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隆重紀念魯迅誕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類曆史上，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是，在中國，卻發生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人民的三大敵人，曾經象三座大山一樣，沉重地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人民的頭上，現在，這三座大山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被中國人民勝利地推倒了！魯迅，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和偉大作家，喚醒中國人民反抗、推倒這三座大山的先驅者之一，他的畢生精力都是貢獻給這個偉大而崇高的事業的。在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們能夠在永遠掃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的祖國，在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幹勁衝天，建設著社會主義的時期，來舉行紀念，是應該引以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魯迅於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鴉片戰爭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國的失敗僅十五年。這時期，由於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勝利，對外屈伏而對內凶橫的清皇朝的政權，獲得暫時的穩定，自詡為“中興"。這以後的十年間，一度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船堅炮利所震懾的清朝統治集團把"興辦洋務"視為自己的續命湯，陸續舉辦了一些兵工廠、水師學堂，派遣留學生學習海軍和航海，開辦一些電報局，築了幾條短程鐵路，也開辦了若幹民用廠礦。這樣就展開了中國曆史上官僚資本主義的第一頁。這十年間，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陸續在加緊和擴大。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以教會為據點，以傳教士為先遣隊，從沿江沿海地區深入到內地，辦報，辦學校，辦出版社，對廣大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對於帝國主義的日益加緊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統治集團不但未加抵抗，反而開門揖盜，助紂為虐。
然而，"興辦洋務"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對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進中國人民的窮困落後狀態；以官僚集團為主體所興辦的"洋務"反而便利了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增加了人民的負擔。帝國主義的加緊和擴大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當然也進一步激起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反帝鬥爭。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撚軍以及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武裝起義，都給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擊，而反帝國主義、反清、反封建的人民運動——教案、農民起義，也此落彼起，連年不斷，遍及全國各省。就這樣，清朝統治集團所自吹自擂的"中興大業"，轉眼間已成一場春夢。
這些曆史背景，對於童年時代的魯迅，不能不給予深遠的影響。
此後，正當魯迅的少年、青年時期，曆史大事件接連而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一九○○年義和團的反帝武裝鬥爭。這幾樁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愛國誌士投身於民族、民主革命的運動，青年的魯迅也參加了這個偉大的救中國的事業。但是，那時候的魯迅，已經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極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時候的活動主要在於開展一個新的文化、文藝的運動；他在《摩羅詩力說》中介紹並鼓吹了愛國的反封建的浪漫主義的歐洲大詩人和他們的思想，在《域外小說集》中又介紹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無容諱言，魯迅在當時也象同時代的許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先驅者一樣，把救中國的希望寄托於歐洲式的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治的演變，換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使魯迅認識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經十分苦悶。
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從此看到了救中國的康莊大道，魯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並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須經過艱辛的戰鬥的考驗。一九一九年以後十年間魯迅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即是明顯的證明。研究這一時期的魯迅思想發展的過程，對於我們會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由於時間的限製，這個報告不可能談到魯迅的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從進化論走向階級論的思想發展過程（附帶說一說，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魯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會上，我曾經作了題為《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今天我對於魯迅思想發展的見解還跟那時一樣，因而也覺得沒有再炒冷飯之必要。）在這裏，我隻打算談一談對於我們當前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創作活動和提高修養具有實際意義的三個問題。這就是：一、魯迅作譬如何服務於整個革命事業！二、魯迅作品的民族形式與個人風格。三、魯迅的"博"與"專"。
魯迅的文學活動開始於本世紀初期（約在一九○三年前後），而他的革命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卻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題小像》詩（作於一九○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獻給祖國的決心。但是，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他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卻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正式開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寫了有名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一九一八年），這是中國革命文學的第一燕，也是魯迅的革命文學的第一朵花。後來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說：“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經這樣寫道：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魯迅毫不隱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傾向性，和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目的性，在這篇《自序》中，他又寫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在這裏所說的"遵命文學"，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學，也就是反映了人民鬥爭和時代精神的文學。文學是革命鬥爭的武器之一，魯迅最善於靈活地運用這個武器從多方麵來為革命的政治服務。和《狂人日記》同時，魯迅開始了雜文的寫作。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這個文藝武器。從當時發表在《新青年》的隨感錄，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從各個角度，運用各種題材，或冷嘲熱罵，或大聲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時候的以各式各樣嘴臉出現的封建妖孽和洋場惡少（買辦意識）。這些雜文，以生動的極富於形象性的筆墨，表達了鞭辟入裏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內容，給當時的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給當時的追求真理的廣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啟發。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曾經莊嚴地熱情地宣布：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塗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堅決反對任何阻礙我們進步和發展的事物，就是魯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環，而也是貫串在魯迅的文學活動的一根紅線。
魯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學活動，都跟當時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當時的階級鬥爭，緊密地聯係著；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國革命運動的壯闊波瀾，然而，同時也反映了作為當時革命運動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戰線上的時而正麵交鋒時而迂回突襲的長期而艱巨曲折的鬥爭。鬥爭的鋒芒所指，常因時因地而不同。魯迅是最善於辯證地看問題的。他曾經尖銳地指出：
“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偽自由書》後記）
他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指出這不過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消閑"文學的別號；但他也反對不講求技巧的"標語口號式"的作品。"標語口號式"的"革命文學"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對於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簡單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實際上達不到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他曾經強調指出：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麽事件，用的是什麽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隻能欺騙盲試官的。"（《革命文學》）
魯迅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征，以及把文藝作為手段為政治服務的特性，並嚴格地把文藝和其他的革命宣傳工具區別開來。在《文藝與革命》（一九二八年）中，他寫道：
“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魯迅這些對於文藝和政治的關係、文藝如何服務於政治的見解，在今天，對於我們也還有深刻的啟發作用，而他的作品，則提供了文藝如何服務於革命的政治的典範。他的題材範圍非常廣闊，他的表現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他的小說數量不多，然而展示了當時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劃了這些人物的精神麵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動的形象密切結合的。他的雜文的天地則更為廣闊，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蠅蚋之微小，兼包並蓄，然而或直接或間接，都為革命服務，都為文化革命之擴大與深入累積了資源，都給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魯迅在談到他自己的創作時，曾經說到某些外國古典作家對於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說裏，依稀可見。但《狂人日記》不但寄托更為深遠，而風度、氣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說自己開始創作之際，"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此則不但是自謙之辭，同時也是坦白地告訴我們：取人之長，以豐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於繼承和發展本國的優秀傳統，魯迅曾屢次強調，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體力行的證據。魯迅在繼承和發展舊傳統方麵，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於我國古典文學，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藝術，例如在《我怎麽做篇小說來》（一九三三年）中，他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
他的著名的《拿來主義》，形象地說明了他對於古今中外文學藝術優秀遺產所抱的態度。他說：
“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
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
他反對保守，反對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創造性地繼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學藝術的優秀傳統，起目的則是為了推陳出新。他說：
“這些采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篇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撇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論"舊形式的采用"》）
正因為他重視"拿來主義"，他把大半精力付給了翻譯和介紹外國的進步文學藝術。而且，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譯和傳播革命文藝理論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工作，有它極其巨大的政治意義。他曾把這種工作比喻為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美修士從天上竊火給人間，是“偷運軍火給起義的奴隸"。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工作，也幾乎和他的創作活動相始終。今年即將開始出版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搜集的古代藝術遺產，如石刻畫像等，今後也將係統地進行整理和出版。）
“拿來主義"對於魯迅作品的獨特風格的形成，無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驅使筆墨的技法而言，魯迅的文學語言同我國古典文學（文言的和白話的）作品有其一脈相通之處，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學語言。在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見外來的影響，然而又確是中國旗派，確是民族形式——當然，這在我國民族形式的曆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無論是他的小說、雜文、題詞、乃至書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個人風格迎麵撲來。這種風格，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如果要勉強作概括的說明，我打算用這樣一句話：洗煉，峭拔而又幽默。
但是，統一的獨特的風格隻是魯迅作品的一麵。在另一方麵，魯迅作品的藝術意境卻又是多種多樣的。舉例而言：金剛怒目的《狂人日記》不同於談言微中的《端午節》，含淚微笑的《在酒樓上》亦有別於沉痛控訴的《祝福》。《風波》借大時代中農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農民問題之極端重要，在幽默的筆墨後麵跳躍著作者的深思憂慮和熱烈期待。《涓生的手記》則如萬丈深淵，表麵澄靜、寂寞，百無聊賴，但透過此表麵，則龍蛇變幻，躍然可見；這是通過一對青年男女概括了當時的不滿於現狀、正待灑開大步、別尋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廣大知識青年的精神狀態的。
《故事新編》為運用曆史故事和古代傳說（這本是我國文學的老傳統），開辟新的天地，創造新的表現方法。這八篇小說各有其運用史實，借古諷今的特點，但仍有共同之處，即：取舍史實，服從於主題，而新添枝葉，絕非無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烏鴉，固有所諷；《采薇》卻巧妙地化陳腐為神奇（鹿授乳、叔齊有殺鹿之心、婦人譏夷齊，均見《列士傳》，《古史考》，《金樓子》等書，阿金姐這名字是魯迅給取的），舊說已足運用，故毋須再騁幻想。至於藝術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補天》詭奇，《奔月》雄渾，《鑄劍》悲壯，而《采薇》詼諧。
大致說來，魯迅在他的雜文中，運用了另一種藝術表現方法。這種表現方法，服從於雜文的政治任務，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魯迅稱雜文為"匕首"或"投槍"，脫手一擲，能致敵人於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規定的任務！然而“匕首"或"投槍"，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魯迅的絕大部分的雜文；但魯迅雜文的藝術手法，仍然是回黃轉綠，掩映多姿。他的六百餘篇、一百萬字的雜文，包羅萬有，除了匕首、投槍，也還有發聾振瞆的木鐸，有悠然發人深思的靜夜鍾聲，也有繁弦急管的縱情歡唱。我們說魯迅的雜文是迅速反映現實的戰鬥性極強的一種文藝形式，此所謂戰鬥性，固然指對敵人的鬥爭，同時也指對自己陣營內的錯誤傾向的鬥爭，對迷路的朋友們的不妥協的堅持原則性的忠告，以及對中間分子的搖擺不定的針砭。在對敵鬥爭時，魯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槍，但在對內、對友、對中間分子時，魯迅有時用醒木，有時也用戒尺，有時則敲起警鍾；故就魯迅的雜文而言，片麵性和簡單化的說法是不符合於實際的。
魯迅的生活經驗是極其廣泛而豐富的，這在他的作品（包括雜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他不可能象我們今天那樣接近工人群眾，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這並不意味著，他不了解工人階級，並不意味著，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階級沒有共同之處；不，事實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於魯迅對當時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農民、手工業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點是魯迅在他的思想發展的過程、從戰鬥的經驗中，認識了人類（包括中國人民）的前途依靠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而且正象他在一九○一年《自題小像》說的"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堅決不移地認清了為共產主義而鬥爭也就是為祖國的解放而鬥爭，他無時無地不為中國工人階級事業的勝利而奮鬥，在三十年代，魯迅所走的道路，不僅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具有典型的意義，對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說來，也具有典型的意義；而且在六十年代，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義：真正地謀求祖國人民獲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必將走著象魯迅那樣走過的道路。
除了廣泛的生活經驗，魯迅的學問也是極其淵博的，這表現在他的學術性著作中，也表現在他的雜文中。我在前麵提到過，《故事新編》中的《采薇》無一事無出處；從這樣一篇小說就可以窺見魯迅的博覽。而他的全部雜文，則展示了他對於曆史（中國和外國的）、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的廣博的知識和深刻的理解。正因為具有這樣廣博深厚的基礎，所以魯迅的雜文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博"與"專"，在魯迅作品中的辯證的統一，對於我們也是學習的典範。
同誌們，朋友們！魯迅誕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離開我們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紀念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英明領導之下，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果。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人民的三大敵人，曾經象三座大山一樣，沉重地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人民的頭上，現在，這三座大山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被中國人民勝利地推倒了！魯迅，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和偉大作家，喚醒中國人民反抗、推倒這三座大山的先驅者之一，他的畢生精力都是貢獻給這個偉大而崇高的事業的。在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們能夠在永遠掃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的祖國，在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幹勁衝天，建設著社會主義的時期，來舉行紀念，是應該引以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魯迅於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鴉片戰爭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國的失敗僅十五年。這時期，由於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勝利，對外屈伏而對內凶橫的清皇朝的政權，獲得暫時的穩定，自詡為“中興"。這以後的十年間，一度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船堅炮利所震懾的清朝統治集團把"興辦洋務"視為自己的續命湯，陸續舉辦了一些兵工廠、水師學堂，派遣留學生學習海軍和航海，開辦一些電報局，築了幾條短程鐵路，也開辦了若幹民用廠礦。這樣就展開了中國曆史上官僚資本主義的第一頁。這十年間，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陸續在加緊和擴大。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以教會為據點，以傳教士為先遣隊，從沿江沿海地區深入到內地，辦報，辦學校，辦出版社，對廣大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對於帝國主義的日益加緊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統治集團不但未加抵抗，反而開門揖盜，助紂為虐。
然而，"興辦洋務"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對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進中國人民的窮困落後狀態；以官僚集團為主體所興辦的"洋務"反而便利了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增加了人民的負擔。帝國主義的加緊和擴大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當然也進一步激起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反帝鬥爭。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撚軍以及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武裝起義，都給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擊，而反帝國主義、反清、反封建的人民運動——教案、農民起義，也此落彼起，連年不斷，遍及全國各省。就這樣，清朝統治集團所自吹自擂的"中興大業"，轉眼間已成一場春夢。
這些曆史背景，對於童年時代的魯迅，不能不給予深遠的影響。
此後，正當魯迅的少年、青年時期，曆史大事件接連而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一九○○年義和團的反帝武裝鬥爭。這幾樁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愛國誌士投身於民族、民主革命的運動，青年的魯迅也參加了這個偉大的救中國的事業。但是，那時候的魯迅，已經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極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時候的活動主要在於開展一個新的文化、文藝的運動；他在《摩羅詩力說》中介紹並鼓吹了愛國的反封建的浪漫主義的歐洲大詩人和他們的思想，在《域外小說集》中又介紹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無容諱言，魯迅在當時也象同時代的許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先驅者一樣，把救中國的希望寄托於歐洲式的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治的演變，換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使魯迅認識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經十分苦悶。
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從此看到了救中國的康莊大道，魯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並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須經過艱辛的戰鬥的考驗。一九一九年以後十年間魯迅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即是明顯的證明。研究這一時期的魯迅思想發展的過程，對於我們會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由於時間的限製，這個報告不可能談到魯迅的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從進化論走向階級論的思想發展過程（附帶說一說，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魯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會上，我曾經作了題為《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今天我對於魯迅思想發展的見解還跟那時一樣，因而也覺得沒有再炒冷飯之必要。）在這裏，我隻打算談一談對於我們當前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創作活動和提高修養具有實際意義的三個問題。這就是：一、魯迅作譬如何服務於整個革命事業！二、魯迅作品的民族形式與個人風格。三、魯迅的"博"與"專"。
魯迅的文學活動開始於本世紀初期（約在一九○三年前後），而他的革命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卻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題小像》詩（作於一九○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獻給祖國的決心。但是，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他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卻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正式開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寫了有名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一九一八年），這是中國革命文學的第一燕，也是魯迅的革命文學的第一朵花。後來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說：“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經這樣寫道：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魯迅毫不隱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傾向性，和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目的性，在這篇《自序》中，他又寫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在這裏所說的"遵命文學"，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學，也就是反映了人民鬥爭和時代精神的文學。文學是革命鬥爭的武器之一，魯迅最善於靈活地運用這個武器從多方麵來為革命的政治服務。和《狂人日記》同時，魯迅開始了雜文的寫作。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這個文藝武器。從當時發表在《新青年》的隨感錄，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從各個角度，運用各種題材，或冷嘲熱罵，或大聲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時候的以各式各樣嘴臉出現的封建妖孽和洋場惡少（買辦意識）。這些雜文，以生動的極富於形象性的筆墨，表達了鞭辟入裏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內容，給當時的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給當時的追求真理的廣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啟發。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曾經莊嚴地熱情地宣布：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塗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堅決反對任何阻礙我們進步和發展的事物，就是魯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環，而也是貫串在魯迅的文學活動的一根紅線。
魯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學活動，都跟當時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當時的階級鬥爭，緊密地聯係著；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國革命運動的壯闊波瀾，然而，同時也反映了作為當時革命運動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戰線上的時而正麵交鋒時而迂回突襲的長期而艱巨曲折的鬥爭。鬥爭的鋒芒所指，常因時因地而不同。魯迅是最善於辯證地看問題的。他曾經尖銳地指出：
“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偽自由書》後記）
他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指出這不過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消閑"文學的別號；但他也反對不講求技巧的"標語口號式"的作品。"標語口號式"的"革命文學"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對於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簡單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實際上達不到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他曾經強調指出：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麽事件，用的是什麽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隻能欺騙盲試官的。"（《革命文學》）
魯迅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征，以及把文藝作為手段為政治服務的特性，並嚴格地把文藝和其他的革命宣傳工具區別開來。在《文藝與革命》（一九二八年）中，他寫道：
“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魯迅這些對於文藝和政治的關係、文藝如何服務於政治的見解，在今天，對於我們也還有深刻的啟發作用，而他的作品，則提供了文藝如何服務於革命的政治的典範。他的題材範圍非常廣闊，他的表現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他的小說數量不多，然而展示了當時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劃了這些人物的精神麵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動的形象密切結合的。他的雜文的天地則更為廣闊，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蠅蚋之微小，兼包並蓄，然而或直接或間接，都為革命服務，都為文化革命之擴大與深入累積了資源，都給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魯迅在談到他自己的創作時，曾經說到某些外國古典作家對於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說裏，依稀可見。但《狂人日記》不但寄托更為深遠，而風度、氣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說自己開始創作之際，"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此則不但是自謙之辭，同時也是坦白地告訴我們：取人之長，以豐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於繼承和發展本國的優秀傳統，魯迅曾屢次強調，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體力行的證據。魯迅在繼承和發展舊傳統方麵，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於我國古典文學，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藝術，例如在《我怎麽做篇小說來》（一九三三年）中，他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
他的著名的《拿來主義》，形象地說明了他對於古今中外文學藝術優秀遺產所抱的態度。他說：
“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
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
他反對保守，反對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創造性地繼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學藝術的優秀傳統，起目的則是為了推陳出新。他說：
“這些采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篇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撇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論"舊形式的采用"》）
正因為他重視"拿來主義"，他把大半精力付給了翻譯和介紹外國的進步文學藝術。而且，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譯和傳播革命文藝理論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工作，有它極其巨大的政治意義。他曾把這種工作比喻為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美修士從天上竊火給人間，是“偷運軍火給起義的奴隸"。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工作，也幾乎和他的創作活動相始終。今年即將開始出版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搜集的古代藝術遺產，如石刻畫像等，今後也將係統地進行整理和出版。）
“拿來主義"對於魯迅作品的獨特風格的形成，無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驅使筆墨的技法而言，魯迅的文學語言同我國古典文學（文言的和白話的）作品有其一脈相通之處，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學語言。在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見外來的影響，然而又確是中國旗派，確是民族形式——當然，這在我國民族形式的曆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無論是他的小說、雜文、題詞、乃至書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個人風格迎麵撲來。這種風格，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如果要勉強作概括的說明，我打算用這樣一句話：洗煉，峭拔而又幽默。
但是，統一的獨特的風格隻是魯迅作品的一麵。在另一方麵，魯迅作品的藝術意境卻又是多種多樣的。舉例而言：金剛怒目的《狂人日記》不同於談言微中的《端午節》，含淚微笑的《在酒樓上》亦有別於沉痛控訴的《祝福》。《風波》借大時代中農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農民問題之極端重要，在幽默的筆墨後麵跳躍著作者的深思憂慮和熱烈期待。《涓生的手記》則如萬丈深淵，表麵澄靜、寂寞，百無聊賴，但透過此表麵，則龍蛇變幻，躍然可見；這是通過一對青年男女概括了當時的不滿於現狀、正待灑開大步、別尋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廣大知識青年的精神狀態的。
《故事新編》為運用曆史故事和古代傳說（這本是我國文學的老傳統），開辟新的天地，創造新的表現方法。這八篇小說各有其運用史實，借古諷今的特點，但仍有共同之處，即：取舍史實，服從於主題，而新添枝葉，絕非無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烏鴉，固有所諷；《采薇》卻巧妙地化陳腐為神奇（鹿授乳、叔齊有殺鹿之心、婦人譏夷齊，均見《列士傳》，《古史考》，《金樓子》等書，阿金姐這名字是魯迅給取的），舊說已足運用，故毋須再騁幻想。至於藝術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補天》詭奇，《奔月》雄渾，《鑄劍》悲壯，而《采薇》詼諧。
大致說來，魯迅在他的雜文中，運用了另一種藝術表現方法。這種表現方法，服從於雜文的政治任務，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魯迅稱雜文為"匕首"或"投槍"，脫手一擲，能致敵人於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規定的任務！然而“匕首"或"投槍"，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魯迅的絕大部分的雜文；但魯迅雜文的藝術手法，仍然是回黃轉綠，掩映多姿。他的六百餘篇、一百萬字的雜文，包羅萬有，除了匕首、投槍，也還有發聾振瞆的木鐸，有悠然發人深思的靜夜鍾聲，也有繁弦急管的縱情歡唱。我們說魯迅的雜文是迅速反映現實的戰鬥性極強的一種文藝形式，此所謂戰鬥性，固然指對敵人的鬥爭，同時也指對自己陣營內的錯誤傾向的鬥爭，對迷路的朋友們的不妥協的堅持原則性的忠告，以及對中間分子的搖擺不定的針砭。在對敵鬥爭時，魯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槍，但在對內、對友、對中間分子時，魯迅有時用醒木，有時也用戒尺，有時則敲起警鍾；故就魯迅的雜文而言，片麵性和簡單化的說法是不符合於實際的。
魯迅的生活經驗是極其廣泛而豐富的，這在他的作品（包括雜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他不可能象我們今天那樣接近工人群眾，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這並不意味著，他不了解工人階級，並不意味著，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階級沒有共同之處；不，事實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於魯迅對當時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農民、手工業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點是魯迅在他的思想發展的過程、從戰鬥的經驗中，認識了人類（包括中國人民）的前途依靠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而且正象他在一九○一年《自題小像》說的"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堅決不移地認清了為共產主義而鬥爭也就是為祖國的解放而鬥爭，他無時無地不為中國工人階級事業的勝利而奮鬥，在三十年代，魯迅所走的道路，不僅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具有典型的意義，對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說來，也具有典型的意義；而且在六十年代，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義：真正地謀求祖國人民獲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必將走著象魯迅那樣走過的道路。
除了廣泛的生活經驗，魯迅的學問也是極其淵博的，這表現在他的學術性著作中，也表現在他的雜文中。我在前麵提到過，《故事新編》中的《采薇》無一事無出處；從這樣一篇小說就可以窺見魯迅的博覽。而他的全部雜文，則展示了他對於曆史（中國和外國的）、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的廣博的知識和深刻的理解。正因為具有這樣廣博深厚的基礎，所以魯迅的雜文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博"與"專"，在魯迅作品中的辯證的統一，對於我們也是學習的典範。
同誌們，朋友們！魯迅誕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離開我們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紀念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英明領導之下，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