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亢龍不悔，中國模式0的升級(5)
貨幣戰爭4：戰國時代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呼聲早已延續多年，而問題遲遲無法解決的根源，在於商業銀行在市場經濟中天然具有“嫌貧愛富，規避風險”的偏好。這與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商業銀行普遍“惜貸”的心態類似，美國不是沒有公司和個人希望得到貸款，而是銀行在遭到慘重損失之後，對風險產生了偏執性的厭惡，造成了美國消費和按揭貸款的萎縮。
更遠的例子就是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大蕭條時期，一邊是30%的失業人口，一邊是大量閑置的工業生產能力，隻要有資金介入將兩者進行結合，就將創造出新增的儲蓄，從而刺激其他領域擴張生產，發生市場交換，德國經濟也將起死回生。但德國的商業銀行拒絕提供信貸來啟動經濟複蘇的進程。銀行總是在危機時過度謹慎，在泡沫中卻濫發信貸。如果指望私營的銀行來激活德國經濟，看起來基本不靠譜。剛上台的納粹政府認為，“我們經濟上的問題並不是由於缺少生產資料，而是由於現存的生產資料沒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減少失業，現今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使閑置的生產資料被利用起來”。辦法就是“投放生產性貸款”。德國政府決定擺脫銀行創造信用的傳統理論，不受黃金與外匯的製約，由政府創造一種新形式的貨幣，這就是著名的“創造就業匯票”（mefobill）。德國政府把“創造就業匯票”這種利息為4.5%，期限為3個月的短期匯票直接支付給政府采購商，並規定“創造就業匯票”可在境內所有銀行進行“貼現”，銀行可以將這些匯票拿到中央銀行“再貼現”以獲取現金，也可持有匯票到期。這一招相當於政府直接發行以“創造就業匯票”為抵押的帝國馬克，完全繞開厭惡風險的銀行體係，將政府創造就業的意誌通過這些匯票，直接注入德國經濟。一旦閑置的勞動力與閑置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德國的經濟立刻開始恢複活力，僅僅用了5年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全民就業，失業率降到1.3%，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倍，重新成為歐洲強大的工業國。
這個例子說明，當商業銀行體係出於各種原因，不願為創造就業提供信貸時，政府可以繞開銀行體係，將國家意誌通過金融創新的工具直接注入經濟體。
目前中國麵臨類似的矛盾，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正在由於資金奇缺而陷入破產境地，而商業銀行寧願把資金貸給並不缺錢的大型國企以規避風險。這裏存在的問題是，如果尊重商業銀行的市場經濟原則，政府就無法直接要求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否則未來銀行與政府之間將產生複雜的糾葛。同時，中小企業規模太小，無法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募集資金，一方麵是法律不允許，另一方麵也沒有券商願意為掙個幾萬元承銷費而勞心費力。如果將若幹中小企業集中起來發行“集合債”，又會出現信用評級的難題，如果其中一家企業違約，其他家企業怎麽辦等操作困擾。另外，投資者覺得風險大，不願投也是一個難題。
此時，政府麵對的其實是一個戰略分析，如果將擴大國內市場規模置於最優先的位置，那麽創造更多的就業，就將直接增加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如果需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困境，就必須進行金融創新。這種創新的基本特點有兩個：一是繞開銀行，二是政府支持。目標就是，凡是願意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將能夠獲得低成本資金。
在這一金融創新領域中，創造就業匯票、短期商業票據、垃圾債券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方式。
對於外商直接投資，如果能夠增加就業帶來稅收，擴大技術擴散，自然是應該歡迎，但方法上可以作一些調整。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顯然已經明顯過剩，這些外匯現在都不知道該買些什麽，更多的外匯進入國內反而增加了中國外匯儲備的負擔。外國企業最有價值的並不是他們的外匯，而是他們的技術、管理、品牌和國際市場渠道。
換句話說，在吸引普通外資的時候，政府可以說“歡迎”。但我們不需要你出錢，我們的外匯投資公司願意投資，你以技術、管理、品牌、渠道入股，我們做大股東，你做小股東。
如果真是賺錢的好項目，外匯投資公司或國內的投資公司會競相入股，這樣一來，外匯儲備就多了一種在國內使用的辦法。外商為什麽願意來？因為中國的市場大，他也想賺錢。30年前中國外匯奇缺，外商直接投資倒是沒錯。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中國愁的是外匯太多。外匯儲備國內使用的途徑，就是以外匯換外資的控股權。既然中國在海外不容易找到好資產，別人送到家門口的好投資還能拒絕嗎？直白地說就是：我們來駕車，而他們當馬。
對於那些已經在國內經營的跨國公司，如果贏利良好，壟斷了中國的行業龍頭，應該擇機進行股權回購。目的是把壟斷性的外資降為非壟斷地位，把外資大股東變成小股東。不是愁外匯儲備花不出去嗎？在國外買不到優良資產，在國內還不能剪些羊毛嗎？他們已經賺了這麽多年的錢，本該將部分利潤回饋中國社會了。
用外匯儲備對跨國公司在華股權進行回購當然要本著“自願”原則，關鍵的問題是想辦法讓外資自願以合理的價格出讓股權。政府其實可以援引中國企業在海外並購中所遇到的各種“說辭”，反其道而用之就可以了。比如無所不包的國家安全隱憂，時尚流行的環境保護，百發百中的稅務核查等。辦法總比困難多！
房地產是財富泡沫，還是經濟增長的支柱？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從最簡單的獵人的故事來分析，會看得更清楚。
獵人用傳統的方式打獵從而形成了獵物的“儲蓄”，當他用這些儲蓄進行“投資”弓箭製造，他就在提高自己的生產率。而更高的生產率帶來了更多的獵物，使他能夠將這些剩餘“儲蓄”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如果他需要一件衣服，那麽製衣人就會受到生產“刺激”，加快衣服製作，滿足獵人需求，從而提高製衣的生產率。當獵人和製衣人都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儲蓄剩餘後，他們的增量儲蓄在市場交換中，又會刺激更多行業加速生產，結果帶來更大範圍的生產率提升。
因此，經濟增長是從率先提高生產率的部門開始向周邊行業“擴散”，從而帶來社會生產率的普遍提升。在這一過程中，高生產率的部門扮演著“經濟火車頭”的角色，低生產率的部門則是受其需求刺激而產生增長的動力，然後逐步提高自身的生產率。
獵人如果是“經濟增長火車頭”，那麽製衣和其他行業的發展就是“被拉動”的部門。整個社會生產率普遍提升後，創造出大量的過剩財富，因而產生了“財富窖藏”的需求。在獵人製造弓箭之前，社會並無剩餘財富，整個部落的土地並不值錢，如果連肚子都填不飽，誰還會在意土地開發呢？隻有當社會出現“財富窖藏”需求後，黃金、財寶、首飾，也包括土地，才起到了盛裝財富溢出的容器作用。於是，土地開始升值。越來越富裕的獵人和製衣者們漸漸有了住房需求，房地產開發商被“刺激”起來，他們在建造房屋的過程中，又“刺激”了磚瓦、木料、家具等行業。
在這個產業鏈上，獵人是需求的源頭，動力是弓箭製造。隻有生產率的革命，才是財富創造的真正源泉。
靠土地升值和房地產開發來拉動經濟鏈條的整套思路都是值得懷疑的。土地升值和房地產開發，是生產率提高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其初始原因。顛倒了這一邏輯，就會產生錯亂的經濟效果。
如果沒有生產率的革命性突破，片麵追求土地升值，將會造成實業部門的成本提高。土地和房地產的貨幣化，則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超過了生產率的提高，結果就是普遍的通貨膨脹，土地成本、原材料、能源和人工的抬升，伴隨著市場價格的激烈競爭，將擠壓尚未取得生產率突破的整個實業部門的利潤。其最終的惡果就是，缺乏利潤的實業部門，由於沒有必要的“儲蓄”積累而喪失了改進“弓箭製造”的能力，弱化了生產率提升的潛力。
土地財政刺激著高地價政策，高地價又刺激著房地產暴利，這種畸形發展模式最終將瓦解實業生產率提升的基礎，遏製社會財富創造。gdp總量的增長並非是經濟發展的真正目的，健康的經濟增長必須以提高生產率為最終導向。房地產及其產業鏈帶來的gdp，本該是生產率提升的結果，現在卻變成了壓製生產率的原因。上億噸的鋼鐵、水泥、原材料被凍結在充滿投機而空置率奇高的“鬼樓”中，這與20世紀50年代大煉鋼鐵和70年代的“洋躍進”一樣，都是在浪費寶貴的經濟資源，這相當於剝奪了獵人用以製造弓箭的積累，而將其置於閑置和浪費的狀態之下。
土地和房地產的貨幣化刺激了信用創造的狂潮，日益貶值的貨幣購買力扭曲了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它將儲蓄者的財富大規模地轉移到少數人的口袋裏，它樹立了一個“快速致富”惡劣樣板。在財富流向的巨變中，土地增值輕易超過了實業生產的微薄利潤，迅速瓦解了實業家們艱苦創業的意誌，動搖了實業持續改進“弓箭製造”的決心。既然買一塊地坐等升值比枯燥、痛苦、絞盡腦汁和充滿風險的技術創新，來錢更快、賺錢更多的話，誰還願意繼續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地做實業呢？這種短視和浮躁的社會氛圍，使“中國製造”的根基越來越淺，抗風浪能力變得脆弱。
土地快速升值和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麵同時摧殘著實業生產率增長的潛力。它們所創造的gdp中，毒素含量高、副作用大、泡沫成分重，屬於經濟發展中的“高汙染”行業。
更遠的例子就是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大蕭條時期，一邊是30%的失業人口，一邊是大量閑置的工業生產能力，隻要有資金介入將兩者進行結合，就將創造出新增的儲蓄，從而刺激其他領域擴張生產，發生市場交換，德國經濟也將起死回生。但德國的商業銀行拒絕提供信貸來啟動經濟複蘇的進程。銀行總是在危機時過度謹慎，在泡沫中卻濫發信貸。如果指望私營的銀行來激活德國經濟，看起來基本不靠譜。剛上台的納粹政府認為，“我們經濟上的問題並不是由於缺少生產資料，而是由於現存的生產資料沒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減少失業，現今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使閑置的生產資料被利用起來”。辦法就是“投放生產性貸款”。德國政府決定擺脫銀行創造信用的傳統理論，不受黃金與外匯的製約，由政府創造一種新形式的貨幣，這就是著名的“創造就業匯票”（mefobill）。德國政府把“創造就業匯票”這種利息為4.5%，期限為3個月的短期匯票直接支付給政府采購商，並規定“創造就業匯票”可在境內所有銀行進行“貼現”，銀行可以將這些匯票拿到中央銀行“再貼現”以獲取現金，也可持有匯票到期。這一招相當於政府直接發行以“創造就業匯票”為抵押的帝國馬克，完全繞開厭惡風險的銀行體係，將政府創造就業的意誌通過這些匯票，直接注入德國經濟。一旦閑置的勞動力與閑置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德國的經濟立刻開始恢複活力，僅僅用了5年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全民就業，失業率降到1.3%，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倍，重新成為歐洲強大的工業國。
這個例子說明，當商業銀行體係出於各種原因，不願為創造就業提供信貸時，政府可以繞開銀行體係，將國家意誌通過金融創新的工具直接注入經濟體。
目前中國麵臨類似的矛盾，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正在由於資金奇缺而陷入破產境地，而商業銀行寧願把資金貸給並不缺錢的大型國企以規避風險。這裏存在的問題是，如果尊重商業銀行的市場經濟原則，政府就無法直接要求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否則未來銀行與政府之間將產生複雜的糾葛。同時，中小企業規模太小，無法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募集資金，一方麵是法律不允許，另一方麵也沒有券商願意為掙個幾萬元承銷費而勞心費力。如果將若幹中小企業集中起來發行“集合債”，又會出現信用評級的難題，如果其中一家企業違約，其他家企業怎麽辦等操作困擾。另外，投資者覺得風險大，不願投也是一個難題。
此時，政府麵對的其實是一個戰略分析，如果將擴大國內市場規模置於最優先的位置，那麽創造更多的就業，就將直接增加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如果需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困境，就必須進行金融創新。這種創新的基本特點有兩個：一是繞開銀行，二是政府支持。目標就是，凡是願意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將能夠獲得低成本資金。
在這一金融創新領域中，創造就業匯票、短期商業票據、垃圾債券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方式。
對於外商直接投資，如果能夠增加就業帶來稅收，擴大技術擴散，自然是應該歡迎，但方法上可以作一些調整。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顯然已經明顯過剩，這些外匯現在都不知道該買些什麽，更多的外匯進入國內反而增加了中國外匯儲備的負擔。外國企業最有價值的並不是他們的外匯，而是他們的技術、管理、品牌和國際市場渠道。
換句話說，在吸引普通外資的時候，政府可以說“歡迎”。但我們不需要你出錢，我們的外匯投資公司願意投資，你以技術、管理、品牌、渠道入股，我們做大股東，你做小股東。
如果真是賺錢的好項目，外匯投資公司或國內的投資公司會競相入股，這樣一來，外匯儲備就多了一種在國內使用的辦法。外商為什麽願意來？因為中國的市場大，他也想賺錢。30年前中國外匯奇缺，外商直接投資倒是沒錯。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中國愁的是外匯太多。外匯儲備國內使用的途徑，就是以外匯換外資的控股權。既然中國在海外不容易找到好資產，別人送到家門口的好投資還能拒絕嗎？直白地說就是：我們來駕車，而他們當馬。
對於那些已經在國內經營的跨國公司，如果贏利良好，壟斷了中國的行業龍頭，應該擇機進行股權回購。目的是把壟斷性的外資降為非壟斷地位，把外資大股東變成小股東。不是愁外匯儲備花不出去嗎？在國外買不到優良資產，在國內還不能剪些羊毛嗎？他們已經賺了這麽多年的錢，本該將部分利潤回饋中國社會了。
用外匯儲備對跨國公司在華股權進行回購當然要本著“自願”原則，關鍵的問題是想辦法讓外資自願以合理的價格出讓股權。政府其實可以援引中國企業在海外並購中所遇到的各種“說辭”，反其道而用之就可以了。比如無所不包的國家安全隱憂，時尚流行的環境保護，百發百中的稅務核查等。辦法總比困難多！
房地產是財富泡沫，還是經濟增長的支柱？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從最簡單的獵人的故事來分析，會看得更清楚。
獵人用傳統的方式打獵從而形成了獵物的“儲蓄”，當他用這些儲蓄進行“投資”弓箭製造，他就在提高自己的生產率。而更高的生產率帶來了更多的獵物，使他能夠將這些剩餘“儲蓄”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如果他需要一件衣服，那麽製衣人就會受到生產“刺激”，加快衣服製作，滿足獵人需求，從而提高製衣的生產率。當獵人和製衣人都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儲蓄剩餘後，他們的增量儲蓄在市場交換中，又會刺激更多行業加速生產，結果帶來更大範圍的生產率提升。
因此，經濟增長是從率先提高生產率的部門開始向周邊行業“擴散”，從而帶來社會生產率的普遍提升。在這一過程中，高生產率的部門扮演著“經濟火車頭”的角色，低生產率的部門則是受其需求刺激而產生增長的動力，然後逐步提高自身的生產率。
獵人如果是“經濟增長火車頭”，那麽製衣和其他行業的發展就是“被拉動”的部門。整個社會生產率普遍提升後，創造出大量的過剩財富，因而產生了“財富窖藏”的需求。在獵人製造弓箭之前，社會並無剩餘財富，整個部落的土地並不值錢，如果連肚子都填不飽，誰還會在意土地開發呢？隻有當社會出現“財富窖藏”需求後，黃金、財寶、首飾，也包括土地，才起到了盛裝財富溢出的容器作用。於是，土地開始升值。越來越富裕的獵人和製衣者們漸漸有了住房需求，房地產開發商被“刺激”起來，他們在建造房屋的過程中，又“刺激”了磚瓦、木料、家具等行業。
在這個產業鏈上，獵人是需求的源頭，動力是弓箭製造。隻有生產率的革命，才是財富創造的真正源泉。
靠土地升值和房地產開發來拉動經濟鏈條的整套思路都是值得懷疑的。土地升值和房地產開發，是生產率提高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其初始原因。顛倒了這一邏輯，就會產生錯亂的經濟效果。
如果沒有生產率的革命性突破，片麵追求土地升值，將會造成實業部門的成本提高。土地和房地產的貨幣化，則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超過了生產率的提高，結果就是普遍的通貨膨脹，土地成本、原材料、能源和人工的抬升，伴隨著市場價格的激烈競爭，將擠壓尚未取得生產率突破的整個實業部門的利潤。其最終的惡果就是，缺乏利潤的實業部門，由於沒有必要的“儲蓄”積累而喪失了改進“弓箭製造”的能力，弱化了生產率提升的潛力。
土地財政刺激著高地價政策，高地價又刺激著房地產暴利，這種畸形發展模式最終將瓦解實業生產率提升的基礎，遏製社會財富創造。gdp總量的增長並非是經濟發展的真正目的，健康的經濟增長必須以提高生產率為最終導向。房地產及其產業鏈帶來的gdp，本該是生產率提升的結果，現在卻變成了壓製生產率的原因。上億噸的鋼鐵、水泥、原材料被凍結在充滿投機而空置率奇高的“鬼樓”中，這與20世紀50年代大煉鋼鐵和70年代的“洋躍進”一樣，都是在浪費寶貴的經濟資源，這相當於剝奪了獵人用以製造弓箭的積累，而將其置於閑置和浪費的狀態之下。
土地和房地產的貨幣化刺激了信用創造的狂潮，日益貶值的貨幣購買力扭曲了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它將儲蓄者的財富大規模地轉移到少數人的口袋裏，它樹立了一個“快速致富”惡劣樣板。在財富流向的巨變中，土地增值輕易超過了實業生產的微薄利潤，迅速瓦解了實業家們艱苦創業的意誌，動搖了實業持續改進“弓箭製造”的決心。既然買一塊地坐等升值比枯燥、痛苦、絞盡腦汁和充滿風險的技術創新，來錢更快、賺錢更多的話，誰還願意繼續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地做實業呢？這種短視和浮躁的社會氛圍，使“中國製造”的根基越來越淺，抗風浪能力變得脆弱。
土地快速升值和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麵同時摧殘著實業生產率增長的潛力。它們所創造的gdp中，毒素含量高、副作用大、泡沫成分重，屬於經濟發展中的“高汙染”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