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戰國時代，地平線上的亞元(3)
貨幣戰爭4：戰國時代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英國曾於1972年短暫加入過“蛇形機製”，但很快就被投機資本給打了出來。1973年，英國時任首相希斯來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鎊加入“蛇形機製”。德國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鎊和法郎這兩隻左膀右臂，抗擊美元投機資本巨浪的能力就會更強。但是，英國人提出的條件卻讓德國人躊躇，英國政府試圖與歐洲貨幣匯率掛鉤時，屢屢失敗，而且曆屆政府由於支持類似政策也被連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國必須提供無限製支持英鎊的承諾。在德國人看來，這等於要求德國人用自己的外匯儲備，為英國人開出空白支票，而英國人拿到這道護身符，很可能會在財政赤字方麵失去約束。德國人不願直接回絕，就提出反報價，建議英國先加入“蛇形機製”，以背水一戰的心誌，表明捍衛歐洲匯率穩定的決心。結果，英國人退縮了。
1978年啟動歐洲貨幣體係（ems）時，法國建議用“一籃子貨幣”為核心建立歐洲貨幣單位（ecu），各國貨幣以ecu為參照點進行不超過2.25%的浮動。法國人的這個設計相當高明，在馬克強大而法郎弱小的情況下，相對於ecu進行浮動的思路，對法郎有利。因為在“籃子”中的貨幣比例固定後，每5年才調整一次。其間，如果德國馬克升值過快，為了保證“籃子”中馬克的價值不能越界，德國將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匯儲備幹預市場，降低馬克匯率。這樣，德國的外匯儲備就將成為歐洲貨幣體係共享的資源。同時，ecu將成為各國幹預外匯市場的工具，並且最終實際上是由本國貨幣來償還匯率波動造成的外債。
德國人一眼就看穿了法國人的用心，堅持匯率穩定操作必須承襲“蛇形機製”，各國貨幣浮動不能以ecu為基準，而是任何兩組貨幣的相對匯率不能突破上限，這樣，各國就隻能先動用自己的外匯儲備來幹預匯率。這一招將法國算計德國外匯儲備的計謀，破解得幹幹淨淨。另外，德國堅持在償還匯率幹預形成的借貸時，各國必須使用美元、馬克或黃金來支付。同時，德國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匯儲備庫”。結果，在德國執拗的堅持下，法國隻得讓步。
建立貨幣聯盟本是德國利益最大化的戰略選擇，拉攏英國和法國是構建貨幣聯盟的核心，對英法試圖染指德國國內儲蓄的企圖，德國采用了絕不姑息的態度，如果英法不耗盡自己的全部金融資源，就想從德國獲得資金，門兒也沒有！
要想拯救南部歐盟，必須分兩步走：第一就是穩定歐洲的金融體係，第二是重新激活其經濟引擎。
南部歐盟在資產泡沫破裂的過程中，至少形成了規模高達2萬億歐元的資產損失，這些金融爛賬充斥在這些國家的銀行體係之內，而且通過國債和企業債的形式已經擴散到了整個歐元區。盡管歐洲的金融問題沒有出現類似於美國龐大金融衍生市場的放大效應，但是要消化如此規模的爛賬也絕非易事。
辦法無非兩種：一是通過歐洲央行印鈔票，用通貨膨脹來衝銷爛賬，不過這樣做違反了德國人近乎偏執的反通脹思維方式，而且同樣會導致德國儲蓄的損失；二是成立歐洲穩定基金（efsf），用該基金來接手爛賬。
在歐洲穩定基金的運行機製方麵，德國與法國再次發生爭執，焦點隻有一個，用誰的儲蓄來填窟窿。法國人建議把歐洲穩定基金改製為銀行，這讓人想起當年凱恩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想，沒錢的國家總想搞信用透支，銀行的主要作用就是創造信用。法國人指望由該基金銀行出麵購入爛賬資產，再拿到歐洲央行去抵押獲得資金，然後繼續買入，逐步將這些爛賬從銀行係統轉移到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去，這實際上等於歐洲央行將這些資產毒垃圾進行貨幣化，最終埋單者仍然是德國的儲蓄人。
德國人當然不幹，他們提出的是一種杠杆式的擔保基金模式，由歐洲穩定基金擔保20%的損失，募集資金進行數倍放大，在市場中吸收其他國家的儲蓄，這樣將保護德國的財富，而將其他國家的儲蓄置於危險之中。考慮到希臘債務減計高達50%，歐洲穩定基金隻擔保20%的損失，顯然投資風險巨大。
麻煩還不僅在於金融投資的短期風險，而是南部歐盟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崩潰，長期經濟衰退已成必然，償債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所謂“救急不救窮”，穩定金融係統相對容易，但重新啟動這些國家的經濟引擎卻絕不簡單。在歐元體係之下，這些國家不可能再用貶值本幣來刺激出口，它們的本國實業在德國工業的顯著競爭優勢麵前，已逐漸土崩瓦解，國內消費品日益依賴德國工業。沒有貨幣與關稅的保護，缺乏財政和稅收的支持，南部歐盟國家要想重新開始“弓箭製造”，與強大的德國工業產品進行競爭，其難度勢比登天！它們隻有不斷削減財政支出，壓製消費需求，而經濟會在緊縮中惡性循環。南部歐盟國家的爛賬就像割韭菜一般，割去一茬又會長出一茬。事實上，這很可能是個虧損的無底洞。
現在，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妖怪們”貪婪的目光都盯上了中國的儲蓄，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成了別人眼中的“唐僧肉”。“妖怪們”提出了各種誘惑，如以人民幣計價的融資，給予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反製美元霸權等等，聽起來頗具吸引力，但往往華而不實。
不錯，美國在一戰後，借美元債權國的霸氣開始了美元的第一次遠征，但最終畢竟以失敗而告終，因為貨幣霸權的基礎在於其宰製的市場規模，麵對英鎊區和法郎區的割據，美元的第一次遠征無功而返。隻有在二戰中，歐洲各國相互毀滅才創造了一個美元獨霸的曆史機遇。現在的情況是，歐元區規模遠大於當年的英鎊割據，流出海外的人民幣難以形成貿易結算的割據勢力範圍。在中國形成足夠的國內市場規模之前，中國的儲蓄應該留在國內發揮更大作用。當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資金而瀕臨大麵積破產的情況下，將國內儲蓄輸送到歐洲，必然產生“道德風險”。
市場經濟地位並不能根除貿易中的反傾銷問題。20世紀80年代日本與歐美的貿易衝突不斷，日本並不存在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其根源還是利益矛盾，市場經濟地位不過是發動貿易戰的諸多借口之一罷了。
反製美元霸權的說辭也很可疑，歐美金融體係本來就是各大家族在200年的時間裏，經過反複博弈最終實現的利益均勢，他們之間有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有槍口一致對外的基本共識。對於一個外來者而言，恐怕他們共同的利益要大於內部的矛盾。
中國在歐洲債務危機中的角色，還是應該多向精明的德國人學習。
中國的近憂與遠慮
2012年的中國經濟，將會很快感受到歐美日三大發達經濟體同步降溫的寒潮，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二級火箭——全球化，已經耗盡了燃料。這將是一種失去動力的滑翔狀態，它更像1997—1999年農村工業化第一級火箭熄火之後的情形。短期之內，中國經濟麵臨著外部需求疲軟、內部信用擴張乏力、消費陷入低迷、價格出現下跌、利潤開始萎縮、債務問題尖銳、資產狀況惡化等現象，2011年備受通脹困擾的中國經濟，會突然麵對更加難纏的通縮困境。
傳統思路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有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如果出口出現問題，那麽投資和消費尚且可以支撐中國經濟繼續以較高的速度增長。這種分析忽略了三者之間的邏輯從屬關係。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是生產率的提高，增長的邏輯是生產率“加速度”最快的行業在向較慢行業的需求擴散的過程中，創造出足夠的儲蓄增量，從而為消費和投資提供經濟基礎。在三駕馬車中，真正帶來了生產率快速提升的部門是出口，它以世界市場為導向，以接近世界水平的技術裝備為基礎，以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為代價，以全方位密切配合的地方政府支持為依托，以最優的生產組織模式為保障，以產業集群效應為發力點，創造出一個質優價廉在國際市場中所向披靡的“中國製造”的神話。沒有出口部門創造的生產率奇跡，就不會有充足的國內儲蓄增量，也無法為政府巨額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繁榮的市場消費提供資金。從這個角度看，出口才是中國經濟真正的火車頭，而投資與消費是“被刺激”出來的。
當歐、美、日麵對債務驅動型模式的殘局時，它們還有短期之內無法解決的債務困境、人口老齡化和生產率瓶頸等難題，要想重新煥發經濟活力，沒有10年時間，是難以實現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困境對中國的出口部門造成巨大阻力，這是改革開放30年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人民幣的大幅升值使出口經濟雪上加霜。
出口部門當然會向新興市場全麵滲透，也將取得相當的成效。同時，發達國家的中低端市場的容量也能提供出口最起碼的基數保障。因此，中國出口部門能夠維持一個依然龐大的規模，不過，增量將逐步遞減，經濟助推火箭的功能會弱化。
生產率提升的速度代表了社會進步的基本趨勢，而生產率的“加速度”則意味著重大的技術突破和生產方式的進步。因此，生產率的“加速度”遠比經濟規模更有意義。這就是為什麽18世紀中國的gdp規模高達世界的1/3，卻最終仍然落得被動挨打的根源。
在出口助推火箭熄火的過程中，國內真實儲蓄的增長速度會逐步放慢，這將導致消費需求的疲軟。關於消費，人們常常會陷入一種誤區，以為刺激消費能夠帶動經濟增長，這完全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邏輯關係。當一個農民拿著100個雞蛋到市場中進行交易時，他要求換得一件衣服，這就是他用儲蓄在進行消費。消費從本質上看是一種交換行為，而消費的前提則是生產，沒有生產就不會有消費。要產生更多的消費，必須生產更多的產品。如果農民通過提高生產率增加了雞蛋產量，當他拿著200個雞蛋參加市場交易時，就豐富了市場供應，他除了要求交換衣服之外，還會要求交換更多的東西，這就刺激了經濟增長。刺激消費不能帶來持久的經濟增長，隻有提高生產率才能帶來更多的消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刺激居民花掉銀行中的大量存款能夠帶來經濟增長嗎？存款是儲蓄的貨幣體現形式，農民的雞蛋才是真實的儲蓄。儲蓄的本質是當人們不再從事生產後，能夠在社會中繼續存活多長時間的度量。存款隻是一種延遲的消費，它的本質還是產品交換。在沒有生產率提高的情況下，花掉銀行存款相當於縮短自己的“社會壽命”，這能夠維持經濟，但不會帶來真正的增長。
消費必須源於某個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大幅提升，從而創造出大量更為低廉的新產品，在市場交易中要求更多的交換，來刺激其他行業的發展。經濟的爆炸性發展，總是由新行業的出現所帶動，當20世紀50年代石油化工的異軍突起，90年代的信息技術席卷社會時，新的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交易中創造了新的消費，刺激了更多新的需求。因為是從零起步，生產率的提升在新行業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當中國消費市場開始出現疲軟時，不能夠盲目產生刺激消費的念頭，盡管這一想法是如此具有誘惑力和煽動性，但絕不是能夠根治問題的良藥。
如果政府采取無為而治的做法，那麽經濟冷卻和通貨緊縮將會加劇。此時，各方要求財政刺激的呼聲將會震耳欲聾。問題在於，政府應該如何正確地刺激經濟？2009年以來的很多措施，在未來的經濟困境中，不會產生可持續性的效果，它們不過是試圖延長第二級火箭的壽命而已。政府加大投資力度能夠維持經濟增長的態勢，但如果用在不能提升生產率的領域，或者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效益的經濟部門，那麽中國的債務問題將會變得尖銳起來。最終，不可持續的債務隻能由貨幣增發來解決，這將會在經濟冷卻的困境中，增加通貨膨脹的麻煩。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可能同時並存，但將出現在不同的領域。消費市場的價格持續低迷和資產領域的價格不斷膨脹，會把中國經濟置於冰火兩重天的艱難境地。
經濟轉型的關鍵就是要點燃第三級助推火箭，政府的投資必須用在正確的領域才能產生可持續性的效果。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領域，必須具備一係列前提條件：首先就是實現生產率加速的潛力巨大；其次，惠及社會中的多數人口，規模效應突出；最後，牽動行業範圍廣泛，經濟各部門全麵受到拉動。
符合上述三大條件的經濟部門中，農業顯然排在首位。第二次農村工業化的核心是信息化、集約化、高技術化和城鎮化。農村生產率的低下，正是其“加速度”爆發的潛在優勢。政府對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將改善農業經濟的基礎條件，降低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經濟的利潤。同時，資本市場的經濟資源投入，會在農業的“四化”中產生遠高於其他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加速度”。中國半數以上的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他們在生產率提升的基礎上，將創造出規模巨大的新增儲蓄。當更健康、更綠色、更安全、更豐富、更營養的農產品湧向市場時，農民將要求交換更優質、更價廉、更節能、更多樣、更新穎的工業消費品，從而刺激輕工業部門提高自身的生產率。當輕工業對原材料和裝備製造日益渴求時，又將帶動重化工業的發展。更加富裕的農村會自然產生城鎮化的渴望，以進一步提高生活品質，這不僅會改善人口畸形的分布狀態，緩解大城市過度集中的“城市病”，更將對所有工業部門產生更為持久的需求。
1978年啟動歐洲貨幣體係（ems）時，法國建議用“一籃子貨幣”為核心建立歐洲貨幣單位（ecu），各國貨幣以ecu為參照點進行不超過2.25%的浮動。法國人的這個設計相當高明，在馬克強大而法郎弱小的情況下，相對於ecu進行浮動的思路，對法郎有利。因為在“籃子”中的貨幣比例固定後，每5年才調整一次。其間，如果德國馬克升值過快，為了保證“籃子”中馬克的價值不能越界，德國將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匯儲備幹預市場，降低馬克匯率。這樣，德國的外匯儲備就將成為歐洲貨幣體係共享的資源。同時，ecu將成為各國幹預外匯市場的工具，並且最終實際上是由本國貨幣來償還匯率波動造成的外債。
德國人一眼就看穿了法國人的用心，堅持匯率穩定操作必須承襲“蛇形機製”，各國貨幣浮動不能以ecu為基準，而是任何兩組貨幣的相對匯率不能突破上限，這樣，各國就隻能先動用自己的外匯儲備來幹預匯率。這一招將法國算計德國外匯儲備的計謀，破解得幹幹淨淨。另外，德國堅持在償還匯率幹預形成的借貸時，各國必須使用美元、馬克或黃金來支付。同時，德國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匯儲備庫”。結果，在德國執拗的堅持下，法國隻得讓步。
建立貨幣聯盟本是德國利益最大化的戰略選擇，拉攏英國和法國是構建貨幣聯盟的核心，對英法試圖染指德國國內儲蓄的企圖，德國采用了絕不姑息的態度，如果英法不耗盡自己的全部金融資源，就想從德國獲得資金，門兒也沒有！
要想拯救南部歐盟，必須分兩步走：第一就是穩定歐洲的金融體係，第二是重新激活其經濟引擎。
南部歐盟在資產泡沫破裂的過程中，至少形成了規模高達2萬億歐元的資產損失，這些金融爛賬充斥在這些國家的銀行體係之內，而且通過國債和企業債的形式已經擴散到了整個歐元區。盡管歐洲的金融問題沒有出現類似於美國龐大金融衍生市場的放大效應，但是要消化如此規模的爛賬也絕非易事。
辦法無非兩種：一是通過歐洲央行印鈔票，用通貨膨脹來衝銷爛賬，不過這樣做違反了德國人近乎偏執的反通脹思維方式，而且同樣會導致德國儲蓄的損失；二是成立歐洲穩定基金（efsf），用該基金來接手爛賬。
在歐洲穩定基金的運行機製方麵，德國與法國再次發生爭執，焦點隻有一個，用誰的儲蓄來填窟窿。法國人建議把歐洲穩定基金改製為銀行，這讓人想起當年凱恩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想，沒錢的國家總想搞信用透支，銀行的主要作用就是創造信用。法國人指望由該基金銀行出麵購入爛賬資產，再拿到歐洲央行去抵押獲得資金，然後繼續買入，逐步將這些爛賬從銀行係統轉移到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去，這實際上等於歐洲央行將這些資產毒垃圾進行貨幣化，最終埋單者仍然是德國的儲蓄人。
德國人當然不幹，他們提出的是一種杠杆式的擔保基金模式，由歐洲穩定基金擔保20%的損失，募集資金進行數倍放大，在市場中吸收其他國家的儲蓄，這樣將保護德國的財富，而將其他國家的儲蓄置於危險之中。考慮到希臘債務減計高達50%，歐洲穩定基金隻擔保20%的損失，顯然投資風險巨大。
麻煩還不僅在於金融投資的短期風險，而是南部歐盟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崩潰，長期經濟衰退已成必然，償債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所謂“救急不救窮”，穩定金融係統相對容易，但重新啟動這些國家的經濟引擎卻絕不簡單。在歐元體係之下，這些國家不可能再用貶值本幣來刺激出口，它們的本國實業在德國工業的顯著競爭優勢麵前，已逐漸土崩瓦解，國內消費品日益依賴德國工業。沒有貨幣與關稅的保護，缺乏財政和稅收的支持，南部歐盟國家要想重新開始“弓箭製造”，與強大的德國工業產品進行競爭，其難度勢比登天！它們隻有不斷削減財政支出，壓製消費需求，而經濟會在緊縮中惡性循環。南部歐盟國家的爛賬就像割韭菜一般，割去一茬又會長出一茬。事實上，這很可能是個虧損的無底洞。
現在，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妖怪們”貪婪的目光都盯上了中國的儲蓄，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成了別人眼中的“唐僧肉”。“妖怪們”提出了各種誘惑，如以人民幣計價的融資，給予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反製美元霸權等等，聽起來頗具吸引力，但往往華而不實。
不錯，美國在一戰後，借美元債權國的霸氣開始了美元的第一次遠征，但最終畢竟以失敗而告終，因為貨幣霸權的基礎在於其宰製的市場規模，麵對英鎊區和法郎區的割據，美元的第一次遠征無功而返。隻有在二戰中，歐洲各國相互毀滅才創造了一個美元獨霸的曆史機遇。現在的情況是，歐元區規模遠大於當年的英鎊割據，流出海外的人民幣難以形成貿易結算的割據勢力範圍。在中國形成足夠的國內市場規模之前，中國的儲蓄應該留在國內發揮更大作用。當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資金而瀕臨大麵積破產的情況下，將國內儲蓄輸送到歐洲，必然產生“道德風險”。
市場經濟地位並不能根除貿易中的反傾銷問題。20世紀80年代日本與歐美的貿易衝突不斷，日本並不存在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其根源還是利益矛盾，市場經濟地位不過是發動貿易戰的諸多借口之一罷了。
反製美元霸權的說辭也很可疑，歐美金融體係本來就是各大家族在200年的時間裏，經過反複博弈最終實現的利益均勢，他們之間有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有槍口一致對外的基本共識。對於一個外來者而言，恐怕他們共同的利益要大於內部的矛盾。
中國在歐洲債務危機中的角色，還是應該多向精明的德國人學習。
中國的近憂與遠慮
2012年的中國經濟，將會很快感受到歐美日三大發達經濟體同步降溫的寒潮，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二級火箭——全球化，已經耗盡了燃料。這將是一種失去動力的滑翔狀態，它更像1997—1999年農村工業化第一級火箭熄火之後的情形。短期之內，中國經濟麵臨著外部需求疲軟、內部信用擴張乏力、消費陷入低迷、價格出現下跌、利潤開始萎縮、債務問題尖銳、資產狀況惡化等現象，2011年備受通脹困擾的中國經濟，會突然麵對更加難纏的通縮困境。
傳統思路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有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如果出口出現問題，那麽投資和消費尚且可以支撐中國經濟繼續以較高的速度增長。這種分析忽略了三者之間的邏輯從屬關係。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是生產率的提高，增長的邏輯是生產率“加速度”最快的行業在向較慢行業的需求擴散的過程中，創造出足夠的儲蓄增量，從而為消費和投資提供經濟基礎。在三駕馬車中，真正帶來了生產率快速提升的部門是出口，它以世界市場為導向，以接近世界水平的技術裝備為基礎，以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為代價，以全方位密切配合的地方政府支持為依托，以最優的生產組織模式為保障，以產業集群效應為發力點，創造出一個質優價廉在國際市場中所向披靡的“中國製造”的神話。沒有出口部門創造的生產率奇跡，就不會有充足的國內儲蓄增量，也無法為政府巨額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繁榮的市場消費提供資金。從這個角度看，出口才是中國經濟真正的火車頭，而投資與消費是“被刺激”出來的。
當歐、美、日麵對債務驅動型模式的殘局時，它們還有短期之內無法解決的債務困境、人口老齡化和生產率瓶頸等難題，要想重新煥發經濟活力，沒有10年時間，是難以實現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困境對中國的出口部門造成巨大阻力，這是改革開放30年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人民幣的大幅升值使出口經濟雪上加霜。
出口部門當然會向新興市場全麵滲透，也將取得相當的成效。同時，發達國家的中低端市場的容量也能提供出口最起碼的基數保障。因此，中國出口部門能夠維持一個依然龐大的規模，不過，增量將逐步遞減，經濟助推火箭的功能會弱化。
生產率提升的速度代表了社會進步的基本趨勢，而生產率的“加速度”則意味著重大的技術突破和生產方式的進步。因此，生產率的“加速度”遠比經濟規模更有意義。這就是為什麽18世紀中國的gdp規模高達世界的1/3，卻最終仍然落得被動挨打的根源。
在出口助推火箭熄火的過程中，國內真實儲蓄的增長速度會逐步放慢，這將導致消費需求的疲軟。關於消費，人們常常會陷入一種誤區，以為刺激消費能夠帶動經濟增長，這完全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邏輯關係。當一個農民拿著100個雞蛋到市場中進行交易時，他要求換得一件衣服，這就是他用儲蓄在進行消費。消費從本質上看是一種交換行為，而消費的前提則是生產，沒有生產就不會有消費。要產生更多的消費，必須生產更多的產品。如果農民通過提高生產率增加了雞蛋產量，當他拿著200個雞蛋參加市場交易時，就豐富了市場供應，他除了要求交換衣服之外，還會要求交換更多的東西，這就刺激了經濟增長。刺激消費不能帶來持久的經濟增長，隻有提高生產率才能帶來更多的消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刺激居民花掉銀行中的大量存款能夠帶來經濟增長嗎？存款是儲蓄的貨幣體現形式，農民的雞蛋才是真實的儲蓄。儲蓄的本質是當人們不再從事生產後，能夠在社會中繼續存活多長時間的度量。存款隻是一種延遲的消費，它的本質還是產品交換。在沒有生產率提高的情況下，花掉銀行存款相當於縮短自己的“社會壽命”，這能夠維持經濟，但不會帶來真正的增長。
消費必須源於某個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大幅提升，從而創造出大量更為低廉的新產品，在市場交易中要求更多的交換，來刺激其他行業的發展。經濟的爆炸性發展，總是由新行業的出現所帶動，當20世紀50年代石油化工的異軍突起，90年代的信息技術席卷社會時，新的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交易中創造了新的消費，刺激了更多新的需求。因為是從零起步，生產率的提升在新行業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當中國消費市場開始出現疲軟時，不能夠盲目產生刺激消費的念頭，盡管這一想法是如此具有誘惑力和煽動性，但絕不是能夠根治問題的良藥。
如果政府采取無為而治的做法，那麽經濟冷卻和通貨緊縮將會加劇。此時，各方要求財政刺激的呼聲將會震耳欲聾。問題在於，政府應該如何正確地刺激經濟？2009年以來的很多措施，在未來的經濟困境中，不會產生可持續性的效果，它們不過是試圖延長第二級火箭的壽命而已。政府加大投資力度能夠維持經濟增長的態勢，但如果用在不能提升生產率的領域，或者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效益的經濟部門，那麽中國的債務問題將會變得尖銳起來。最終，不可持續的債務隻能由貨幣增發來解決，這將會在經濟冷卻的困境中，增加通貨膨脹的麻煩。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可能同時並存，但將出現在不同的領域。消費市場的價格持續低迷和資產領域的價格不斷膨脹，會把中國經濟置於冰火兩重天的艱難境地。
經濟轉型的關鍵就是要點燃第三級助推火箭，政府的投資必須用在正確的領域才能產生可持續性的效果。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領域，必須具備一係列前提條件：首先就是實現生產率加速的潛力巨大；其次，惠及社會中的多數人口，規模效應突出；最後，牽動行業範圍廣泛，經濟各部門全麵受到拉動。
符合上述三大條件的經濟部門中，農業顯然排在首位。第二次農村工業化的核心是信息化、集約化、高技術化和城鎮化。農村生產率的低下，正是其“加速度”爆發的潛在優勢。政府對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將改善農業經濟的基礎條件，降低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經濟的利潤。同時，資本市場的經濟資源投入，會在農業的“四化”中產生遠高於其他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加速度”。中國半數以上的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他們在生產率提升的基礎上，將創造出規模巨大的新增儲蓄。當更健康、更綠色、更安全、更豐富、更營養的農產品湧向市場時，農民將要求交換更優質、更價廉、更節能、更多樣、更新穎的工業消費品，從而刺激輕工業部門提高自身的生產率。當輕工業對原材料和裝備製造日益渴求時，又將帶動重化工業的發展。更加富裕的農村會自然產生城鎮化的渴望，以進一步提高生活品質，這不僅會改善人口畸形的分布狀態，緩解大城市過度集中的“城市病”，更將對所有工業部門產生更為持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