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過一部"好評嘖嘖"的國產影片，名字記不清了，1也沒有上影戲院去看過，隻在報紙上連天看見了廣告和"影片"，現在還記得一句警句，說是"青年失學，失業，失戀的三部曲"。
1指《十字街頭》。
我相信這部影片一定是好的。因為隻要翻翻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就知道這"三失"是普遍的現象，而且嚴重到每天有悲劇。然而我又敢懸揣這部影片盡其能事亦不過做到了"暴露"，"建設"二字還談不到；因為也隻要翻翻報紙，就知道我們的社會或國家還沒有對於這"三失"做過什麽救濟的工作，影片的編者和導演如果要忠於現實便隻好暫時受一句責罵：隻有暴露。
但同屬文化事業的出版界卻抓起了小兄弟電影界所提起的這問題，來謀救濟了。當然不能三管齊下。"失業"是極大的社會問題，全世界除了蘇聯都沒有辦法，何況上海的出版界？"失戀"呢，問題更複雜了，其中包括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而它在中國之所以成為普遍而嚴重的問題，主要的還是社會的原因，區區出版界當然對之愛莫能助。剩下來隻有"救濟"失學。出版界有辦法！
這辦法就是為失學青年大開方便之門的自修自學的叢書、定期刊、小冊子滾滾而來，成為去年下季到現在的上海出版事業的洋洋大觀。
給失學的青年開一方便之門，誰說不是功德；雖然印行自修自學書籍的出版業者也有同時製造大量的"色情文化"的（這，是否為了想安慰青年的失戀呢？），而且自修自學書籍之競出，本意亦在薄利而多賣，但他們肯在失學問題上投機，也就足見可與為善。雖則大批的自修自學書籍其中豈不乏誤人的粗製品，即幸而免於錯誤卻又不免是高深學者所嗤笑的“未能自度而先度人"，但是在這知識饑荒的現在，"小先生"的即知即傳的精神應用到出版界，總是好事一件，即使教人以"人之初"者，自己亦剛剛讀到"性本善"，隻要"人之初"是該教的，誰能說他的工作是有害而無益？
中國的青年群感到知識饑荒，不始於今日。前清末年，辛醜前後，是第一次；"五四"前後，是第二次；一九三○年前後是第三次；這最後一次依客觀情勢之轉移而日漸深刻而普遍，到去年遂成為出版家營業競爭的目標。
這三次的知識饑荒，其主體及其所要求的對象，並不相同。在第一次，感到饑荒的，隻是少數的知識分子而且尤以世家子弟為多。他們要求的對象是西歐的政製法律和聲光化電。第二次的範圍可就擴大了；主體是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所要求者是西歐的哲學、文學、藝術乃至政治思想和社會問題了。最後最近這一次卻在青年學生而外加進了大群的失學青年——店員和小職員乃至小學教員和一部分的青年工人，他們的要求更實際而具體，而且有選擇；他們要求能指引他們到自由解放並能激勵他們的要求自由解放情緒的哲學、文學、藝術，他們要求能使他們認識自己民族地位及使命的政治思想、國際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了。主體的廣大既如彼，而其所要求者之實際而具體又如此，"小先生"們的責任是並不輕的。
對於目前的自修自學的書籍，我覺得有一缺點，即講述國際形勢與初步的社會科學、社會問題、文藝知識的書籍多於建立思想基礎的著作。並不是說前者不重要，然而後者是人生各種問題的鑰匙，是行動的指南針。三十年前的誌士，要求西歐政製法律和聲光化電的知識，但此所謂"新學"後來變成升官發財的敲門磚了；十五六年前的誌士談"新文化"——易卜生主義，實驗哲學，羅素……，但"新文化"也成為攀取利祿的墊腳凳；甚至馬克思主義，普羅文學，也會被聰明的冒險家用作投機的資本。這些教訓，使我們知道知識固然重要，但尤豈不可缺的，是作為行動的指南針的思想基礎。
6月3日。
1指《十字街頭》。
我相信這部影片一定是好的。因為隻要翻翻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就知道這"三失"是普遍的現象，而且嚴重到每天有悲劇。然而我又敢懸揣這部影片盡其能事亦不過做到了"暴露"，"建設"二字還談不到；因為也隻要翻翻報紙，就知道我們的社會或國家還沒有對於這"三失"做過什麽救濟的工作，影片的編者和導演如果要忠於現實便隻好暫時受一句責罵：隻有暴露。
但同屬文化事業的出版界卻抓起了小兄弟電影界所提起的這問題，來謀救濟了。當然不能三管齊下。"失業"是極大的社會問題，全世界除了蘇聯都沒有辦法，何況上海的出版界？"失戀"呢，問題更複雜了，其中包括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而它在中國之所以成為普遍而嚴重的問題，主要的還是社會的原因，區區出版界當然對之愛莫能助。剩下來隻有"救濟"失學。出版界有辦法！
這辦法就是為失學青年大開方便之門的自修自學的叢書、定期刊、小冊子滾滾而來，成為去年下季到現在的上海出版事業的洋洋大觀。
給失學的青年開一方便之門，誰說不是功德；雖然印行自修自學書籍的出版業者也有同時製造大量的"色情文化"的（這，是否為了想安慰青年的失戀呢？），而且自修自學書籍之競出，本意亦在薄利而多賣，但他們肯在失學問題上投機，也就足見可與為善。雖則大批的自修自學書籍其中豈不乏誤人的粗製品，即幸而免於錯誤卻又不免是高深學者所嗤笑的“未能自度而先度人"，但是在這知識饑荒的現在，"小先生"的即知即傳的精神應用到出版界，總是好事一件，即使教人以"人之初"者，自己亦剛剛讀到"性本善"，隻要"人之初"是該教的，誰能說他的工作是有害而無益？
中國的青年群感到知識饑荒，不始於今日。前清末年，辛醜前後，是第一次；"五四"前後，是第二次；一九三○年前後是第三次；這最後一次依客觀情勢之轉移而日漸深刻而普遍，到去年遂成為出版家營業競爭的目標。
這三次的知識饑荒，其主體及其所要求的對象，並不相同。在第一次，感到饑荒的，隻是少數的知識分子而且尤以世家子弟為多。他們要求的對象是西歐的政製法律和聲光化電。第二次的範圍可就擴大了；主體是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所要求者是西歐的哲學、文學、藝術乃至政治思想和社會問題了。最後最近這一次卻在青年學生而外加進了大群的失學青年——店員和小職員乃至小學教員和一部分的青年工人，他們的要求更實際而具體，而且有選擇；他們要求能指引他們到自由解放並能激勵他們的要求自由解放情緒的哲學、文學、藝術，他們要求能使他們認識自己民族地位及使命的政治思想、國際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了。主體的廣大既如彼，而其所要求者之實際而具體又如此，"小先生"們的責任是並不輕的。
對於目前的自修自學的書籍，我覺得有一缺點，即講述國際形勢與初步的社會科學、社會問題、文藝知識的書籍多於建立思想基礎的著作。並不是說前者不重要，然而後者是人生各種問題的鑰匙，是行動的指南針。三十年前的誌士，要求西歐政製法律和聲光化電的知識，但此所謂"新學"後來變成升官發財的敲門磚了；十五六年前的誌士談"新文化"——易卜生主義，實驗哲學，羅素……，但"新文化"也成為攀取利祿的墊腳凳；甚至馬克思主義，普羅文學，也會被聰明的冒險家用作投機的資本。這些教訓，使我們知道知識固然重要，但尤豈不可缺的，是作為行動的指南針的思想基礎。
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