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丈夫的朋友中我最喜歡的是斯坦達·瓦夫拉，一個出了師的印刷工。他的舉止、他的自然瀟灑使我大為吃驚。而我丈夫坐在他身旁就像個扛長活的、某個郊區旅館裏打雜的夥計。斯坦達笑得也很有風度，知道如何配領帶、穿毛衣和襯杉，他的皮鞋總是擦得幹淨鋥亮，而我丈夫一大清早隻要一穿過利本尼公園的草地，鞋子就沒法看了。那個斯坦達悄悄地感到得意的是，他也能寫點兒小詩。沃拉吉米爾還拿著斯坦達寫的詩到他的街頭集會上去朗誦。他們甚至還合作寫了第四份爆炸性宣言，上麵還鄭重其事地簽上了斯坦尼斯拉夫·瓦夫拉的姓名。斯坦達深愛著詩人格拉特·奈瓦爾，這人後來消失在東方某個地方。斯坦達根據奈瓦爾的作品寫了一部奇特的作品，在這部作品中，英俊黑發的印刷工人把自己也寫了進去，他別無他求，隻想出一本小小的書以表示對奈瓦爾的紀念。斯坦達給我講述過的一個故事使我跟斯坦達一樣將它牢記心中，斯坦達說這個畫麵就像奈瓦爾一樣在他一生中留下了印記：在他小時候，常在斜爾瓦支卡的莊園裏玩耍，在上個世紀中，這兒曾有過葡萄園和花園，人們還在羅基特卡河中捕淡水鮭。可是等斯坦達長大成少年，莊園裏已經住了些窮人，羅基特卡河裏也常漂著些人們甩掉的罐子和爐子什麽的。斯坦達在外廊下方玩耍，外廊上有個胖極了的女人在走路，外廊地板已經朽了，而且恰恰在斯坦達朝上看這一刹那斷了，那大胖女人從外廊上掉下來，裙子像撐開的雨傘，斯坦達在下麵一直望著，直到這世界在他眼前變得一片漆黑，他被纏在這裙子底下昏倒過去，斯坦達倒是沒出什麽事，可那大胖女人的胯骨卻跌成了兩半。“這就是我想要描寫的我的故事。”斯坦達說著，還多次重複著這句話。他有著伯爵式的修長手背，吸煙的姿勢也很優雅，笑得多情可親，他有一頭濃密的分著縫濕潤的黑發，臉色黝黑，樣子像意大利的足球運動員。我丈夫從來沒向我遞過一支煙，也從來不知道給我點燃煙，可是斯坦達善於以伯爵的風度做這一切，一切都顯出一種造型美……
他有一個哥哥叫沃拉吉米爾·瓦夫拉。我第一次看見這位也叫沃拉吉米爾的大瓦夫拉，便認出他坐過牢，因為他有一雙囚犯的眼睛，就像我丈夫說的有雙貝爾茲的猶太教牧師的兒子們那樣的眼睛，有著囚犯的那種觸覺，連他的笑也是坐過牢的那種人的笑。這位大瓦夫拉笑得都喘不過氣來，笑得瞳仁兒快樂地打轉兒。說他盡管是出師的電氣機械師，卻掌握了所有超現實主義的宣言和所有詩人、上個世紀所有法國詩人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是一個在皮迪茲坐過六年牢的人，因此將多一點的客觀現實主義帶進了超現實主義之中。在這方麵他算是獨一無二的……他當然也笑話所有別的人。他兩手抱著膝蓋，一個勁兒地微笑著。因為他說他已經不需要交談，早已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寫進心裏、靈魂裏，然後寫到割斷的麵粉口袋上，隻需將他在那隻有地下礦燈的礦井裏體驗的一切抄下來就行了。我看得出來，斯坦達不僅喜歡他哥哥，還認為曾經坐過牢的這位大瓦夫拉哥哥將是未來的精英。關於這一點斯坦達從未懷疑過。我丈夫還在斯坦達的哥哥關在監獄裏的時候就已跟斯坦達有過來往。兩年來他從斯坦達和他哥哥的其他朋友如布希爾先生那裏常聽他們談起大瓦夫拉。這位布希爾為了紀念安德列·勃勒東在茲波希洛夫花園裏造了一隻大艙船，直到今天還在那花園裏擺著，因為誰也沒法將它搬到洞裏去，就因為太大，一直關在茲波希洛夫花園籬笆裏。那時我丈夫已經早就知道這位大家都等著他回來的大瓦夫拉。他們那個自詡為利本尼精神敏感者小組，直到最近才開始生活。等到人們稱之為工人的詩人、大瓦夫拉回來，我丈夫才會看到一位活生生的真正詩人。他入獄的故事很簡單：他的頭頭有部發射機，向西歐發射了恰好兩年，偵緝隊用雷達找到了他們，在馬爾莫夫卡的一輛小汽車上連同他們的器械一起捕獲了他們，隨後便是審訊，然後在一九五一年於巴爾杜比采開庭審判……
有一次，在一個陰霾的日子裏，大瓦夫拉坐在我們敞開的窗子旁，兩手扶在膝蓋下邊，講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恐怖：他被押著走過一條一百米長的街道去法庭，沿途站著一些普通老百姓，主要是婦女。他們威脅他，往他臉上吐痰，衝他喊叫，大家都在喊著說他們該被絞死……“這唾沫、這喊聲、這些眼睛、這些模樣像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母親的人們的仇恨是最最可怕的了。我被判了二十年。後來又帶我走過那條喊叫辱罵的街道，我的弟弟斯坦達站在那裏，絕望地哀號著：‘沃拉佳啊i超現實主義者們能管什麽用啊!塞利納能管什麽用啊!哈謝克、卡夫卡能管啥用啊!這些年來，皮迪茲對我說，那其實是一個好的無線電廣播啊……我要寫篇關於這事的消息，我要寫篇關於這事的報道，在一塊小小的版麵上我要喊出不僅我的命運而且是其他人的命運……終於，我丈夫有機會成為一位作家了。他收到一封信，出版社在信中提議出版他的一本短篇小說集，說為了讓他能集中精力把這本書弄出來，出版社將給他提供一些經濟補助，一年之內將付給他一半工資，讓他去與公司商量減掉一半工作量。於是布普尼廢品回收站主任古切拉先生便與我丈夫簽訂了這項合同。於是我丈夫便從他所寫的作品中挑了一些可以出版的短篇小說出來，可是挑來挑去還是不夠，他必須再寫一些短篇小說，可又不是他習慣於寫的那些尋開心的所謂“江湖神藥”。正如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他在開始寫些相當溫和的、為讓這個集子得以出版的這類短篇小說。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最初他交給編輯部的隻是那些“江湖神藥”，連副標題也不是寫的短篇小說，而是那些神神道道的東西。等候編輯部審讀了整整一個月，後來又拖了一個月之後，我丈夫變了，坐不住了，從睡夢中醒過來。他每個星期都跑到編輯部去問他們是不是已經看過他的東西了，而每次都抱著極大的希望走進那棟樓房，可又膽怯地、可憐巴巴地回到家裏。
他的工作安排是這樣的：雖然每天都去上班，但隻需幹到下午一點，然後洗完澡便可回家。可是換了一個新主任。不管是那女工東佳，還是那助理工溫紮，雖然什麽也沒說，可是我常去那兒找我丈夫時便看到，我丈夫想要出人頭地當上作塚不是那麽輕鬆的事兒。工人們的那種信任感消失不見了。我丈夫獨自一人幹活，連新來的女主任也變得對他冷淡起來，樂佳和溫紮已經不再和我丈夫一塊兒去喝啤酒，也不到胡森斯基去吃午飯了。我丈夫因一心忙著他那本書所以根本沒注葸到這些。又過了六個星期，當我丈夫重又去問作家出版社的編輯部是不是接受了他那些“江湖神藥”時，他們隻是對他說已經有兩位編輯看過，讓他第二天早上再去。第二天我丈夫沒去上班，九點鍾便等在編輯部門口，直到約定十點鍾見麵。他使在河岸溜達了一通，然後才進編輯部去。一個小時之後，他便紅著臉感到受辱地跑到我的烤雞小吃部來，對我說他們把他的稿子退給了他，說他們大笑著朗讀了他這本名叫《線上雲雀》的書稿中的一部分，說有些句子使編輯們興致很高。當時我丈夫情不由衷地微笑著，他有個印象，即從眼下這一瞬間起他將開始實現他要成為未來的佼佼者的夢，覺得他的朋友、詩人希夏爾和科拉什關於他的短篇小說將會前途無量的預言說對了。
當編輯們笑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對我丈夫短篇小說的風格和內容大加讚賞一番，但隨後變得嚴肅起來，說這樣的稿子是沒法出版的，要是出版了，他們作為編輯就會是最後一次坐在這裏了，因為社領導會因為這些“江湖神藥”式的作品而辭退他們，砸了他們的飯碗，說想必我丈夫也不會願意他們這樣，說現在隻好把稿子退給他，因為隻有一半短篇小說可以考慮放進書裏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讓他在還有經濟補助的今後半年裏再寫些裏麵既沒有髒字，也沒有色情場景的短篇小說……於是我丈夫便搖搖晃晃回到了焦街的廢紙回收站，準備接著幹活。等卡車載著他裝上的紙包開走之後，東佳和溫紮站在院子裏。我丈夫提起罐子從胡森斯基打來了皮爾森啤酒，可是東佳和溫紮都沒有喝。我丈夫請他們為他的健康喝一杯；可溫紮看了一眼東佳，兩人一致說他們自己有錢，不需要作家買酒給他們喝……
於是我丈夫便離開了這個他幹了四年活兒的陰冷肮髒的院子，走到大街的光亮下，等他一步一步走到我那裏時幾乎有些支持不住，隻坐在那裏呆呆地微笑著。我正在招待那些黑人顧客，他們剛剛把用來洗手的一盆清水喝掉了，因為大多數顧客喜歡用手拿著烤雞吃，可是這些黑人沒用這水洗手，以為這是用來喝的水。我和領班都在笑，可我丈夫坐在那裏看著前麵，仿佛有些不知所措，他品嚐了這一他後來向我謹慎複述的失敗，他那些粗痞文稿在作家出版社遭遇的慘敗；他與那些已經屬於過去的朋友的關係上更大的慘敗，兩位詩人恐怕已經除了他的名，因為他們可能堅信他想踩著他們的背脊爬上光榮作家的桅杆，去當一個出人頭地的人，而不再是一名工人，不再是廢紙回收站的人稱呼的那個博士。自從那不僅他自己而且他的朋友們曾寄托如此厚望的稿子被退回這一瞬間起，他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我白費勁兒地罵他，白費勁兒地堅持對他說，笨蛋是出版社的那些人而不是他。我白費勁兒威脅他說，做夢也休想絲毫改動他的稿子!其實我壓根兒就沒讀過這些稿子，這不重要，要緊的是讓他保持原來的樣子，讓他別突然一下子開始按照出版社那些人的要求來寫作，可是我那不爭氣的丈夫根本聽不進去，他已經在按照那些被通過的短篇小說來寫，並把希夏爾和科拉什先生很看重的那六個短篇撒了出來，耐心地補寫完那些經過篩選之後剩下來的玩意兒。他一大早就去上班，以便到中午就把活兒幹完，可以去寫他那預約好的短篇小說。
此時此刻我因我丈夫突然變得這麽溫順而有了勇氣，不惜一切代價地我怎麽想的就怎麽對他說。而我丈夫卻按照人家勸說他遵循的樣板，違背自己的意誌、自己的信念來寫作，然後到編輯部去撒謊去偽裝，每寫一部短篇小說便拿到那裏去低三下四征求意見看是不是合乎他們的要求。那裏一誇他，他便高興。直到寫完最後一個短篇，為的是能湊到一起出一本小書，然後便可成為作家，出人頭地。從此，我便開始把我的丈夫看成一個膽小鬼，看做一個在他朋友之中是一個樣在編輯部又是另一個樣的人，我受不了這兩種麵孔、兩種目光、兩種言談，我已經帶著一種反感聽我丈夫講話，我總是怎麽想的就怎麽說。我當姑娘的時候曾經住過一棟擁有十幾間房子的樓房，我，曾經擁有股票，我們家裏請了女傭和司機；我，也曾為這付出了代價，我不僅失去了這一切，還因為我是個德國女孩而在磚場幹了一年活，然後我父母被遷走，將我和海尼弟弟留下來，那時我才十六歲，為了供養海尼，我不得不到飯店到食堂去打工，以便能給他端回一小鍋食物，讓他能填飽肚子，難道我經曆過這些遭遇之後如今還要說謊話?說些非我所想的違心話?像我丈夫那樣行事?他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價去當個作家，即使要改寫、補寫他的書、背叛他的粗痞文稿也在所不惜，這些手稿是在他的朋友麵前、使他們為之雀躍的啊!後來我丈夫的膽小怕事得到了報應。連在朋友中間他也不再有自己的觀點，不管誰說什麽他都立即表示同意。他總是先同意一切，隻要不說自己該說的東西就行。他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即使說了，到最後也總是收回。在焦街的廢紙回收站也是同樣的結果。我去那裏找他時，辦公室正坐著企業安全代表。我走進去，正想退出來，那個安全代表說；“隻管坐下吧，太太，您丈夫很快就要回家的。”東佳和溫紮及主任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安全代表講完話，我丈夫臉紅得像剛剛哭完。“你看，”安全代表說，“你不遵守勞動紀律。我沒去注意你，你過了下午一點便走了。你還有什麽可說的呢?”我丈夫以微弱的嗓音爭辯說：“我已把工作做完，所以就回家了。”
而安全代表堅持說：“你承認嗎?你無故曠工。我妻子隻到這裏來過十次，可你在十二點半就已經走了。東佳，你對這有什麽說的?”東佳閉上眼說：“是，博士，您每天在十二點就走掉了。”安全代表便將這話寫進了記錄裏。然後又問：“溫紮，你對這事有什麽要說的?”溫紮說：“這都是您自己幹的，博士，您隻能怨您自己。”我丈夫低聲說：“你知道，溫紮，每當我們一塊兒到科利什那兒去打包，整個一大車的包都是我打的，可我都把賬記在你的名下，因為你有孩子。”溫紮卻粗暴地說：“博士，您把您的活兒記在我名下隻是為了堵住我的嘴。”安全代表又重複一遍說：“你沒有遵守勞動時間。”我丈夫爭辯說：“可我是經過回收站領導批準的。我可以在兩個月內縮短一半時間的工作量，這是與文學基金會協商好了的。”安全代表卻歡呼起來說：“兩個月內!可你不遵守工作時間已經半年之久了。你為什麽不遵守這兩個月內的協議?”我丈夫繼續掉進無底深淵：“我在為《線上雲雀》這本書而工作。”安全代表又歡呼起來，東佳、溫紮，甚至主任也都樂了。“那你可以在晚上在夜裏寫呀!總而言之，你對準則規範很隨意。他們還給你寫了個加班，最主要的是還給你寫了個加班!”
我丈夫輕聲堅持說：“可是付給我打包的錢是六個公擔三克朗!”可安全代表堅持說：“那些加班時間使你不在乎準則規範。”主任氣憤地對我丈夫說：“我還以為您是個有修養的君子哩!”我丈夫站起身來說：“那好吧!我承認一切，你們所說的都對，我曠了工，行了吧?”安全代表立即將這些寫進了記錄報告，同時說：“好啊1你不僅自己沉下水，而且還捎上了你的主任，尤其是企業的會計。你再考慮一下你所說的，再在這裏讀一遍!”我丈夫似乎又打起了精神，將記錄讀了一遍，然後高興地說：“怎麽樣，同誌，您還種蔬菜嗎?我在這裏給您找到的那本叫《我們的水果的顏色品種》的書您喜歡嗎?”可是，那時我丈夫跟他以及東佳、溫紮在下班後一起去喝過啤酒的安全代表卻冷冰冰地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我丈夫說：“我今年收成很好，三筐萊茵特蘋果，兩筐約納丹蘋果，四筐金帕爾馬蘋果。”
主任的臉紅得更厲害了，說：“我還以為您是一個有修養的君子哩!”安全代表又掏出一支香煙，本想點燃它，無奈在所有衣兜裏也找不到火柴。我丈夫從寫字台上拿起一盒火柴，劃燃它遞到安全代表嘴邊，可是安全代表任那火柴在我丈夫的手指間滅掉，然後將整支煙像掐煙蒂似的掐在煙灰缸裏。我丈夫常愛談起的這個安全代表，說他曾經是多麽地喜歡我丈夫，每當他在卡雷爾·布拉班茨基喝醉了不想回家，便允許博士友善地打他幾個耳光，如今他卻滿腔仇恨，揮動著那記錄報告，就像朱可夫元帥命令似地要求凱特爾元帥在投降書上簽字一樣：“簽字屍我丈夫簽了字。他簽字的時候東佳舌頭不利落地說：“我不得不這樣，博士，您是一位有修養的人。”安全代表站起來，瀏覽一下簽字說；“好啦!如今你被解雇了。”我丈夫抬起眼睛，也舉起兩隻手，怡然自得地伸了個懶腰，嗬欠都打出了聲。他打開自己那一格存物櫃，掏出他的東西：書籍、勞動服和帽子，將它們拿到廢紙堆那兒，他把衣服和鞋子都扔到了那一堆上。安全代表準備離去，當東佳、主任、然後還有溫紮簽了字之後，他在院子裏對我丈夫說：“希望你那本書能夠出版……書名叫什麽?”
我丈夫說：“《線上雲雀》。”安全代表重複了一遍，“就給我送來一本《線上雲雀》吧屍接著我丈夫用一根繩子將自己的東西捆在一起。我望著他，好得很!我見到了這情景，我曾看到別的事情，我曾在被攆出門送到收容所之時目睹過更可怕的情景。我微笑著對我丈夫說：“喂，要是你願意，我來養活你。別去理會那什麽《線上雲雀》，別去理會這一切，寫你想寫的東西吧!我來養活你!”我們走到了過道上，漢嘉站在那裏，兩手交叉著，背靠著牆壁微笑著：“喂，你這該死的小子，你反正會成為作家的!他們在那裏對你所幹的一切，這更襯托出你未來的榮耀……喂，夫人，您知道法國大革命是怎麽一回事嗎?他們不僅砍下了王後、國王以及全宮廷裏人的腦袋，而且還砍下了千百個貴族的腦袋……甚至砍下了所有國王的頭，也就是他們在聖母院雕像的頭。他們讓那王位繼承人去學皮匠活兒，那皮匠將他折磨致死。博士在這裏經受的隻不過是剛學會走路的娃娃玩的嘩啷棒兒。夫人，您在一九四五年所經曆的也是這麽一回事兒。您知道，沙皇尼古拉、皇後和他們一個比一個漂亮的四個女兒，這四個公主和他們的醫生是怎麽個下場嗎?咳，這可有意思啦!先把他們關在沙皇監獄裏，然後將他們押到托博爾斯克，然後又押到葉肯傑林堡，他們遭受的恐嚇、嘲笑、侮辱簡直太可怕了……到最後把他們槍斃了。然後又往四個公主身上澆上一桶汽油和強酸，先將她們五馬分屍，以便燒起來痛快。還把那條忠實的小狗雅密也槍斃掉了。
等到法醫索科洛夫來尋找他們時，那兒隻找到那條小狗的屍體。沙皇呢?隻找到他腰帶上的穗飾。皇後呢?隻找到她的耳環。公主們還剩下了什麽?什麽也沒剩下。四名大公夫人剩下什麽呢?一副緊身衣中的襯片和緊身馬甲上的扣襻。波特維醫生還剩了什麽?隻找到他的一顆假牙和他的眼鏡片……那麽一比，夫人，在您身上發生的事，在博士那臭小子身上發生、的事真是什麽也算不了。可是我倒有了事啦!誰跟我到胡森斯基酒家那裏去呀?誰將跟我一道去賣那些找出來的珍貴的書呀?我成了一個孤家寡人啦!夫人，讓上帝保佑您吧，好人啊屍漢嘉哭著，將他那胡子拉碴的臉湊到我那淚痕滿麵的丈夫臉上吻了一下，擺一下手，沿著牆壁摸索著走下階梯，然後消失在下麵他的地下室裏。我們走出來，到了院子裏。
辦公室的窗子亮著燈，裏麵坐著安全代表，他對麵坐著回收站的新主任。斯萊紮先生已經退休，馬仁卡太太也已經退休。那兩名新工人東佳和溫紮也坐在那裏，他們大家都在抽煙。我丈夫受到極大的打擊，因為東佳和溫紮都曾經是他的朋友，如今卻對他落井下石，盡管他們講的是真話。我們離開了院子，焦街上太陽曬得很猛，電車沿著紅線行駛著。回收站主任像在自言自語地重複著：“我還以為您是位有修養的君子哩屍溫紮和東佳轉身到胡森斯基那兒去了……我丈夫晚上從瓦尼什達那兒回來隆重地對我宣布說，他已接受了諾伊曼劇院布景工的工作，說明天就和劇院到勞烏恩去流動演出。就這樣，我丈夫成了一名舞台布景工。上班的地方離家隻有兩百米遠。劇院可把他解放了，不過他仍在繼續弄那些短篇小說，為出版社整那些稿子，由兩位編輯繼續給他出主意怎麽寫這些短篇小說和書，免得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領導不高興。他總算把這本書寫完了，稿子也通過了，開始校對付印樣張。可是離完成這本書的日子越近，甚至已經登了廣告，我丈夫卻從來沒在我麵前炫耀過，也沒對朋友中任何一個人介紹過他步向作家行列中和可能成為佼佼者的經過。我已經看到，等他的書出現在櫥窗裏，甚至擺上他的照片時，他會嚇得目瞪口呆的。因為從他將他的粗痞手稿送到出版社去，打算出版他第一本書的那一美好時刻起，他原來所有的短篇小說幾乎全部被另外的短篇小說所取代，校訂時還改掉了那些語意雙關、含有隱喻的句子。實際上違背了他的意思，可他還是改了，寫了一本與他在朋友麵前朗讀的、被他們看做是未來偉大的拔尖作品不同的書。
有一天他歡天喜地笑著從城裏回來，在房間裏來回走動。院子裏陽光明媚。他像從前一樣重又爬上板棚的屋頂，坐在那兒的椅子上曬著太陽哼著歌，然後又爬下來。等他平靜下來之後，便對我說：“上帝站在了我這一邊，他將我解救了出來!社長當著我的麵狠赳了那兩個編輯一頓，手裏很不耐煩地拿著《線上雲雀》的第一份廣告，很反感地拿著那幾張紙，接著朝這本書的兩位責任編輯桌子上一扔說：‘惡心!這麽個糟糕的東西你們也想出版?立即把排好的版毀掉!跟那作家解除合同!……惡心!”我丈夫說著，幸福地微笑了，“這太好了!你記得嗎，小姑娘?當我最後一次在焦街時，漢嘉在走廊上給我指出了道路啊!那個安全代表仍然是我的朋友，因為要不是他把我狠狠赳一頓，我還蹲在那裏哩。上帝愛誰，小姑娘，就讓誰遭難卜…·記得漢嘉說的，法國革命者們不僅砍了那些活著的國王、王後和貴族們的頭，而且還砍了在聖母院的雕像的頭，把這些砍下來的石雕頭像埋在坑裏，革命後又過了許多年，重新做了一些腦袋嵌到那些沒腦袋的石頭身子上……這就是我的教訓。但主要的是，如今修建地鐵，又碰上了那坑，推土機一推，掘進工又將那些砍下的國王們的石頭腦袋搬上地麵，重又搬回聖母院擺到它的正門上方。小姑娘，這就是進步，這就是世界曆史，這就是黑格爾的一句名言：這是玫瑰嗎?這不是玫瑰……這是玫瑰……‘惡’以其軍隊的矯健步伐走遍世界，而‘善’幾乎看不出來地在進行活動……”
他有一個哥哥叫沃拉吉米爾·瓦夫拉。我第一次看見這位也叫沃拉吉米爾的大瓦夫拉，便認出他坐過牢，因為他有一雙囚犯的眼睛，就像我丈夫說的有雙貝爾茲的猶太教牧師的兒子們那樣的眼睛，有著囚犯的那種觸覺，連他的笑也是坐過牢的那種人的笑。這位大瓦夫拉笑得都喘不過氣來，笑得瞳仁兒快樂地打轉兒。說他盡管是出師的電氣機械師，卻掌握了所有超現實主義的宣言和所有詩人、上個世紀所有法國詩人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是一個在皮迪茲坐過六年牢的人，因此將多一點的客觀現實主義帶進了超現實主義之中。在這方麵他算是獨一無二的……他當然也笑話所有別的人。他兩手抱著膝蓋，一個勁兒地微笑著。因為他說他已經不需要交談，早已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寫進心裏、靈魂裏，然後寫到割斷的麵粉口袋上，隻需將他在那隻有地下礦燈的礦井裏體驗的一切抄下來就行了。我看得出來，斯坦達不僅喜歡他哥哥，還認為曾經坐過牢的這位大瓦夫拉哥哥將是未來的精英。關於這一點斯坦達從未懷疑過。我丈夫還在斯坦達的哥哥關在監獄裏的時候就已跟斯坦達有過來往。兩年來他從斯坦達和他哥哥的其他朋友如布希爾先生那裏常聽他們談起大瓦夫拉。這位布希爾為了紀念安德列·勃勒東在茲波希洛夫花園裏造了一隻大艙船，直到今天還在那花園裏擺著，因為誰也沒法將它搬到洞裏去，就因為太大，一直關在茲波希洛夫花園籬笆裏。那時我丈夫已經早就知道這位大家都等著他回來的大瓦夫拉。他們那個自詡為利本尼精神敏感者小組，直到最近才開始生活。等到人們稱之為工人的詩人、大瓦夫拉回來，我丈夫才會看到一位活生生的真正詩人。他入獄的故事很簡單：他的頭頭有部發射機，向西歐發射了恰好兩年，偵緝隊用雷達找到了他們，在馬爾莫夫卡的一輛小汽車上連同他們的器械一起捕獲了他們，隨後便是審訊，然後在一九五一年於巴爾杜比采開庭審判……
有一次，在一個陰霾的日子裏，大瓦夫拉坐在我們敞開的窗子旁，兩手扶在膝蓋下邊，講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恐怖：他被押著走過一條一百米長的街道去法庭，沿途站著一些普通老百姓，主要是婦女。他們威脅他，往他臉上吐痰，衝他喊叫，大家都在喊著說他們該被絞死……“這唾沫、這喊聲、這些眼睛、這些模樣像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母親的人們的仇恨是最最可怕的了。我被判了二十年。後來又帶我走過那條喊叫辱罵的街道，我的弟弟斯坦達站在那裏，絕望地哀號著：‘沃拉佳啊i超現實主義者們能管什麽用啊!塞利納能管什麽用啊!哈謝克、卡夫卡能管啥用啊!這些年來，皮迪茲對我說，那其實是一個好的無線電廣播啊……我要寫篇關於這事的消息，我要寫篇關於這事的報道，在一塊小小的版麵上我要喊出不僅我的命運而且是其他人的命運……終於，我丈夫有機會成為一位作家了。他收到一封信，出版社在信中提議出版他的一本短篇小說集，說為了讓他能集中精力把這本書弄出來，出版社將給他提供一些經濟補助，一年之內將付給他一半工資，讓他去與公司商量減掉一半工作量。於是布普尼廢品回收站主任古切拉先生便與我丈夫簽訂了這項合同。於是我丈夫便從他所寫的作品中挑了一些可以出版的短篇小說出來，可是挑來挑去還是不夠，他必須再寫一些短篇小說，可又不是他習慣於寫的那些尋開心的所謂“江湖神藥”。正如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他在開始寫些相當溫和的、為讓這個集子得以出版的這類短篇小說。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最初他交給編輯部的隻是那些“江湖神藥”，連副標題也不是寫的短篇小說，而是那些神神道道的東西。等候編輯部審讀了整整一個月，後來又拖了一個月之後，我丈夫變了，坐不住了，從睡夢中醒過來。他每個星期都跑到編輯部去問他們是不是已經看過他的東西了，而每次都抱著極大的希望走進那棟樓房，可又膽怯地、可憐巴巴地回到家裏。
他的工作安排是這樣的：雖然每天都去上班，但隻需幹到下午一點，然後洗完澡便可回家。可是換了一個新主任。不管是那女工東佳，還是那助理工溫紮，雖然什麽也沒說，可是我常去那兒找我丈夫時便看到，我丈夫想要出人頭地當上作塚不是那麽輕鬆的事兒。工人們的那種信任感消失不見了。我丈夫獨自一人幹活，連新來的女主任也變得對他冷淡起來，樂佳和溫紮已經不再和我丈夫一塊兒去喝啤酒，也不到胡森斯基去吃午飯了。我丈夫因一心忙著他那本書所以根本沒注葸到這些。又過了六個星期，當我丈夫重又去問作家出版社的編輯部是不是接受了他那些“江湖神藥”時，他們隻是對他說已經有兩位編輯看過，讓他第二天早上再去。第二天我丈夫沒去上班，九點鍾便等在編輯部門口，直到約定十點鍾見麵。他使在河岸溜達了一通，然後才進編輯部去。一個小時之後，他便紅著臉感到受辱地跑到我的烤雞小吃部來，對我說他們把他的稿子退給了他，說他們大笑著朗讀了他這本名叫《線上雲雀》的書稿中的一部分，說有些句子使編輯們興致很高。當時我丈夫情不由衷地微笑著，他有個印象，即從眼下這一瞬間起他將開始實現他要成為未來的佼佼者的夢，覺得他的朋友、詩人希夏爾和科拉什關於他的短篇小說將會前途無量的預言說對了。
當編輯們笑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對我丈夫短篇小說的風格和內容大加讚賞一番，但隨後變得嚴肅起來，說這樣的稿子是沒法出版的，要是出版了，他們作為編輯就會是最後一次坐在這裏了，因為社領導會因為這些“江湖神藥”式的作品而辭退他們，砸了他們的飯碗，說想必我丈夫也不會願意他們這樣，說現在隻好把稿子退給他，因為隻有一半短篇小說可以考慮放進書裏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讓他在還有經濟補助的今後半年裏再寫些裏麵既沒有髒字，也沒有色情場景的短篇小說……於是我丈夫便搖搖晃晃回到了焦街的廢紙回收站，準備接著幹活。等卡車載著他裝上的紙包開走之後，東佳和溫紮站在院子裏。我丈夫提起罐子從胡森斯基打來了皮爾森啤酒，可是東佳和溫紮都沒有喝。我丈夫請他們為他的健康喝一杯；可溫紮看了一眼東佳，兩人一致說他們自己有錢，不需要作家買酒給他們喝……
於是我丈夫便離開了這個他幹了四年活兒的陰冷肮髒的院子，走到大街的光亮下，等他一步一步走到我那裏時幾乎有些支持不住，隻坐在那裏呆呆地微笑著。我正在招待那些黑人顧客，他們剛剛把用來洗手的一盆清水喝掉了，因為大多數顧客喜歡用手拿著烤雞吃，可是這些黑人沒用這水洗手，以為這是用來喝的水。我和領班都在笑，可我丈夫坐在那裏看著前麵，仿佛有些不知所措，他品嚐了這一他後來向我謹慎複述的失敗，他那些粗痞文稿在作家出版社遭遇的慘敗；他與那些已經屬於過去的朋友的關係上更大的慘敗，兩位詩人恐怕已經除了他的名，因為他們可能堅信他想踩著他們的背脊爬上光榮作家的桅杆，去當一個出人頭地的人，而不再是一名工人，不再是廢紙回收站的人稱呼的那個博士。自從那不僅他自己而且他的朋友們曾寄托如此厚望的稿子被退回這一瞬間起，他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我白費勁兒地罵他，白費勁兒地堅持對他說，笨蛋是出版社的那些人而不是他。我白費勁兒威脅他說，做夢也休想絲毫改動他的稿子!其實我壓根兒就沒讀過這些稿子，這不重要，要緊的是讓他保持原來的樣子，讓他別突然一下子開始按照出版社那些人的要求來寫作，可是我那不爭氣的丈夫根本聽不進去，他已經在按照那些被通過的短篇小說來寫，並把希夏爾和科拉什先生很看重的那六個短篇撒了出來，耐心地補寫完那些經過篩選之後剩下來的玩意兒。他一大早就去上班，以便到中午就把活兒幹完，可以去寫他那預約好的短篇小說。
此時此刻我因我丈夫突然變得這麽溫順而有了勇氣，不惜一切代價地我怎麽想的就怎麽對他說。而我丈夫卻按照人家勸說他遵循的樣板，違背自己的意誌、自己的信念來寫作，然後到編輯部去撒謊去偽裝，每寫一部短篇小說便拿到那裏去低三下四征求意見看是不是合乎他們的要求。那裏一誇他，他便高興。直到寫完最後一個短篇，為的是能湊到一起出一本小書，然後便可成為作家，出人頭地。從此，我便開始把我的丈夫看成一個膽小鬼，看做一個在他朋友之中是一個樣在編輯部又是另一個樣的人，我受不了這兩種麵孔、兩種目光、兩種言談，我已經帶著一種反感聽我丈夫講話，我總是怎麽想的就怎麽說。我當姑娘的時候曾經住過一棟擁有十幾間房子的樓房，我，曾經擁有股票，我們家裏請了女傭和司機；我，也曾為這付出了代價，我不僅失去了這一切，還因為我是個德國女孩而在磚場幹了一年活，然後我父母被遷走，將我和海尼弟弟留下來，那時我才十六歲，為了供養海尼，我不得不到飯店到食堂去打工，以便能給他端回一小鍋食物，讓他能填飽肚子，難道我經曆過這些遭遇之後如今還要說謊話?說些非我所想的違心話?像我丈夫那樣行事?他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價去當個作家，即使要改寫、補寫他的書、背叛他的粗痞文稿也在所不惜，這些手稿是在他的朋友麵前、使他們為之雀躍的啊!後來我丈夫的膽小怕事得到了報應。連在朋友中間他也不再有自己的觀點，不管誰說什麽他都立即表示同意。他總是先同意一切，隻要不說自己該說的東西就行。他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即使說了，到最後也總是收回。在焦街的廢紙回收站也是同樣的結果。我去那裏找他時，辦公室正坐著企業安全代表。我走進去，正想退出來，那個安全代表說；“隻管坐下吧，太太，您丈夫很快就要回家的。”東佳和溫紮及主任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安全代表講完話，我丈夫臉紅得像剛剛哭完。“你看，”安全代表說，“你不遵守勞動紀律。我沒去注意你，你過了下午一點便走了。你還有什麽可說的呢?”我丈夫以微弱的嗓音爭辯說：“我已把工作做完，所以就回家了。”
而安全代表堅持說：“你承認嗎?你無故曠工。我妻子隻到這裏來過十次，可你在十二點半就已經走了。東佳，你對這有什麽說的?”東佳閉上眼說：“是，博士，您每天在十二點就走掉了。”安全代表便將這話寫進了記錄裏。然後又問：“溫紮，你對這事有什麽要說的?”溫紮說：“這都是您自己幹的，博士，您隻能怨您自己。”我丈夫低聲說：“你知道，溫紮，每當我們一塊兒到科利什那兒去打包，整個一大車的包都是我打的，可我都把賬記在你的名下，因為你有孩子。”溫紮卻粗暴地說：“博士，您把您的活兒記在我名下隻是為了堵住我的嘴。”安全代表又重複一遍說：“你沒有遵守勞動時間。”我丈夫爭辯說：“可我是經過回收站領導批準的。我可以在兩個月內縮短一半時間的工作量，這是與文學基金會協商好了的。”安全代表卻歡呼起來說：“兩個月內!可你不遵守工作時間已經半年之久了。你為什麽不遵守這兩個月內的協議?”我丈夫繼續掉進無底深淵：“我在為《線上雲雀》這本書而工作。”安全代表又歡呼起來，東佳、溫紮，甚至主任也都樂了。“那你可以在晚上在夜裏寫呀!總而言之，你對準則規範很隨意。他們還給你寫了個加班，最主要的是還給你寫了個加班!”
我丈夫輕聲堅持說：“可是付給我打包的錢是六個公擔三克朗!”可安全代表堅持說：“那些加班時間使你不在乎準則規範。”主任氣憤地對我丈夫說：“我還以為您是個有修養的君子哩!”我丈夫站起身來說：“那好吧!我承認一切，你們所說的都對，我曠了工，行了吧?”安全代表立即將這些寫進了記錄報告，同時說：“好啊1你不僅自己沉下水，而且還捎上了你的主任，尤其是企業的會計。你再考慮一下你所說的，再在這裏讀一遍!”我丈夫似乎又打起了精神，將記錄讀了一遍，然後高興地說：“怎麽樣，同誌，您還種蔬菜嗎?我在這裏給您找到的那本叫《我們的水果的顏色品種》的書您喜歡嗎?”可是，那時我丈夫跟他以及東佳、溫紮在下班後一起去喝過啤酒的安全代表卻冷冰冰地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我丈夫說：“我今年收成很好，三筐萊茵特蘋果，兩筐約納丹蘋果，四筐金帕爾馬蘋果。”
主任的臉紅得更厲害了，說：“我還以為您是一個有修養的君子哩!”安全代表又掏出一支香煙，本想點燃它，無奈在所有衣兜裏也找不到火柴。我丈夫從寫字台上拿起一盒火柴，劃燃它遞到安全代表嘴邊，可是安全代表任那火柴在我丈夫的手指間滅掉，然後將整支煙像掐煙蒂似的掐在煙灰缸裏。我丈夫常愛談起的這個安全代表，說他曾經是多麽地喜歡我丈夫，每當他在卡雷爾·布拉班茨基喝醉了不想回家，便允許博士友善地打他幾個耳光，如今他卻滿腔仇恨，揮動著那記錄報告，就像朱可夫元帥命令似地要求凱特爾元帥在投降書上簽字一樣：“簽字屍我丈夫簽了字。他簽字的時候東佳舌頭不利落地說：“我不得不這樣，博士，您是一位有修養的人。”安全代表站起來，瀏覽一下簽字說；“好啦!如今你被解雇了。”我丈夫抬起眼睛，也舉起兩隻手，怡然自得地伸了個懶腰，嗬欠都打出了聲。他打開自己那一格存物櫃，掏出他的東西：書籍、勞動服和帽子，將它們拿到廢紙堆那兒，他把衣服和鞋子都扔到了那一堆上。安全代表準備離去，當東佳、主任、然後還有溫紮簽了字之後，他在院子裏對我丈夫說：“希望你那本書能夠出版……書名叫什麽?”
我丈夫說：“《線上雲雀》。”安全代表重複了一遍，“就給我送來一本《線上雲雀》吧屍接著我丈夫用一根繩子將自己的東西捆在一起。我望著他，好得很!我見到了這情景，我曾看到別的事情，我曾在被攆出門送到收容所之時目睹過更可怕的情景。我微笑著對我丈夫說：“喂，要是你願意，我來養活你。別去理會那什麽《線上雲雀》，別去理會這一切，寫你想寫的東西吧!我來養活你!”我們走到了過道上，漢嘉站在那裏，兩手交叉著，背靠著牆壁微笑著：“喂，你這該死的小子，你反正會成為作家的!他們在那裏對你所幹的一切，這更襯托出你未來的榮耀……喂，夫人，您知道法國大革命是怎麽一回事嗎?他們不僅砍下了王後、國王以及全宮廷裏人的腦袋，而且還砍下了千百個貴族的腦袋……甚至砍下了所有國王的頭，也就是他們在聖母院雕像的頭。他們讓那王位繼承人去學皮匠活兒，那皮匠將他折磨致死。博士在這裏經受的隻不過是剛學會走路的娃娃玩的嘩啷棒兒。夫人，您在一九四五年所經曆的也是這麽一回事兒。您知道，沙皇尼古拉、皇後和他們一個比一個漂亮的四個女兒，這四個公主和他們的醫生是怎麽個下場嗎?咳，這可有意思啦!先把他們關在沙皇監獄裏，然後將他們押到托博爾斯克，然後又押到葉肯傑林堡，他們遭受的恐嚇、嘲笑、侮辱簡直太可怕了……到最後把他們槍斃了。然後又往四個公主身上澆上一桶汽油和強酸，先將她們五馬分屍，以便燒起來痛快。還把那條忠實的小狗雅密也槍斃掉了。
等到法醫索科洛夫來尋找他們時，那兒隻找到那條小狗的屍體。沙皇呢?隻找到他腰帶上的穗飾。皇後呢?隻找到她的耳環。公主們還剩下了什麽?什麽也沒剩下。四名大公夫人剩下什麽呢?一副緊身衣中的襯片和緊身馬甲上的扣襻。波特維醫生還剩了什麽?隻找到他的一顆假牙和他的眼鏡片……那麽一比，夫人，在您身上發生的事，在博士那臭小子身上發生、的事真是什麽也算不了。可是我倒有了事啦!誰跟我到胡森斯基酒家那裏去呀?誰將跟我一道去賣那些找出來的珍貴的書呀?我成了一個孤家寡人啦!夫人，讓上帝保佑您吧，好人啊屍漢嘉哭著，將他那胡子拉碴的臉湊到我那淚痕滿麵的丈夫臉上吻了一下，擺一下手，沿著牆壁摸索著走下階梯，然後消失在下麵他的地下室裏。我們走出來，到了院子裏。
辦公室的窗子亮著燈，裏麵坐著安全代表，他對麵坐著回收站的新主任。斯萊紮先生已經退休，馬仁卡太太也已經退休。那兩名新工人東佳和溫紮也坐在那裏，他們大家都在抽煙。我丈夫受到極大的打擊，因為東佳和溫紮都曾經是他的朋友，如今卻對他落井下石，盡管他們講的是真話。我們離開了院子，焦街上太陽曬得很猛，電車沿著紅線行駛著。回收站主任像在自言自語地重複著：“我還以為您是位有修養的君子哩屍溫紮和東佳轉身到胡森斯基那兒去了……我丈夫晚上從瓦尼什達那兒回來隆重地對我宣布說，他已接受了諾伊曼劇院布景工的工作，說明天就和劇院到勞烏恩去流動演出。就這樣，我丈夫成了一名舞台布景工。上班的地方離家隻有兩百米遠。劇院可把他解放了，不過他仍在繼續弄那些短篇小說，為出版社整那些稿子，由兩位編輯繼續給他出主意怎麽寫這些短篇小說和書，免得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領導不高興。他總算把這本書寫完了，稿子也通過了，開始校對付印樣張。可是離完成這本書的日子越近，甚至已經登了廣告，我丈夫卻從來沒在我麵前炫耀過，也沒對朋友中任何一個人介紹過他步向作家行列中和可能成為佼佼者的經過。我已經看到，等他的書出現在櫥窗裏，甚至擺上他的照片時，他會嚇得目瞪口呆的。因為從他將他的粗痞手稿送到出版社去，打算出版他第一本書的那一美好時刻起，他原來所有的短篇小說幾乎全部被另外的短篇小說所取代，校訂時還改掉了那些語意雙關、含有隱喻的句子。實際上違背了他的意思，可他還是改了，寫了一本與他在朋友麵前朗讀的、被他們看做是未來偉大的拔尖作品不同的書。
有一天他歡天喜地笑著從城裏回來，在房間裏來回走動。院子裏陽光明媚。他像從前一樣重又爬上板棚的屋頂，坐在那兒的椅子上曬著太陽哼著歌，然後又爬下來。等他平靜下來之後，便對我說：“上帝站在了我這一邊，他將我解救了出來!社長當著我的麵狠赳了那兩個編輯一頓，手裏很不耐煩地拿著《線上雲雀》的第一份廣告，很反感地拿著那幾張紙，接著朝這本書的兩位責任編輯桌子上一扔說：‘惡心!這麽個糟糕的東西你們也想出版?立即把排好的版毀掉!跟那作家解除合同!……惡心!”我丈夫說著，幸福地微笑了，“這太好了!你記得嗎，小姑娘?當我最後一次在焦街時，漢嘉在走廊上給我指出了道路啊!那個安全代表仍然是我的朋友，因為要不是他把我狠狠赳一頓，我還蹲在那裏哩。上帝愛誰，小姑娘，就讓誰遭難卜…·記得漢嘉說的，法國革命者們不僅砍了那些活著的國王、王後和貴族們的頭，而且還砍了在聖母院的雕像的頭，把這些砍下來的石雕頭像埋在坑裏，革命後又過了許多年，重新做了一些腦袋嵌到那些沒腦袋的石頭身子上……這就是我的教訓。但主要的是，如今修建地鐵，又碰上了那坑，推土機一推，掘進工又將那些砍下的國王們的石頭腦袋搬上地麵，重又搬回聖母院擺到它的正門上方。小姑娘，這就是進步，這就是世界曆史，這就是黑格爾的一句名言：這是玫瑰嗎?這不是玫瑰……這是玫瑰……‘惡’以其軍隊的矯健步伐走遍世界，而‘善’幾乎看不出來地在進行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