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麵。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著。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這裏有點特殊情形。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願意有蘇青這麽一個人存在，願意她多寫，願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地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麽，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隻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至於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我想我喜歡她過於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並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並不是一個清淺到一覽無餘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裏而仍舊喜歡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書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處的讀者。許多人，對於文藝本來不感到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裏麵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大眾用這樣的態度來接受《結婚十年》，其實也無損於《結婚十年》的價值。在過去，大眾接受了《紅樓夢》，又有幾個不是因為單戀著林妹妹或是寶哥哥，或是喜歡裏麵的富貴排場？就連《紅樓夢》大家也還恨不得把結局給修改一下，方才心滿意足。完全貼近大眾的心，甚至於就像從他們心裏生長出來的，同時又是高等的藝術，那樣的東西，不是沒有，例如有些老戲，有些民間故事，源久流長的；造形藝術一方麵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沒法子拿這個來做創作的標準。迎合大眾，或者可以左右他們一時的愛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寫不出蘇青那樣的真情實意的書。
而且無論怎麽說，蘇青的書能夠多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麽？
我認為《結婚十年》比《浣錦集》要差一點。蘇青最好的時候能夠做到一種“天涯若比鄰”的廣大親切，喚醒了往古來今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個個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實在是偉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點：從前她進行離婚，初出來找事的時候，她的處境是最確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現在的地位是很特別的，女作家的生活環境與普通的職業女性，女職員女教師，大不相同，蘇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種特殊的習氣，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蘇青的觀察態度向來是非常的主觀，直接，所以，雖然這是一切職業文人的危機，我格外的為蘇青慮到這一點。）也有兩篇她寫得太潦草，我讀了，仿佛是走進一個舊識的房間，還是那些擺設，可是主人不在家，心裏很惆悵。有人批評她的技巧不夠，其實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覺中，喜歡花哨的稚氣些的作者讀者是不能領略的。人家拿藝術的大帽子去壓她，她隻有生氣，漸漸的也會心虛起來，因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這些以後再談吧，現在且說她的人。她這樣問過我：“怎麽你小說裏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著，總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紙人，放在書裏比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發現人家的短處，不過是將立體化為平麵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牆上，已經畫好了在那裏，隻等用黑筆勾一勾。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之後，也隻有哀矜。眼中所見，有些天資很高的人，分明在哪裏走錯了一步，後來怎麽樣也不行了，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係，就壞也壞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壞，隻是沒出息，不幹淨，不愉快。我書裏多的是這等人，因為他們最能夠代表現社會的空氣，同時也比較容易寫。從前人說“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似乎倒是聖賢豪傑惡魔妖婦之類的奇跡比較普通人容易表現，但那是寫實工夫深淺的問題。寫實工夫進步到托爾斯泰那樣的程度，他的小說裏卻是一班小人物寫得最成功，偉大的中心人物總來得模湖，隱隱地有不足的感覺。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說了，總把他們的好人寫得最壞。所以我想，還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吧，等我多一點自信再嚐試。
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麽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受，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裏碰見他們，因為我的幼稚無能，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得不到什麽好處的，如果必需有接觸，也是斤斤較量，沒有一點容讓，總要個恩怨分明。但是像蘇青，即使她有什麽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恨的。——並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她起初寫給我的索稿信，一來就說“叨在同性”，我看了總要笑。——也不是因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蘇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講理。譬如說，前兩天的對談會裏，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於婦女職業。“記者”方麵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麽？”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愛的。
即使在她的寫作裏，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得到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裏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後的社會製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製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隻有分開。這使我想起我自己，從父親家裏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當時雖然被禁錮著，渴想著自由，這樣的問題也還使我痛苦了許久。後來我想，在家裏，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後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我們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蒂克的。
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於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於我，蘇青就象征了物質生活。我將來想要一間中國風味的房，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著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隻上麵點著個胭脂點。中國的房屋有所謂“一明兩暗”，這當然是明間。這裏就有一點蘇青的空氣。
這篇文章本來是關於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實在對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釋的地方，我隻能由我自己出發來解釋。說到物質，與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開的。可是我覺得，刺激性的享樂，如同浴缸裏淺淺地放了水，坐在裏麵，熱氣上騰，也感到昏鎊的愉快，然而終究淺，就使躺下去，也沒法子淹沒全身，思想複雜一點的人，再荒唐，也難求得整個的沉湎。也許我見識得不夠多，可以這樣想。
我對於聲色犬馬最初的一個印象，是小時候有一次，在姑姑家裏借宿，她晚上有宴會，出去了，剩我一個人在公寓裏，對門的逸園跑狗場，紅燈綠燈。數不盡的一點一點，黑夜裏，狗的吠聲似沸，聽得人心裏亂亂地。街上過去一輛汽車，雪亮的車燈照到樓窗裏來，黑房裏家具的影子滿房跳舞，直飛到房頂上。
久已忘記了這一節了。前些時有一次較緊張的空襲，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轟炸倒是聽天由命了，可是萬一長期地斷了水，也不能不設法離開這城市。我忽然記起了那紅綠燈的繁華，雲裏霧裏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裏，沒有電，瓷缸裏點了一隻白蠟燭，黃瓷缸上凸出綠的小雲龍，靜靜含著圓光不吐。全上海死寂，隻聽見房間裏一隻鍾滴搭滴搭走。蠟燭放在熱水汀上的一塊玻璃板上，隱約的照見熱水汀管子的撲落，撲落上一個小箭頭指著“開”，另一個小箭頭指著“關”，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報還是照常送來的，拿在手裏，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親切，傷慟。就著燭光，吃力地讀著，什麽郎什麽翁，用我們熟悉的語調說著俏皮話，關於大餅、白報紙、暴發戶，慨歎著回憶到從前，三塊錢叫堂差的黃金時代。這一切，在著的時候也不曾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毀壞，還是難過的——對於千千萬萬的城裏人，別的也沒有什麽了呀！
一隻鍾滴搭滴搭，越走越響。將來也許整個的地麵上見不到一隻時辰鍾。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聽見鍾擺的滴搭，那一定又驚又喜——文明的節拍！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劃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挑花。十字布上挑花，我並不喜歡，繡出來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蠻荒的日夜，沒有鍾，隻是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鈞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
我於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滿了計劃的。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奮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有一個先生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然後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在那邊三年，於我有益的也許還是偷空的遊山玩水，認為是糟蹋時間。我一個人坐著，守著蠟燭，想到從前，想到現在，近兩年來孜孜忙著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應當有數。
後來看到《天地》，知道蘇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難過。然而這末日似的一天終於過去了。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聽見隔壁房裏嗤嗤嗤拉窗簾的聲音；後門口，不知哪一家的男傭人在同我們阿媽說話，隻聽見嗡嗡的高聲，不知說些什麽，聽了那聲音，使我更覺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窩裏，外麵的屋瓦上應當有白的霜——其實屋上的霜，還是小時候在北方，一早起來常常見到的，上海難得有——我向來喜歡不把窗簾拉上，一睜眼就可以看見白天。即使明知道這天不會有什麽事發生的，這堂堂的開頭也可愛。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邊，就要去睡覺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溫暖的一刹那；炭屑發出很大的熱氣，星星紅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裏，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煙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燈市的記載。可是我真可笑，用鐵鉗夾住火楊梅似的紅炭基，隻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後，燦爛地大燒一下就沒有了。雖然我馬上就要去睡了，再燒下去於我也無益，但還是非常心痛。這一種吝惜，我倒是很喜歡的。
我有一件藍綠的薄棉袍，已經穿得很舊，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來，才上身，又脫了下來，唯其因為就快壞了，更是看重它，總要等再有一件同樣的顏色的，才舍得穿。吃菜我也不講究換花樣。才夾了一筷子，說：“好吃，”接下去就說：“明天再買，好麽？”永遠蟬聯下去，也不會厭。姑姑總是嘲笑我這一點，又說：“不過，不知道，也許你們這種脾氣是載福的。”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狽的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隻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裏過夜。（也不知為什麽我要把自己刻劃得這麽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裏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裏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她淡淡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夢到這裏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麵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裏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裏又哭了。簡直可笑——我自從長大自立之後實在難得掉眼淚的。
我對姑姑說：“姑姑雖然經過的事很多，這一類的經驗卻是沒有的，沒做過窮學生，窮親戚。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也不至於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了的緣故。”姑姑說：“你什麽時候做過窮親戚的？”我說：“我最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剛離開父親家不久，舅母說，等她翻箱子的時候她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我穿。我連忙說：‘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紅了臉，眼淚滾下來了，我不由得要想：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
真是小氣得很，把這些都記得這樣牢，但我想於我也是好的。多少總受了點傷，可是不太嚴重，不夠使我感到劇烈的憎惡，或是使我激越起來，超過這一切；隻夠使我生活得比較切實，有個寫實的底子；使我對於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惜，使這世界顯得更豐富。
想到貧窮，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親與姑姑那裏，時刻感到我不該拖累了她們，對於前途又沒有一點把握的時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興，因為我想吃包子，用現成的芝麻醬作餡，捏了四隻小小的包子，蒸了出來。包子上麵皺著，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皺了起來，一把抓似的，喉嚨裏一陣陣哽咽著，東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有什麽滋味。好像我還是笑著說“好吃”的。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願意想起。
看蘇青文章裏的記錄，她有一個時期的困苦的情形雖然與我不同，感情上受影響的程度我想是與我相仿的。所以我們都是非常明顯地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對於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個性的關係。
姑姑常常說我：“不知道你從哪裏來的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們縱有缺點，好像都還不俗。有時候我疑心我的俗不過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時候又覺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為《傾城之戀》的戲寫了篇宣傳稿子，擬題目的時候，腦子裏第一個浮起的是：“傾心吐膽話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話廿年”之類的題目，有一句非常時髦的，可是被我一學，就俗不可耐。
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初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兒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種無意的雋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鳳貼式的封麵紛紛滾在雪地裏，那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對於蘇青的穿著打扮，從前我常常有許多意見，現在我能夠懂得她的觀點了。對於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於她自己，是得用；於眾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對於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蘇青的作風裏極少“玩味人間”的成份。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試樣子的時候，要炎櫻幫著看看。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於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褶襇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頭過度的墊高也減掉。最後，前麵的一排大鈕扣也要去掉，改裝暗鈕。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鈕扣總要的吧？人家都有的！沒有，好像有點滑稽。”
我在旁邊笑了起來，兩手插在雨衣袋裏，看著她。鏡子上端的一盞燈，強烈的青綠的光正照在她臉上，下麵襯著寬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憧憧的，更顯明地看見她的臉，有一點慘白。她難得有這樣靜靜立著，端相她自己，雖然微笑著，因為從來沒這麽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種悲哀，那緊湊明倩之眉眼裏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使我想到“亂世佳人”。
蘇青是亂世裏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願意有所依附；隻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裏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於她的責任範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裏，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與其讓人家占我的便宜，寧可讓自己的孩子占我的便宜”。她的戀愛，也是要求可信賴的人，而不是尋求刺激。她應當是高等調情的理想對象，伶俐倜儻，有經驗的，什麽都說得出，看得開，可是她太認真了，她不能輕鬆，也許她自以為輕鬆的，可是她馬上又會怪人家不負責。這是女人的矛盾麽？我想，倒是因為她有著簡單健康的底子的緣故。
高級調情的第一個條件是距離——並不一定指身體上的。保持距離，是保護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應用到別的上麵，這可以說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結果生活得輕描淡寫的，與生命之間也有了距離了。蘇青在理論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蘇青來提倡距離，本來就是笑話、因為她是那樣的一個興興轟轟火燒似的人，她沒法子伸伸縮縮，寸步留心的。
我純粹以寫小說的態度對她加以推測，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隻能做到這樣。
有一次我同炎櫻說到蘇青，炎櫻說：“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總覺得他們不欠她什麽，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蘇青認為她就吃虧在這裏。男人看得起她，把她當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負責。她不願意了。他們就說她自相矛盾，新式文人的自由她也要，舊式女人的權利她也要。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劇，可是蘇青我們不能說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過是一個直截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可是很失望，因為她看來看去沒有一個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樣地也壞。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麵，很容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後很快地又發現他卑劣之點，一次又一次，憧憬破滅了。
於是她說：“沒有愛。”微笑的眼睛裏有一種藐視的風情。但是她的諷刺並不徹底，因為她對於人生有著太基本的愛好，她不能發展到刻骨的諷刺。
在中國現在，諷刺是容易討好的。前一個時期，大家都是感傷的。充滿了未成年人的夢與歎息，雲裏霧裏，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進到諷刺。喜劇而非諷刺喜劇，就是沒有意思，粉飾現實。本來，要把那些濫調的感傷清除幹淨，諷刺是必需的階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諷刺上，不知道在感傷之外還可以有感情。因為滿眼看到的隻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就把這殘缺不全認作真實：——性愛就是性行為；原始的人沒有我們這些花頭不也過得很好的麽？是的，可是我們已經文明到這一步，再想退到獸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從前在學校裏被逼著念《聖經》，有一節，記不清了，仿佛是說，上帝的奴仆各自領了錢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獲得更多，拿得少的人，連那一點也不能保，上帝追還了錢，還責罰他。當時看了，非常不平。那意思實在很難懂，我想再這樣多解釋兩句，也還怕說不清楚。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
有一陣子，外間傳說蘇青與她離了婚的丈夫言歸於好了。我一向不是愛管閑事的人，聽了卻是很擔憂。後來知道完全是謠言，可是想起來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結婚是一大半家裏做主的，兩人都是極年青，一同讀書長大，她丈夫幾乎是天生在那裏，無可選擇的，兄弟一樣的自己人。如果處處覺得，“還是自己人！”那麽對他也感到親切了，何況他們本來沒有太嚴重的合不來的地方。然而她的離婚不是賭氣，是仔細想過來的。跑出來，在人間走了一遭，自己覺得無聊，又回去了，這樣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蘇青是受不了的。她會變得喑啞了，整個地消沉下去。所以我想，如果蘇青另外有愛人。不論是為了片刻的熱情還是經濟上的幫助，總比回到她丈夫那裏去的好。
然而她現在似乎是真的有一點疲倦了。事業、戀愛、小孩在身邊，母親在故鄉的匪氛中，弟弟在內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問題，許許多多牽掛。照她這樣生命力強烈的人，其實就有再多的拖泥帶水也不至於累倒了的，還是因為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塊，缺少統一的感情的緣故。如果可以把戀愛隔開來作為生命的一部，一科，題作“戀愛”，那樣的戀愛還是代用品吧？
蘇青同我談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氣概，不是小白臉，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點也不妨，又還有點落拓不羈。他們住在自己的房子裏，常常請客，來往的朋友都是談得來的，女朋友當然也很多，不過都是年紀比她略大兩歲，容貌比她略微差一點的，免得麻煩。丈夫的職業性質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麽家庭生活也不至於太刻板無變化。丈夫不在的時候她可以勻出時間來應酬女朋友（因為到底還是不放心）。偶爾生一場病，朋友都來慰問，帶了吃的來，還有花，電話鈴聲不斷。
絕對不是過分的要求，然而這裏麵的一種生活空氣還是早兩年的，現在已經沒有了。當然不是說現在沒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請客吃飯。——是那種安定的感情。要一個人為她製造整個的社會氣氛，的確很難，但這是個性的問題。越是亂世，個性越是突出，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難當然是難找。如果感到時間逼促，那麽，真的要說逼促，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中國人嘴裏的“花信年華”，不是已經有遲暮之感了嗎？可是我從小看到的，僅有許多三四十歲的美婦人。《傾城之戀》裏的白流蘇，在我原來的想象中決不止三十歲，因為恐怕這一點不能為讀者大眾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歲。（恰巧與蘇青同年，後來我發現）我見到的那些人，當然她們是保養得好，不像現代職業女性的勞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談話之中研究出來一條道理。駐顏有術的女人總是（一）身體相當好，（二）生活安定，（三）心裏不安定。因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時時注意到自己的體格容貌，知道當心。普通的確是如此。蘇青現在是可以生活得很從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種，有輪廓，有神氣的。——這一節，都是惹人見笑的話，可是實在很要緊——有幾個女人是為她靈魂的美而被愛。
我們家的女傭，男人是個不成器的裁縫。然而那一天空襲過後，我在昏夜的馬路上遇見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們的公寓，慰問老婆孩子，倒是感動人的。我把這個告訴蘇青，她也說：“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難起來，她是隻有她保護人，沒有人保護她的，所以她近來特別地膽小，多幻想，一個慣壞了的小女孩在夢魘的黑暗裏。她忽然地會說：“如果炸彈把我的眼睛炸壞了，以後寫稿於還得嘴裏念出來叫別人記，那多要命呢——”這不像她平常的為人。心境好一點的話，不論在什麽樣的患難中，她還是有一種生之爛漫。多遇見患難，於她隻有好處；多一點枝枝節節，就多開一點花。
本來我想寫一篇文章關於幾個古美人，總是寫不好。裏麵提到楊貴妃。楊貴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歲的時候，唐明皇的愛她，沒有一點倦意。我想她決不是單靠著口才和一點狡智，也不是因為她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個具有肉體美的女人，還是因為她的為人的親熱，熱鬧。有了錢，就有熱鬧，這是很普遍的一個錯誤的觀念。帝王家的富貴，天寶年間的燈節，火樹銀花，唐明皇與妃嬪坐在樓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樓下參拜；皇親國戚攢珠嵌寶的車子，路人向裏窺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氣經月不散；生活在那樣迷離惝恍的戲台上的輝煌裏，越是需要一個著實的親人。所以唐明皇喜歡楊貴妃，因為她有他是一個妻而不是“臣妾”。我們看楊妃梅妃爭寵的經過，楊妃幾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簡直是“本埠新聞”裏的故事，與曆代宮闈的陰謀，詭秘森慘的，大不相同。也就是這種地方，使他們親近人生，使我們千載之下還能夠親近他們。
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種陶瓷的湯壺，溫潤如玉的，在腳頭，裏麵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溫柔的惆悵。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聽得見嗶栗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著個老女仆，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著，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麵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淒淒的冷氣，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裏去取暖，撲出一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氣呀，從來沒這麽冷過！
所以我同蘇青談話，到後來常常有點戀戀不舍的。為什麽這樣，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氣話也沒有的！甚至於我說出話來你都不一定立刻聽得懂。”那一半是因為方言的關係，但我也實在是遲鈍。我抱歉的笑著說：“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麽辦法呢？可是你知道，隻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隨便你說什麽我都能夠懂得的。”她說：“是的，我知道……你能夠完全懂得的。不過，女朋友至多隻能夠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夠安慰。”她這一類的雋語，向來是聽上去有點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是結實的真實。常常她有精采的議論，我就說：“你為什麽不把這個寫下來呢？”她卻睜大了眼睛，很詫異似地，把臉色正了一正，說：“這個怎麽可以寫呢？”然而她過後也許想著，張愛玲說可以寫，大約不至於觸犯了非禮勿視的人們，因為，隔不了多少天，這一節意見還是在她的文章裏出現了。這我覺得很榮幸。她看到這篇文章，指出幾節來說：“這句話說得有道理。”我笑起來了：“是你自己說的呀——當然你覺得有道理了！”關於進取心，她說：“是的，總覺得要向上，向上，雖然很朦朧，究竟怎樣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我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歎息，說：“那有什麽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裏，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她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在黃昏陽台上，驟然看到遠外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道：“這是亂世。”晚煙裏，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隻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這些話來對蘇青說，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著我，一麵聽，一麵想：“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麽？大概是藝術吧？”一看見她那樣的眼色，我就說不下去，笑了。
［附］蘇青張愛玲對談記
——關於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
主辦者：記者
對談者：蘇青張愛玲時間：三十四年二月廿七日下午地點：張愛玲女士寓前言：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無疑地是張愛玲和蘇青。她們都以自己周圍的題材從事寫作，也就是說，她們所寫的都是她們自己的事。由女人來寫女人，自然最適當，尤其可貴的，似乎在她們兩位的文章裏，都代表當前中國知識婦女的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就是在他們個人的談話中，記者也常可以聽到她們關於婦女問題的許多獨特的見解，因此記者特約蘇張兩女士舉行對談，以當前中國的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為對談題材。對談的結果非常好，更難得的是她們兩位對於記者所問的，都提供了坦白的答案。記者願意在這裏向讀者們鄭重介紹以下的對談記錄，並向參加對談的蘇張兩君表示謝意。
記者今天預定對談的是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承蒙你們兩位準時出席，非常感謝。今天對談的題目範圍甚廣，我想先從婦女職業問題談起吧！蘇青女士已從家庭婦女變成了職業婦女，同時在蘇女士的文章裏似乎時常說職業婦女處處吃虧，這樣說來，蘇女士是不是主張婦女應該回到閨房裏去的？
蘇青婦女應不應該就職或是回到家庭去，我不敢作一定論。不過照現在的情形看，職業婦女實在太苦了，萬不及家庭婦女那麽舒服。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時候，總以為職業婦女是神聖的，待在家庭裏是難為情的，便是結婚以後，還以為留在家裏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並不是向上性的，現在做了幾年職業婦女，雖然所就的職業不能算困苦，可是總感到職業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現在大多數的職業婦女也並不能完全養活自己，更不用說全家了，僅是貼補家用或個人零用而已，而外界風氣也有轉變（可以說是退潮的時期），對之並不感到如何神聖而予以尊視，故目下我們隻聽到職業婦女嫁人而沒有聽到嫁了人的婦女定願無故放棄家庭去就職的。這實在是職業婦女最大的悲哀。
記者所謂職業婦女的痛苦是不是指工作的辛苦？職業婦女的苦悶
蘇青是呀，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職業婦女，除了天天出去辦公外，還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巾生煤球爐子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了，家裏事務都可以交給妻子，因此職業婦女太辛苦了，再者，社會人士對於職業婦女又決不會因為她是女人而加以原諒的，譬如女人去經商，男人們還是要千方百計賺她的錢，搶她的帽子，想來的確很苦痛。還要顧到家庭，確很辛苦。
張愛玲不過我覺得，社會上人心險惡，那本來是這樣的，那是真實。如果因為家庭裏的空氣甜甜蜜蜜，是一個比較舒適的小天地，所以說家裏比社會上好，那不是有點像逃避現實麽？
蘇青從感情上講，在家裏受了氣，似乎無關緊要，一會兒就恢複了，但在社會上受了氣，心裏便覺得非常難過，決不會容易忘懷的。
張愛玲噯，真的！有一次我看見個阿媽打她小孩，小孩大哭，阿媽說：“不許哭！”他抽抽噎噎，漸漸靜下來了。母子之間，僵了一會，他慢慢地又忘了剛才那一幕，“姆媽”這樣，“姆媽”那樣，問長問短起來，鬧過一場，感情像經過水洗的一樣，骨肉至親到底是兩樣的。
蘇青不知怎樣，在家裏即使吃了虧，似乎可以寬恕，在社會上吃了虧，就記得很牢。
張愛玲我並不是根據這一點就主張女子應當到社會上去，不應當留在家庭裏。我不過是說：如果因為社會上人心壞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現實。
記者你們所謂“人心險惡”恐怕不過是女性方麵的看法。以男性來說，他們是必須要到社會上去的，因為要生活。而女性則不然，因為她們還有一個家庭可以作逋逃藪，像男人就無法逃回家庭去，女人因為還有家庭可回，所以覺得人心太險惡了。其實社會人心的險惡，向來如此，男性是一向遭遇慣了的。職業婦女的吃虧恐怕還是由於社會輕視女性的見地，但是女性也有占便宜處，像跑單幫女人就處處占便宜。我想請問一句，就是婦女應不應該就職？
蘇青我講，雖不定是“應該”，但已確實是“需要”的。不過問題是職業婦女除做事外還得兼顧家務，不像男職員的工作那末單純。家務工作尤其浪費時間，我覺得燒三個人吃的菜比燒一個人的菜，工作並不加重多少，但每一家都各自燒菜，許多婦女的時間精神都浪費在這上麵，所以我主張職業婦女的家庭工作應該設法減少，譬如解決管理孩子問題可以組織裏弄托兒所，關於洗衣，如有價廉而工作好的洗衣店，那洗衣又何必自己動手呢？同樣的，燒飯也不必一定要親自動手，要吃飯，上公共食堂不就得了？當然，偶然高興，自己燒一次菜，也不會覺得討厭。我總覺得家庭裏不必浪費而浪費的時間太多了，像上小菜場的討價還價，以及軋電車等等。假使商店都是劃一價鈿的，女人就不必跑來跑去去揀，或是到處討價還價了，豈不爽快。
張愛玲我覺得現在，婦女職業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了。生活程度漲得這樣高，多數的男人都不能夠賺到足夠的錢養家，婦女要完全回到廚房裏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多少就需要一點副業，貼補家用。
蘇青我所謂職業婦女太苦，綜括起來說：第一是必需兼理家庭工作。第二是小孩沒有好好的托兒所可托。第三是男人總不大喜歡職業婦女，而偏喜歡會打扮的女人，職業婦女終日辛辛苦苦，結果倒往往把丈夫給專門在打扮上用工夫的女人奪去。這豈不冤哉枉也！
張愛玲可是你也同我說起過的，常常看到有一種太太，沒有腦筋，也沒有吸引力，又不講究打扮。因為自己覺得地位很牢靠，用不著費神去抓住她的丈夫。和這樣的女人比起來，還是在外麵跑跑的職業女性要可愛一點。和社會上接觸得多了，時時刻刻警醒著，對於服飾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自然要注意些，不說別的，單是談話資料也要多些，有興趣些。記者職業婦女也可以考究打扮的呀？
張愛玲就是太吃力了，又要管家，又要做事，又要打扮。職業婦女同時還要持家，所以，如果她隻能做比較輕的工作，賺的錢比男人少，也不能看不起她，說男女沒有同等能力，男女平等無望那樣的話。比較輕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時間比較短的，並非不費力。有些職業，很不吃力，可是必須一天到晚守在那裏，那還是妨礙了家庭工作。
蘇青的確，像女傭人的工作時間就是不合理的，像我家的女傭便三年不曾回家過，夫婦之道固然沒有，就是她私生活也是沒有的。
記者張小姐家女傭人怎樣？
張愛玲我們的阿媽早上來，下午回去，我們不管她的膳宿，不過她可以買了東西拿到這裏來燒。我不很喜歡傭人一天到晚在眼前，吃飯的時候還立在旁邊代人盛飯。
蘇青有次我到朋友家裏去吃飯，添飯的傭人還是一個小孩，他隻對我直視，我真難過極了。
張愛玲尤其是剩下的菜，如果是給傭人吃的，要時刻注意，多留下一點，吃得很不舒服。
蘇青我聽見過一個笑話：有一次一個人吃魚，一麵吃完了，再翻過一麵來，立在旁邊的仆人眼見魚不剩了，氣急起來，把筆在嘴唇上抹上兩撇胡子，主人問他幹嘛？他說：“你顧自己的嘴吧，不用管別人的嘴了。”
用.tianyashuku丈夫的錢是一種快樂記者現在一個職業婦女所賺的錢，恐怕隻夠買些零星東西，或是貼補家用吧？
張愛玲是的，在現在的情形下，恐怕隻能做到這樣。記者從一個女性來看，還是用自己賺來的錢快活呢，還是用別人的錢快活？
蘇青那我要說：還是用別人的錢快活。
記者為什麽呢？
蘇青用母親或是兒子辛苦賺來的錢固然不見得快活，但用丈夫的錢，便似乎覺得是應該的。因為我們多擔任著一種叫做生育的工作。故覺得女子就職業倒決不是因為不該用丈夫的錢，而是丈夫的錢或不夠或不肯給她花了，她須另想辦法，或向國家要求保護。
張愛玲用別人的錢，即使是父母的遺產，也不如用自己賺來的錢來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錢，如果愛他的話，那卻是一種快樂，願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飯，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傳統的權利，即使女人現在有了職業，還是舍不得放棄的。
蘇青女人有了職業，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離婚時或是寡居時，小孩可以有保障，譬如我從小就沒有父親，母親又沒有職業，所以生活不大好，假使母親當時是職業女性也許就生活得更好。
記者男子和女子的工作效能有沒有差別？
張愛玲當然，一般女人的程度是比較差的……蘇青做戲女人可沒有差吧！
張愛玲就連做戲，女人如果生得美，仿佛就使演技差一點，也可以被寬容的吧？這樣的例子很多，尤其在銀幕上。蘇青我總不很相信，從前有一位文友對我說：“你們女人總不會拉黃包車呀”，我就回答道：“我是不能夠，但是你就能夠嗎？”
職業女性的威脅——丈夫被別人奪去記者我看你們總以為專會打扮的女人是職業婦女的威脅，其實將來風氣也許會變，一般人都會重視職業婦女，而專會打扮的女人也許反而不時髦了。
張愛玲可是男人的天性總不見得變得這樣快。蘇青我看到某刊物上有這樣的記載（當然我也並不一定認為可靠，但無論如何總是一種有趣的諷刺），說莫斯科有一次會議裏討論到婦女的打扮問題，結果女的方麵不主張打扮，男的方麵都舉手歡迎打扮。還有一次聽到商店裏有化妝品出售，雖經理論家大聲疾呼，叫女人們千萬別輕自墮落。但女工們還是擁擠著去爭買，後來鬧到紅軍出來維持秩序才休。張愛玲有些女人本來是以愛為職業的。
蘇青她們是專家。普通的職業婦女恐怕競爭不過她們。
記者專們以“愛”為職業的女子恐怕隻是少數人吧？張愛玲並不少。
蘇青正當的婦女很辛苦的工作，以愛為職業的女人很容易把她們的丈夫搶了去，這對於兼做社會工作的女人真是太吃虧了。還有賣淫的製度不取消，男人盡可獨身而解決性生活，結果會影響到女性方麵的結婚問題。
張愛玲家庭婦女有些隻知道打扮的，跟妓女其實也沒有什麽不同。
蘇青做妓女真是最取巧的職業。猶如以武力來搶取別人用勞力獲得的財富。
記者如何可以消滅這製度呢？
蘇青這是很困難的。
科學育兒法
記者蘇青女士在某一篇文章裏曾說過科學育兒法，究竟什麽是科學育兒法呢？
蘇青我以為母親管小孩並不是完全沒有害處，倘若小孩生胃腸病，吵著哭，做母親的，總心軟，喂給他吃，可是倘若交給別人，就可以實行科學管理，不給他吃。一般的母親沒有常識，就說我，從小她們就常給我吃豆酥糖，所以現在牙齒弄得很壞，假使能采用科學管理，就不會這樣。母親的感情
記者女人常說：男人都不可靠，你們以為怎樣？蘇青我並不存在什麽偏見，隻不過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現社會裏，還是金錢和孩子著實一些。
記者這樣說，養孩子是女人比較好的投資？
蘇青我並不覺得頂好，不過我們寧願讓感情給孩子騙去而不願意受別的不相幹的人的騙。
被屈抑的快活
記者蘇女士是不是覺得男女一切方麵都該完全平等？蘇青假使女人在職業及經濟上與男人太平等了，我恐怕她們將失去被屈抑的快樂，這是有失陰陽互濟之道的，譬如說以性心理為例吧，男的勇敢，女的軟弱，似乎更可以快活一些，倘若男女一樣的勇敢，就興趣全失的了。我有這樣感覺，倘若同男的一塊出去，費用叫我會鈔，我就覺得很驕傲，可是同時也稍微有些悲哀，因為已經失去被保護的權利了。這並不是女人自己不爭氣，而是因為男女有天然（生理的）不平等，應該以人為的製度讓她占便宜來補足，叫我請客，便有不當我是女人的悲哀。假如我有，則我倒是很希望自己的丈夫常請人家客的。
張愛玲一般人總是怕把女人的程度提高，一提高了，女人就會看不起男人。其實用不著擔憂到這一點。如果男女的知識程度一樣高，如果是純正的而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識），女人在男人之前還是會有謙虛，因為那是女性的本質因為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男人要被崇拜才快樂。
蘇青假如女人的程度太提高了，男的卻低，女人還是悲哀的，我就獨怕做了女皇，做了女皇誰又配做我的配偶呢？張愛玲前兩天在報上看到關於菲律賓的一個島上，女權很高，因為一切事情都由女人來做，男人完全被養活，懶得很，隻知道鬥雞賭博。那樣的女權我一點也不羨慕。蘇青我說隻要男女同樣做事就該同樣被尊重，固不必定要爭執所做事情的輕重，男人會當海軍會造兵艦並不比女打字員高貴，就是管小孩處理家務的女人，也同樣的出著勞力。不過這也得有保障才行，法律該有明文規定：男女的職業雖然不同，但是職業的地位是平等的。現在有人說：“管家就是職業”，可是普通職業可以解職，而女人這職業是終身的，倘若丈夫中途變心時，又該怎麽辦呢？
女人最怕“失嫁”
記者現在再談婚姻問題吧。目前上海女人的結婚方式是怎樣的？
蘇青目前結婚的方式還是不一律，有的新式，有的舊式，有的半新半舊。大多數是先經介紹，後交朋友然後再訂婚。記者本期《雜誌》裏有篇文章，叫《女大不嫁》，說到現在女性擇配困難，以前總是中學女生想嫁大學生，大學生想嫁留學生，現在戰事發生，沒有了留學生的來源，於是大學女生就難有對象，譬如一家做生意人家，要娶個大學畢業的女生做媳婦，總覺得不妥。
蘇青在十年前，革命空氣濃厚，大家心理上總以為娶新式老婆好，現在是停滯退潮時候，以為娶個舊式老婆反而實惠，新式女子隻能找個把來做做情人，所以知識女子更吃虧了。記者假使你有個妹妹，要你替她擇配，你會提出什麽條件呢？
蘇青女人以“失嫁”為最可怕。過時不嫁有起生理變態的危機。不過知識淺的還容易嫁人，知識高的一時找不到正式配偶，無可奈何的補救辦法，說出來恐怕要挨罵，我以為還是找個把情人來補救吧，總較做人家的正式的姨太太好，丈夫是寧缺勿濫，得到無價值的一個（整個），不如有價值的半個甚至僅三分之一。不過這樣一來，社會對私生子應該承認他的地位。這樣說來，似乎太便宜了男人，不過照目前（希望僅限於目前）實際情形而論，男人也有他的困難，因為在習慣和人情上，不能犧牲他的第一個妻子（假定她是不能自立的，也無法改嫁的）。而知識婦女自有其生活能力，不妨僅侵占別人感情而不剝奪別人之生活權利。自然能夠絕對不侵占更好，不過現代男人多數早婚，而職業婦女常常遲嫁。這是過渡時代的無可奈何的辦法。原是不足為訓的，而且每人的結婚倘僅限一次實在太危險，因為年輕人觀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我的主張是盡自己能力觀察，觀察停當（自以為停當）就結婚，雖然總想天長地久，不過就不久長也罷，多嫁幾次隻不過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民國的事，亦無什麽風化可傷也。
記者現在的婚姻製度恐怕不能說合理吧？離婚在事實上又很困難……
蘇青離婚不成問題，至於小孩，依我說最好由父親出錢，歸母親撫養。假如男的不出錢，不妨就帶他們去做“拖油瓶”，據說範文正公便是做拖油瓶出身，他的繼父姓朱，似乎後世也並不因此就看輕他。做繼父的與孩子接觸不多，實在沒有討厭他們的理由……
張愛玲一半，男人也是為了麵子關係。
蘇青但是慢慢兒就會好的。我總覺得孩子與女人關係來得密切，並未礙著男人什麽事。而後母管養前妻子女便不行，因為他們是時時接觸的，容易發生衝突。
張愛玲離婚後的小孩也並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麽痛苦。記者一夫一妻製到底是否合理？
蘇青比較合理，但不能嚴格執行，其間應該有伸縮餘地。譬如說，這次戰後我恐怕又要盛行多妻了（法律號不允許，亦不忍嚴禁）。原因倒不一定是戰死的人太多，而是有許多男人活著也討不起老婆。將來無生活能力的女人必定求著去當人家姨太太，有生活力的女人隻好非正式的向別人分潤些愛情。這話又該給人家罵為無誌氣，但希望有誌氣的女人們速速自去斷絕生殖機能吧。
記者在現社會，早婚還是相當流行的……張愛玲早婚我不一定反對，要看情形的。有些女人，沒有什麽長處，年紀再大些也不會增加她的才能見識的，而且也並不美，不過年青的時候也有她的一種新鮮可愛，那樣的女人還是趕早嫁了的好。因為年青，她有較多的機會適應環境，跟著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發展。至於男人，可是不宜於早婚，沒有例外。一來年青人容易感情衝動，沒有選擇的眼光，即使當時兩個人是非常相配的，男的以後繼續發展，女的卻停滯了，漸漸就有距離隔膜。而且年青人很少能夠經濟獨立，早婚，妻子一定是由父母贍養，養成依賴的心理，於將來的前途有礙。
大家庭與小家庭
記者關於家庭製度，兩位看，還是所謂小家庭製度好呢，還是舊式的大家庭好？
蘇青小家庭也苦，孤零零的，依我說頂好是跟嶽父母同居，嶽母與女婿，一定相處得很好，而婆婆和媳婦因為婆婆感到做母親的太淒涼，所以會嫉妒媳婦的。
張愛玲這方法真好。我從沒有想到，可是聽了實在感到好。
記者倘使老夫婦隻養幾個男孩子不是太寂寞了麽？蘇青這當然也要看情況來決定。
同居問題
蘇青還有，夫妻有同居的義務一條，我認為不妨自由些，想起這樣長時期的同居生活，實在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時隻可向對方提出要求，倒不必因法律規定是義務而要求強製執行也。像外國人般分床分寢室還比較好一些。但最好還是像朋友一樣，大家往返，不致於每個人在婚便沒有一刻的私生活可過。我說女人再嫁比初嫁難，就是因為一回想到從前住在籠裏的生活也就有些怕起來了。再有社會的輿論不要對男女問題太感興趣，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盡可由他們自己去決定，分居並不礙著眾人什麽事，同居亦不見得肯分惠什麽給眾人也。
記者男女結了婚的人省，還是未結婚的省呢？張愛玲從前英文有句話說“twocanliveascheaplyasone”從前是結婚比較省錢，現在似乎情形兩樣了。獨身的人生活簡單，大家都這樣想，所以不留人吃飯也沒人見怪，結了婚的人，就有許多不能夠避免的應酬。
誰是標準丈夫
記者依照女人的見解，標準丈夫的條件怎樣？蘇青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學識財產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第三，體格強壯，有男性的氣魄，麵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語無味。第五，年齡應比女方大五歲至十歲。
張愛玲常常聽見人家說要嫁怎樣的一個人，可是後來嫁到的，從來沒有一個是像她的理想，或是與理想相近的。看她們有些也很滿意似的。所以我決定不要有許多理論。像蘇青提出的條件，當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聽得進去的。不過我一直想著，男子的年齡應當大十歲或是十歲以上，我總覺得女人應當天真一點，身人應當有經驗一點。記者今天真是“暢聆高論”了，這次對談就到這裏結束吧，真是謝謝你們兩位！
至於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我想我喜歡她過於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並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並不是一個清淺到一覽無餘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裏而仍舊喜歡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書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處的讀者。許多人，對於文藝本來不感到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裏麵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大眾用這樣的態度來接受《結婚十年》，其實也無損於《結婚十年》的價值。在過去，大眾接受了《紅樓夢》，又有幾個不是因為單戀著林妹妹或是寶哥哥，或是喜歡裏麵的富貴排場？就連《紅樓夢》大家也還恨不得把結局給修改一下，方才心滿意足。完全貼近大眾的心，甚至於就像從他們心裏生長出來的，同時又是高等的藝術，那樣的東西，不是沒有，例如有些老戲，有些民間故事，源久流長的；造形藝術一方麵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沒法子拿這個來做創作的標準。迎合大眾，或者可以左右他們一時的愛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寫不出蘇青那樣的真情實意的書。
而且無論怎麽說，蘇青的書能夠多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麽？
我認為《結婚十年》比《浣錦集》要差一點。蘇青最好的時候能夠做到一種“天涯若比鄰”的廣大親切，喚醒了往古來今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個個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實在是偉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點：從前她進行離婚，初出來找事的時候，她的處境是最確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現在的地位是很特別的，女作家的生活環境與普通的職業女性，女職員女教師，大不相同，蘇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種特殊的習氣，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蘇青的觀察態度向來是非常的主觀，直接，所以，雖然這是一切職業文人的危機，我格外的為蘇青慮到這一點。）也有兩篇她寫得太潦草，我讀了，仿佛是走進一個舊識的房間，還是那些擺設，可是主人不在家，心裏很惆悵。有人批評她的技巧不夠，其實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覺中，喜歡花哨的稚氣些的作者讀者是不能領略的。人家拿藝術的大帽子去壓她，她隻有生氣，漸漸的也會心虛起來，因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這些以後再談吧，現在且說她的人。她這樣問過我：“怎麽你小說裏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著，總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紙人，放在書裏比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發現人家的短處，不過是將立體化為平麵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牆上，已經畫好了在那裏，隻等用黑筆勾一勾。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之後，也隻有哀矜。眼中所見，有些天資很高的人，分明在哪裏走錯了一步，後來怎麽樣也不行了，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係，就壞也壞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壞，隻是沒出息，不幹淨，不愉快。我書裏多的是這等人，因為他們最能夠代表現社會的空氣，同時也比較容易寫。從前人說“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似乎倒是聖賢豪傑惡魔妖婦之類的奇跡比較普通人容易表現，但那是寫實工夫深淺的問題。寫實工夫進步到托爾斯泰那樣的程度，他的小說裏卻是一班小人物寫得最成功，偉大的中心人物總來得模湖，隱隱地有不足的感覺。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說了，總把他們的好人寫得最壞。所以我想，還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吧，等我多一點自信再嚐試。
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麽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受，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裏碰見他們，因為我的幼稚無能，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得不到什麽好處的，如果必需有接觸，也是斤斤較量，沒有一點容讓，總要個恩怨分明。但是像蘇青，即使她有什麽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恨的。——並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她起初寫給我的索稿信，一來就說“叨在同性”，我看了總要笑。——也不是因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蘇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講理。譬如說，前兩天的對談會裏，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於婦女職業。“記者”方麵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麽？”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愛的。
即使在她的寫作裏，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得到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裏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後的社會製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製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隻有分開。這使我想起我自己，從父親家裏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當時雖然被禁錮著，渴想著自由，這樣的問題也還使我痛苦了許久。後來我想，在家裏，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後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我們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蒂克的。
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於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於我，蘇青就象征了物質生活。我將來想要一間中國風味的房，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著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隻上麵點著個胭脂點。中國的房屋有所謂“一明兩暗”，這當然是明間。這裏就有一點蘇青的空氣。
這篇文章本來是關於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實在對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釋的地方，我隻能由我自己出發來解釋。說到物質，與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開的。可是我覺得，刺激性的享樂，如同浴缸裏淺淺地放了水，坐在裏麵，熱氣上騰，也感到昏鎊的愉快，然而終究淺，就使躺下去，也沒法子淹沒全身，思想複雜一點的人，再荒唐，也難求得整個的沉湎。也許我見識得不夠多，可以這樣想。
我對於聲色犬馬最初的一個印象，是小時候有一次，在姑姑家裏借宿，她晚上有宴會，出去了，剩我一個人在公寓裏，對門的逸園跑狗場，紅燈綠燈。數不盡的一點一點，黑夜裏，狗的吠聲似沸，聽得人心裏亂亂地。街上過去一輛汽車，雪亮的車燈照到樓窗裏來，黑房裏家具的影子滿房跳舞，直飛到房頂上。
久已忘記了這一節了。前些時有一次較緊張的空襲，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轟炸倒是聽天由命了，可是萬一長期地斷了水，也不能不設法離開這城市。我忽然記起了那紅綠燈的繁華，雲裏霧裏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裏，沒有電，瓷缸裏點了一隻白蠟燭，黃瓷缸上凸出綠的小雲龍，靜靜含著圓光不吐。全上海死寂，隻聽見房間裏一隻鍾滴搭滴搭走。蠟燭放在熱水汀上的一塊玻璃板上，隱約的照見熱水汀管子的撲落，撲落上一個小箭頭指著“開”，另一個小箭頭指著“關”，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報還是照常送來的，拿在手裏，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親切，傷慟。就著燭光，吃力地讀著，什麽郎什麽翁，用我們熟悉的語調說著俏皮話，關於大餅、白報紙、暴發戶，慨歎著回憶到從前，三塊錢叫堂差的黃金時代。這一切，在著的時候也不曾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毀壞，還是難過的——對於千千萬萬的城裏人，別的也沒有什麽了呀！
一隻鍾滴搭滴搭，越走越響。將來也許整個的地麵上見不到一隻時辰鍾。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聽見鍾擺的滴搭，那一定又驚又喜——文明的節拍！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劃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挑花。十字布上挑花，我並不喜歡，繡出來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蠻荒的日夜，沒有鍾，隻是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鈞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
我於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滿了計劃的。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奮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有一個先生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然後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在那邊三年，於我有益的也許還是偷空的遊山玩水，認為是糟蹋時間。我一個人坐著，守著蠟燭，想到從前，想到現在，近兩年來孜孜忙著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應當有數。
後來看到《天地》，知道蘇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難過。然而這末日似的一天終於過去了。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聽見隔壁房裏嗤嗤嗤拉窗簾的聲音；後門口，不知哪一家的男傭人在同我們阿媽說話，隻聽見嗡嗡的高聲，不知說些什麽，聽了那聲音，使我更覺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窩裏，外麵的屋瓦上應當有白的霜——其實屋上的霜，還是小時候在北方，一早起來常常見到的，上海難得有——我向來喜歡不把窗簾拉上，一睜眼就可以看見白天。即使明知道這天不會有什麽事發生的，這堂堂的開頭也可愛。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邊，就要去睡覺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溫暖的一刹那；炭屑發出很大的熱氣，星星紅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裏，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煙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燈市的記載。可是我真可笑，用鐵鉗夾住火楊梅似的紅炭基，隻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後，燦爛地大燒一下就沒有了。雖然我馬上就要去睡了，再燒下去於我也無益，但還是非常心痛。這一種吝惜，我倒是很喜歡的。
我有一件藍綠的薄棉袍，已經穿得很舊，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來，才上身，又脫了下來，唯其因為就快壞了，更是看重它，總要等再有一件同樣的顏色的，才舍得穿。吃菜我也不講究換花樣。才夾了一筷子，說：“好吃，”接下去就說：“明天再買，好麽？”永遠蟬聯下去，也不會厭。姑姑總是嘲笑我這一點，又說：“不過，不知道，也許你們這種脾氣是載福的。”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狽的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隻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裏過夜。（也不知為什麽我要把自己刻劃得這麽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裏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裏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她淡淡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夢到這裏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麵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裏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裏又哭了。簡直可笑——我自從長大自立之後實在難得掉眼淚的。
我對姑姑說：“姑姑雖然經過的事很多，這一類的經驗卻是沒有的，沒做過窮學生，窮親戚。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也不至於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了的緣故。”姑姑說：“你什麽時候做過窮親戚的？”我說：“我最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剛離開父親家不久，舅母說，等她翻箱子的時候她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我穿。我連忙說：‘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紅了臉，眼淚滾下來了，我不由得要想：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
真是小氣得很，把這些都記得這樣牢，但我想於我也是好的。多少總受了點傷，可是不太嚴重，不夠使我感到劇烈的憎惡，或是使我激越起來，超過這一切；隻夠使我生活得比較切實，有個寫實的底子；使我對於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惜，使這世界顯得更豐富。
想到貧窮，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親與姑姑那裏，時刻感到我不該拖累了她們，對於前途又沒有一點把握的時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興，因為我想吃包子，用現成的芝麻醬作餡，捏了四隻小小的包子，蒸了出來。包子上麵皺著，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皺了起來，一把抓似的，喉嚨裏一陣陣哽咽著，東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有什麽滋味。好像我還是笑著說“好吃”的。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願意想起。
看蘇青文章裏的記錄，她有一個時期的困苦的情形雖然與我不同，感情上受影響的程度我想是與我相仿的。所以我們都是非常明顯地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對於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個性的關係。
姑姑常常說我：“不知道你從哪裏來的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們縱有缺點，好像都還不俗。有時候我疑心我的俗不過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時候又覺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為《傾城之戀》的戲寫了篇宣傳稿子，擬題目的時候，腦子裏第一個浮起的是：“傾心吐膽話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話廿年”之類的題目，有一句非常時髦的，可是被我一學，就俗不可耐。
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初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兒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種無意的雋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鳳貼式的封麵紛紛滾在雪地裏，那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對於蘇青的穿著打扮，從前我常常有許多意見，現在我能夠懂得她的觀點了。對於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於她自己，是得用；於眾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對於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蘇青的作風裏極少“玩味人間”的成份。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試樣子的時候，要炎櫻幫著看看。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於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褶襇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頭過度的墊高也減掉。最後，前麵的一排大鈕扣也要去掉，改裝暗鈕。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鈕扣總要的吧？人家都有的！沒有，好像有點滑稽。”
我在旁邊笑了起來，兩手插在雨衣袋裏，看著她。鏡子上端的一盞燈，強烈的青綠的光正照在她臉上，下麵襯著寬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憧憧的，更顯明地看見她的臉，有一點慘白。她難得有這樣靜靜立著，端相她自己，雖然微笑著，因為從來沒這麽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種悲哀，那緊湊明倩之眉眼裏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使我想到“亂世佳人”。
蘇青是亂世裏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願意有所依附；隻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裏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於她的責任範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裏，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與其讓人家占我的便宜，寧可讓自己的孩子占我的便宜”。她的戀愛，也是要求可信賴的人，而不是尋求刺激。她應當是高等調情的理想對象，伶俐倜儻，有經驗的，什麽都說得出，看得開，可是她太認真了，她不能輕鬆，也許她自以為輕鬆的，可是她馬上又會怪人家不負責。這是女人的矛盾麽？我想，倒是因為她有著簡單健康的底子的緣故。
高級調情的第一個條件是距離——並不一定指身體上的。保持距離，是保護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應用到別的上麵，這可以說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結果生活得輕描淡寫的，與生命之間也有了距離了。蘇青在理論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蘇青來提倡距離，本來就是笑話、因為她是那樣的一個興興轟轟火燒似的人，她沒法子伸伸縮縮，寸步留心的。
我純粹以寫小說的態度對她加以推測，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隻能做到這樣。
有一次我同炎櫻說到蘇青，炎櫻說：“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總覺得他們不欠她什麽，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蘇青認為她就吃虧在這裏。男人看得起她，把她當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負責。她不願意了。他們就說她自相矛盾，新式文人的自由她也要，舊式女人的權利她也要。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劇，可是蘇青我們不能說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過是一個直截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可是很失望，因為她看來看去沒有一個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樣地也壞。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麵，很容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後很快地又發現他卑劣之點，一次又一次，憧憬破滅了。
於是她說：“沒有愛。”微笑的眼睛裏有一種藐視的風情。但是她的諷刺並不徹底，因為她對於人生有著太基本的愛好，她不能發展到刻骨的諷刺。
在中國現在，諷刺是容易討好的。前一個時期，大家都是感傷的。充滿了未成年人的夢與歎息，雲裏霧裏，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進到諷刺。喜劇而非諷刺喜劇，就是沒有意思，粉飾現實。本來，要把那些濫調的感傷清除幹淨，諷刺是必需的階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諷刺上，不知道在感傷之外還可以有感情。因為滿眼看到的隻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就把這殘缺不全認作真實：——性愛就是性行為；原始的人沒有我們這些花頭不也過得很好的麽？是的，可是我們已經文明到這一步，再想退到獸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從前在學校裏被逼著念《聖經》，有一節，記不清了，仿佛是說，上帝的奴仆各自領了錢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獲得更多，拿得少的人，連那一點也不能保，上帝追還了錢，還責罰他。當時看了，非常不平。那意思實在很難懂，我想再這樣多解釋兩句，也還怕說不清楚。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
有一陣子，外間傳說蘇青與她離了婚的丈夫言歸於好了。我一向不是愛管閑事的人，聽了卻是很擔憂。後來知道完全是謠言，可是想起來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結婚是一大半家裏做主的，兩人都是極年青，一同讀書長大，她丈夫幾乎是天生在那裏，無可選擇的，兄弟一樣的自己人。如果處處覺得，“還是自己人！”那麽對他也感到親切了，何況他們本來沒有太嚴重的合不來的地方。然而她的離婚不是賭氣，是仔細想過來的。跑出來，在人間走了一遭，自己覺得無聊，又回去了，這樣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蘇青是受不了的。她會變得喑啞了，整個地消沉下去。所以我想，如果蘇青另外有愛人。不論是為了片刻的熱情還是經濟上的幫助，總比回到她丈夫那裏去的好。
然而她現在似乎是真的有一點疲倦了。事業、戀愛、小孩在身邊，母親在故鄉的匪氛中，弟弟在內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問題，許許多多牽掛。照她這樣生命力強烈的人，其實就有再多的拖泥帶水也不至於累倒了的，還是因為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塊，缺少統一的感情的緣故。如果可以把戀愛隔開來作為生命的一部，一科，題作“戀愛”，那樣的戀愛還是代用品吧？
蘇青同我談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氣概，不是小白臉，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點也不妨，又還有點落拓不羈。他們住在自己的房子裏，常常請客，來往的朋友都是談得來的，女朋友當然也很多，不過都是年紀比她略大兩歲，容貌比她略微差一點的，免得麻煩。丈夫的職業性質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麽家庭生活也不至於太刻板無變化。丈夫不在的時候她可以勻出時間來應酬女朋友（因為到底還是不放心）。偶爾生一場病，朋友都來慰問，帶了吃的來，還有花，電話鈴聲不斷。
絕對不是過分的要求，然而這裏麵的一種生活空氣還是早兩年的，現在已經沒有了。當然不是說現在沒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請客吃飯。——是那種安定的感情。要一個人為她製造整個的社會氣氛，的確很難，但這是個性的問題。越是亂世，個性越是突出，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難當然是難找。如果感到時間逼促，那麽，真的要說逼促，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中國人嘴裏的“花信年華”，不是已經有遲暮之感了嗎？可是我從小看到的，僅有許多三四十歲的美婦人。《傾城之戀》裏的白流蘇，在我原來的想象中決不止三十歲，因為恐怕這一點不能為讀者大眾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歲。（恰巧與蘇青同年，後來我發現）我見到的那些人，當然她們是保養得好，不像現代職業女性的勞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談話之中研究出來一條道理。駐顏有術的女人總是（一）身體相當好，（二）生活安定，（三）心裏不安定。因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時時注意到自己的體格容貌，知道當心。普通的確是如此。蘇青現在是可以生活得很從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種，有輪廓，有神氣的。——這一節，都是惹人見笑的話，可是實在很要緊——有幾個女人是為她靈魂的美而被愛。
我們家的女傭，男人是個不成器的裁縫。然而那一天空襲過後，我在昏夜的馬路上遇見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們的公寓，慰問老婆孩子，倒是感動人的。我把這個告訴蘇青，她也說：“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難起來，她是隻有她保護人，沒有人保護她的，所以她近來特別地膽小，多幻想，一個慣壞了的小女孩在夢魘的黑暗裏。她忽然地會說：“如果炸彈把我的眼睛炸壞了，以後寫稿於還得嘴裏念出來叫別人記，那多要命呢——”這不像她平常的為人。心境好一點的話，不論在什麽樣的患難中，她還是有一種生之爛漫。多遇見患難，於她隻有好處；多一點枝枝節節，就多開一點花。
本來我想寫一篇文章關於幾個古美人，總是寫不好。裏麵提到楊貴妃。楊貴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歲的時候，唐明皇的愛她，沒有一點倦意。我想她決不是單靠著口才和一點狡智，也不是因為她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個具有肉體美的女人，還是因為她的為人的親熱，熱鬧。有了錢，就有熱鬧，這是很普遍的一個錯誤的觀念。帝王家的富貴，天寶年間的燈節，火樹銀花，唐明皇與妃嬪坐在樓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樓下參拜；皇親國戚攢珠嵌寶的車子，路人向裏窺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氣經月不散；生活在那樣迷離惝恍的戲台上的輝煌裏，越是需要一個著實的親人。所以唐明皇喜歡楊貴妃，因為她有他是一個妻而不是“臣妾”。我們看楊妃梅妃爭寵的經過，楊妃幾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簡直是“本埠新聞”裏的故事，與曆代宮闈的陰謀，詭秘森慘的，大不相同。也就是這種地方，使他們親近人生，使我們千載之下還能夠親近他們。
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種陶瓷的湯壺，溫潤如玉的，在腳頭，裏麵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溫柔的惆悵。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聽得見嗶栗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著個老女仆，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著，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麵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淒淒的冷氣，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裏去取暖，撲出一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氣呀，從來沒這麽冷過！
所以我同蘇青談話，到後來常常有點戀戀不舍的。為什麽這樣，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氣話也沒有的！甚至於我說出話來你都不一定立刻聽得懂。”那一半是因為方言的關係，但我也實在是遲鈍。我抱歉的笑著說：“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麽辦法呢？可是你知道，隻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隨便你說什麽我都能夠懂得的。”她說：“是的，我知道……你能夠完全懂得的。不過，女朋友至多隻能夠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夠安慰。”她這一類的雋語，向來是聽上去有點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是結實的真實。常常她有精采的議論，我就說：“你為什麽不把這個寫下來呢？”她卻睜大了眼睛，很詫異似地，把臉色正了一正，說：“這個怎麽可以寫呢？”然而她過後也許想著，張愛玲說可以寫，大約不至於觸犯了非禮勿視的人們，因為，隔不了多少天，這一節意見還是在她的文章裏出現了。這我覺得很榮幸。她看到這篇文章，指出幾節來說：“這句話說得有道理。”我笑起來了：“是你自己說的呀——當然你覺得有道理了！”關於進取心，她說：“是的，總覺得要向上，向上，雖然很朦朧，究竟怎樣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我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歎息，說：“那有什麽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裏，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她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在黃昏陽台上，驟然看到遠外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道：“這是亂世。”晚煙裏，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隻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這些話來對蘇青說，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著我，一麵聽，一麵想：“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麽？大概是藝術吧？”一看見她那樣的眼色，我就說不下去，笑了。
［附］蘇青張愛玲對談記
——關於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
主辦者：記者
對談者：蘇青張愛玲時間：三十四年二月廿七日下午地點：張愛玲女士寓前言：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無疑地是張愛玲和蘇青。她們都以自己周圍的題材從事寫作，也就是說，她們所寫的都是她們自己的事。由女人來寫女人，自然最適當，尤其可貴的，似乎在她們兩位的文章裏，都代表當前中國知識婦女的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就是在他們個人的談話中，記者也常可以聽到她們關於婦女問題的許多獨特的見解，因此記者特約蘇張兩女士舉行對談，以當前中國的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為對談題材。對談的結果非常好，更難得的是她們兩位對於記者所問的，都提供了坦白的答案。記者願意在這裏向讀者們鄭重介紹以下的對談記錄，並向參加對談的蘇張兩君表示謝意。
記者今天預定對談的是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承蒙你們兩位準時出席，非常感謝。今天對談的題目範圍甚廣，我想先從婦女職業問題談起吧！蘇青女士已從家庭婦女變成了職業婦女，同時在蘇女士的文章裏似乎時常說職業婦女處處吃虧，這樣說來，蘇女士是不是主張婦女應該回到閨房裏去的？
蘇青婦女應不應該就職或是回到家庭去，我不敢作一定論。不過照現在的情形看，職業婦女實在太苦了，萬不及家庭婦女那麽舒服。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時候，總以為職業婦女是神聖的，待在家庭裏是難為情的，便是結婚以後，還以為留在家裏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並不是向上性的，現在做了幾年職業婦女，雖然所就的職業不能算困苦，可是總感到職業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現在大多數的職業婦女也並不能完全養活自己，更不用說全家了，僅是貼補家用或個人零用而已，而外界風氣也有轉變（可以說是退潮的時期），對之並不感到如何神聖而予以尊視，故目下我們隻聽到職業婦女嫁人而沒有聽到嫁了人的婦女定願無故放棄家庭去就職的。這實在是職業婦女最大的悲哀。
記者所謂職業婦女的痛苦是不是指工作的辛苦？職業婦女的苦悶
蘇青是呀，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職業婦女，除了天天出去辦公外，還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巾生煤球爐子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了，家裏事務都可以交給妻子，因此職業婦女太辛苦了，再者，社會人士對於職業婦女又決不會因為她是女人而加以原諒的，譬如女人去經商，男人們還是要千方百計賺她的錢，搶她的帽子，想來的確很苦痛。還要顧到家庭，確很辛苦。
張愛玲不過我覺得，社會上人心險惡，那本來是這樣的，那是真實。如果因為家庭裏的空氣甜甜蜜蜜，是一個比較舒適的小天地，所以說家裏比社會上好，那不是有點像逃避現實麽？
蘇青從感情上講，在家裏受了氣，似乎無關緊要，一會兒就恢複了，但在社會上受了氣，心裏便覺得非常難過，決不會容易忘懷的。
張愛玲噯，真的！有一次我看見個阿媽打她小孩，小孩大哭，阿媽說：“不許哭！”他抽抽噎噎，漸漸靜下來了。母子之間，僵了一會，他慢慢地又忘了剛才那一幕，“姆媽”這樣，“姆媽”那樣，問長問短起來，鬧過一場，感情像經過水洗的一樣，骨肉至親到底是兩樣的。
蘇青不知怎樣，在家裏即使吃了虧，似乎可以寬恕，在社會上吃了虧，就記得很牢。
張愛玲我並不是根據這一點就主張女子應當到社會上去，不應當留在家庭裏。我不過是說：如果因為社會上人心壞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現實。
記者你們所謂“人心險惡”恐怕不過是女性方麵的看法。以男性來說，他們是必須要到社會上去的，因為要生活。而女性則不然，因為她們還有一個家庭可以作逋逃藪，像男人就無法逃回家庭去，女人因為還有家庭可回，所以覺得人心太險惡了。其實社會人心的險惡，向來如此，男性是一向遭遇慣了的。職業婦女的吃虧恐怕還是由於社會輕視女性的見地，但是女性也有占便宜處，像跑單幫女人就處處占便宜。我想請問一句，就是婦女應不應該就職？
蘇青我講，雖不定是“應該”，但已確實是“需要”的。不過問題是職業婦女除做事外還得兼顧家務，不像男職員的工作那末單純。家務工作尤其浪費時間，我覺得燒三個人吃的菜比燒一個人的菜，工作並不加重多少，但每一家都各自燒菜，許多婦女的時間精神都浪費在這上麵，所以我主張職業婦女的家庭工作應該設法減少，譬如解決管理孩子問題可以組織裏弄托兒所，關於洗衣，如有價廉而工作好的洗衣店，那洗衣又何必自己動手呢？同樣的，燒飯也不必一定要親自動手，要吃飯，上公共食堂不就得了？當然，偶然高興，自己燒一次菜，也不會覺得討厭。我總覺得家庭裏不必浪費而浪費的時間太多了，像上小菜場的討價還價，以及軋電車等等。假使商店都是劃一價鈿的，女人就不必跑來跑去去揀，或是到處討價還價了，豈不爽快。
張愛玲我覺得現在，婦女職業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了。生活程度漲得這樣高，多數的男人都不能夠賺到足夠的錢養家，婦女要完全回到廚房裏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多少就需要一點副業，貼補家用。
蘇青我所謂職業婦女太苦，綜括起來說：第一是必需兼理家庭工作。第二是小孩沒有好好的托兒所可托。第三是男人總不大喜歡職業婦女，而偏喜歡會打扮的女人，職業婦女終日辛辛苦苦，結果倒往往把丈夫給專門在打扮上用工夫的女人奪去。這豈不冤哉枉也！
張愛玲可是你也同我說起過的，常常看到有一種太太，沒有腦筋，也沒有吸引力，又不講究打扮。因為自己覺得地位很牢靠，用不著費神去抓住她的丈夫。和這樣的女人比起來，還是在外麵跑跑的職業女性要可愛一點。和社會上接觸得多了，時時刻刻警醒著，對於服飾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自然要注意些，不說別的，單是談話資料也要多些，有興趣些。記者職業婦女也可以考究打扮的呀？
張愛玲就是太吃力了，又要管家，又要做事，又要打扮。職業婦女同時還要持家，所以，如果她隻能做比較輕的工作，賺的錢比男人少，也不能看不起她，說男女沒有同等能力，男女平等無望那樣的話。比較輕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時間比較短的，並非不費力。有些職業，很不吃力，可是必須一天到晚守在那裏，那還是妨礙了家庭工作。
蘇青的確，像女傭人的工作時間就是不合理的，像我家的女傭便三年不曾回家過，夫婦之道固然沒有，就是她私生活也是沒有的。
記者張小姐家女傭人怎樣？
張愛玲我們的阿媽早上來，下午回去，我們不管她的膳宿，不過她可以買了東西拿到這裏來燒。我不很喜歡傭人一天到晚在眼前，吃飯的時候還立在旁邊代人盛飯。
蘇青有次我到朋友家裏去吃飯，添飯的傭人還是一個小孩，他隻對我直視，我真難過極了。
張愛玲尤其是剩下的菜，如果是給傭人吃的，要時刻注意，多留下一點，吃得很不舒服。
蘇青我聽見過一個笑話：有一次一個人吃魚，一麵吃完了，再翻過一麵來，立在旁邊的仆人眼見魚不剩了，氣急起來，把筆在嘴唇上抹上兩撇胡子，主人問他幹嘛？他說：“你顧自己的嘴吧，不用管別人的嘴了。”
用.tianyashuku丈夫的錢是一種快樂記者現在一個職業婦女所賺的錢，恐怕隻夠買些零星東西，或是貼補家用吧？
張愛玲是的，在現在的情形下，恐怕隻能做到這樣。記者從一個女性來看，還是用自己賺來的錢快活呢，還是用別人的錢快活？
蘇青那我要說：還是用別人的錢快活。
記者為什麽呢？
蘇青用母親或是兒子辛苦賺來的錢固然不見得快活，但用丈夫的錢，便似乎覺得是應該的。因為我們多擔任著一種叫做生育的工作。故覺得女子就職業倒決不是因為不該用丈夫的錢，而是丈夫的錢或不夠或不肯給她花了，她須另想辦法，或向國家要求保護。
張愛玲用別人的錢，即使是父母的遺產，也不如用自己賺來的錢來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錢，如果愛他的話，那卻是一種快樂，願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飯，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傳統的權利，即使女人現在有了職業，還是舍不得放棄的。
蘇青女人有了職業，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離婚時或是寡居時，小孩可以有保障，譬如我從小就沒有父親，母親又沒有職業，所以生活不大好，假使母親當時是職業女性也許就生活得更好。
記者男子和女子的工作效能有沒有差別？
張愛玲當然，一般女人的程度是比較差的……蘇青做戲女人可沒有差吧！
張愛玲就連做戲，女人如果生得美，仿佛就使演技差一點，也可以被寬容的吧？這樣的例子很多，尤其在銀幕上。蘇青我總不很相信，從前有一位文友對我說：“你們女人總不會拉黃包車呀”，我就回答道：“我是不能夠，但是你就能夠嗎？”
職業女性的威脅——丈夫被別人奪去記者我看你們總以為專會打扮的女人是職業婦女的威脅，其實將來風氣也許會變，一般人都會重視職業婦女，而專會打扮的女人也許反而不時髦了。
張愛玲可是男人的天性總不見得變得這樣快。蘇青我看到某刊物上有這樣的記載（當然我也並不一定認為可靠，但無論如何總是一種有趣的諷刺），說莫斯科有一次會議裏討論到婦女的打扮問題，結果女的方麵不主張打扮，男的方麵都舉手歡迎打扮。還有一次聽到商店裏有化妝品出售，雖經理論家大聲疾呼，叫女人們千萬別輕自墮落。但女工們還是擁擠著去爭買，後來鬧到紅軍出來維持秩序才休。張愛玲有些女人本來是以愛為職業的。
蘇青她們是專家。普通的職業婦女恐怕競爭不過她們。
記者專們以“愛”為職業的女子恐怕隻是少數人吧？張愛玲並不少。
蘇青正當的婦女很辛苦的工作，以愛為職業的女人很容易把她們的丈夫搶了去，這對於兼做社會工作的女人真是太吃虧了。還有賣淫的製度不取消，男人盡可獨身而解決性生活，結果會影響到女性方麵的結婚問題。
張愛玲家庭婦女有些隻知道打扮的，跟妓女其實也沒有什麽不同。
蘇青做妓女真是最取巧的職業。猶如以武力來搶取別人用勞力獲得的財富。
記者如何可以消滅這製度呢？
蘇青這是很困難的。
科學育兒法
記者蘇青女士在某一篇文章裏曾說過科學育兒法，究竟什麽是科學育兒法呢？
蘇青我以為母親管小孩並不是完全沒有害處，倘若小孩生胃腸病，吵著哭，做母親的，總心軟，喂給他吃，可是倘若交給別人，就可以實行科學管理，不給他吃。一般的母親沒有常識，就說我，從小她們就常給我吃豆酥糖，所以現在牙齒弄得很壞，假使能采用科學管理，就不會這樣。母親的感情
記者女人常說：男人都不可靠，你們以為怎樣？蘇青我並不存在什麽偏見，隻不過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現社會裏，還是金錢和孩子著實一些。
記者這樣說，養孩子是女人比較好的投資？
蘇青我並不覺得頂好，不過我們寧願讓感情給孩子騙去而不願意受別的不相幹的人的騙。
被屈抑的快活
記者蘇女士是不是覺得男女一切方麵都該完全平等？蘇青假使女人在職業及經濟上與男人太平等了，我恐怕她們將失去被屈抑的快樂，這是有失陰陽互濟之道的，譬如說以性心理為例吧，男的勇敢，女的軟弱，似乎更可以快活一些，倘若男女一樣的勇敢，就興趣全失的了。我有這樣感覺，倘若同男的一塊出去，費用叫我會鈔，我就覺得很驕傲，可是同時也稍微有些悲哀，因為已經失去被保護的權利了。這並不是女人自己不爭氣，而是因為男女有天然（生理的）不平等，應該以人為的製度讓她占便宜來補足，叫我請客，便有不當我是女人的悲哀。假如我有，則我倒是很希望自己的丈夫常請人家客的。
張愛玲一般人總是怕把女人的程度提高，一提高了，女人就會看不起男人。其實用不著擔憂到這一點。如果男女的知識程度一樣高，如果是純正的而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識），女人在男人之前還是會有謙虛，因為那是女性的本質因為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男人要被崇拜才快樂。
蘇青假如女人的程度太提高了，男的卻低，女人還是悲哀的，我就獨怕做了女皇，做了女皇誰又配做我的配偶呢？張愛玲前兩天在報上看到關於菲律賓的一個島上，女權很高，因為一切事情都由女人來做，男人完全被養活，懶得很，隻知道鬥雞賭博。那樣的女權我一點也不羨慕。蘇青我說隻要男女同樣做事就該同樣被尊重，固不必定要爭執所做事情的輕重，男人會當海軍會造兵艦並不比女打字員高貴，就是管小孩處理家務的女人，也同樣的出著勞力。不過這也得有保障才行，法律該有明文規定：男女的職業雖然不同，但是職業的地位是平等的。現在有人說：“管家就是職業”，可是普通職業可以解職，而女人這職業是終身的，倘若丈夫中途變心時，又該怎麽辦呢？
女人最怕“失嫁”
記者現在再談婚姻問題吧。目前上海女人的結婚方式是怎樣的？
蘇青目前結婚的方式還是不一律，有的新式，有的舊式，有的半新半舊。大多數是先經介紹，後交朋友然後再訂婚。記者本期《雜誌》裏有篇文章，叫《女大不嫁》，說到現在女性擇配困難，以前總是中學女生想嫁大學生，大學生想嫁留學生，現在戰事發生，沒有了留學生的來源，於是大學女生就難有對象，譬如一家做生意人家，要娶個大學畢業的女生做媳婦，總覺得不妥。
蘇青在十年前，革命空氣濃厚，大家心理上總以為娶新式老婆好，現在是停滯退潮時候，以為娶個舊式老婆反而實惠，新式女子隻能找個把來做做情人，所以知識女子更吃虧了。記者假使你有個妹妹，要你替她擇配，你會提出什麽條件呢？
蘇青女人以“失嫁”為最可怕。過時不嫁有起生理變態的危機。不過知識淺的還容易嫁人，知識高的一時找不到正式配偶，無可奈何的補救辦法，說出來恐怕要挨罵，我以為還是找個把情人來補救吧，總較做人家的正式的姨太太好，丈夫是寧缺勿濫，得到無價值的一個（整個），不如有價值的半個甚至僅三分之一。不過這樣一來，社會對私生子應該承認他的地位。這樣說來，似乎太便宜了男人，不過照目前（希望僅限於目前）實際情形而論，男人也有他的困難，因為在習慣和人情上，不能犧牲他的第一個妻子（假定她是不能自立的，也無法改嫁的）。而知識婦女自有其生活能力，不妨僅侵占別人感情而不剝奪別人之生活權利。自然能夠絕對不侵占更好，不過現代男人多數早婚，而職業婦女常常遲嫁。這是過渡時代的無可奈何的辦法。原是不足為訓的，而且每人的結婚倘僅限一次實在太危險，因為年輕人觀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我的主張是盡自己能力觀察，觀察停當（自以為停當）就結婚，雖然總想天長地久，不過就不久長也罷，多嫁幾次隻不過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民國的事，亦無什麽風化可傷也。
記者現在的婚姻製度恐怕不能說合理吧？離婚在事實上又很困難……
蘇青離婚不成問題，至於小孩，依我說最好由父親出錢，歸母親撫養。假如男的不出錢，不妨就帶他們去做“拖油瓶”，據說範文正公便是做拖油瓶出身，他的繼父姓朱，似乎後世也並不因此就看輕他。做繼父的與孩子接觸不多，實在沒有討厭他們的理由……
張愛玲一半，男人也是為了麵子關係。
蘇青但是慢慢兒就會好的。我總覺得孩子與女人關係來得密切，並未礙著男人什麽事。而後母管養前妻子女便不行，因為他們是時時接觸的，容易發生衝突。
張愛玲離婚後的小孩也並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麽痛苦。記者一夫一妻製到底是否合理？
蘇青比較合理，但不能嚴格執行，其間應該有伸縮餘地。譬如說，這次戰後我恐怕又要盛行多妻了（法律號不允許，亦不忍嚴禁）。原因倒不一定是戰死的人太多，而是有許多男人活著也討不起老婆。將來無生活能力的女人必定求著去當人家姨太太，有生活力的女人隻好非正式的向別人分潤些愛情。這話又該給人家罵為無誌氣，但希望有誌氣的女人們速速自去斷絕生殖機能吧。
記者在現社會，早婚還是相當流行的……張愛玲早婚我不一定反對，要看情形的。有些女人，沒有什麽長處，年紀再大些也不會增加她的才能見識的，而且也並不美，不過年青的時候也有她的一種新鮮可愛，那樣的女人還是趕早嫁了的好。因為年青，她有較多的機會適應環境，跟著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發展。至於男人，可是不宜於早婚，沒有例外。一來年青人容易感情衝動，沒有選擇的眼光，即使當時兩個人是非常相配的，男的以後繼續發展，女的卻停滯了，漸漸就有距離隔膜。而且年青人很少能夠經濟獨立，早婚，妻子一定是由父母贍養，養成依賴的心理，於將來的前途有礙。
大家庭與小家庭
記者關於家庭製度，兩位看，還是所謂小家庭製度好呢，還是舊式的大家庭好？
蘇青小家庭也苦，孤零零的，依我說頂好是跟嶽父母同居，嶽母與女婿，一定相處得很好，而婆婆和媳婦因為婆婆感到做母親的太淒涼，所以會嫉妒媳婦的。
張愛玲這方法真好。我從沒有想到，可是聽了實在感到好。
記者倘使老夫婦隻養幾個男孩子不是太寂寞了麽？蘇青這當然也要看情況來決定。
同居問題
蘇青還有，夫妻有同居的義務一條，我認為不妨自由些，想起這樣長時期的同居生活，實在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時隻可向對方提出要求，倒不必因法律規定是義務而要求強製執行也。像外國人般分床分寢室還比較好一些。但最好還是像朋友一樣，大家往返，不致於每個人在婚便沒有一刻的私生活可過。我說女人再嫁比初嫁難，就是因為一回想到從前住在籠裏的生活也就有些怕起來了。再有社會的輿論不要對男女問題太感興趣，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盡可由他們自己去決定，分居並不礙著眾人什麽事，同居亦不見得肯分惠什麽給眾人也。
記者男女結了婚的人省，還是未結婚的省呢？張愛玲從前英文有句話說“twocanliveascheaplyasone”從前是結婚比較省錢，現在似乎情形兩樣了。獨身的人生活簡單，大家都這樣想，所以不留人吃飯也沒人見怪，結了婚的人，就有許多不能夠避免的應酬。
誰是標準丈夫
記者依照女人的見解，標準丈夫的條件怎樣？蘇青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學識財產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第三，體格強壯，有男性的氣魄，麵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語無味。第五，年齡應比女方大五歲至十歲。
張愛玲常常聽見人家說要嫁怎樣的一個人，可是後來嫁到的，從來沒有一個是像她的理想，或是與理想相近的。看她們有些也很滿意似的。所以我決定不要有許多理論。像蘇青提出的條件，當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聽得進去的。不過我一直想著，男子的年齡應當大十歲或是十歲以上，我總覺得女人應當天真一點，身人應當有經驗一點。記者今天真是“暢聆高論”了，這次對談就到這裏結束吧，真是謝謝你們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