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學讀書。校長是革命黨，教員中間也有大半是革命黨；但這都是直到k府光複以後他們都做了"革命官"，我們學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課的時候，他們是一點革命色彩都沒有流露過。那時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們。因為那時候革命黨的幌子是沒有辮子，我們的幾位教員雖則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早把辮子剪掉，然而他們都裝了假辮子上課堂，有幾位則竟把頭發留得尺把長，連假辮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體操教員是台州人，在教員中間有"憨大"之目。“武漢起義"的消息傳來了以後，是這位體操教員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點興奮。他是唯一的不裝假辮子的教員。可是他平日倒並不像那幾位裝假辮子教員似的，熱心地勸學生剪發。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經有好幾個學生為的說出了話不好下台，賭氣似的把頭發剪掉了。當時有兩位裝假辮子的教員到自修室中看見了，曾經拍掌表示高興。但後來，那幾位剪發的同學，到底又把剪下來的辮子釘在瓜皮帽上，就那麽常常戴著那瓜皮帽。辮子和革命的關係，光景我們大家都有點默喻。可是我現在不能不說，我的那幾位假辮子同學在那時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為光著頭鑽在被窩裏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來卻不得不戴上那頂拖尾巴的瓜皮帽，還得時時提防頑皮的同學冷不防在背後揪一把，這樣的情形，請你試想，還忍受得下麽，還能不巴望革命趕快來麽？
所以武漢起義的消息來了後，府中學的人總有一大半k是關心的。那時上海有幾種很肯登載革命消息的報紙。我們都很想看這些報紙。不幸k城的派報處都不敢販賣。然而裝假辮子的教員那裏，偶爾有一份隔日的，據說是朋友從上海帶來的，寶貝似的不肯輕易拿給學生們瞧，報上有什麽消息，他們也不肯多講。平日他們常喜歡來自修室閑談，這時候他們有點像要躲人了。
隻有那體操教員是例外。他倒常來自修室中閑談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學生們都覺得不滿足。
忽然有一天，一個學生到東門外火車站上閑逛，卻帶了一張禁起的上海報。這比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還哄動！許多好事的同學攢住了那位"哥倫布"盤問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報是從車上茶房手裏轉買來的。於是以後每天就有些熱心的同學義務地到車站上守候上海車來，鑽上車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車上的茶房並非偷販違禁的報，不過把客人丟下的報紙拾來賺幾個"外快"罷了。於是我們校裏的"買報隊"就直接向車上的客人買。
於是消息靈通了，天天是勝利。然而還照常上課。體操教員也到車站上去"買報"。有一次，我和兩三個同學在車站上碰到了他，我們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著半鄉音官話的"普通話"忽然對我們說：
“現在，你們幾位的辮子要剪掉了！"
說著，他就哈哈大笑。
過後不多幾天，車站上緊起來了，“買報"那樣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們大家好像都得了無線電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勝利"。城裏米店首先漲價。校內的庶務員說城裏的存米隻夠一月，而且學校的存米隻夠一禮拜，有錢也沒處去買。
接著，學校就宣布了臨時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裏，才知道家鄉的謠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洶洶的是大清銀行的鈔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個旗人，現在是沒有威風了，有人傳說他日夜捧著一箱子大清銀行的鈔票在衙門上房裏哭。
上海光複的消息也當真來了。旗人官兒就此溜走。再過一天，本地的一個富家兒——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進小學校裏拿一塊白布被單當作品掛在校門口，於是這小鎮也算光複了！
這時也就有若幹人勇敢地革去了辮子。
我所見的辛亥革命就這麽著處處離不了辮子。
有一位體操教員是台州人，在教員中間有"憨大"之目。“武漢起義"的消息傳來了以後，是這位體操教員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點興奮。他是唯一的不裝假辮子的教員。可是他平日倒並不像那幾位裝假辮子教員似的，熱心地勸學生剪發。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經有好幾個學生為的說出了話不好下台，賭氣似的把頭發剪掉了。當時有兩位裝假辮子的教員到自修室中看見了，曾經拍掌表示高興。但後來，那幾位剪發的同學，到底又把剪下來的辮子釘在瓜皮帽上，就那麽常常戴著那瓜皮帽。辮子和革命的關係，光景我們大家都有點默喻。可是我現在不能不說，我的那幾位假辮子同學在那時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為光著頭鑽在被窩裏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來卻不得不戴上那頂拖尾巴的瓜皮帽，還得時時提防頑皮的同學冷不防在背後揪一把，這樣的情形，請你試想，還忍受得下麽，還能不巴望革命趕快來麽？
所以武漢起義的消息來了後，府中學的人總有一大半k是關心的。那時上海有幾種很肯登載革命消息的報紙。我們都很想看這些報紙。不幸k城的派報處都不敢販賣。然而裝假辮子的教員那裏，偶爾有一份隔日的，據說是朋友從上海帶來的，寶貝似的不肯輕易拿給學生們瞧，報上有什麽消息，他們也不肯多講。平日他們常喜歡來自修室閑談，這時候他們有點像要躲人了。
隻有那體操教員是例外。他倒常來自修室中閑談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學生們都覺得不滿足。
忽然有一天，一個學生到東門外火車站上閑逛，卻帶了一張禁起的上海報。這比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還哄動！許多好事的同學攢住了那位"哥倫布"盤問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報是從車上茶房手裏轉買來的。於是以後每天就有些熱心的同學義務地到車站上守候上海車來，鑽上車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車上的茶房並非偷販違禁的報，不過把客人丟下的報紙拾來賺幾個"外快"罷了。於是我們校裏的"買報隊"就直接向車上的客人買。
於是消息靈通了，天天是勝利。然而還照常上課。體操教員也到車站上去"買報"。有一次，我和兩三個同學在車站上碰到了他，我們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著半鄉音官話的"普通話"忽然對我們說：
“現在，你們幾位的辮子要剪掉了！"
說著，他就哈哈大笑。
過後不多幾天，車站上緊起來了，“買報"那樣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們大家好像都得了無線電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勝利"。城裏米店首先漲價。校內的庶務員說城裏的存米隻夠一月，而且學校的存米隻夠一禮拜，有錢也沒處去買。
接著，學校就宣布了臨時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裏，才知道家鄉的謠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洶洶的是大清銀行的鈔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個旗人，現在是沒有威風了，有人傳說他日夜捧著一箱子大清銀行的鈔票在衙門上房裏哭。
上海光複的消息也當真來了。旗人官兒就此溜走。再過一天，本地的一個富家兒——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進小學校裏拿一塊白布被單當作品掛在校門口，於是這小鎮也算光複了！
這時也就有若幹人勇敢地革去了辮子。
我所見的辛亥革命就這麽著處處離不了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