽家作客時，我們聽見爬上“雞不飛胡同”的小貨車和美國車在卵石路上打滑的聲音。我作畫時，在我們之間越來越漫長，卻不會不愉快的沉默中，有時候我們眼光相對。一開始，因為她還是個孩子，為這樣的事感到開心，便露出笑容，而後，擔心破壞擺好的姿勢，於是立即讓嘴唇回到先前的形狀，她深棕色的眼睛以相同的沉默凝視我的眼睛，很久很久。這些漫長而奇異的沉默接近尾聲時，我細細端詳她的瞼，她從我的表情看得出她對我產生的影響。當我繼續不斷直視她的眼睛，從她嘴角顯出微笑的弧度裏，我明白我久久的呆望讓她喜歡。有一回，她這麽半快樂半憂愁地微笑，也讓我嘴角掛上微笑（我的畫筆此時在畫布上漫無目的地掠過），這時我美麗的模特兒忍不住要讓我知道她為何微笑。她放棄了她擺好的姿勢。
“我喜歡你那樣看我。”
事實上，這不僅說明她為何微笑，也說明了她為何每個星期來這間布滿灰塵的奇哈格公寓一次。幾周之後，我看見她嘴角浮現相同的微笑，於是放下畫筆，朝沙發走去，坐在她旁邊，如幾個禮拜以來夢想的那樣，我鼓起勇氣吻了她。
漆黑的天空、幽暗的房間讓我們更自在，因此這場遲來的風暴襲卷了我們，毫無障礙地衝擊著我們。從躺著的沙發上，我們看得見博斯普魯斯海上船隻的探照燈，悄悄地掃過暗黑的海水和公寓的牆壁。
我們繼續見麵，並未打破我們的例行常規。這時候，和我的模特兒在一起很快樂，但是我為何止住了未來在相同情況下我將盡情表露的一切衝動——說情話、嫉妒、恐慌、笨拙，以及其他的情緒反應和問題? 因為我沒有這些感覺。或許因為我們的“畫家——模特”關係——使我們注意到彼此，也依然把我們連在一起的關係——需要沉默。或者因為——在心中某個陰暗角落，稚氣的我想過這點——我知道如果娶了她，我必須成為工廠老板，而不是畫家。
每周三沉默地畫畫，沉默地做愛，過了九個禮拜，一種更為簡單的擔憂介入快樂的畫家與他的模特兒之間。我那不時對兒子進行調查的母親，去了貯藏舊家具的奇哈格畫室公寓。她查看我的畫，波納爾的影響未能使她認不出我的美麗模特兒。每回完成一幅畫，我那栗色長發的愛人便問“你認為這看起來像我嗎？ ”而令我傷心（這不重要，自命不凡的家夥回答她），因此我母親認出她來或許讓我們兩人都很高興——這一次性地回答了她的問題——同時我們卻也擔心我母親會打電話到她家，快活地說我們走得很近。（黑玫瑰）的母親以為她女兒周三在法國使館上戲劇課。至於她那喜怒無常的父親，我們就別談他吧。
我們立即終止了周三的會麵。不久之後，我們開始在其他日子見麵，在她提早放學的下午，或在我逃課的某些早晨。因為我母親的持續突襲，因為我們不再有足夠的時間畫畫，享受漫長的沉默，也因為被警方追捕的我的一位同學——被一口咬定是政治犯——藏身於奇哈格公寓，我們幹脆不再去那裏。我們改為在伊斯坦祭街頭漫步，避開尼尚塔石、貝尤魯、塔克西姆以及很可能撞上被我們稱為“大家”的熟人的其他地方，我們改在塔克西姆——從哈比耶的錫安聖母學校和我位於塔斯奇斯拉的大學走路四分鍾——見麵，搭公共汽車去更遠的地方。
我們先從貝亞澤特廣場開始，廣場上的梧桐樹下咖啡館仍保有舊貌（即使在伊斯坦布爾大學前門周圍的政治衝突已司空見慣之後，少年侍者們也未曾驚慌失措）。我指著貝亞澤特國家圖書館，誇耀館內藏有“土耳其出版過的每一本書”。我帶她去沙哈發爾二手書市，天冷時舊書商蹲坐在他們小小店麵的煤氣爐和電器爐周圍。我帶她看韋茲涅西雷（vezneciler）未經粉刷的木造房屋、拜占庭廢墟和兩旁是無花果樹的街。我帶她去“維發波薩店”（vefa boza），我伯父有時在冬日傍晚帶我們去品嚐它著名的發酵小米飲料，我指給她看土耳其國父專用的波薩杯，如今擺在牆上的框架內。一個出身於尼尚塔石有錢人家的“歐洲化”女孩，知道別別喀和塔克西姆的每一家時髦商店與餐館；在我帶她去金角灣另一邊古老、憂傷、窮街陋巷的伊斯坦布爾看見的所有事物當中，最吸引她注意的，卻是一隻三十五年沒洗的杯子，我心裏並未不痛快。我很滿意我的同伴，她跟我一樣把手插進外套口袋裏，也跟我一樣喜歡走得快、仔細看東西，就像兩三年前我開始獨自探勘這些地區的時候一樣。我覺得自己與她更加親近，我的胃痛了起來，而我尚未發現這是戀愛的另一個征兆。
和我一樣，她為蘇萊曼與翟芮克的貧窮後街矗立的數百年木造老屋感到不安，這些老屋似乎輕微一震即可能倒塌。空蕩蕩的繪畫雕刻博物館令她著迷，搭乘在她學校對麵停車的小巴到那裏僅五分鍾車程。貧困街區的廢棄噴泉，白胡須、戴小帽的老翁坐在咖啡館盯著街道看，窗邊的老太太盯著每個過往行人，仿佛是奴隸販子，附近居民用大得讓我們聽得見的聲音試圖推斷我們是什麽人（老兄，您對這兩個人有啥看法? 難道你沒看到他們是兄妹? 瞧，他們走錯了路）——這一切喚醒了她也喚醒了我的羞愧與憂傷。孩子們追著我們，試圖賣小玩藝兒給我們或隻是說說話（“觀光客，觀光客，你叫什麽名字？ ”），但她不像我一樣感到難過，或問“他們為什麽認為我們是外國人？ ”——即便如此，我們仍回避室內市集和努羅斯曼（nuruosmaniye）的市場。當性的緊張關係變得難以忍受——她仍不要我們回去奇哈格畫畫——我們便回到因繪畫雕刻博物館的緣故而時時前往的貝希克塔斯，搭上第一艘渡輪（“53英席拉”），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順著博普魯斯漂流而下，觀看光禿禿的樹叢、北風刮起時在“雅驪”前方顫動的海水、因風吹動天上雲朵而變換顏色的急流以及四周種滿鬆樹的庭園。多年後，我自問為什麽走這些路、搭這些船的時候我們不曾牽手，於是得出多種原因：一、我們這兩個膽怯的孩子之所以走上伊斯坦布爾的街頭，不是為了感覺我們的愛，而是為了掩藏我們的愛。二、快樂的情侶當眾牽手，想讓每個人看見他們的快樂，然而，盡管我願意承認我們是快樂的情侶，卻怕讓自己顯得膚淺。三、這種快樂的舉止將使我們成為到這些貧困、潦倒、保守的居住區享受“輕狂樂趣”的觀光客。四、貧民區、伊斯坦布爾廢墟的憂傷早已吞噬了我們。
這種重壓著我的憂傷讓我直想奔回奇哈格，畫一幅與這些伊斯坦布爾景觀有幾分相似的畫，盡管我不知道這是什麽樣的畫。我很快發現我美麗的模特兒用一種大不相同的方法治療她的憂傷，這是我第一次的幻想破滅。
“今天我心情不佳，”我們在塔克西姆見麵時她說，“你介不介意我們去希爾頓飯店喝個茶? 如果今天去那些貧民區，隻會讓我心情更糟。反正時間也不夠。”
我身穿那時候左派學生穿的軍裝。我沒刮胡子，即使他們準我進希爾頓飯店，我的錢可夠付茶錢? 我遲疑了一會兒，然後我們去了希爾頓。在大廳，我父親的一個兒時朋友認出我們來，他每天下午來喝茶，假裝自己在歐洲。他裝腔作勢地跟我的憂傷愛人握過手後，對我悄悄說，我的年輕女友非常美麗。我們兩人都心事重重，沒心思理會他。
“我父親要讓我退學，送我去瑞士。”我的至愛跟我說道，一顆眼淚從她的大眼晴滾落下來，掉入她手裏的茶杯。
“為什麽？ ”
他們發現了我們的事。我是否問了她，他們說的我們是什麽意思? 在我之前她愛的那些男孩是否也惹她父親生氣妒忌? 我為什麽重要得多? 我不記得是否問了這些問題。恐懼與私心蒙蔽了我的心，我太急於保護自己。我怕失去她——卻依然不知強大的痛苦正等待著我——卻也氣她現在已不肯躺在我的沙發上擺姿勢讓我作畫，讓我跟她做愛。
“我們禮拜三在奇哈格可以更輕鬆地談，”我說，“努裏走了，那裏又沒人了。”
但下回見麵，我們去了繪畫雕刻博物館。這成了我們的習慣，因為從她的學校去那裏很快，而且很容易找到一間沒人的展覽室，能讓我們接吻。最重要的是，它把我們從城市的陰冷幽暗中拯救出來。但一段時間過後，空蕩蕩的博物館和大半糟糕的畫作把我們拋向比城市更強烈的憂傷。博物館裏的警衛已經認識我們，開始尾隨我們往來於展覽室間，這讓我們的緊張關係更為惡化，於是我們也不在博物館接吻了。
但我們不久走上某種陳規，它在隨後鬱鬱寡歡的日子裏伴隨著我們。我們向兩個老警衛出示學生證，他們就像伊斯坦布爾博物館的每個官員一樣，慍怒地看我們一眼，仿佛在問：“在這樣的地方，你究竟想看什麽？ ”我們裝出高興的樣子，問他們近來可好，而後直接進博物館看波納爾和馬蒂斯的小幅油畫。我們虔誠地輕聲念出他們的名字，很快地走過苦悶卻乏味的土耳其學院派油畫，把他們模仿的歐洲大師們的名字念出來：塞尚、雷捷、畢加索。我們大失所望的並不是這些大半出自軍校的留歐畫家任憑自己已受西方畫家影響，而是因為他們幾乎未捕捉到城市的情調、風格和靈魂，這座城，我們曾漫遊其中，如此愛戀，如此寒冷。
盡管如此，我們來到這棟原先為朵爾馬巴赫切宮的王太子而建、距離土耳其國父過世的房間僅幾步遠——光想到接吻的時候如此接近這地點，就使我們汗毛直豎——的建築物，主要原因不是展覽室空無一人或方便起見，也不是奧斯曼末期華麗的挑高天花板和美麗的鐵欄杆陽台，在觀看過伊斯坦布爾令人厭倦的貧困潦倒後令人耳目一新，也不是大扇窗外的博斯普魯斯景色比牆上大部分的畫美得多，我們再度前來，是為了我們最愛的一幅畫。
這是哈裏爾·帕沙（halil pasha）的《斜躺的女子》。去希爾頓大廳過後的第一次見麵，我們繞過博物館其他部分，直奔這幅畫：畫中模特兒是個年輕女子，我第一次觀畫時驚奇地注意到，她踢掉鞋子，躺在一張藍色沙發上，悲傷地凝視著畫家（她的丈夫? ），一隻手臂枕著頭，就像我的模特兒多次做過的一樣。不僅是這種出奇的相似性驅使我來看這幅畫——在我們最初幾次來到掛這幅畫的小展覽室這段期間，她看著我們接吻。每當聽見某個起疑心的老警衛踩著鑲木地板咯吱咯吱走來，我們便停止接吻，坐直身子，認真地討論起她，因此我們對這幅畫的每個細節了若指掌。除此之外，我們還加入了在《百科全書》中找到的有關哈裏爾·帕沙的一切。
“日落後，這女孩的腳肯定冷了起來。”我說。
“我還有更壞的消息，”我的愛人說，每回看這幅畫，她看起來就更像哈裏爾·帕沙的模特兒，“我母親請來媒人，她要我跟她見麵。”
“你會嗎？ ”
“真可笑。她說那人是某某人的兒子，在美國念書。”她以嘲弄的語氣，低聲跟我說他那有錢人家的姓氏。
“你父親的財富是他們的十倍。”
“你不懂嗎? 他們這麽做是要讓我離開你。”
“那麽媒人來喝咖啡的時候，你會不會跟她見麵？ ”
“那不重要。我不希望給家裏惹麻煩。”
“我們去奇哈格吧，”我說，“我要再為你畫一張像，另一幅《斜躺的女子》。我要一遍遍吻你。”
我的愛人逐漸發現我的著魔，開始對此恐懼，於是試圖提出折磨我們兩人的問題。“我父親不看好你，因為你想當畫家，”她說，“你將成為一個窮困潦倒、喝得爛醉的畫家，我將成為你的裸體模特兒……他怕的是這個。”
她強作笑容，卻笑不出來。聽見警衛慢慢地、有力地踩過鑲木地板，我們習慣性地，盡管沒接吻，回頭談論《斜躺的女子》，但我真正想問的是：“令尊有什麽必要知道跟他女兒“出去”（在這期間，土耳其剛開始使用這個詞）的每個男生將來從事哪一行，打算什麽時候娶她？ ”我還想問：“告訴令尊，我念建築！”（盡管我竭力想對她父親的恐懼提出解答，卻知道這麽做將讓我注定從這一刻起成為周末畫家）每回請求她跟我回奇哈格而遭她拒絕——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幾個星期——我迅速失去理智的腦袋，便想喊叫：“當畫家有什麽錯！”可是這些豪華公寓——為欽定繼承人而建，如今是“土耳其第一座繪畫雕刻博物館”的所在地——裏頭空蕩蕩的展覽室，就像牆上可憐的畫，已算是答案。我才讀了一本有關哈裏爾·帕沙的書，知道哈裏爾·帕沙是個軍人，年歲漸增，卻一幅畫也賣不出去，他和他悲傷的妻子，畫中的模特兒，住在軍營，吃食堂裏的粗茶淡飯。
之後我們見麵，我竭力逗她開心，讓她看阿布杜勒邁吉德王子幽暗的畫作（《後宮的歌德》、《後宮的貝多芬》），使她高興。而後我問她：“我們去奇哈格好嗎？ ”盡管原本打算不問。我們握著手，沉默不語。“我是不是要綁架你？ ”我問道，裝出我從某部剛看的電影借來的神情。
後來某次會麵——因為通電話很不容易而難於安排——我們坐在博物館裏，在《斜躺的女子》前麵，我哀傷而美麗的愛人淚流滿麵，說她那經常痛打她弟弟們的父親對她的愛，也達到某種“病態”的程度，說他那一股酸勁兒像瘋了一樣，說她怕他，怕他嫉妒得發狂，同時，她卻也很愛他。但現在她認識到，她更愛我，我們在老警衛沿著走道走來的七秒鍾裏接吻，空前絕後的激烈而恣意。親吻時，我們捧住彼此的頭，仿佛是易碎的瓷器。
畫像裏的哈裏爾·帕沙妻子目光哀傷地低頭看著我們。警衛出現在門口時，我的美人兒說：“綁架我吧。”
“說定了。”
我有個銀行戶頭，是多年前為了存祖母給的零用錢而開的；我還在魯梅利（rumeli）大街擁有四分之一店麵——在我父母的某次爭吵後落到我手上，我還有一些證券，盡管我不清楚這些證券在哪裏。如果我設法在半個月內譯完格林的某本小說舊作，我可以交給我的朋友努裏（不再被警方通緝）的出版界朋友，據我估計，翻譯賺來的錢可支付兩個月租金，跟我的美麗模特兒住在像奇哈格畫室的小公寓裏。也許，在我綁架她後，我母親（她問我近來為什麽看起來心煩意亂）會憐憫我們，讓我們住奇哈格公寓?
在一個禮拜隻比長大想當消防員的小孩稍微實際一點的慎重考慮後，我們約好在塔克西姆見麵。但有史以來第一次，她沒露麵，我等了一個半小時。那天傍晚，我知道若不找人講話就會發狂，於是打電話給久未見麵的羅伯特學院的朋友。他們高興地看我墜入愛河、陷入痛苦、束手無策，笑著看我在貝尤魯一家酒館喝得爛醉，提醒我即使不是未經她父親同意而擅自娶未滿法定年齡的少女，即使隻是跟她住在同一棟房子裏，我也會被關進牢裏。而後，聽見我又胡扯一陣，他們問我假如我得放棄學業，工作養她，又怎能指望成為畫家——他們這麽說並未使我沮喪——最後，本著友誼的精神，他們給了我一間公寓的鑰匙，讓我隨時能跟我的“斜躺的女子”躺在一起。
躲在錫安聖母中學擁擠的大門外遠處一角等候兩次之後，我得以綁架我的中學生愛人。我向她保證，如果跟我回這間公寓（我已去整理過），沒有人會來打擾我們。最後我說服了她。後來我才發現，這間秘密公寓的使用者，除了我那設想周到的羅伯特學院朋友之外，還有他父親，我立即感覺到我的“黑玫瑰”絕不想在這可怕的地方擺姿勢讓我作畫，即使僅僅為了讓我們覺得好過些。這間公寓的擺設僅有牆上的銀行月曆和一個架子，架子上的兩瓶威士忌之間擺了全套五十二冊的《大英百科全書》，還有一張大床，我們在床上做了三次哀傷憤怒的愛。當我看見她比我預想的更愛我，當我看見我們做愛時她全身顫抖，當我看見她經常動不動就淚如泉湧，我的胃便痛得更厲害，但一旦想要回避，我便覺得比以往更無助。因為每次見麵，她便告訴我她父親打算在二月寒假帶她去瑞士滑雪，而後讓她進一所盡是阿拉伯有錢人和美國瘋子的上流學校念書。她恐慌的語氣使我相信了她，但是當我效法土耳其電影裏的硬漢發誓我會“綁架”她，想使她高興起來時，我看見我的愛人臉上掛著高興的神色，於是我自己也相信了。
二月初，在學校放寒假前的最後一次會麵，為了暫時忘掉災難的陰影，也為了答謝給我們鑰匙的朋友，我們跟那些心地善良的朋友見了麵。還有幾個同學加入我們，那天晚上他們第一次見到我的愛人。每個人都扯了扯我身上不同的部位，使我想起我為何本能地從來不願讓各種朋友搭在一起。打從見麵，我的“黑玫瑰”和我的大學同學之間就不對勁。他們想跟她建立關係，因此諧而不謔地取笑我，但她並不合作。之後，她為了安撫他們，一同開起別的時候或許不錯但此刻卻是十足愚蠢的玩笑。被問起她的父母、他們做什麽、住哪裏以及有關財富資產的問題時，她打斷對話，對這個話題表示不屑。整個晚上，除了從別別喀餐廳眺望博斯普魯斯，談論足球或某種消費者品牌外，她惟一顯得快樂的時刻是我們停在博斯普魯斯的阿席揚岬，觀看又一棟木造別墅在對岸燃燒。
那是博斯普魯斯最美麗的“雅驪”之一，位於坎地利，離岬角很近，我下了車，以便看得更清楚。我的美人兒厭倦看我的朋友們欣賞大火，於是站到我身邊來，手握在我手中。為了遠離湊在一起喝茶、圍觀僅存的奧斯曼宅邸付之一炬的車輛與人群，我們走到魯梅利堡壘另一頭。我告訴她，中學逃課的時候，我常搭渡輪去對岸，也探索過那裏的街道。
寒冷漆黑的夜裏站在小墓園前方，感覺博斯普魯斯洶湧的海流，我的愛人低聲說她非常愛我。我說為了她，我什麽都願意做，而後竭盡全力擁抱她。我們親吻，每回停下來睜開眼睛，就看到對岸的橘色火光投射在她柔軟的肌膚上。
回家途中，我們在後座握著手，默默無言。到她家的公寓時，她像孩子似地向門口跑去。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她。我們的下一次約會，她沒有出現。
三個禮拜後，寒假結束，我開始在放學時分去錫安聖母學校門口，從遠處看著女孩們一個個走出來，等待“黑玫瑰”出現。十天後，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毫無結果的努力，我必須罷手，但每天下午，我的雙腳便不由自主地帶著我前往中學門口，待到人群逐漸散去。有一天，她最疼愛的大弟從人群裏走出來，跟我說他在瑞士的姐姐深情地問候我，遞給我一封信。我在一家布丁店抽著煙讀她的信，信中說她對新學校很滿意，但她想念我，也想念伊斯坦布爾。
我寫給她九封長信，七封裝進信封，五封寄了出去。我不曾得到回音。
盡管據母親說，女孩的母親（被母親稱作“那女人”）肯定很早婚，因為哥哥五歲、我三歲那年一個冬天的早晨，母親帶我們去尼尚塔石的馬奇卡公園，見過這孩子，她那看起來就像“年輕姑娘”的母親，推著躺在嬰兒車裏的她四處走，嚐試哄她入睡。母親曾暗指這位阿爾巴尼亞祖母來自某帕夏的後宮，此帕夏不是在休戰期間做了什麽壞事，就是因反對土耳其國父而聲名掃地，但當時的我對周遭焚燒的奧斯曼宅邸，以及曾居住其中的家族皆不感興趣，因此已不記得這個故事。同時，父親告訴我，“黑玫瑰”的父親借助政府圈裏幾位有權勢的好友，成為幾家美國與荷蘭公司的代理人而一夜致富——但他的語氣聽不出有任何指責的意思。
我們在公園相遇的八年後，我母親在貝拉莫魯（bayramoglu）買下一棟房子，此區是位於城市東邊的避暑勝地，1960和1970年代在新富階級中間曾時髦一時，我在這兒看見她騎單車。在這城鎮規模仍不大、人還不多的風光時期，我天天到海裏遊泳，搭小船出海捕魚，抓鯖魚，踢足球，十六歲以後，還在夏日傍晚跟女孩們跳舞。但之後，念完中學，開始學建築，我寧可坐在我們的房子底樓畫畫、看書。這跟我那些富家子弟朋友們把閱讀課外書的人叫做“知識分子”或“種種情結充斥”的怪人或許有些關聯? 後者的毀謗被他們用來指人有心理上的問題或為錢發愁。我比較擔心被貼上“知識分子”的標簽，因此為了證明我不是“過了時的勢利鬼”，我開始說我讀這些書——伍爾夫、弗洛伊德、薩特、托馬斯·曼、福克納——“隻為了好玩”，盡管他們問我為何在重點段落下畫線。
某年夏末，我的壞名聲吸引了“黑玫瑰”的注意，盡管那整個夏天以及之前較常和朋友打發時間的每個夏天，我們很少注意彼此。當朋友們和我半夜成群結隊去迪斯科舞廳跳舞，搭某人的奔馳、野馬或寶馬車在巴各達（bagdat）大道（當時被稱為這個亞洲城市的“公園大道”，距離僅半個小時車程）上賽車（時而撞車），或者當我們搭他們的快艇出海，到某個荒涼的山崖，把空汽水瓶和葡萄酒瓶一字排開，拿他們父親的時髦獵槍射擊，嚇壞女孩子們，她們尖叫時，我們男孩子就叫她們別出聲，或者當我們邊聽鮑伯·狄倫和披頭士邊玩撲克牌和“大富翁”，這些時候，黑玫瑰和我對彼此都不感興趣。
隨著夏季接近尾聲，這群鬧哄哄的年輕人逐漸解散，而後是每年九月襲擊海岸的暴風雨，總要摧毀一兩艘小船，使他們的遊艇和快艇岌岌可危。傾盆大雨下個不停時，十七歲的“黑玫瑰”開始造訪我作畫的房間，被我鄭重其事地稱為“書室”的房間。我的每個朋友偶你會來串門子，試試我的畫紙和畫筆，以慣常的懷疑眼光翻翻我的書，因此這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就像土耳其的大部分居民，無論貧富，無論男女，她也需要講講話消磨時光。
一開始，我們分享最後的夏日八卦——誰愛上誰，誰讓誰吃醋——盡管那個夏天我並未多加留意。我手上沾了顏料，因此有時她幫我泡茶或擰開一管顏料，然後回到角落裏的座位，踢掉鞋子，攤開手腳躺在沙發上，一隻手臂枕著頭。有一天，我沒讓她知道，畫了一幅她躺在那兒的素描。我發現這使她高興，因此下回她過來時，我又畫了一幅。還有一次，我說我要畫她，她問道：“我該怎麽坐才好？ ”就像剛出道的女演員從未站在鏡頭麵前，雖然興奮，卻不知手腳如何擺放。
為了好好地畫，我研究她細長的鼻子，此時她的小嘴露出一絲微笑；她的額頭寬闊，高個子，長腿曬成古銅色，但是她來看我的時候穿的是她祖母傳給她的一條緊身的雅致長裙，因此我隻看得見她小而直的雙腳。畫素描時，我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線和她雪白的細長脖子，她的臉上閃過難為情的神色。
在她最初的幾次造訪中，我們說許多話，說的人多半是她。我指出在她眼中和嘴角看見的一片烏雲，我說：“別這麽愁眉苦臉的！”於是，出乎我意料地，她坦率地跟我說她父母的爭執，以及她四個弟弟之間沒完沒了的打架；她跟我說家人有時如何逃避她父親的懲罰——關在家裏，不許開快艇，甩巴掌——還有她父親追逐女人使她母親多麽傷心；她還告訴我，我們的母親是橋牌搭擋，彼此無話不談，因此她知道我父親也做一樣的事——她直視我的眼睛告訴我這一切。
漸漸地，我們陷入了沉默。她走進來，到她平時的位置，或擺好姿勢讓我畫像（深受波納爾的作品影響），或翻開任意堆放的一本書，待在同一張沙發看書，變換不同姿勢。後來，不論我畫不畫她，我們都按常規行事：她敲門進來，不多說什麽，四肢舒展地躺在角落的沙發上，擺好姿勢，看她的書，有時用眼一瞟，看我為她畫素描。我記得，每天早上，我工作一會兒後，就開始猜她何時會來，我還記得她從未讓我等候太久，她朝她平日的位置走去，幾乎帶著歉意，平攤四肢躺下來，臉上帶著同樣靦腆的微笑。
在我們越來越少的談話中，有個話題是關於未來的：她認為我很有才華，且勤奮努力，因此注定會成為蜚聲全球的畫家——或者她說的是蜚聲土耳其的畫家? ——將來她要跟她的法國朋友們去我在巴黎的開幕會，驕傲地跟大家說她是我的“兒時朋友”。
一天傍晚，看見暴雨過後天氣放晴，半島另一邊出現彩虹，我們以此為借口，離開我的幽暗畫室，第一次一塊兒走在避暑城鎮的街頭，我們走了很久。我記得我們什麽話也沒說，擔心還留在如今空了一半的避暑勝地的少數幾個熟人撞見我們，也擔心可能碰上我們的母親。但這次散步之所以徹底“失敗”，並非因為彩虹在我們有機會看見之前消失，而是我們沒有認識到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次散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脖子很長，她走路的樣子很有韻味。
最後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們決定一塊兒出去，沒告訴仍待在避暑地的那幫好奇的、無關緊要的朋友。我借了父親的車，情緒緊張。她化了妝，穿一件很短的裙子，身上擦了好聞的香水，味道留在車裏好些日子。但在抵達我們要去玩的地方之前，我已感覺到了讓初次散步失敗的幽靈。雖然我們想找卻未能找到在我的畫室裏享受的那種平靜的長時間的沉默——現在我才了解到這些沉默多麽深刻——但在這空了一半卻仍太吵的迪斯科舞廳裏，我們才恢複了鎮靜。
我們仍然隨著悠揚的音樂跳舞。我見過別人做過，於是我用雙臂摟住她，而後像是出自本能地把她拉近，我注意到她的頭發彌漫著杏仁香味。我喜歡她吃東西時嘴唇的動作，她著急的時候看上去像鬆鼠。
要送她回家時，在車子裏，我打破了沉默，開口說：“你有沒有興致讓我畫油畫？ ”她答應了，但並未表現出太大的興致，當我們手牽手走進我家幽暗的花園，看見畫室的燈亮著——是不是有人在裏麵? ——她改變了主意。
之後的三天，她每天下午來找我；躺在沙發上，遠遠望著我的畫，看著書頁，凝視窗外卷起的小海浪，然後和來的時候一樣悄悄地離去。
那年十月在伊斯坦布爾，我沒想到與她聯係。我滿懷熱情讀的書，急迫而作的畫，我那些激進的左派朋友們，在大學走廊上互相殘殺的馬克思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警察——這一切都讓我為我那些夏日朋友，和他們居住的有門衛看守柵門的豪華別墅感到羞愧。
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當暖氣係統打開後，我撥電話到她家。是她母親接的，我沒講話便掛了。隔天我自問為什麽打這通可笑的電話。我沒意識到我已墜入情網，我仍未發現每回墜入情網後將一學再學的事情：我著了魔。
一個星期後的另一個寒冷昏暗的傍晚，我又撥了電話。這回是她接聽。我用心中某一角預先準備好、內心其他部分卻不明了的措辭，從容自然地說，我在夏季結束時著手的那幅畫，她可還記得? 嘿，我這會兒想把它完成，因此能不能請她來一個下午，當我的模特兒?
“穿同一套衣服嗎？ ”她說。我沒想到這點。“對，穿同一套。”我說。
於是下個星期三，我去錫安聖母學校（dame de sion）——也是我母親的母校——接她。我和等在校門口的父母們、廚子們和仆人們保持距離，寧可像其他幾個青年那樣，躲在旁邊的樹後。幾百個女孩湧出校門，每個人都穿著這所天主教學校的製服——海軍藍裙，白上衣——出現在人群中的她看起來像縮了水。她的頭發束在腦後，手裏拿著課本，提著一隻塑料袋，袋子裏裝著她讓我畫像時穿的衣服。
發現我不是帶她回家，讓我母親招待她喝茶吃蛋糕，而是去我母親用來貯藏家具並讓我當畫室使用的奇哈格公寓，她著急起來。但是在我點燃那兒的爐火，拉出像夏日度假屋裏那樣的沙發後，她看出我對這幅畫的“認真”，便鬆弛下來，謙恭地換上她的夏日連衣裙，攤開手腳躺在沙發上。
就這樣，並未顯示出談戀愛的跡象，十九歲畫家和年輕模特兒之間的關係，開始隨著奇特的音樂跳起和諧的舞蹈，而我們甚至還不懂它的曲調。一開始，她半個月來一次奇哈格的畫室，之後成了每周一次。我開始以同樣方式畫其他的畫（斜躺在沙發上的少女）。這時，我們說的話甚至比夏末的時候更少。我的真實生活被建築係的學業、課外書籍和成為畫家的計劃所占滿，我害怕幹擾了這純淨的第二個世界而將之毀滅，因此並未跟我美麗哀傷的模特兒談論我的日常問題。不是因為我覺得她不會懂，我隻是想把這兩個世界分開。我對我的那幫夏日朋友，以及準備接管他們父親的工廠的學校同學們已失去興趣，但是——如今我再也欺騙不了自己——每個禮拜見“黑玫瑰”一麵，讓我滿心喜悅。
雨天的時候，就像從前來到這間奇哈格公寓的姑媽家作客時，我們聽見爬上“雞不飛胡同”的小貨車和美國車在卵石路上打滑的聲音。我作畫時，在我們之間越來越漫長，卻不會不愉快的沉默中，有時候我們眼光相對。一開始，因為她還是個孩子，為這樣的事感到開心，便露出笑容，而後，擔心破壞擺好的姿勢，於是立即讓嘴唇回到先前的形狀，她深棕色的眼睛以相同的沉默凝視我的眼睛，很久很久。這些漫長而奇異的沉默接近尾聲時，我細細端詳她的瞼，她從我的表情看得出她對我產生的影響。當我繼續不斷直視她的眼睛，從她嘴角顯出微笑的弧度裏，我明白我久久的呆望讓她喜歡。有一回，她這麽半快樂半憂愁地微笑，也讓我嘴角掛上微笑（我的畫筆此時在畫布上漫無目的地掠過），這時我美麗的模特兒忍不住要讓我知道她為何微笑。她放棄了她擺好的姿勢。
“我喜歡你那樣看我。”
事實上，這不僅說明她為何微笑，也說明了她為何每個星期來這間布滿灰塵的奇哈格公寓一次。幾周之後，我看見她嘴角浮現相同的微笑，於是放下畫筆，朝沙發走去，坐在她旁邊，如幾個禮拜以來夢想的那樣，我鼓起勇氣吻了她。
漆黑的天空、幽暗的房間讓我們更自在，因此這場遲來的風暴襲卷了我們，毫無障礙地衝擊著我們。從躺著的沙發上，我們看得見博斯普魯斯海上船隻的探照燈，悄悄地掃過暗黑的海水和公寓的牆壁。
我們繼續見麵，並未打破我們的例行常規。這時候，和我的模特兒在一起很快樂，但是我為何止住了未來在相同情況下我將盡情表露的一切衝動——說情話、嫉妒、恐慌、笨拙，以及其他的情緒反應和問題? 因為我沒有這些感覺。或許因為我們的“畫家——模特”關係——使我們注意到彼此，也依然把我們連在一起的關係——需要沉默。或者因為——在心中某個陰暗角落，稚氣的我想過這點——我知道如果娶了她，我必須成為工廠老板，而不是畫家。
每周三沉默地畫畫，沉默地做愛，過了九個禮拜，一種更為簡單的擔憂介入快樂的畫家與他的模特兒之間。我那不時對兒子進行調查的母親，去了貯藏舊家具的奇哈格畫室公寓。她查看我的畫，波納爾的影響未能使她認不出我的美麗模特兒。每回完成一幅畫，我那栗色長發的愛人便問“你認為這看起來像我嗎？ ”而令我傷心（這不重要，自命不凡的家夥回答她），因此我母親認出她來或許讓我們兩人都很高興——這一次性地回答了她的問題——同時我們卻也擔心我母親會打電話到她家，快活地說我們走得很近。（黑玫瑰）的母親以為她女兒周三在法國使館上戲劇課。至於她那喜怒無常的父親，我們就別談他吧。
我們立即終止了周三的會麵。不久之後，我們開始在其他日子見麵，在她提早放學的下午，或在我逃課的某些早晨。因為我母親的持續突襲，因為我們不再有足夠的時間畫畫，享受漫長的沉默，也因為被警方追捕的我的一位同學——被一口咬定是政治犯——藏身於奇哈格公寓，我們幹脆不再去那裏。我們改為在伊斯坦祭街頭漫步，避開尼尚塔石、貝尤魯、塔克西姆以及很可能撞上被我們稱為“大家”的熟人的其他地方，我們改在塔克西姆——從哈比耶的錫安聖母學校和我位於塔斯奇斯拉的大學走路四分鍾——見麵，搭公共汽車去更遠的地方。
我們先從貝亞澤特廣場開始，廣場上的梧桐樹下咖啡館仍保有舊貌（即使在伊斯坦布爾大學前門周圍的政治衝突已司空見慣之後，少年侍者們也未曾驚慌失措）。我指著貝亞澤特國家圖書館，誇耀館內藏有“土耳其出版過的每一本書”。我帶她去沙哈發爾二手書市，天冷時舊書商蹲坐在他們小小店麵的煤氣爐和電器爐周圍。我帶她看韋茲涅西雷（vezneciler）未經粉刷的木造房屋、拜占庭廢墟和兩旁是無花果樹的街。我帶她去“維發波薩店”（vefa boza），我伯父有時在冬日傍晚帶我們去品嚐它著名的發酵小米飲料，我指給她看土耳其國父專用的波薩杯，如今擺在牆上的框架內。一個出身於尼尚塔石有錢人家的“歐洲化”女孩，知道別別喀和塔克西姆的每一家時髦商店與餐館；在我帶她去金角灣另一邊古老、憂傷、窮街陋巷的伊斯坦布爾看見的所有事物當中，最吸引她注意的，卻是一隻三十五年沒洗的杯子，我心裏並未不痛快。我很滿意我的同伴，她跟我一樣把手插進外套口袋裏，也跟我一樣喜歡走得快、仔細看東西，就像兩三年前我開始獨自探勘這些地區的時候一樣。我覺得自己與她更加親近，我的胃痛了起來，而我尚未發現這是戀愛的另一個征兆。
和我一樣，她為蘇萊曼與翟芮克的貧窮後街矗立的數百年木造老屋感到不安，這些老屋似乎輕微一震即可能倒塌。空蕩蕩的繪畫雕刻博物館令她著迷，搭乘在她學校對麵停車的小巴到那裏僅五分鍾車程。貧困街區的廢棄噴泉，白胡須、戴小帽的老翁坐在咖啡館盯著街道看，窗邊的老太太盯著每個過往行人，仿佛是奴隸販子，附近居民用大得讓我們聽得見的聲音試圖推斷我們是什麽人（老兄，您對這兩個人有啥看法? 難道你沒看到他們是兄妹? 瞧，他們走錯了路）——這一切喚醒了她也喚醒了我的羞愧與憂傷。孩子們追著我們，試圖賣小玩藝兒給我們或隻是說說話（“觀光客，觀光客，你叫什麽名字？ ”），但她不像我一樣感到難過，或問“他們為什麽認為我們是外國人？ ”——即便如此，我們仍回避室內市集和努羅斯曼（nuruosmaniye）的市場。當性的緊張關係變得難以忍受——她仍不要我們回去奇哈格畫畫——我們便回到因繪畫雕刻博物館的緣故而時時前往的貝希克塔斯，搭上第一艘渡輪（“53英席拉”），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順著博普魯斯漂流而下，觀看光禿禿的樹叢、北風刮起時在“雅驪”前方顫動的海水、因風吹動天上雲朵而變換顏色的急流以及四周種滿鬆樹的庭園。多年後，我自問為什麽走這些路、搭這些船的時候我們不曾牽手，於是得出多種原因：一、我們這兩個膽怯的孩子之所以走上伊斯坦布爾的街頭，不是為了感覺我們的愛，而是為了掩藏我們的愛。二、快樂的情侶當眾牽手，想讓每個人看見他們的快樂，然而，盡管我願意承認我們是快樂的情侶，卻怕讓自己顯得膚淺。三、這種快樂的舉止將使我們成為到這些貧困、潦倒、保守的居住區享受“輕狂樂趣”的觀光客。四、貧民區、伊斯坦布爾廢墟的憂傷早已吞噬了我們。
這種重壓著我的憂傷讓我直想奔回奇哈格，畫一幅與這些伊斯坦布爾景觀有幾分相似的畫，盡管我不知道這是什麽樣的畫。我很快發現我美麗的模特兒用一種大不相同的方法治療她的憂傷，這是我第一次的幻想破滅。
“今天我心情不佳，”我們在塔克西姆見麵時她說，“你介不介意我們去希爾頓飯店喝個茶? 如果今天去那些貧民區，隻會讓我心情更糟。反正時間也不夠。”
我身穿那時候左派學生穿的軍裝。我沒刮胡子，即使他們準我進希爾頓飯店，我的錢可夠付茶錢? 我遲疑了一會兒，然後我們去了希爾頓。在大廳，我父親的一個兒時朋友認出我們來，他每天下午來喝茶，假裝自己在歐洲。他裝腔作勢地跟我的憂傷愛人握過手後，對我悄悄說，我的年輕女友非常美麗。我們兩人都心事重重，沒心思理會他。
“我父親要讓我退學，送我去瑞士。”我的至愛跟我說道，一顆眼淚從她的大眼晴滾落下來，掉入她手裏的茶杯。
“為什麽？ ”
他們發現了我們的事。我是否問了她，他們說的我們是什麽意思? 在我之前她愛的那些男孩是否也惹她父親生氣妒忌? 我為什麽重要得多? 我不記得是否問了這些問題。恐懼與私心蒙蔽了我的心，我太急於保護自己。我怕失去她——卻依然不知強大的痛苦正等待著我——卻也氣她現在已不肯躺在我的沙發上擺姿勢讓我作畫，讓我跟她做愛。
“我們禮拜三在奇哈格可以更輕鬆地談，”我說，“努裏走了，那裏又沒人了。”
但下回見麵，我們去了繪畫雕刻博物館。這成了我們的習慣，因為從她的學校去那裏很快，而且很容易找到一間沒人的展覽室，能讓我們接吻。最重要的是，它把我們從城市的陰冷幽暗中拯救出來。但一段時間過後，空蕩蕩的博物館和大半糟糕的畫作把我們拋向比城市更強烈的憂傷。博物館裏的警衛已經認識我們，開始尾隨我們往來於展覽室間，這讓我們的緊張關係更為惡化，於是我們也不在博物館接吻了。
但我們不久走上某種陳規，它在隨後鬱鬱寡歡的日子裏伴隨著我們。我們向兩個老警衛出示學生證，他們就像伊斯坦布爾博物館的每個官員一樣，慍怒地看我們一眼，仿佛在問：“在這樣的地方，你究竟想看什麽？ ”我們裝出高興的樣子，問他們近來可好，而後直接進博物館看波納爾和馬蒂斯的小幅油畫。我們虔誠地輕聲念出他們的名字，很快地走過苦悶卻乏味的土耳其學院派油畫，把他們模仿的歐洲大師們的名字念出來：塞尚、雷捷、畢加索。我們大失所望的並不是這些大半出自軍校的留歐畫家任憑自己已受西方畫家影響，而是因為他們幾乎未捕捉到城市的情調、風格和靈魂，這座城，我們曾漫遊其中，如此愛戀，如此寒冷。
盡管如此，我們來到這棟原先為朵爾馬巴赫切宮的王太子而建、距離土耳其國父過世的房間僅幾步遠——光想到接吻的時候如此接近這地點，就使我們汗毛直豎——的建築物，主要原因不是展覽室空無一人或方便起見，也不是奧斯曼末期華麗的挑高天花板和美麗的鐵欄杆陽台，在觀看過伊斯坦布爾令人厭倦的貧困潦倒後令人耳目一新，也不是大扇窗外的博斯普魯斯景色比牆上大部分的畫美得多，我們再度前來，是為了我們最愛的一幅畫。
這是哈裏爾·帕沙（halil pasha）的《斜躺的女子》。去希爾頓大廳過後的第一次見麵，我們繞過博物館其他部分，直奔這幅畫：畫中模特兒是個年輕女子，我第一次觀畫時驚奇地注意到，她踢掉鞋子，躺在一張藍色沙發上，悲傷地凝視著畫家（她的丈夫? ），一隻手臂枕著頭，就像我的模特兒多次做過的一樣。不僅是這種出奇的相似性驅使我來看這幅畫——在我們最初幾次來到掛這幅畫的小展覽室這段期間，她看著我們接吻。每當聽見某個起疑心的老警衛踩著鑲木地板咯吱咯吱走來，我們便停止接吻，坐直身子，認真地討論起她，因此我們對這幅畫的每個細節了若指掌。除此之外，我們還加入了在《百科全書》中找到的有關哈裏爾·帕沙的一切。
“日落後，這女孩的腳肯定冷了起來。”我說。
“我還有更壞的消息，”我的愛人說，每回看這幅畫，她看起來就更像哈裏爾·帕沙的模特兒，“我母親請來媒人，她要我跟她見麵。”
“你會嗎？ ”
“真可笑。她說那人是某某人的兒子，在美國念書。”她以嘲弄的語氣，低聲跟我說他那有錢人家的姓氏。
“你父親的財富是他們的十倍。”
“你不懂嗎? 他們這麽做是要讓我離開你。”
“那麽媒人來喝咖啡的時候，你會不會跟她見麵？ ”
“那不重要。我不希望給家裏惹麻煩。”
“我們去奇哈格吧，”我說，“我要再為你畫一張像，另一幅《斜躺的女子》。我要一遍遍吻你。”
我的愛人逐漸發現我的著魔，開始對此恐懼，於是試圖提出折磨我們兩人的問題。“我父親不看好你，因為你想當畫家，”她說，“你將成為一個窮困潦倒、喝得爛醉的畫家，我將成為你的裸體模特兒……他怕的是這個。”
她強作笑容，卻笑不出來。聽見警衛慢慢地、有力地踩過鑲木地板，我們習慣性地，盡管沒接吻，回頭談論《斜躺的女子》，但我真正想問的是：“令尊有什麽必要知道跟他女兒“出去”（在這期間，土耳其剛開始使用這個詞）的每個男生將來從事哪一行，打算什麽時候娶她？ ”我還想問：“告訴令尊，我念建築！”（盡管我竭力想對她父親的恐懼提出解答，卻知道這麽做將讓我注定從這一刻起成為周末畫家）每回請求她跟我回奇哈格而遭她拒絕——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幾個星期——我迅速失去理智的腦袋，便想喊叫：“當畫家有什麽錯！”可是這些豪華公寓——為欽定繼承人而建，如今是“土耳其第一座繪畫雕刻博物館”的所在地——裏頭空蕩蕩的展覽室，就像牆上可憐的畫，已算是答案。我才讀了一本有關哈裏爾·帕沙的書，知道哈裏爾·帕沙是個軍人，年歲漸增，卻一幅畫也賣不出去，他和他悲傷的妻子，畫中的模特兒，住在軍營，吃食堂裏的粗茶淡飯。
之後我們見麵，我竭力逗她開心，讓她看阿布杜勒邁吉德王子幽暗的畫作（《後宮的歌德》、《後宮的貝多芬》），使她高興。而後我問她：“我們去奇哈格好嗎？ ”盡管原本打算不問。我們握著手，沉默不語。“我是不是要綁架你？ ”我問道，裝出我從某部剛看的電影借來的神情。
後來某次會麵——因為通電話很不容易而難於安排——我們坐在博物館裏，在《斜躺的女子》前麵，我哀傷而美麗的愛人淚流滿麵，說她那經常痛打她弟弟們的父親對她的愛，也達到某種“病態”的程度，說他那一股酸勁兒像瘋了一樣，說她怕他，怕他嫉妒得發狂，同時，她卻也很愛他。但現在她認識到，她更愛我，我們在老警衛沿著走道走來的七秒鍾裏接吻，空前絕後的激烈而恣意。親吻時，我們捧住彼此的頭，仿佛是易碎的瓷器。
畫像裏的哈裏爾·帕沙妻子目光哀傷地低頭看著我們。警衛出現在門口時，我的美人兒說：“綁架我吧。”
“說定了。”
我有個銀行戶頭，是多年前為了存祖母給的零用錢而開的；我還在魯梅利（rumeli）大街擁有四分之一店麵——在我父母的某次爭吵後落到我手上，我還有一些證券，盡管我不清楚這些證券在哪裏。如果我設法在半個月內譯完格林的某本小說舊作，我可以交給我的朋友努裏（不再被警方通緝）的出版界朋友，據我估計，翻譯賺來的錢可支付兩個月租金，跟我的美麗模特兒住在像奇哈格畫室的小公寓裏。也許，在我綁架她後，我母親（她問我近來為什麽看起來心煩意亂）會憐憫我們，讓我們住奇哈格公寓?
在一個禮拜隻比長大想當消防員的小孩稍微實際一點的慎重考慮後，我們約好在塔克西姆見麵。但有史以來第一次，她沒露麵，我等了一個半小時。那天傍晚，我知道若不找人講話就會發狂，於是打電話給久未見麵的羅伯特學院的朋友。他們高興地看我墜入愛河、陷入痛苦、束手無策，笑著看我在貝尤魯一家酒館喝得爛醉，提醒我即使不是未經她父親同意而擅自娶未滿法定年齡的少女，即使隻是跟她住在同一棟房子裏，我也會被關進牢裏。而後，聽見我又胡扯一陣，他們問我假如我得放棄學業，工作養她，又怎能指望成為畫家——他們這麽說並未使我沮喪——最後，本著友誼的精神，他們給了我一間公寓的鑰匙，讓我隨時能跟我的“斜躺的女子”躺在一起。
躲在錫安聖母中學擁擠的大門外遠處一角等候兩次之後，我得以綁架我的中學生愛人。我向她保證，如果跟我回這間公寓（我已去整理過），沒有人會來打擾我們。最後我說服了她。後來我才發現，這間秘密公寓的使用者，除了我那設想周到的羅伯特學院朋友之外，還有他父親，我立即感覺到我的“黑玫瑰”絕不想在這可怕的地方擺姿勢讓我作畫，即使僅僅為了讓我們覺得好過些。這間公寓的擺設僅有牆上的銀行月曆和一個架子，架子上的兩瓶威士忌之間擺了全套五十二冊的《大英百科全書》，還有一張大床，我們在床上做了三次哀傷憤怒的愛。當我看見她比我預想的更愛我，當我看見我們做愛時她全身顫抖，當我看見她經常動不動就淚如泉湧，我的胃便痛得更厲害，但一旦想要回避，我便覺得比以往更無助。因為每次見麵，她便告訴我她父親打算在二月寒假帶她去瑞士滑雪，而後讓她進一所盡是阿拉伯有錢人和美國瘋子的上流學校念書。她恐慌的語氣使我相信了她，但是當我效法土耳其電影裏的硬漢發誓我會“綁架”她，想使她高興起來時，我看見我的愛人臉上掛著高興的神色，於是我自己也相信了。
二月初，在學校放寒假前的最後一次會麵，為了暫時忘掉災難的陰影，也為了答謝給我們鑰匙的朋友，我們跟那些心地善良的朋友見了麵。還有幾個同學加入我們，那天晚上他們第一次見到我的愛人。每個人都扯了扯我身上不同的部位，使我想起我為何本能地從來不願讓各種朋友搭在一起。打從見麵，我的“黑玫瑰”和我的大學同學之間就不對勁。他們想跟她建立關係，因此諧而不謔地取笑我，但她並不合作。之後，她為了安撫他們，一同開起別的時候或許不錯但此刻卻是十足愚蠢的玩笑。被問起她的父母、他們做什麽、住哪裏以及有關財富資產的問題時，她打斷對話，對這個話題表示不屑。整個晚上，除了從別別喀餐廳眺望博斯普魯斯，談論足球或某種消費者品牌外，她惟一顯得快樂的時刻是我們停在博斯普魯斯的阿席揚岬，觀看又一棟木造別墅在對岸燃燒。
那是博斯普魯斯最美麗的“雅驪”之一，位於坎地利，離岬角很近，我下了車，以便看得更清楚。我的美人兒厭倦看我的朋友們欣賞大火，於是站到我身邊來，手握在我手中。為了遠離湊在一起喝茶、圍觀僅存的奧斯曼宅邸付之一炬的車輛與人群，我們走到魯梅利堡壘另一頭。我告訴她，中學逃課的時候，我常搭渡輪去對岸，也探索過那裏的街道。
寒冷漆黑的夜裏站在小墓園前方，感覺博斯普魯斯洶湧的海流，我的愛人低聲說她非常愛我。我說為了她，我什麽都願意做，而後竭盡全力擁抱她。我們親吻，每回停下來睜開眼睛，就看到對岸的橘色火光投射在她柔軟的肌膚上。
回家途中，我們在後座握著手，默默無言。到她家的公寓時，她像孩子似地向門口跑去。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她。我們的下一次約會，她沒有出現。
三個禮拜後，寒假結束，我開始在放學時分去錫安聖母學校門口，從遠處看著女孩們一個個走出來，等待“黑玫瑰”出現。十天後，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毫無結果的努力，我必須罷手，但每天下午，我的雙腳便不由自主地帶著我前往中學門口，待到人群逐漸散去。有一天，她最疼愛的大弟從人群裏走出來，跟我說他在瑞士的姐姐深情地問候我，遞給我一封信。我在一家布丁店抽著煙讀她的信，信中說她對新學校很滿意，但她想念我，也想念伊斯坦布爾。
我寫給她九封長信，七封裝進信封，五封寄了出去。我不曾得到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