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給胡適先生，另寫了封短信，沒留底稿，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鄭重收藏，但是這些年來搬家次數太多，終於遺失。幸而朋友代抄過一份，她還保存著，如下：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麵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卟嗤卟嗤，響得那麽厲害"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麵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的那條棉被，如175、189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得到什麽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160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205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頁"在被窩裏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麽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匆匆敬祝平安胡適敬上一九五五、一.廿五（舊曆元旦後一日）
適之先生的加圈似是兩用的，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時候是語氣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麵加杠子。講到加杠子，二○、三○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後來為什麽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後來通用引語號。適之先生用了引語號，後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跡，"不勝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著，所以僥幸還在：適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樣仔細，您指出76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確是應當刪。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至於為什麽要添，那原因說起來很複雜。最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這對於我是加倍的困難，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東西，所以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寫完之後，隻有現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給代理人，嫌太短，認為這麽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兩章（原文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開始的），敘王同誌過去曆史的一章，殺豬的一章。最後一章後來也補寫過，譯成中文的時候沒來得及加進去。
160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205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家裏有八十歲老娘"一樣。我應當在書中解釋一下的。您問起這裏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麵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我寄了五本《科歌》來。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壞——絕對不是客氣話，實在是壞。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丟下。一本小說集，是十年前寫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寫的，我這次離開上海的時候很匆促，一本也沒帶，這是香港的盜印本，印得非常惡劣。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後寫的，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己很不滿意。而銷路雖然不像《秧歌》那樣慘，也並不見得好。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我常常替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個誌願，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裏麵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是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譯的。我本來不想在這裏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祝近好張愛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紐約不久，就去見適之先生，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裏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仿佛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問她是哪裏人。
她用國語回答，不過她離開上海久了，不大會說了。
喝著玻璃杯裏泡著的綠茶，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我看的《胡適文存》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並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變》、《海外繽紛錄》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適文存》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來的。《醒世姻緣》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給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隻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看，後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我父親有一次扭怩的笑著咕嚕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這本《胡適文存》還是他的。"還有一本蕭伯納的《聖女貞德》，德國出版的，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她和我母親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麵，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隻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麽，我想隻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裏。榮與弗洛伊德齊名。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裏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麵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隻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我隻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裏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裏，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麽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麽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於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誌（"foreign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裏都要改的。"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裏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幹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麽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裏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製，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裏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裏（the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有一天胡適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裏麵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麽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麽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隻好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適之先生直讚這地方很好。我心裏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麵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隻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複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麽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麵暖氣太熱，隻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我二月裏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穀裏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麽時候讀到胡適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隻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曆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愴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麵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並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並不費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大概還是興趣關係，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1。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於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有人說詩是不能誦的。小說隻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份。《紅樓夢》他們大都隻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鶚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隻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後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遊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麵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釋他們態度為什麽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那時候我怎麽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隻曉得寧可翻到前麵，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麽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隻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並無豔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裏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適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笠園。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ovalofman－ners評為"生活方式小說"——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叟與齊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讚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此外隻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讚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隻在跋上提起將來"小讚小青挾資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準，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我的譯本刪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內，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墮落。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於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爭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裏。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作者盡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裏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麵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別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歎逐句夾評夾注。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麵做著，不免麵對著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著，適之先生不在了。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麵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卟嗤卟嗤，響得那麽厲害"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麵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的那條棉被，如175、189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得到什麽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160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205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頁"在被窩裏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麽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匆匆敬祝平安胡適敬上一九五五、一.廿五（舊曆元旦後一日）
適之先生的加圈似是兩用的，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時候是語氣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麵加杠子。講到加杠子，二○、三○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後來為什麽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後來通用引語號。適之先生用了引語號，後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跡，"不勝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著，所以僥幸還在：適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樣仔細，您指出76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確是應當刪。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至於為什麽要添，那原因說起來很複雜。最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這對於我是加倍的困難，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東西，所以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寫完之後，隻有現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給代理人，嫌太短，認為這麽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兩章（原文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開始的），敘王同誌過去曆史的一章，殺豬的一章。最後一章後來也補寫過，譯成中文的時候沒來得及加進去。
160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205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家裏有八十歲老娘"一樣。我應當在書中解釋一下的。您問起這裏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麵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我寄了五本《科歌》來。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壞——絕對不是客氣話，實在是壞。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丟下。一本小說集，是十年前寫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寫的，我這次離開上海的時候很匆促，一本也沒帶，這是香港的盜印本，印得非常惡劣。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後寫的，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己很不滿意。而銷路雖然不像《秧歌》那樣慘，也並不見得好。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我常常替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個誌願，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裏麵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是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譯的。我本來不想在這裏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祝近好張愛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紐約不久，就去見適之先生，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裏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仿佛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問她是哪裏人。
她用國語回答，不過她離開上海久了，不大會說了。
喝著玻璃杯裏泡著的綠茶，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我看的《胡適文存》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並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變》、《海外繽紛錄》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適文存》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來的。《醒世姻緣》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給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隻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看，後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我父親有一次扭怩的笑著咕嚕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這本《胡適文存》還是他的。"還有一本蕭伯納的《聖女貞德》，德國出版的，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她和我母親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麵，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隻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麽，我想隻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裏。榮與弗洛伊德齊名。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裏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麵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隻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我隻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裏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裏，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麽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麽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於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誌（"foreign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裏都要改的。"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裏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幹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麽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裏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製，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裏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裏（the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有一天胡適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裏麵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麽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麽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隻好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適之先生直讚這地方很好。我心裏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麵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隻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複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麽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麵暖氣太熱，隻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我二月裏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穀裏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麽時候讀到胡適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隻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曆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愴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麵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並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並不費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大概還是興趣關係，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1。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於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有人說詩是不能誦的。小說隻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份。《紅樓夢》他們大都隻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鶚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隻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後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遊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麵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釋他們態度為什麽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那時候我怎麽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隻曉得寧可翻到前麵，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麽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隻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並無豔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裏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適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笠園。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ovalofman－ners評為"生活方式小說"——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叟與齊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讚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此外隻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讚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隻在跋上提起將來"小讚小青挾資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準，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我的譯本刪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內，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墮落。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於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爭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裏。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作者盡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裏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麵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別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歎逐句夾評夾注。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麵做著，不免麵對著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著，適之先生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