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而雪花飄落，時而，是黑暗。
——謝伊·加裏波[1]謝伊·加裏波（seyhgalip，1757—1799），著名的蘇菲神秘主義詩人，著作《愛與美》是奧斯曼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之一。[1]
卡利普回想這一整天，他在清晨離開檔案管理員朋友賽姆的家，走上奇哈格的古老街道，朝卡拉廓伊走去，當他步下路旁高起的人行道時，看到一張隻剩骨架的扶手椅，仿佛是一場陰暗噩夢過後殘留下來的惟一記憶。扶手椅被丟在一排門窗拉下的店鋪前方，那一帶的店鋪多半是賣壁紙、合成纖維裝潢、木料或石膏天花板，外頭接連著通往托普哈內的陡峭巷弄，耶拉曾經有一次在那些小巷裏追蹤過交易繁忙的毒品販子。手把和椅腿上的塗漆已徹底剝落，椅墊被劃出深長的切痕，像是受傷的皮膚，生鏽的彈簧無助地從裏麵蹦出來，好像一匹騎兵馬被割破了肚子，流出泛綠的內髒。
雖然已經過了八點，但卡拉廓伊的廣場卻空無一人。卡利普不由得把剛才看到扶手椅的荒涼巷道和眼前的空曠廣場聯想在一起，暗忖是否即將發生一場劇變，而除他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經察覺征兆。似乎因為預見了災難，所以排班出航的船隻全用繩索係在一起，所以人們走避碼頭，所以在加拉塔橋上工作營生的街頭攤販、流動快照師和毀容的乞丐們，全都決定把握生命的最後一天度假去。倚著欄杆，卡利普望著泥濁的河水沉思，想起就是在橋的這一頭，曾經有一群孩子潛入水裏找尋基督教觀光客拋進金角灣的錢幣。他想不透為什麽，當耶拉幻想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幹涸的那天時，卻沒有提起這堆滿坑滿穀的錢幣，沒有想到多年以後，它們將帶來不同的象征意義。
走上大樓，一進到辦公室後，他馬上坐下來讀耶拉今天的專欄。但他發現那不是新的文章，而是以前登過的舊作。這可能表示耶拉有好一陣子沒有提供任何新的作品給編輯，但也可能暗示著完全不同的事情。同樣地，耶拉的這一篇文章，不論是它的中心議題“你是否難以做自己”，還是其中闡述此疑惑的理發師主角，似乎並非單純地在講耶拉所寫的內容，而是指涉外在世界中的別種含意。
卡利普記得以前耶拉告訴過他一段話，有關這個主題。“大多數的人，”耶拉說，“不會注意到某樣物質最根本的特性，因為這些特性太理所當然了，所以總被人們忽略；相反的，大家卻會發現並認出引人注意的第二層意義，隻因為它淺薄顯眼。這便是為什麽我不會明白地揭露我想表達的事情，而是把它不經意地放在一旁，看似離題。當然了，我不會挑一個太過隱晦的角落來存放意義——我的第一步棋隻是一個小兒科的捉迷藏——然而人們一旦親自發掘了它，他們便會像孩子一樣，立刻深信不疑。這就是我這麽做的原因。但是有時更糟，有些讀者連文章刻意的安排和偶然的寓意都還沒看出來，就把報紙給扔了，殊不知那得需要一點耐心和頭腦才搜尋得到。”
內心一股衝動湧起，卡利普扔下報紙，走出門去《民族日報》辦公室找耶拉。他知道耶拉比較喜歡趁周末人少的時候去報社寫稿，因此他猜想他會看見耶拉一個人在辦公室裏。他爬上陡斜的山丘，盤算著要告訴耶拉說如夢身體微恙。接著再講個故事，告訴他說有一位客戶因為太太跑了而陷入慌亂。聽完這個故事耶拉會作何反應?一個深受關愛的妻子，背棄了我們文化傳統中一切最好的價值，就這樣轉身拋下她的好丈夫，一位正直、勤勉、頭腦清明、性情溫和又經濟寬裕的好男人。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它究竟在影射何種秘密或隱喻?究竟在標記何種啟示?耶拉會細心聆聽卡利普巨細無遺的描述，然後歸納出一個結論。耶拉解釋得越詳細，這個世界就會變得越有道理。通過他的話，原本我們視而不見的“隱秘”真相，轉變成一則我們從沒察覺自己其實早已知道的故事，驚人而豐富的故事。如此一來，生命似乎變得比較可以忍受。卡利普瞥見伊朗大使館花園裏，濕漉漉的枝丫微映著亮光，他想，與其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裏，他倒比較喜歡活在耶拉深情筆調營造的世界中。
他在辦公室裏沒找到耶拉，隻見一張整潔的桌子、清空的煙灰缸，也沒有茶杯的蹤影。卡利普朝他慣坐的紫色椅子坐下，開始等待。他深信不用多久，他就會聽見耶拉的笑聲從另一個房間傳來。
在他失去信心之前，他回憶起許多事：他頭一次來報社參觀時，瞞著家人，謊稱是受邀參加一個廣播猜謎節目，那次他帶了一位同學一起來，結果那位同學後來愛上了如夢（“他本來打算帶我們參觀印報流程的，”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尷尬地說，“隻不過他沒空。”“你有沒有看到他桌上那一堆女人的照片?”他的同學問）；他和如夢第一次來這裏時，耶拉領他們參觀印刷室（“你長大以後也想當記者嗎，小姑娘?”老印刷師問如夢。而在回家的路上，如夢也問了卡利普同樣的問題）；還有，以前他常覺得這是一個從《一千零一夜》裏冒出來的房間，充滿了報紙上他自己絕對幻想不出來的各種驚異故事、生活與夢境。
他開始匆匆翻遍耶拉的書桌，想尋找新的報紙和新的故事，或許可以讓自己分神，可以忘卻。他發現了未拆封的讀者來信、尾端被啃爛的鉛筆、大小不一的各式剪報（關於一個吃醋的丈夫的情殺故事，上麵用綠鋼珠筆標記重點）、從外國雜誌裏剪下來的大頭照、人物肖像、幾張耶拉手寫的便條（別忘了：王子的故事）、空墨水瓶、火柴、一條難看的領帶、幾本有關薩滿教、胡儒非教派和增進記憶的粗糙平裝書、一罐安眠藥、降血壓藥物、紐扣、一隻停擺的手表、剪刀、讀者來信附上的照片（一張是耶拉和一位禿頭軍官，另一張，在某家鄉下咖啡館裏，幾個油亮亮的摔跤手和一頭討人喜歡的土耳其牧羊犬開心地望著鏡頭）、彩色鉛筆、梳子、香煙杆以及各種顏色的鋼珠筆……
他在桌上的記事本裏找到兩個檔案夾，其中一個標示為“發排版”，另一個是“存稿”。在“發排版”的專欄檔案夾中，是過去六天來已刊登過的文章的打字稿，還有一篇尚未登載的周日專欄。明天才會見報的周日這一篇，想必一定已經排好了版，畫好了插圖，然後又被放回檔案夾裏。
在標示“存稿”的檔案夾裏他隻看到三篇文章，全都是幾年前已經刊登過的。星期一要出刊的第四篇，此時大概正在樓下某位排字工人的桌上，所以星期天之後的存稿隻夠再撐三四天。難道耶拉沒有知會任何人，就不聲不響地去哪裏旅行或度假了?可是耶拉從沒離開過伊斯坦布爾。
卡利普走進寬大的編輯室，他的雙腿引導他來到一張桌子旁，兩位老先生正在那兒交談。其中一位筆名叫涅撒提，是個憤世嫉俗的老古板，多年前曾和耶拉有過一場激烈的口角。這些日子來，報社給他一塊角落，讓他發揮他憤怒的正義感寫作回憶錄，和耶拉的專欄比起來很不顯眼，也較少人讀。
“最近幾天都沒看到耶拉。”他皺著眉頭說，鬥牛犬似的臉就跟他專欄上方的照片一模一樣，“可你又是他的什麽人?”
第二個記者詢問他要找耶拉做什麽。卡利普翻遍腦中記憶庫裏的淩亂檔案，才找出這位仁兄的身份。老戴著黑框眼鏡的這個家夥，是報紙綜藝版中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他知道在貝尤魯的哪一條暗巷中哪一天有哪一位優雅的電影明星——她們全都擺出一副奧斯曼貴族名媛的姿勢——曾經在哪一家豪華妓院裏接過客。他知道，比如說，那個來到伊斯坦布爾，偽裝成一位阿根廷女伯爵但後來被揭發其實是在法國鄉下表演走鋼索的天籟歌手，事實上，是一個從阿爾及爾來的貧窮穆斯林女人。
“所以，你們是親戚，”綜藝版作家說，“我以為耶拉除了他親愛的亡母外，就沒有別的親人了。”
“哼!”年老的好戰分子說，“要不是因為那些親戚的緣故，耶拉怎麽可能會有今天?比如說，他有一個姐夫助他一臂之力。同樣也是這個信仰虔誠的家夥教他寫作，但耶拉最後卻背叛了他。這位姐夫是某拿克胥教派的一員，這個教派在庫姆卡普的一座廢棄肥皂工廠裏舉行秘密儀式，過程中大量運用到鐵鏈、橄欖榨油機、蠟燭，連肥皂模子也派上用場。他參與各種儀式，然後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坐下來寫報告，把教派活動的內幕消息提供給國家調查局。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證明，他向軍方告密的這個宗教組織中的門徒，事實上，並沒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為。他把他的情報和耶拉分享，希望這位文藝青年會閱讀並學習，提升自己對優美文句的品味。那幾年，耶拉的政治觀點順著一股左邊吹來的風倒向右邊，其間，他不曾間斷地吸收那些報告中的風格，像是交織在字裏行間、直接取自阿塔爾、阿布·呼羅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裏歐譯本的明喻和暗喻。沒錯，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見了連接我們舊有文化的新橋梁——盡管它們全依附於同樣老套的源頭。但大家並不知道創造出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個人，一個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多才多藝的姐夫天賦異秉，還是個萬事通：他製造出替理發師省麻煩的鏡子剪；研發一種割包皮工具，使得此後許多男孩不再因為嚴重的疏失而毀掉未來；他還發明了無痛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換成項圈，把椅子換成開合式地板。有幾年，耶拉感覺自己需要他親愛的姐姐和姐夫的關愛，於是那陣子他便在自己的‘信不信由你’專欄中，大力介紹這些發明。”
“對不起，可是你全搞錯了，”綜藝版作家反駁道，“耶拉在寫‘信不信由你’專欄那幾年時，他完全是靠自己。讓我給你描述一個場景，那是我親眼目睹，不是聽來的。”
這個場景簡直就是某部蹩腳的葉西坎電影裏的一幕，故事描寫一個勤勉向上的孩子，經過多年的貧困孤獨後，終於苦盡甘來。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貧民區一間破敗的房舍裏，菜鳥記者耶拉告訴他的母親，家族中一個有錢的親戚邀請他到他們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參加除夕宴會。他將與活潑的堂姐妹和喧鬧的堂兄弟們共度一個吵吵嚷嚷的歡樂夜晚，說不定最後還會去城裏天曉得哪個聲色場所玩。母親欣慰地想像兒子的喜悅，由於她剛好是個裁縫，便為他準備了一個驚喜：當天晚上，她悄悄把亡夫的舊外套修改成兒子的尺寸。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看見這個景象，母親眼裏泛出淚水：“你看起來就跟你父親一模一樣。”）聽說有另一位記者同事——也就是這個故事的目擊證人——也受邀參加宴會，快樂的母親更放寬了心。當記者與耶拉一同步下木屋裏陰冷的樓梯，走出泥濘的街道時，他才搞清楚，根本沒有任何親戚或別人邀請可憐的耶拉去參加任何除夕晚宴。不僅如此，耶拉當天還得去報社值班，因為他想多賺一些錢讓母親動手術，治療她長年在燭光下縫衣服而逐漸失明的眼睛。
故事結束後是一段沉默，接著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細節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們並不聽信他的解釋。的確，他們有可能搞錯了日期和親戚的輩分，假使耶拉的父親還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確定嗎，先生?）他們或許會錯把父親說成祖父，或是誤把姐姐當成姑姑，但這一點出入也沒什麽大不了。他們請卡利普在桌邊坐下，拿支煙請他抽，問他一個問題但又不理會他的回答，（你剛剛說你們是什麽親戚關係?）接著，他們仿佛在一張想像的棋盤上麵下棋一般，開始你來我往地從袋子裏拿出一個個記憶片段。
耶拉對他的家族充滿了感情，以至於就連在那段隻準提及市政問題的報禁時代，他也依然可以揮筆成書，寫出讓讀者和審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記憶，以及記憶中那棟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樹的豪宅。
不，不對，耶拉的處世技巧僅限於新聞領域。隻要碰到他不得不參加的盛大場合，他一定會帶朋友同去，以確保自己能夠安全無虞地模仿朋友的動作和談吐，效法他的服裝打扮和餐桌禮儀。
才沒這回事呢!耶拉是個雄心壯誌的年輕人，專門負責婦女版的填字猜謎和讀者谘詢，連續三年間，他所執筆的專欄不僅成為國內閱讀率最高的單元，甚至在整個巴爾幹半島和中東地區都深受歡迎。不隻如此，當他出言詆毀左右派分子時，也絲毫不覺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權有勢的親戚朋友對這個不值得的家夥關愛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擁有今天的聲勢?
那麽，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對”來說好了。我們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夠在我們的文化裏建立起這項溫情風俗，因此，當他為自己八歲的兒子舉辦一場善意的“生日派對”時，他不但邀請多位記者參加，也請了一位來自地中海東岸黎凡特的中年婦女彈奏鋼琴，更準備了一個鮮奶油草莓蛋糕，上麵插著八支蠟燭。結果，耶拉卻在他的專欄裏大肆嘲諷這場宴會，將它講得極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這麽做，並不是如人們所推測的，是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藝術上的理由，而是因為他驚覺，自己一輩子從來不曾得到父愛，也從來不曾擁有過任何形式的關愛。
恰巧相反。為什麽如今哪裏都找不到他，為什麽大家發現他給的不是錯誤的電話號碼就是假的地址?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近親和遠親們給予他太多的愛，使得他難以回報，因此從中衍生出一種奇異而複雜的仇恨——是的，甚至擴散到全人類。（卡利普隻是不小心問到他可以去哪裏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這樣，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著全人類，必然是基於別的因素：他終於明白，孤獨的痼疾將永遠纏著自己，打從出生以來，這股無法治愈的孤獨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暈，籠罩在他周圍。好像一個殘廢的人，終於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棄，退縮到某個遠離塵囂的房間裏，遁入逃不了的淒苦孤寂的懷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個“歐洲來的”電視單位，他們正在尋找這個窩在遠離塵囂的房間裏冬眠的耶拉。
“總而言之，”論戰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開天窗了，他已經十天沒有送來任何新的東西。每個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圖蒙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舊玩意，隻是重新打字讓它們看起來像是新的。”
綜藝版作家不同意。如卡利普所期待的，這些專欄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歡迎，電話響個不停，耶拉收到的讀者信件每天都超過二十封。
“的確!”論戰家說，“寫信給他的，都是那些他在文章裏大肆表揚的妓女、皮條客、恐怖主義者、享樂主義者、毒販、流氓老大，專門寄信來給他提供餿主意。”
“所以你偷看他的信?”綜藝版作家說。
“你還不是一樣!”論戰家說。
兩個人像對弈的棋手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滿足於自己的出手。論戰家從外套的內袋裏拿出一個小盒子，以一種魔術師準備把東西變不見的裝模作樣姿態向卡利普展示。“如今，我和你稱之為親戚的那個人之間惟一的共通點，便是這種胃藥。它能立刻消除胃痛，要不要來一顆?”
卡利普搞不懂哪裏是棋戲的一部分哪裏又不是，但他想加入，所以他拿了一顆白藥丸吞進肚裏。
“目前為止你還喜歡我們的遊戲嗎?”年老的專欄作家微笑著說。
“我還在努力弄清規則。”卡利普說，有點不信任。
“你看我的專欄嗎?”
“是的。”
“你拿起報紙，是先看我的專欄，還是耶拉的?”
“耶拉碰巧是我的堂哥。”
“就隻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你先讀他的嗎?”老作家說，“難道家族情感遠勝於文筆好壞嗎?”
“耶拉的文筆也很好!”卡利普說。
“他的東西誰都寫得出來，你還不明白嗎?”老專欄作家說，“更何況，大部分都太長了，不是合適的專欄。捏造的故事，半調子的矯揉造作，瑣碎的胡言亂語。他有幾個慣用的伎倆，會耍幾個花招，如此而已。比蜂蜜還甜美的追憶和聯想是一般規則，偶爾會抓住一個似非而是的吊詭。一定要訴諸反諷的遊戲，像是優雅的詩人所謂的‘博學的無知’。不大可能的事情要講得好像真有此事，而已經發生的事情要講得好像沒這回事。假使全都行不通的話，那麽就把空洞的內容藏在浮誇的詞藻後麵，讓他的崇拜者以為他文筆優美。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回憶和過去，絕對不比他少。隨便哪個人都可以玩他的把戲。就連你也行。來，講個故事!”
“什麽樣的故事?”
“隨便你想到什麽——一個故事。”
“有一個男人，他深愛他美麗的妻子，”卡利普說，“但有一天他妻子卻拋棄了他。於是他四處找她。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發現了她的蹤跡，卻始終遇不著她……”
“繼續說。”
“說完了。”
“不對，不對!一定還有更多!”老專欄作家說，“從他妻子留在城市的痕跡裏，這個男人讀出了些什麽?她真的是一位美女嗎?她為了誰而離開他?”
“從她遺留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痕跡裏，這個男人讀出了自己的過去，他踩上他美麗妻子的足跡。她究竟是為了誰而躲他，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一相情願地想：妻子所追逐的那個男人，或是那個地方，一定存在於自己過去的某處。”
“好題材，”老專欄作家說，“正如愛倫坡所言：死了或失蹤了一個美麗的女人!不過說故事的人必須更果決一點，讀者無法信賴一個猶豫不決的作者。我們來看看，也許可以利用耶拉的一個伎倆把故事完成。追憶：城市裏充滿了男人快樂的回憶。風格：用亳無深意的浮誇詞藻來掩飾藏在追憶中的線索。博學的無知：男人假裝他想不透另一個男人的身份。吊詭：因此，妻子拋下他去追求的男人其實就是他自己。不錯吧?看吧，你也辦得到，任何人都可以。”
“可是寫出來的人是耶拉。”
“沒錯!但是從現在開始，你也可以寫了!”老文人說，示意這個話題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想找出他身在何方，仔細讀他的專欄。”綜藝版作家說，“他一定躲在裏麵什麽地方，他在文章的各個角落都藏滿了訊息，小小的秘密的訊息。你懂我的意思嗎?”
卡利普說了一段往事代替回答，小時候耶拉曾經向他示範，如何用他文章裏每一個段落的頭尾單字湊成句子。他透露他怎麽樣組字謎來瞞騙審查官和報紙督察員，怎麽樣用句子的頭尾音節編排字符串，用所有大寫的字母組成句子，還有惹火“我們姑媽”的文字遊戲。
綜藝版作家問：“你們姑媽是老處女嗎?”
“她沒結過婚。”卡利普說。
耶拉和他父親是不是曾為了一間公寓引發爭吵?
卡利普說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口角。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律師伯父，分不清楚哪些是法庭記錄、訴狀和法條，哪些是餐廳菜單和渡輪時刻表?
卡利普說他猜想這也和其他的事情一樣隻是傳說。
“找找線索吧，年輕人!”老作家不悅地說，“耶拉不會把事情講得清楚明白!我打賭我們這位熱衷偵探冒險和胡儒非教派的朋友，已經一點一滴地，像是用繡花針挖掘一口井似的，從耶拉專欄裏的隱藏文字中挖出了意義。”
綜藝版作家說，這些文字遊戲很可能真有一個意義，也許它們指示著來自未知的訊息，而也許正是這份與未知的緊密連接，使得耶拉得以超越那些注定默默無聞的作家。除此之外，他想要提醒他這句諺語有它的道理：“名氣太大的記者不會有好下場。”
“也可能，真主保佑，他說不定死了!”老記者說，“怎麽樣，你喜歡我們的遊戲嗎?”
“關於他喪失記憶這一點，”綜藝版作家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都是，”卡利普說，“是真的也是假的。”
“那麽，關於說他的藏身處遍及全城?”
“也一樣。”
“或許此刻他正孤零零地在其中一個藏身處咽下最後一口氣，”專欄作家說，“你也知道，他自己也挺愛這種猜謎遊戲的。”
“如果他快死了，他會召喚某個親近的人到身旁。”綜藝版作家說。
“才沒這個人呢。”老專欄作家說，“他跟誰都不親。”
“我敢說這位年輕人並不這麽想，”綜藝版作家說，“你還沒告訴我們你叫什麽名字呢。”
卡利普告訴他們。
“那麽，告訴我，卡利普，”綜藝版作家說，“在他窩藏的地方——天曉得他是受到什麽衝動的驅使——一定有某個耶拉覺得夠親近的人，至少可以讓他吐露寫作秘密和臨終遺言，對不對?畢竟，他並不是一個全然的孤獨者。”
卡利普思忖片刻。“他不是一個全然的孤獨者。”他感觸良多地說。
“那麽，他會召喚誰?”綜藝作家問，“你嗎?”
“他妹妹。”卡利普脫口而出，“他有一個小他二十歲的同父異母妹妹，那是他會聯絡的人。”接著他陷入沉思。他回想起那張生鏽彈簧破肚而出的扶手椅。思緒繼續延伸。
“或許你已經逐漸抓到了我們遊戲的邏輯。”老專欄作家說，“你或許開始品嚐到自己正邁向合理的結論。因此我必須坦白告訴你一點：所有的胡儒非信徒都無可避免地走入悲慘的下場。法茲拉勒，胡儒非教派的創立者，最後像條狗一樣被人殺死，屍體的腳上被綁條繩子拖著遊街示眾。你知道嗎?六百年前，他也是通過解夢而進入這一行，就如同耶拉。不過他並不是在哪家報社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是躲在城外一個山洞裏……”
“經由這樣的比較，我們對一個人能有什麽了解?”綜藝版作家說，“一個人能夠多麽深入另一個人生活的秘密?三十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深入探究那些悲慘的電影演員的秘密，那些模仿美國人的我們所謂的‘明星’。於是我發現了這一點：有些人，他們說每個人類都有一個分身，他們錯了。沒有任何一個人像另一個人。每個可憐的女孩都有她自己的可憐樣。我們的每個明星都獨一無二，如同天上的星星，孤孤單單，個個是找不到同類的悲慘星鬥。”
“除了好萊塢的原版模特兒之外，”年老的專欄作家說，“我有沒有跟你提過耶拉所仿效的原創者名單?除了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米外，他還大大方方地抄襲了我們偉大的宮廷詩人謝伊·加裏波的《美與愛》。”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的!”綜藝版作家說，“每一則故事之所以能夠成為故事，是因為它不會一模一樣。每一位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都是充滿個人特色的二流作家。”
“呸!”老作家說，“我們拿他頗感自滿的那篇來看，什麽《博斯普魯斯海峽幹涸的一天》那篇。裏頭所有末世的景象，根本就是直接抄襲自好幾千年前的古書，描述救世主降臨前的毀滅之日，不是嗎?從古蘭經中，審判之日的章節裏抄來的，從伊本·赫勒敦[1]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阿拉伯曆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1]和阿布·呼羅珊的書裏抄來的，不是嗎?然後他再加入一個什麽黑道老大的低俗故事，毫無藝術價值可言。當然了，文章中的各種噱頭，還不足以造成某小部分特定讀者的風靡狂熱，或是促使當天報社接獲上百個歇斯底裏的女人的電話。真正的原因，是字裏行間隱藏的秘密訊息恰巧被讀者解讀出來——不是被你我這種普通人，而是一小撮手上擁有密碼書的信徒。這些信徒遍布全國各地，其中一半是妓女，另一半是男同性戀，他們把這些訊息當作神聖的律令，從早到晚打電話到報社來，想確定我們不會把他們的教主耶拉先生給踢出門外，叫他為那一堆胡言亂語負責。不隻這樣，還老是會有一兩個人守在大門口等他。卡利普先生，我們怎麽知道你是不是他們其中之一?”
“可是我們挺喜歡卡利普的，”綜藝版作家說，“我們在他身上嗅到自己年輕時的氣味。我們信賴他，所以才告訴他我們的心裏話。我們便是靠這種直覺來分辨是非。莎蜜葉·莎曼女士，以前一位耀眼的明星，當她在一家養老院安度晚年時曾經對我說：‘嫉妒這種疾病……’怎麽?你要走了嗎，年輕人?”
“卡利普，小夥子，既然你要走了，那麽先回答我一個問題，”老專欄作家說，“英國電視台搞什麽要訪問耶拉而不是我?”
“因為他文章寫得比較好。”卡利普說。他已經從桌邊起身，準備跨入通往樓梯的安靜走廊。他聽見老作家在他身後大喊，渾厚的聲音絲毫不失原有的歡悅。
“你真以為你剛才吞的是胃藥嗎?”
走上外麵的街道，卡利普小心謹慎地四下觀望。對麵人行道的一個角落裏，一個賣桔小販和一個禿頭男人茫然呆立，那個地點曾經發生過神學院學生焚燒報紙的事件，因為報上刊登了一篇他們視為褻瀆的耶拉專欄。眼前兩個人看起來不像在等耶拉。卡利普穿過馬路到對麵去買了一個桔子。正當他剝桔子吃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有人在跟蹤他。來到卡格尤魯廣場，他轉向辦公室的方向，還是搞不懂剛才那一刻怎麽會突然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覺。他緩緩走下街道，目光望進書店櫥窗，就是想不通為什麽那股感覺如此真實。仿佛模糊中有一隻“眼睛”緊盯著他的後頸，就是這樣。
當他緩步經過其中一家書店前時，他的眼睛遇上了櫥窗裏的另一對眼睛。四目交會的剎那，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好像巧遇自己長久以來的摯交。櫥窗裏展示的是一家以偵探小說為主的出版社，如夢總是狼吞虎咽地閱讀他們的書。卡利普常在書上看到的那隻奸邪的小貓頭鷹，此刻正耐心注視著卡利普和周六櫥窗外來往的人潮。卡利普走進店裏，挑了三本他認為如夢還沒看過的舊書，結賬包好，外加廣告看板上介紹為本周之選的一本書《女人、愛情、威士忌》。一張頗大的海報釘在上層書架上，寫著“土耳其惟一達到第126名的偵探小說係列：排名就是我們最好的品質證明。”店裏除了同一家出版社的“文學羅曼史”和“貓頭鷹趣味小說係列”之外，還賣其他書。於是卡利普詢問店員有沒有一本關於胡儒非教派的書。一位矮壯的老人坐在門口的椅子上，一邊監視著櫃台後的蒼白年輕人，一邊張望著外頭泥濘的人行道上絡繹不絕的人群。他給了卡利普一個意料中的答案。
“我們沒有。去小氣鬼以斯馬的店問問看。”接著他又補充，“好久以前我曾經拿到幾本偵探小說的草稿，從法文翻譯過來的，翻譯者是奧斯曼·亞拉列丁王儲殿下，他剛好就是個胡儒非信徒。你知道他怎麽死的嗎?”
出了店外，卡利普朝人行道前後張望一會兒，但沒有看見任何值得留心的異狀：一個女人帶著孩子正在研究三明治店的櫥窗，孩子身上的外套太大了；兩個穿著一模一樣綠色襪子的女學生，一個身穿棕色風衣的老人，正等著過馬路。可是，他才剛跨步要走向辦公室，就感覺到同樣一隻緊迫盯人的“眼睛”落上他的後頸。
卡利普從來不曾被人跟蹤過，也從來不曾體驗過被跟蹤的感覺。他對這件事的認識，僅限於他所看過的電影或是如夢的偵探小說中的情節。雖然他隻讀過幾本偵探小說，但他卻時常高談闊論此種文類：應該有辦法架構出一本小說，讓它的開頭和結尾的章節一模一樣；應該寫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因為真正的結局已經被隱藏在中間的內容裏；應該要編造出一本小說，其中的角色全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腦中組織著這些如夢嗤之以鼻的假設，夢想或許有一天他能夠成為故事中的另一個人。
辦公大樓的入口旁邊，有一個無腿的乞丐蜷縮在壁凹裏，卡利普想像他兩眼都瞎了。想到這裏，察覺自己已卷入這場噩夢越來越深，他才決定這一切不隻是如夢離去的緣故，必然也要歸因於睡眠不足。走進辦公室後，他沒有立刻坐回辦公桌前，反而打開了窗戶探頭往下看，觀察人行道上的所有動靜。過一會兒，他回到桌前坐下，而他的手則不由自主地，不是伸向電話，而是朝一個放有紙張的檔案夾伸去。他拿出一張白紙，不多加思索便振筆疾書。“如夢可能會去的地方：她前夫家。我伯父家。芭努家。一個‘安全’的住所。一個半安全的住所。一個討論詩文的場所。一個什麽東西都討論的場所。尼尚塔石的某間房子。任何一棟老房子。一棟房子。”看見自己寫的東西沒什麽邏輯，他放下筆。接著他又抓起筆，把除了“她前夫家”之外的可能性全部劃掉，然後再另起一段：“如夢和耶拉可能會去的地方：耶拉的某個藏身處。如夢和耶拉在一間旅館裏。如夢和耶拉去電影院。如夢和耶拉?如夢和耶拉?”
寫下這一切，讓他想起那些偵探小說，而自己恍若故事裏的主人公。他感覺自己正逐漸接近一扇門，通往如夢，通往一個新的世界，通往一個他渴望成為的新身份。在門後隱約可見的那個世界裏，被人跟蹤的感覺是正當合理的。假使一個人相信自己被人跟蹤，那麽他一定也會相信自己可以是這樣一個人：為了尋找一名失蹤者，坐在桌前，列出所有必要的搜查線索。
卡利普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像偵探小說中的主人公，但通過假裝自己就是、“像是”這麽一個人，或多或少減輕了一些包圍在四周讓他喘不過氣的物品和故事。稍晚之後，年輕的服務生——他的頭發從正中央驚人地對稱分邊——端來卡利普向餐廳叫的餐點，這時的卡利普幾乎已經完全融入偵探小說的世界，到處都是寫滿線索的紙張。出神的程度，甚至連放在髒托盤上的烤肉飯和紅蘿卜沙拉，在他眼裏似乎也不再是他吃慣的乏味菜肴，而變成了他從沒見過的珍奇美饌。
飯吃到一半電話響了。他順手拿起話筒，仿佛已經等了很久。打錯了。吃完飯挪走托盤後，他打電話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他讓電話響了很久，腦中想像著如夢，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電話。沒有人接，但他並不訝異。他又撥電話給荷蕾姑姑。
為了先發製人，不讓姑姑有機會提出新問題，卡利普一口氣把事情交代清楚：因為他們的電話壞了，所以他們沒辦法打電話聯絡；如夢當天晚上就複原了，精神飽滿，一點也沒事，她現在穿著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蘭出租車裏等卡利普；他們正準備前往伊茲密爾，去探視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開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間雜貨店裏打電話；多謝雜貨店老板，店裏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還肯借他用電話；要掛了，姑姑，再見!然而荷蕾姑姑仍設法插話問道：你們確定門都鎖好了嗎?如夢有沒有帶她的綠毛衣?
一直到賽姆打來時，卡利普還在思考，一個人光盯著一張他從沒去過的城市的地圖，是否可能產生深遠的改變?賽姆告訴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後，自己又繼續在數據庫裏鑽研，結果發現了一些或許有用的線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婦人的默哈瑪特·伊瑪茲，沒錯，他很可能還活著，隻不過他用的名字不是他們之前推測的阿哈馬·卡刻或哈爾敦·卡拉，而是像個遊魂似的，以一個絲毫不含半點化名意味的穆阿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之後，當賽姆在一本全然擁護“相反觀點”的刊物裏遇到同一個名字時，他並不訝異，令他嚇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個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發表了兩篇尖銳批評耶拉專欄的文章，裏頭不僅使用了同樣的修辭形式，甚至連錯字都一模一樣。仔細推敲後，他才注意到這個人的姓名不但與如夢前夫的姓名有著相同的子音，而且還彼此押韻。接著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現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勞動的時刻》中，頭銜是總編輯。於是賽姆替卡利普記下了這個編輯辦公室的地址，位於城市西邊的郊區：巴克爾廓伊，錫南帕夏區，豔陽丘，瑞夫貝街十三號。
掛上電話後，卡利普在市內電話簿的地圖上找出錫南帕夏區。他很驚訝，豔陽丘新開發區涵蓋了一整片原本荒涼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夢和前夫剛結婚時，因為丈夫想要對勞工進行“田野調查”，他們便搬進了那裏的一棟違章建築。卡利普仔細檢視地圖，看出那片他曾經去過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劃分為多條街道，每一條都依照獨立戰爭中的英雄命名。角落裏有一塊廣場，上頭標示著綠色的公園、清真寺的宣禮塔和一塊小小長方形的阿塔圖克雕像。這是卡利普一輩子也無法想像的一片區域。
他打電話到報社，對方說耶拉還沒有來，接著他打電話給易斯肯德。他告訴易斯肯德他已經聯係上了耶拉，也傳達英國電視台想采訪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對這個提議，隻不過他最近實在太忙。敘述故事的過程中，他聽見另一頭傳來小女孩的哭聲，就在電話附近。易斯肯德告訴他，英國人至少還會在伊斯坦布爾多待六天。他們聽說了許多關於耶拉的佳評，他相信他們會願意等，如果卡利普有興趣的話，可以主動去佩拉宮飯店[1]佩拉宮飯店（perapshotel）：建於1892年，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推理小說大師阿嘉莎·克莉絲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館的411號房，在此寫下《東方快車謀殺案》。[1]拜訪他們。
他把午餐托盤拿到門外，離開大樓。走下通往海邊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暗淡蒼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飛灰。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會裝出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或許這就是為什麽人們總低頭望著腳下泥濘的街道行走，因為他們希望能習慣這種想法，不要讓自己大驚小怪。夾在腋下的偵探小說令他心安不少。或許該慶幸這些故事是出自於遙遠、魔幻的國度，由一群抑鬱不樂的家庭主婦翻譯成“我們的話”——她們曾經在某些外語高中就讀，但後來卻放棄學業，為此她們後悔終生——多虧這個原因，如今我們大家才能不受影響地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辦公大樓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裝替人填充打火機的小販、看起來像一團破爛抹布的駝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車站前安靜的乘客們，才都能夠一如往常地庸碌過活。
他在埃米諾努上了公車，到離公寓不遠的哈比耶下車。他看見皇宮戲院前擠滿了人，他們正在等待兩點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後場電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夢以及她其他同學也會來看這個午後場，擠在一群身穿同樣軍用上衣、滿臉青春痘的學生中間。他會走下和現在一樣撒滿鋸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階，研究小燈泡點亮的框格裏即將上映新片的角色劇照。然後，默默地充滿耐心地，望著如夢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誰說話。前一場電影似乎始終演不完，門好像怎麽也不會開，他和如夢肩並肩坐在熄燈暗影裏的那一刻仿佛永遠都不會到來。這一天，當卡利普發現兩點四十五分這一場還有票時，一股自由的感覺陡然湧入心頭。電影院裏，前一場觀眾留下來的空氣又悶又熱。卡利普知道，等會兒隻要一熄燈上廣告自己將會馬上睡著。
醒來之後，他坐直身體打起精神。銀幕上有一名美麗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麗而迷惘。接下來看到一條寬廣平靜的河流、一間農舍、一座美式農莊坐落於濃密的綠陰中。接著，迷惘的美麗女孩開始和一名卡利普從沒在別部片中見過的中年男子說話。他們的對話緩慢而平和，從他們平緩的臉孔和手勢中，他可以看見他們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難。不隻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滿了磨難、痛苦、悲傷憂愁，把我們的臉揉捏成相仿的麵貌。總當我們好不容易習慣了悲苦時，新的悲苦又壓頂而至，而且更為沉重難挨。甚至當悲苦倏然降臨時，我們也知道它其實一直都在醞釀。然而，就算我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當磨難像場噩夢般席卷而來時，我們依然會被孤獨所吞噬，一種絕望、揮之不去的孤獨。我們幻想著，若能找人分擔寂寞，將能使我們快樂起來。有一剎那，卡利普覺得自己的悲苦和銀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許他們共享的並不是悲苦，而是這個世界，一個井然有序、不會讓你期待太多、也不會棄你不顧的世界，一個要求你必須謙卑的世界。卡利普覺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靈相係，看著她的一舉一動仿佛是看著自己：從井裏汲水、駕駛一輛舊福特小汽車出城、抱著孩子哄他上床睡覺。他好想擁抱她，不是由於她的美麗、她的質樸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態度，而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裏。倘若他能擁抱她，那麽這名淡褐色頭發的苗條女子必然能夠分享他的想法，能夠懂他。卡利普覺得他好像是獨自一人在看電影，眼前的畫麵隻有他一個人能夠看到。盡管如此，很快地，中間鋪著一條柏油大馬路的酷熱小鎮，爆發了一場戰鬥，一個“領導型的強壯男人”解決了衝突，這時卡利普明白，他即將失去與那位女人之間的同夥關係。他逐字逐句閱讀字幕，同時感受到戲院裏躁動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緩緩從天而落的雪花裏。
一直到很晚，躺在藍格子棉被下遊離於半夢半醒之際，他才驀然想起，他將買給如夢的偵探小說忘在電影院裏了。
——謝伊·加裏波[1]謝伊·加裏波（seyhgalip，1757—1799），著名的蘇菲神秘主義詩人，著作《愛與美》是奧斯曼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之一。[1]
卡利普回想這一整天，他在清晨離開檔案管理員朋友賽姆的家，走上奇哈格的古老街道，朝卡拉廓伊走去，當他步下路旁高起的人行道時，看到一張隻剩骨架的扶手椅，仿佛是一場陰暗噩夢過後殘留下來的惟一記憶。扶手椅被丟在一排門窗拉下的店鋪前方，那一帶的店鋪多半是賣壁紙、合成纖維裝潢、木料或石膏天花板，外頭接連著通往托普哈內的陡峭巷弄，耶拉曾經有一次在那些小巷裏追蹤過交易繁忙的毒品販子。手把和椅腿上的塗漆已徹底剝落，椅墊被劃出深長的切痕，像是受傷的皮膚，生鏽的彈簧無助地從裏麵蹦出來，好像一匹騎兵馬被割破了肚子，流出泛綠的內髒。
雖然已經過了八點，但卡拉廓伊的廣場卻空無一人。卡利普不由得把剛才看到扶手椅的荒涼巷道和眼前的空曠廣場聯想在一起，暗忖是否即將發生一場劇變，而除他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經察覺征兆。似乎因為預見了災難，所以排班出航的船隻全用繩索係在一起，所以人們走避碼頭，所以在加拉塔橋上工作營生的街頭攤販、流動快照師和毀容的乞丐們，全都決定把握生命的最後一天度假去。倚著欄杆，卡利普望著泥濁的河水沉思，想起就是在橋的這一頭，曾經有一群孩子潛入水裏找尋基督教觀光客拋進金角灣的錢幣。他想不透為什麽，當耶拉幻想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幹涸的那天時，卻沒有提起這堆滿坑滿穀的錢幣，沒有想到多年以後，它們將帶來不同的象征意義。
走上大樓，一進到辦公室後，他馬上坐下來讀耶拉今天的專欄。但他發現那不是新的文章，而是以前登過的舊作。這可能表示耶拉有好一陣子沒有提供任何新的作品給編輯，但也可能暗示著完全不同的事情。同樣地，耶拉的這一篇文章，不論是它的中心議題“你是否難以做自己”，還是其中闡述此疑惑的理發師主角，似乎並非單純地在講耶拉所寫的內容，而是指涉外在世界中的別種含意。
卡利普記得以前耶拉告訴過他一段話，有關這個主題。“大多數的人，”耶拉說，“不會注意到某樣物質最根本的特性，因為這些特性太理所當然了，所以總被人們忽略；相反的，大家卻會發現並認出引人注意的第二層意義，隻因為它淺薄顯眼。這便是為什麽我不會明白地揭露我想表達的事情，而是把它不經意地放在一旁，看似離題。當然了，我不會挑一個太過隱晦的角落來存放意義——我的第一步棋隻是一個小兒科的捉迷藏——然而人們一旦親自發掘了它，他們便會像孩子一樣，立刻深信不疑。這就是我這麽做的原因。但是有時更糟，有些讀者連文章刻意的安排和偶然的寓意都還沒看出來，就把報紙給扔了，殊不知那得需要一點耐心和頭腦才搜尋得到。”
內心一股衝動湧起，卡利普扔下報紙，走出門去《民族日報》辦公室找耶拉。他知道耶拉比較喜歡趁周末人少的時候去報社寫稿，因此他猜想他會看見耶拉一個人在辦公室裏。他爬上陡斜的山丘，盤算著要告訴耶拉說如夢身體微恙。接著再講個故事，告訴他說有一位客戶因為太太跑了而陷入慌亂。聽完這個故事耶拉會作何反應?一個深受關愛的妻子，背棄了我們文化傳統中一切最好的價值，就這樣轉身拋下她的好丈夫，一位正直、勤勉、頭腦清明、性情溫和又經濟寬裕的好男人。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它究竟在影射何種秘密或隱喻?究竟在標記何種啟示?耶拉會細心聆聽卡利普巨細無遺的描述，然後歸納出一個結論。耶拉解釋得越詳細，這個世界就會變得越有道理。通過他的話，原本我們視而不見的“隱秘”真相，轉變成一則我們從沒察覺自己其實早已知道的故事，驚人而豐富的故事。如此一來，生命似乎變得比較可以忍受。卡利普瞥見伊朗大使館花園裏，濕漉漉的枝丫微映著亮光，他想，與其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裏，他倒比較喜歡活在耶拉深情筆調營造的世界中。
他在辦公室裏沒找到耶拉，隻見一張整潔的桌子、清空的煙灰缸，也沒有茶杯的蹤影。卡利普朝他慣坐的紫色椅子坐下，開始等待。他深信不用多久，他就會聽見耶拉的笑聲從另一個房間傳來。
在他失去信心之前，他回憶起許多事：他頭一次來報社參觀時，瞞著家人，謊稱是受邀參加一個廣播猜謎節目，那次他帶了一位同學一起來，結果那位同學後來愛上了如夢（“他本來打算帶我們參觀印報流程的，”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尷尬地說，“隻不過他沒空。”“你有沒有看到他桌上那一堆女人的照片?”他的同學問）；他和如夢第一次來這裏時，耶拉領他們參觀印刷室（“你長大以後也想當記者嗎，小姑娘?”老印刷師問如夢。而在回家的路上，如夢也問了卡利普同樣的問題）；還有，以前他常覺得這是一個從《一千零一夜》裏冒出來的房間，充滿了報紙上他自己絕對幻想不出來的各種驚異故事、生活與夢境。
他開始匆匆翻遍耶拉的書桌，想尋找新的報紙和新的故事，或許可以讓自己分神，可以忘卻。他發現了未拆封的讀者來信、尾端被啃爛的鉛筆、大小不一的各式剪報（關於一個吃醋的丈夫的情殺故事，上麵用綠鋼珠筆標記重點）、從外國雜誌裏剪下來的大頭照、人物肖像、幾張耶拉手寫的便條（別忘了：王子的故事）、空墨水瓶、火柴、一條難看的領帶、幾本有關薩滿教、胡儒非教派和增進記憶的粗糙平裝書、一罐安眠藥、降血壓藥物、紐扣、一隻停擺的手表、剪刀、讀者來信附上的照片（一張是耶拉和一位禿頭軍官，另一張，在某家鄉下咖啡館裏，幾個油亮亮的摔跤手和一頭討人喜歡的土耳其牧羊犬開心地望著鏡頭）、彩色鉛筆、梳子、香煙杆以及各種顏色的鋼珠筆……
他在桌上的記事本裏找到兩個檔案夾，其中一個標示為“發排版”，另一個是“存稿”。在“發排版”的專欄檔案夾中，是過去六天來已刊登過的文章的打字稿，還有一篇尚未登載的周日專欄。明天才會見報的周日這一篇，想必一定已經排好了版，畫好了插圖，然後又被放回檔案夾裏。
在標示“存稿”的檔案夾裏他隻看到三篇文章，全都是幾年前已經刊登過的。星期一要出刊的第四篇，此時大概正在樓下某位排字工人的桌上，所以星期天之後的存稿隻夠再撐三四天。難道耶拉沒有知會任何人，就不聲不響地去哪裏旅行或度假了?可是耶拉從沒離開過伊斯坦布爾。
卡利普走進寬大的編輯室，他的雙腿引導他來到一張桌子旁，兩位老先生正在那兒交談。其中一位筆名叫涅撒提，是個憤世嫉俗的老古板，多年前曾和耶拉有過一場激烈的口角。這些日子來，報社給他一塊角落，讓他發揮他憤怒的正義感寫作回憶錄，和耶拉的專欄比起來很不顯眼，也較少人讀。
“最近幾天都沒看到耶拉。”他皺著眉頭說，鬥牛犬似的臉就跟他專欄上方的照片一模一樣，“可你又是他的什麽人?”
第二個記者詢問他要找耶拉做什麽。卡利普翻遍腦中記憶庫裏的淩亂檔案，才找出這位仁兄的身份。老戴著黑框眼鏡的這個家夥，是報紙綜藝版中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他知道在貝尤魯的哪一條暗巷中哪一天有哪一位優雅的電影明星——她們全都擺出一副奧斯曼貴族名媛的姿勢——曾經在哪一家豪華妓院裏接過客。他知道，比如說，那個來到伊斯坦布爾，偽裝成一位阿根廷女伯爵但後來被揭發其實是在法國鄉下表演走鋼索的天籟歌手，事實上，是一個從阿爾及爾來的貧窮穆斯林女人。
“所以，你們是親戚，”綜藝版作家說，“我以為耶拉除了他親愛的亡母外，就沒有別的親人了。”
“哼!”年老的好戰分子說，“要不是因為那些親戚的緣故，耶拉怎麽可能會有今天?比如說，他有一個姐夫助他一臂之力。同樣也是這個信仰虔誠的家夥教他寫作，但耶拉最後卻背叛了他。這位姐夫是某拿克胥教派的一員，這個教派在庫姆卡普的一座廢棄肥皂工廠裏舉行秘密儀式，過程中大量運用到鐵鏈、橄欖榨油機、蠟燭，連肥皂模子也派上用場。他參與各種儀式，然後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坐下來寫報告，把教派活動的內幕消息提供給國家調查局。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證明，他向軍方告密的這個宗教組織中的門徒，事實上，並沒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為。他把他的情報和耶拉分享，希望這位文藝青年會閱讀並學習，提升自己對優美文句的品味。那幾年，耶拉的政治觀點順著一股左邊吹來的風倒向右邊，其間，他不曾間斷地吸收那些報告中的風格，像是交織在字裏行間、直接取自阿塔爾、阿布·呼羅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裏歐譯本的明喻和暗喻。沒錯，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見了連接我們舊有文化的新橋梁——盡管它們全依附於同樣老套的源頭。但大家並不知道創造出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個人，一個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多才多藝的姐夫天賦異秉，還是個萬事通：他製造出替理發師省麻煩的鏡子剪；研發一種割包皮工具，使得此後許多男孩不再因為嚴重的疏失而毀掉未來；他還發明了無痛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換成項圈，把椅子換成開合式地板。有幾年，耶拉感覺自己需要他親愛的姐姐和姐夫的關愛，於是那陣子他便在自己的‘信不信由你’專欄中，大力介紹這些發明。”
“對不起，可是你全搞錯了，”綜藝版作家反駁道，“耶拉在寫‘信不信由你’專欄那幾年時，他完全是靠自己。讓我給你描述一個場景，那是我親眼目睹，不是聽來的。”
這個場景簡直就是某部蹩腳的葉西坎電影裏的一幕，故事描寫一個勤勉向上的孩子，經過多年的貧困孤獨後，終於苦盡甘來。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貧民區一間破敗的房舍裏，菜鳥記者耶拉告訴他的母親，家族中一個有錢的親戚邀請他到他們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參加除夕宴會。他將與活潑的堂姐妹和喧鬧的堂兄弟們共度一個吵吵嚷嚷的歡樂夜晚，說不定最後還會去城裏天曉得哪個聲色場所玩。母親欣慰地想像兒子的喜悅，由於她剛好是個裁縫，便為他準備了一個驚喜：當天晚上，她悄悄把亡夫的舊外套修改成兒子的尺寸。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看見這個景象，母親眼裏泛出淚水：“你看起來就跟你父親一模一樣。”）聽說有另一位記者同事——也就是這個故事的目擊證人——也受邀參加宴會，快樂的母親更放寬了心。當記者與耶拉一同步下木屋裏陰冷的樓梯，走出泥濘的街道時，他才搞清楚，根本沒有任何親戚或別人邀請可憐的耶拉去參加任何除夕晚宴。不僅如此，耶拉當天還得去報社值班，因為他想多賺一些錢讓母親動手術，治療她長年在燭光下縫衣服而逐漸失明的眼睛。
故事結束後是一段沉默，接著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細節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們並不聽信他的解釋。的確，他們有可能搞錯了日期和親戚的輩分，假使耶拉的父親還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確定嗎，先生?）他們或許會錯把父親說成祖父，或是誤把姐姐當成姑姑，但這一點出入也沒什麽大不了。他們請卡利普在桌邊坐下，拿支煙請他抽，問他一個問題但又不理會他的回答，（你剛剛說你們是什麽親戚關係?）接著，他們仿佛在一張想像的棋盤上麵下棋一般，開始你來我往地從袋子裏拿出一個個記憶片段。
耶拉對他的家族充滿了感情，以至於就連在那段隻準提及市政問題的報禁時代，他也依然可以揮筆成書，寫出讓讀者和審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記憶，以及記憶中那棟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樹的豪宅。
不，不對，耶拉的處世技巧僅限於新聞領域。隻要碰到他不得不參加的盛大場合，他一定會帶朋友同去，以確保自己能夠安全無虞地模仿朋友的動作和談吐，效法他的服裝打扮和餐桌禮儀。
才沒這回事呢!耶拉是個雄心壯誌的年輕人，專門負責婦女版的填字猜謎和讀者谘詢，連續三年間，他所執筆的專欄不僅成為國內閱讀率最高的單元，甚至在整個巴爾幹半島和中東地區都深受歡迎。不隻如此，當他出言詆毀左右派分子時，也絲毫不覺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權有勢的親戚朋友對這個不值得的家夥關愛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擁有今天的聲勢?
那麽，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對”來說好了。我們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夠在我們的文化裏建立起這項溫情風俗，因此，當他為自己八歲的兒子舉辦一場善意的“生日派對”時，他不但邀請多位記者參加，也請了一位來自地中海東岸黎凡特的中年婦女彈奏鋼琴，更準備了一個鮮奶油草莓蛋糕，上麵插著八支蠟燭。結果，耶拉卻在他的專欄裏大肆嘲諷這場宴會，將它講得極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這麽做，並不是如人們所推測的，是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藝術上的理由，而是因為他驚覺，自己一輩子從來不曾得到父愛，也從來不曾擁有過任何形式的關愛。
恰巧相反。為什麽如今哪裏都找不到他，為什麽大家發現他給的不是錯誤的電話號碼就是假的地址?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近親和遠親們給予他太多的愛，使得他難以回報，因此從中衍生出一種奇異而複雜的仇恨——是的，甚至擴散到全人類。（卡利普隻是不小心問到他可以去哪裏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這樣，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著全人類，必然是基於別的因素：他終於明白，孤獨的痼疾將永遠纏著自己，打從出生以來，這股無法治愈的孤獨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暈，籠罩在他周圍。好像一個殘廢的人，終於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棄，退縮到某個遠離塵囂的房間裏，遁入逃不了的淒苦孤寂的懷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個“歐洲來的”電視單位，他們正在尋找這個窩在遠離塵囂的房間裏冬眠的耶拉。
“總而言之，”論戰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開天窗了，他已經十天沒有送來任何新的東西。每個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圖蒙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舊玩意，隻是重新打字讓它們看起來像是新的。”
綜藝版作家不同意。如卡利普所期待的，這些專欄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歡迎，電話響個不停，耶拉收到的讀者信件每天都超過二十封。
“的確!”論戰家說，“寫信給他的，都是那些他在文章裏大肆表揚的妓女、皮條客、恐怖主義者、享樂主義者、毒販、流氓老大，專門寄信來給他提供餿主意。”
“所以你偷看他的信?”綜藝版作家說。
“你還不是一樣!”論戰家說。
兩個人像對弈的棋手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滿足於自己的出手。論戰家從外套的內袋裏拿出一個小盒子，以一種魔術師準備把東西變不見的裝模作樣姿態向卡利普展示。“如今，我和你稱之為親戚的那個人之間惟一的共通點，便是這種胃藥。它能立刻消除胃痛，要不要來一顆?”
卡利普搞不懂哪裏是棋戲的一部分哪裏又不是，但他想加入，所以他拿了一顆白藥丸吞進肚裏。
“目前為止你還喜歡我們的遊戲嗎?”年老的專欄作家微笑著說。
“我還在努力弄清規則。”卡利普說，有點不信任。
“你看我的專欄嗎?”
“是的。”
“你拿起報紙，是先看我的專欄，還是耶拉的?”
“耶拉碰巧是我的堂哥。”
“就隻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你先讀他的嗎?”老作家說，“難道家族情感遠勝於文筆好壞嗎?”
“耶拉的文筆也很好!”卡利普說。
“他的東西誰都寫得出來，你還不明白嗎?”老專欄作家說，“更何況，大部分都太長了，不是合適的專欄。捏造的故事，半調子的矯揉造作，瑣碎的胡言亂語。他有幾個慣用的伎倆，會耍幾個花招，如此而已。比蜂蜜還甜美的追憶和聯想是一般規則，偶爾會抓住一個似非而是的吊詭。一定要訴諸反諷的遊戲，像是優雅的詩人所謂的‘博學的無知’。不大可能的事情要講得好像真有此事，而已經發生的事情要講得好像沒這回事。假使全都行不通的話，那麽就把空洞的內容藏在浮誇的詞藻後麵，讓他的崇拜者以為他文筆優美。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回憶和過去，絕對不比他少。隨便哪個人都可以玩他的把戲。就連你也行。來，講個故事!”
“什麽樣的故事?”
“隨便你想到什麽——一個故事。”
“有一個男人，他深愛他美麗的妻子，”卡利普說，“但有一天他妻子卻拋棄了他。於是他四處找她。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發現了她的蹤跡，卻始終遇不著她……”
“繼續說。”
“說完了。”
“不對，不對!一定還有更多!”老專欄作家說，“從他妻子留在城市的痕跡裏，這個男人讀出了些什麽?她真的是一位美女嗎?她為了誰而離開他?”
“從她遺留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痕跡裏，這個男人讀出了自己的過去，他踩上他美麗妻子的足跡。她究竟是為了誰而躲他，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一相情願地想：妻子所追逐的那個男人，或是那個地方，一定存在於自己過去的某處。”
“好題材，”老專欄作家說，“正如愛倫坡所言：死了或失蹤了一個美麗的女人!不過說故事的人必須更果決一點，讀者無法信賴一個猶豫不決的作者。我們來看看，也許可以利用耶拉的一個伎倆把故事完成。追憶：城市裏充滿了男人快樂的回憶。風格：用亳無深意的浮誇詞藻來掩飾藏在追憶中的線索。博學的無知：男人假裝他想不透另一個男人的身份。吊詭：因此，妻子拋下他去追求的男人其實就是他自己。不錯吧?看吧，你也辦得到，任何人都可以。”
“可是寫出來的人是耶拉。”
“沒錯!但是從現在開始，你也可以寫了!”老文人說，示意這個話題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想找出他身在何方，仔細讀他的專欄。”綜藝版作家說，“他一定躲在裏麵什麽地方，他在文章的各個角落都藏滿了訊息，小小的秘密的訊息。你懂我的意思嗎?”
卡利普說了一段往事代替回答，小時候耶拉曾經向他示範，如何用他文章裏每一個段落的頭尾單字湊成句子。他透露他怎麽樣組字謎來瞞騙審查官和報紙督察員，怎麽樣用句子的頭尾音節編排字符串，用所有大寫的字母組成句子，還有惹火“我們姑媽”的文字遊戲。
綜藝版作家問：“你們姑媽是老處女嗎?”
“她沒結過婚。”卡利普說。
耶拉和他父親是不是曾為了一間公寓引發爭吵?
卡利普說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口角。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律師伯父，分不清楚哪些是法庭記錄、訴狀和法條，哪些是餐廳菜單和渡輪時刻表?
卡利普說他猜想這也和其他的事情一樣隻是傳說。
“找找線索吧，年輕人!”老作家不悅地說，“耶拉不會把事情講得清楚明白!我打賭我們這位熱衷偵探冒險和胡儒非教派的朋友，已經一點一滴地，像是用繡花針挖掘一口井似的，從耶拉專欄裏的隱藏文字中挖出了意義。”
綜藝版作家說，這些文字遊戲很可能真有一個意義，也許它們指示著來自未知的訊息，而也許正是這份與未知的緊密連接，使得耶拉得以超越那些注定默默無聞的作家。除此之外，他想要提醒他這句諺語有它的道理：“名氣太大的記者不會有好下場。”
“也可能，真主保佑，他說不定死了!”老記者說，“怎麽樣，你喜歡我們的遊戲嗎?”
“關於他喪失記憶這一點，”綜藝版作家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都是，”卡利普說，“是真的也是假的。”
“那麽，關於說他的藏身處遍及全城?”
“也一樣。”
“或許此刻他正孤零零地在其中一個藏身處咽下最後一口氣，”專欄作家說，“你也知道，他自己也挺愛這種猜謎遊戲的。”
“如果他快死了，他會召喚某個親近的人到身旁。”綜藝版作家說。
“才沒這個人呢。”老專欄作家說，“他跟誰都不親。”
“我敢說這位年輕人並不這麽想，”綜藝版作家說，“你還沒告訴我們你叫什麽名字呢。”
卡利普告訴他們。
“那麽，告訴我，卡利普，”綜藝版作家說，“在他窩藏的地方——天曉得他是受到什麽衝動的驅使——一定有某個耶拉覺得夠親近的人，至少可以讓他吐露寫作秘密和臨終遺言，對不對?畢竟，他並不是一個全然的孤獨者。”
卡利普思忖片刻。“他不是一個全然的孤獨者。”他感觸良多地說。
“那麽，他會召喚誰?”綜藝作家問，“你嗎?”
“他妹妹。”卡利普脫口而出，“他有一個小他二十歲的同父異母妹妹，那是他會聯絡的人。”接著他陷入沉思。他回想起那張生鏽彈簧破肚而出的扶手椅。思緒繼續延伸。
“或許你已經逐漸抓到了我們遊戲的邏輯。”老專欄作家說，“你或許開始品嚐到自己正邁向合理的結論。因此我必須坦白告訴你一點：所有的胡儒非信徒都無可避免地走入悲慘的下場。法茲拉勒，胡儒非教派的創立者，最後像條狗一樣被人殺死，屍體的腳上被綁條繩子拖著遊街示眾。你知道嗎?六百年前，他也是通過解夢而進入這一行，就如同耶拉。不過他並不是在哪家報社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是躲在城外一個山洞裏……”
“經由這樣的比較，我們對一個人能有什麽了解?”綜藝版作家說，“一個人能夠多麽深入另一個人生活的秘密?三十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深入探究那些悲慘的電影演員的秘密，那些模仿美國人的我們所謂的‘明星’。於是我發現了這一點：有些人，他們說每個人類都有一個分身，他們錯了。沒有任何一個人像另一個人。每個可憐的女孩都有她自己的可憐樣。我們的每個明星都獨一無二，如同天上的星星，孤孤單單，個個是找不到同類的悲慘星鬥。”
“除了好萊塢的原版模特兒之外，”年老的專欄作家說，“我有沒有跟你提過耶拉所仿效的原創者名單?除了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米外，他還大大方方地抄襲了我們偉大的宮廷詩人謝伊·加裏波的《美與愛》。”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的!”綜藝版作家說，“每一則故事之所以能夠成為故事，是因為它不會一模一樣。每一位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都是充滿個人特色的二流作家。”
“呸!”老作家說，“我們拿他頗感自滿的那篇來看，什麽《博斯普魯斯海峽幹涸的一天》那篇。裏頭所有末世的景象，根本就是直接抄襲自好幾千年前的古書，描述救世主降臨前的毀滅之日，不是嗎?從古蘭經中，審判之日的章節裏抄來的，從伊本·赫勒敦[1]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阿拉伯曆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1]和阿布·呼羅珊的書裏抄來的，不是嗎?然後他再加入一個什麽黑道老大的低俗故事，毫無藝術價值可言。當然了，文章中的各種噱頭，還不足以造成某小部分特定讀者的風靡狂熱，或是促使當天報社接獲上百個歇斯底裏的女人的電話。真正的原因，是字裏行間隱藏的秘密訊息恰巧被讀者解讀出來——不是被你我這種普通人，而是一小撮手上擁有密碼書的信徒。這些信徒遍布全國各地，其中一半是妓女，另一半是男同性戀，他們把這些訊息當作神聖的律令，從早到晚打電話到報社來，想確定我們不會把他們的教主耶拉先生給踢出門外，叫他為那一堆胡言亂語負責。不隻這樣，還老是會有一兩個人守在大門口等他。卡利普先生，我們怎麽知道你是不是他們其中之一?”
“可是我們挺喜歡卡利普的，”綜藝版作家說，“我們在他身上嗅到自己年輕時的氣味。我們信賴他，所以才告訴他我們的心裏話。我們便是靠這種直覺來分辨是非。莎蜜葉·莎曼女士，以前一位耀眼的明星，當她在一家養老院安度晚年時曾經對我說：‘嫉妒這種疾病……’怎麽?你要走了嗎，年輕人?”
“卡利普，小夥子，既然你要走了，那麽先回答我一個問題，”老專欄作家說，“英國電視台搞什麽要訪問耶拉而不是我?”
“因為他文章寫得比較好。”卡利普說。他已經從桌邊起身，準備跨入通往樓梯的安靜走廊。他聽見老作家在他身後大喊，渾厚的聲音絲毫不失原有的歡悅。
“你真以為你剛才吞的是胃藥嗎?”
走上外麵的街道，卡利普小心謹慎地四下觀望。對麵人行道的一個角落裏，一個賣桔小販和一個禿頭男人茫然呆立，那個地點曾經發生過神學院學生焚燒報紙的事件，因為報上刊登了一篇他們視為褻瀆的耶拉專欄。眼前兩個人看起來不像在等耶拉。卡利普穿過馬路到對麵去買了一個桔子。正當他剝桔子吃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有人在跟蹤他。來到卡格尤魯廣場，他轉向辦公室的方向，還是搞不懂剛才那一刻怎麽會突然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覺。他緩緩走下街道，目光望進書店櫥窗，就是想不通為什麽那股感覺如此真實。仿佛模糊中有一隻“眼睛”緊盯著他的後頸，就是這樣。
當他緩步經過其中一家書店前時，他的眼睛遇上了櫥窗裏的另一對眼睛。四目交會的剎那，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好像巧遇自己長久以來的摯交。櫥窗裏展示的是一家以偵探小說為主的出版社，如夢總是狼吞虎咽地閱讀他們的書。卡利普常在書上看到的那隻奸邪的小貓頭鷹，此刻正耐心注視著卡利普和周六櫥窗外來往的人潮。卡利普走進店裏，挑了三本他認為如夢還沒看過的舊書，結賬包好，外加廣告看板上介紹為本周之選的一本書《女人、愛情、威士忌》。一張頗大的海報釘在上層書架上，寫著“土耳其惟一達到第126名的偵探小說係列：排名就是我們最好的品質證明。”店裏除了同一家出版社的“文學羅曼史”和“貓頭鷹趣味小說係列”之外，還賣其他書。於是卡利普詢問店員有沒有一本關於胡儒非教派的書。一位矮壯的老人坐在門口的椅子上，一邊監視著櫃台後的蒼白年輕人，一邊張望著外頭泥濘的人行道上絡繹不絕的人群。他給了卡利普一個意料中的答案。
“我們沒有。去小氣鬼以斯馬的店問問看。”接著他又補充，“好久以前我曾經拿到幾本偵探小說的草稿，從法文翻譯過來的，翻譯者是奧斯曼·亞拉列丁王儲殿下，他剛好就是個胡儒非信徒。你知道他怎麽死的嗎?”
出了店外，卡利普朝人行道前後張望一會兒，但沒有看見任何值得留心的異狀：一個女人帶著孩子正在研究三明治店的櫥窗，孩子身上的外套太大了；兩個穿著一模一樣綠色襪子的女學生，一個身穿棕色風衣的老人，正等著過馬路。可是，他才剛跨步要走向辦公室，就感覺到同樣一隻緊迫盯人的“眼睛”落上他的後頸。
卡利普從來不曾被人跟蹤過，也從來不曾體驗過被跟蹤的感覺。他對這件事的認識，僅限於他所看過的電影或是如夢的偵探小說中的情節。雖然他隻讀過幾本偵探小說，但他卻時常高談闊論此種文類：應該有辦法架構出一本小說，讓它的開頭和結尾的章節一模一樣；應該寫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因為真正的結局已經被隱藏在中間的內容裏；應該要編造出一本小說，其中的角色全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腦中組織著這些如夢嗤之以鼻的假設，夢想或許有一天他能夠成為故事中的另一個人。
辦公大樓的入口旁邊，有一個無腿的乞丐蜷縮在壁凹裏，卡利普想像他兩眼都瞎了。想到這裏，察覺自己已卷入這場噩夢越來越深，他才決定這一切不隻是如夢離去的緣故，必然也要歸因於睡眠不足。走進辦公室後，他沒有立刻坐回辦公桌前，反而打開了窗戶探頭往下看，觀察人行道上的所有動靜。過一會兒，他回到桌前坐下，而他的手則不由自主地，不是伸向電話，而是朝一個放有紙張的檔案夾伸去。他拿出一張白紙，不多加思索便振筆疾書。“如夢可能會去的地方：她前夫家。我伯父家。芭努家。一個‘安全’的住所。一個半安全的住所。一個討論詩文的場所。一個什麽東西都討論的場所。尼尚塔石的某間房子。任何一棟老房子。一棟房子。”看見自己寫的東西沒什麽邏輯，他放下筆。接著他又抓起筆，把除了“她前夫家”之外的可能性全部劃掉，然後再另起一段：“如夢和耶拉可能會去的地方：耶拉的某個藏身處。如夢和耶拉在一間旅館裏。如夢和耶拉去電影院。如夢和耶拉?如夢和耶拉?”
寫下這一切，讓他想起那些偵探小說，而自己恍若故事裏的主人公。他感覺自己正逐漸接近一扇門，通往如夢，通往一個新的世界，通往一個他渴望成為的新身份。在門後隱約可見的那個世界裏，被人跟蹤的感覺是正當合理的。假使一個人相信自己被人跟蹤，那麽他一定也會相信自己可以是這樣一個人：為了尋找一名失蹤者，坐在桌前，列出所有必要的搜查線索。
卡利普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像偵探小說中的主人公，但通過假裝自己就是、“像是”這麽一個人，或多或少減輕了一些包圍在四周讓他喘不過氣的物品和故事。稍晚之後，年輕的服務生——他的頭發從正中央驚人地對稱分邊——端來卡利普向餐廳叫的餐點，這時的卡利普幾乎已經完全融入偵探小說的世界，到處都是寫滿線索的紙張。出神的程度，甚至連放在髒托盤上的烤肉飯和紅蘿卜沙拉，在他眼裏似乎也不再是他吃慣的乏味菜肴，而變成了他從沒見過的珍奇美饌。
飯吃到一半電話響了。他順手拿起話筒，仿佛已經等了很久。打錯了。吃完飯挪走托盤後，他打電話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他讓電話響了很久，腦中想像著如夢，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電話。沒有人接，但他並不訝異。他又撥電話給荷蕾姑姑。
為了先發製人，不讓姑姑有機會提出新問題，卡利普一口氣把事情交代清楚：因為他們的電話壞了，所以他們沒辦法打電話聯絡；如夢當天晚上就複原了，精神飽滿，一點也沒事，她現在穿著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蘭出租車裏等卡利普；他們正準備前往伊茲密爾，去探視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開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間雜貨店裏打電話；多謝雜貨店老板，店裏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還肯借他用電話；要掛了，姑姑，再見!然而荷蕾姑姑仍設法插話問道：你們確定門都鎖好了嗎?如夢有沒有帶她的綠毛衣?
一直到賽姆打來時，卡利普還在思考，一個人光盯著一張他從沒去過的城市的地圖，是否可能產生深遠的改變?賽姆告訴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後，自己又繼續在數據庫裏鑽研，結果發現了一些或許有用的線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婦人的默哈瑪特·伊瑪茲，沒錯，他很可能還活著，隻不過他用的名字不是他們之前推測的阿哈馬·卡刻或哈爾敦·卡拉，而是像個遊魂似的，以一個絲毫不含半點化名意味的穆阿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之後，當賽姆在一本全然擁護“相反觀點”的刊物裏遇到同一個名字時，他並不訝異，令他嚇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個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發表了兩篇尖銳批評耶拉專欄的文章，裏頭不僅使用了同樣的修辭形式，甚至連錯字都一模一樣。仔細推敲後，他才注意到這個人的姓名不但與如夢前夫的姓名有著相同的子音，而且還彼此押韻。接著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現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勞動的時刻》中，頭銜是總編輯。於是賽姆替卡利普記下了這個編輯辦公室的地址，位於城市西邊的郊區：巴克爾廓伊，錫南帕夏區，豔陽丘，瑞夫貝街十三號。
掛上電話後，卡利普在市內電話簿的地圖上找出錫南帕夏區。他很驚訝，豔陽丘新開發區涵蓋了一整片原本荒涼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夢和前夫剛結婚時，因為丈夫想要對勞工進行“田野調查”，他們便搬進了那裏的一棟違章建築。卡利普仔細檢視地圖，看出那片他曾經去過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劃分為多條街道，每一條都依照獨立戰爭中的英雄命名。角落裏有一塊廣場，上頭標示著綠色的公園、清真寺的宣禮塔和一塊小小長方形的阿塔圖克雕像。這是卡利普一輩子也無法想像的一片區域。
他打電話到報社，對方說耶拉還沒有來，接著他打電話給易斯肯德。他告訴易斯肯德他已經聯係上了耶拉，也傳達英國電視台想采訪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對這個提議，隻不過他最近實在太忙。敘述故事的過程中，他聽見另一頭傳來小女孩的哭聲，就在電話附近。易斯肯德告訴他，英國人至少還會在伊斯坦布爾多待六天。他們聽說了許多關於耶拉的佳評，他相信他們會願意等，如果卡利普有興趣的話，可以主動去佩拉宮飯店[1]佩拉宮飯店（perapshotel）：建於1892年，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推理小說大師阿嘉莎·克莉絲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館的411號房，在此寫下《東方快車謀殺案》。[1]拜訪他們。
他把午餐托盤拿到門外，離開大樓。走下通往海邊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暗淡蒼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飛灰。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會裝出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或許這就是為什麽人們總低頭望著腳下泥濘的街道行走，因為他們希望能習慣這種想法，不要讓自己大驚小怪。夾在腋下的偵探小說令他心安不少。或許該慶幸這些故事是出自於遙遠、魔幻的國度，由一群抑鬱不樂的家庭主婦翻譯成“我們的話”——她們曾經在某些外語高中就讀，但後來卻放棄學業，為此她們後悔終生——多虧這個原因，如今我們大家才能不受影響地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辦公大樓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裝替人填充打火機的小販、看起來像一團破爛抹布的駝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車站前安靜的乘客們，才都能夠一如往常地庸碌過活。
他在埃米諾努上了公車，到離公寓不遠的哈比耶下車。他看見皇宮戲院前擠滿了人，他們正在等待兩點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後場電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夢以及她其他同學也會來看這個午後場，擠在一群身穿同樣軍用上衣、滿臉青春痘的學生中間。他會走下和現在一樣撒滿鋸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階，研究小燈泡點亮的框格裏即將上映新片的角色劇照。然後，默默地充滿耐心地，望著如夢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誰說話。前一場電影似乎始終演不完，門好像怎麽也不會開，他和如夢肩並肩坐在熄燈暗影裏的那一刻仿佛永遠都不會到來。這一天，當卡利普發現兩點四十五分這一場還有票時，一股自由的感覺陡然湧入心頭。電影院裏，前一場觀眾留下來的空氣又悶又熱。卡利普知道，等會兒隻要一熄燈上廣告自己將會馬上睡著。
醒來之後，他坐直身體打起精神。銀幕上有一名美麗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麗而迷惘。接下來看到一條寬廣平靜的河流、一間農舍、一座美式農莊坐落於濃密的綠陰中。接著，迷惘的美麗女孩開始和一名卡利普從沒在別部片中見過的中年男子說話。他們的對話緩慢而平和，從他們平緩的臉孔和手勢中，他可以看見他們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難。不隻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滿了磨難、痛苦、悲傷憂愁，把我們的臉揉捏成相仿的麵貌。總當我們好不容易習慣了悲苦時，新的悲苦又壓頂而至，而且更為沉重難挨。甚至當悲苦倏然降臨時，我們也知道它其實一直都在醞釀。然而，就算我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當磨難像場噩夢般席卷而來時，我們依然會被孤獨所吞噬，一種絕望、揮之不去的孤獨。我們幻想著，若能找人分擔寂寞，將能使我們快樂起來。有一剎那，卡利普覺得自己的悲苦和銀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許他們共享的並不是悲苦，而是這個世界，一個井然有序、不會讓你期待太多、也不會棄你不顧的世界，一個要求你必須謙卑的世界。卡利普覺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靈相係，看著她的一舉一動仿佛是看著自己：從井裏汲水、駕駛一輛舊福特小汽車出城、抱著孩子哄他上床睡覺。他好想擁抱她，不是由於她的美麗、她的質樸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態度，而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裏。倘若他能擁抱她，那麽這名淡褐色頭發的苗條女子必然能夠分享他的想法，能夠懂他。卡利普覺得他好像是獨自一人在看電影，眼前的畫麵隻有他一個人能夠看到。盡管如此，很快地，中間鋪著一條柏油大馬路的酷熱小鎮，爆發了一場戰鬥，一個“領導型的強壯男人”解決了衝突，這時卡利普明白，他即將失去與那位女人之間的同夥關係。他逐字逐句閱讀字幕，同時感受到戲院裏躁動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緩緩從天而落的雪花裏。
一直到很晚，躺在藍格子棉被下遊離於半夢半醒之際，他才驀然想起，他將買給如夢的偵探小說忘在電影院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