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裏響著一個陌生的聲音,開門見山:“我是北京人藝林兆華。”我在意料不及的瞬間本能地噢了一聲,隨口回應:“你是大導演呀我知道。”接著再沒有寒暄和客套,他就說起要把《白鹿原》改編成話劇的設想。我隻是確定了小說《白鹿原》被大導演林兆華相中改為話劇的事,自然是一種新鮮而又欣然的愉悅,都不太用心聽他說有關改編的純粹的具體事務了;倒是欣賞起他說話的聲音,溫厚綿軟而又簡潔,沒有盛氣,更沒有誇誇,自始至終沒有一句新名詞。我之所以敏感他的說話方式,似乎是某種先入為主的印象,我雖然是幾年也難得看到一場話劇演出的與戲劇隔得老遠的門外漢,卻早已聞知林兆華的大名,尤其知曉他是一位藝術觀念頗為新潮的導演。我依積久的經驗自然地作為參照和推想,不料卻令我詫異,竟不見一句新潮詞匯,而且聲音如此溫厚如此平實,可以信賴的踏實感就在短短的第一次通話裏形成了。


    隨後就有了第一次見麵。那是幾年前的早春時節,我把幾件事挪攢到一起趕到北京。西安已經是柳絮綻黃迎春花開的氣象,北京還裹在絲毫不見鬆懈的寒冷裏。我找到北京人藝門口,看見一個小小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牌子,注目許久,頓生慨歎,真正的名牌依然保持著原有的標徽,當是一種自信。我第一眼瞅見林兆華導演同時握住手的時候,電話裏的印象迅即延伸為一個更令人意料不及的具象,一個號稱中國話劇第一導的又以現代派聞名的人,不見披肩長發,沒有垂胸的胡須或別致的短髭,卻是灰塌塌的不經任何修飾的本色寸發,還有不顯線條也不見棱角的對襟紐扣的布褂。我在那一刻暗自發笑,文藝界的朋友調侃我的臉是關中老漢的典型代表,我也在記者關於電影《白鹿原》采訪的提問裏自我調侃,我最適宜演老年的長工鹿三。我突然發現握著手的林兆華,如果走進關中鄉村的任何一個村子,那裏的農民會以為是一位老親友來了。他的對襟布褂和看不見褲縫的褲子,更觸發得我一時眼熱,我自小一直穿這種家母織布家母染色家母縫製的褂子和褲子,穿到高中畢業都換不出一件新式樣,照畢業相片時借同學的一件製服上裝改換了一回裝束。我雖向來不打領帶極少著西裝,卻也再沒有穿這種老式對襟衫褂的興趣,包括花樣翻新的“唐裝”。我在握著這位新結識的大導演的手時,又生出一層慨歎,一個以探索現代新潮話劇導演風格聞名的人,卻用過時的中國鄉村最傳統的民間服飾打扮包裝自己,割裂了矛盾了,還是某種天然的融匯和統一?抑或純粹屬於生活習性?然而確鑿無疑的一點,以服裝的式樣和須發的長短來判斷一個藝術家精神氣象的明暗,看來難免會出意外的。


    我已經記不清他來過西安幾趟了。印象深的有兩次。他要上白鹿原上去觀察感受那裏的天象地脈氣韻,我完全能理解。我作向導,從灞橋區轄的原的西坡上去,直到藍田縣轄的原的東頭下了北坡,沿著灞河川道途經我的隔河相望的家門再回到西安城裏。我按他的意趣指向,進一個村子又找到另一個村子,尋找上世紀50年代以前的民居住宅,還有家族的祠堂,還有接近類似小說主人公白嘉軒經濟實力的宅基房屋的規模和樣式。令他也令我遺憾的是,上世紀50到60年代成片成堆的土坯牆小灰瓦的大房和廈屋已經很少了,幾乎是一色的裝飾著瓷片的水泥平房或二層小樓房。祠堂連一座也沒有找到,所答幾乎眾口一詞,早都拆了。林兆華仍不死心,我更是覺得過意不去。無論如何,我還是為這個原上的鄉親慶幸,他們終於有了一磚到頂機瓦或樓板覆蓋的結實而又美觀的新房子,基本實現了獨門獨戶,幾乎見不到三家五家乃至八家擁擠一院的窮酸相了,無論種田植果樹抑或出苦力打工,盡管比不上城裏人生活水平提升幅度大,總是比改革開放前幾十年好得遠了。至於舊房老屋之無存,讓林導難以感受貧窮鄉村的氛圍,自是不成遺憾的遺憾。我們終於找到一家古舊的房屋,可以看出曾經是頗有點經濟實力也就比較講究的建築,迎麵的門板是寬幅的木扇,門板上有簡單的格子雕刻。經打問得知,建造這房子的業主,是一位手藝超群的刻字匠,曾給民國時代的幾多要員刻過墓碑銘記,收入自然優於鄉民,房子就講究了。林兆華當即就拍板:“這個門和窗子我要了。”房主人說了這個舊房馬上就要拆掉,林導囑咐把門窗妥為保管。進得屋裏,有木板鑲成的木樓,早已被煙熏成黑色。一架寬板木梯搭在後牆邊,兩根梯柱原為一根粗大的木頭,用鋸居中鋸為兩半,鑲著一塊一塊寬約尺餘的踏板,比那些木條梯子豪華氣派多了。我家曾經有一架木板梯子,與這架梯子幾乎出於同一個木匠之手。林兆華又是一句:“這梯子我也要了,給我保護好。”出門到了鄉村街道裏,他便告訴我這些東西將作何用場,在於展示舊時鄉村的一種逼真的景象。我卻想到,這個人現在腦子裏整個轉著一部戲,隨即都有最敏銳的招兒在觸景中冒出來。不能忘記的是下到原上的一條溝底的興奮場景。這個溝裏原有的民居幾乎都是窯洞,整個村莊搬遷到原上的平地裏去了,無法搬動的土窯洞留下一片敗落和荒淒,倒塌的窯院圍牆,雜草野樹叢生的院落,一孔孔或大或小的被煙熏黑的窯洞。林兆華一看見就驚叫起來:“這就是小娥和黑娃住的窯洞呀!”他一個接一個察看卸掉門窗的空洞的窯,始終興奮不已。我便提示他,這就是關中一些坡崖溝坎地區的窯洞,比較高,比較寬大,更顯得深。我作為比較的對象是陝北的窯洞,一般比較低矮比較窄小也比較淺,卻比較精致。我開玩笑說,千萬不要把小娥和黑娃的窯洞,在布景上搞成毛澤東在陝北住過的那種窯洞的樣式。


    去年夏天,正是西安酷熱難熬的伏季,林兆華領著劇組二十多號男女演員來到西安。我把他們安排在原坡下滻河邊的半坡飯店,圖得演員上原到鄉村體驗生活方便。灞橋區文化局給予精細周到安排。觀眾喜愛的濮存昕等演員上到原上,幾乎每個人在到達原上時都發出同一聲感歎,噢!這就是原。原是西北特有的一種地理地貌,不過就是一個小平原而已。閱讀小說所發生的對“原”的神秘和不可理喻,瞬間就成為一種真實的感覺和體驗,如同我初見南方的小橋流水和水上人家的感覺相類比。這些北京來的演員大多在電視電影裏出現過,被偏遠的原上的鄉民指點出來,受到最誠樸的歡迎。他們走村串戶,看當地的男人走路的姿勢,說話的口吻和身體動作語言,看女人如何燒火做飯,管教兒女,看得津津有味。我陪他們看了兩家頗氣魄的老宅舊院,一家仍有人住,一家已荒廢,都是青磚包牆方磚鋪地的四合大院,盡管陳舊破敗,依然可見當年的品格。這兩家的主人都是鄉村中醫,我自小就聽說過他們的名字,川原上下不幸生病的人都上門求救。他們的子孫大多已在西安或外省安家立業,留在鄉村的人也已另擇新居地。林兆華在這兩個院子裏踏勘。我猜想,他大約在琢磨讓白嘉軒還是鹿子霖主掌這樣的庭院?濮存昕也始終笑眯眯地,看那過道裏生動的磚雕,是否還是他——白嘉軒當年刻意的鑲嵌?他將如何進入這個庭院並演繹他的人生?


    相聚過來的男女鄉民,在街道上或立或蹲。濮存昕也學著村民站一會兒又蹲一會兒,東拉西扯著閑話。我陪著林導和濮存昕,在樹陰下在房簷下和南枝村的老少閑聊。這個村分白姓和魏姓兩大宗族,有人悄悄向我探問,你書裏寫的白家是不是俺村的白姓,鹿家是不是俺村的魏姓。我說不是。他反而不信,又問,為啥你寫的白家和鹿家的事跟俺村××和××的事情那麽相像?我說我是瞎編的,偶合了。我隨後和林導、濮存昕到一戶農家吃午飯,煎餅卷黃瓜絲和洋芋絲,是地道的農家灶鍋烹飪的食品,林、濮都吃得很新鮮,似乎還說這樣可口的飯菜拿到北京去賣,生意會很火。


    林導提出要看純粹的民間演出的秦腔。不費多少力氣就召喚來一批男女唱家。這些人農忙時務莊稼,農閑時組合在一起,到鄉間的廟會集市去演唱,也為新婚慶典和喪事葬禮演唱,有報酬,卻不高。其中一些男女唱家已唱出影響,在方圓幾十裏鄉村甚為聞名。我擔心這些業餘唱家達不到林導要求,還聯係來西安幾位年輕的專業演員。演唱一畢,林導就拍板了,就是這個就是那個還有某某……全是業餘唱家。我大略領會他的意圖,在話劇幾個主要情節轉折處,插唱一段或三五句秦腔唱段,要鄉野裏這種原生形態的唱法和腔調,太完美的專業演員的唱腔不適宜話劇的鄉土氣氛。同時請來了華陰縣的“老腔”演唱班子,也是純一色的農民,他們保存著流傳在華山腳下一種幾乎失傳的古老唱腔,樂器也區別於秦腔,更為蒼涼悲壯。我看著林導目不轉睛的神情,想到他已經入迷了。果然他興奮地拍了板。這個老腔早已在張藝謀的電影裏作為襯底的旋律,正恰切不過地流動著關中這塊土地沉重蒼涼渾厚的底蘊。林兆華敏銳地感知到了,這從他的專注沉迷的神色裏顯示出來。


    我後來到北京人藝,參加了《白》劇的新聞發布會。我看到了林兆華的自信。他的自信溢於言語和神色。這應該是我參加這次活動的最富實際意義的收獲。還有宋丹丹的發言,她說林導告知她出演田小娥一角的第二天,就去健身房減肥健身了。她婉謝了電視劇邀約。我也深受感動,藝術創造的意義和價值,不是經濟實惠所可完全改變一切藝術家的。


    我在把話劇改編應諾給林兆華導演的時候,基於純粹的我對寫作的一種理解,我寫小說的一個基本目的,就是要爭取與最廣泛的讀者完成交流和呼應。我從短篇寫到中篇再寫到長篇,這個交流和呼應的層麵逐漸擴大,尤其到《白》書的出版和發表,讀者的熱情和熱烈的呼應,遠遠超出了我寫作完成之時的期待。我以為這是對我的最好回報,最高獎勵。即:在於作家通過作品所表述的關於曆史或現實的體驗和思索,得到讀者的認可,才可能引發那種呼應,這就奠定了一部作品存活的價值,也就肯定了作家的思考和勞動的意義。話劇將是完成《白》書與觀眾交流的另一種形式。小說閱讀是一種交流形式,話劇舞台的立體式的活生生的表演是迥然不同的交流形式,有文字閱讀無法替代的鮮活性,以及直接的情感衝擊。這與我創作的初衷完全一致,我自己甚至也覺得新奇而又新鮮:看到活躍於舞台上的白嘉軒們當是怎樣一種感覺?濮存昕創造的白嘉軒和宋丹丹創造的田小娥當會和觀眾完成怎樣的交流和呼應?


    我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條件性的要求。我唯一關注的是能體現我創作小說的基本精神就行了。我知道話劇很難在有限的時間裏演繹所有情節,取舍是很難的事。我相信林導和編劇,讓他們作藝術處理吧。我在初見林兆華的交談裏,領受到他對《白》書的深層理解,已經產生最踏實的信賴,連“體現原作精神”的話都省略不說了。


    我記下與林兆華導演幾次接觸中的印象,在於體察和理解一位藝術大家,如何完成他藝術世界裏的一次新的創造理想。我在寫完《白》書最後一行句子就宣布過,我已經下了那個原了。林兆華導演卻上了原。我期待看到他創造的白鹿原上的新景觀。


    2006.5.14 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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