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二歲時，也讀《七俠五義》一類的書。對於俠客們所使用的“袖箭”，了不得的佩服。我不知道俠客們的“袖箭”是怎樣一個製法。但是因為也把幾本有圖，線裝，絕大的板匡（有《二十五史》那樣大），連史紙印的什麽《格致匯編》，時常翻翻，我就斷定要製造“袖箭”，大概得用“彈簧”。於是買了銅絲，繞在銅筆套上，成功了一種“彈簧”。
“箭”是竹筷改造的。又物色到了一端有節的小竹管，先裝進“彈簧”，再把“箭”按下去，手指捺住了“箭”頭，－—放。
您自然想的到，結果並不好。箭是從竹管口吐出來的，不是“射”。於是想法改良。銅絲換粗，再換用鐵絲，“箭”的重量減少，“彈簧”加長，……總之，很費了一番心血，然而終於沒有成功。
過後兩三年，我的熱心轉到了“化學”。並不是因為那時我的學校課程中有了“化學”了，而是因為讀了一些偵探小說，看見犯人和偵探都用什麽奇怪的毒藥。那時我的動機或者是想學犯人多於想做偵探，因為那時我覺得我的仇人很多。
然而“化學”不象“袖箭”似的有了二百錢就能夠實驗的，所以我那時隻能“紙上談兵”，從什麽《西藥大全》或者別的那時候的“新法”書籍裏去找滿足。因為隻是“紙上談兵”，不久就丟開了。
我的兒童時代就點綴過這麽兩件事，——說得上是被我真真熱心“研究”過。這以後，離開了學校，又進了社會，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我沒有那樣熱心地“研究”過什麽。再後，因為職業上的需要，我也曾在某一時期把心力集注在某一事項，——或者說是某一種“學問”罷，但是我自家明白，那是不過因為需要，萬萬不及小時對於“袖箭”和“化學”是真的熱心。
最近七八年來，我在沒有職業的狀態下把寫小說作為一種自由職業了。這一個“行業”，沒有一點“研究”好象是難以繼續幹下去的，因而我不能不有一個“研究”的對象。這對象就是“人”！
第一次寫了《幻滅》，是一九二七年的九月。那時因為一則“有閑”，二則並無別事可做，而適宜於造為小說的原料又積蓄得頗多。我應該說是“無意中”積蓄得頗多。因為那些原料之獲得，並不是為了存心要寫小說。事實上，當一九二六年秋我把以前因職業的需要而置備的一些書籍寄存在一位朋友家裏的時候，我對他說：“也許以後我用不到了，但也許再沒有我來用它們；此時誰也不知道。”那是我沒有寫小說的意思，就是以前有過，那時也丟得幹幹淨淨了。然而後來那些“無意中”積聚起來的原料用得差不多了，而成為我的一種職業的小說還不得不寫，於是我就要特地去找材料。
我於是帶了“要寫小說”的目的去研究“人”。
“人”——是我寫小說時的第一目標。我以為總得先有了“人”，然後一篇小說有處下手。不過一個“人”他在臥室裏對待他的夫人是一種麵目，在客廳裏接見他的朋友親戚又是一種麵目，在寫字間裏見他的上司或下屬又另有一種麵目，他獨自關在一間房裏盤算心事的時候更有別人不大見得到的一種麵目；因此要研究“人”便不能把他和其餘的“人”分隔開來單獨“研究”，不能象研究一張樹葉子似的，可以從枝頭摘下來帶到書桌上，照樣的描。“人”和“人”的關係，因而便成為研究“人”的時候的第一義了。
於是單有了“人”還不夠，必得有“人”和“人”的關係；而且是“人”和“人”的關係成了一篇小說的主題，由此生發出“人”。而這些生發出來的“人”當然不能是平空的想。
我以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如果要研究的話，就應是研究“人”。應不是“小說作法”之類。
“人”有了，“人”與“人”的關係也有了，問題就落到實際的寫作。我想仍舊講我自己罷。最初，我並不覺得這方麵也不能單在書桌上研究。但是許多文學上的先例以及自己的經驗都告訴我；如果要借書中“人”的嘴巴裏很簡單的兩三句話把那“人”的典型的性格寫出來，或是要使書中“人”嘴巴裏說的確實是活人的話，那也仍得拋開了書桌上的推敲而向活人群中研究。
沒有讀過若幹的前人的名著，——並且是讀得很入迷，而忽然寫篇小說來，並且又寫得很好的作家，大概世界上並不多罷。勞動階級或農民出身的作家，雖然並沒受過學校教育，可是在他從事文藝創作以前，大都先和前人的名著有過接觸的。自然，世間也有未嚐讀過前人的名著而就能夠寫了好的作品的人，但是他即使沒有受到前人的名著的影響，他大概總受到過民間的口頭文學的影響；他從民間故事、歌謠等等民間的無各作家的集體作品，（而這些作品經過長久時代的鍛煉和增飾，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一定受到過很多的好處。赤手空拳毫無憑借的作家，事實上是不會有的。所以寫小說的人倘使除了研究“人”而外還有什麽應得研究的，就是前人的名著以及累代相傳的民間文學。
我覺得我開始寫小說時的憑借還是以前讀過的一些外國小說。我讀得很雜。英國方麵，我最多讀的，是迭更斯和司各特；法國的是大仲馬和莫泊桑、左拉；俄國的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這幾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開多少時後拿來再讀一遍。除了英國，其餘各國的作品我都從英文的譯本讀的。記得我的《幻滅》發表了後，有一位批評家說我很受屠格涅夫的影響，我當時覺得很驚異，因為屠格涅夫我最讀得少，他是不在我愛讀之列。
為什麽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高爾基以及新俄諸作家是最近才讀起來的。高爾基的中篇《起碼人》（prcman）我讀了譯為“outcast”的一個英譯本，也讀了譯為“creaturesonceweremen”的一個英譯本，我覺得倘使我能直接讀原文，我一定還能讀得入迷些罷。
就這兩個英譯本而言，我覺得前者勝於後者，但究竟何者為近於原文的風格，我不知道。
本國的舊小說中，我喜歡《水滸》和《儒林外史》。這也是最近的事。以前有一個時期，我相信舊小說對於我們完全無用。但是我仍舊懷疑於這些舊小說對於我們的寫作技術究竟有多少幫助。至於《紅樓夢》，在我們過去的小說發展史上自然地位頗高，然而對於現在我們的用處會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麽準備寫小說的年青人要從我們舊小說堆裏找點可以幫助他“藝術修養”的資料，那我就推薦《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願意推薦《海上花》——但這決不是暗示年青人去寫跳舞場之類。
自然寫的東西寫過出版後就不願意再去看。偶然再看了時，心裏總發生了“這是我寫的麽？”的感想。剛脫稿不久的小說自然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夜裏睡不著時回想起來，便想出毛病來了；但特別是夜裏讀著西洋名著讀出了味的時候，更能回想出自家的毛病來。我以為一個人開始新寫一篇的時候，最好能把他的舊作統統忘記；最好是每次都象是第一次動筆，努力把“已成的我”的勢力擺脫。
“箭”是竹筷改造的。又物色到了一端有節的小竹管，先裝進“彈簧”，再把“箭”按下去，手指捺住了“箭”頭，－—放。
您自然想的到，結果並不好。箭是從竹管口吐出來的，不是“射”。於是想法改良。銅絲換粗，再換用鐵絲，“箭”的重量減少，“彈簧”加長，……總之，很費了一番心血，然而終於沒有成功。
過後兩三年，我的熱心轉到了“化學”。並不是因為那時我的學校課程中有了“化學”了，而是因為讀了一些偵探小說，看見犯人和偵探都用什麽奇怪的毒藥。那時我的動機或者是想學犯人多於想做偵探，因為那時我覺得我的仇人很多。
然而“化學”不象“袖箭”似的有了二百錢就能夠實驗的，所以我那時隻能“紙上談兵”，從什麽《西藥大全》或者別的那時候的“新法”書籍裏去找滿足。因為隻是“紙上談兵”，不久就丟開了。
我的兒童時代就點綴過這麽兩件事，——說得上是被我真真熱心“研究”過。這以後，離開了學校，又進了社會，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我沒有那樣熱心地“研究”過什麽。再後，因為職業上的需要，我也曾在某一時期把心力集注在某一事項，——或者說是某一種“學問”罷，但是我自家明白，那是不過因為需要，萬萬不及小時對於“袖箭”和“化學”是真的熱心。
最近七八年來，我在沒有職業的狀態下把寫小說作為一種自由職業了。這一個“行業”，沒有一點“研究”好象是難以繼續幹下去的，因而我不能不有一個“研究”的對象。這對象就是“人”！
第一次寫了《幻滅》，是一九二七年的九月。那時因為一則“有閑”，二則並無別事可做，而適宜於造為小說的原料又積蓄得頗多。我應該說是“無意中”積蓄得頗多。因為那些原料之獲得，並不是為了存心要寫小說。事實上，當一九二六年秋我把以前因職業的需要而置備的一些書籍寄存在一位朋友家裏的時候，我對他說：“也許以後我用不到了，但也許再沒有我來用它們；此時誰也不知道。”那是我沒有寫小說的意思，就是以前有過，那時也丟得幹幹淨淨了。然而後來那些“無意中”積聚起來的原料用得差不多了，而成為我的一種職業的小說還不得不寫，於是我就要特地去找材料。
我於是帶了“要寫小說”的目的去研究“人”。
“人”——是我寫小說時的第一目標。我以為總得先有了“人”，然後一篇小說有處下手。不過一個“人”他在臥室裏對待他的夫人是一種麵目，在客廳裏接見他的朋友親戚又是一種麵目，在寫字間裏見他的上司或下屬又另有一種麵目，他獨自關在一間房裏盤算心事的時候更有別人不大見得到的一種麵目；因此要研究“人”便不能把他和其餘的“人”分隔開來單獨“研究”，不能象研究一張樹葉子似的，可以從枝頭摘下來帶到書桌上，照樣的描。“人”和“人”的關係，因而便成為研究“人”的時候的第一義了。
於是單有了“人”還不夠，必得有“人”和“人”的關係；而且是“人”和“人”的關係成了一篇小說的主題，由此生發出“人”。而這些生發出來的“人”當然不能是平空的想。
我以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如果要研究的話，就應是研究“人”。應不是“小說作法”之類。
“人”有了，“人”與“人”的關係也有了，問題就落到實際的寫作。我想仍舊講我自己罷。最初，我並不覺得這方麵也不能單在書桌上研究。但是許多文學上的先例以及自己的經驗都告訴我；如果要借書中“人”的嘴巴裏很簡單的兩三句話把那“人”的典型的性格寫出來，或是要使書中“人”嘴巴裏說的確實是活人的話，那也仍得拋開了書桌上的推敲而向活人群中研究。
沒有讀過若幹的前人的名著，——並且是讀得很入迷，而忽然寫篇小說來，並且又寫得很好的作家，大概世界上並不多罷。勞動階級或農民出身的作家，雖然並沒受過學校教育，可是在他從事文藝創作以前，大都先和前人的名著有過接觸的。自然，世間也有未嚐讀過前人的名著而就能夠寫了好的作品的人，但是他即使沒有受到前人的名著的影響，他大概總受到過民間的口頭文學的影響；他從民間故事、歌謠等等民間的無各作家的集體作品，（而這些作品經過長久時代的鍛煉和增飾，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一定受到過很多的好處。赤手空拳毫無憑借的作家，事實上是不會有的。所以寫小說的人倘使除了研究“人”而外還有什麽應得研究的，就是前人的名著以及累代相傳的民間文學。
我覺得我開始寫小說時的憑借還是以前讀過的一些外國小說。我讀得很雜。英國方麵，我最多讀的，是迭更斯和司各特；法國的是大仲馬和莫泊桑、左拉；俄國的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這幾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開多少時後拿來再讀一遍。除了英國，其餘各國的作品我都從英文的譯本讀的。記得我的《幻滅》發表了後，有一位批評家說我很受屠格涅夫的影響，我當時覺得很驚異，因為屠格涅夫我最讀得少，他是不在我愛讀之列。
為什麽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高爾基以及新俄諸作家是最近才讀起來的。高爾基的中篇《起碼人》（prcman）我讀了譯為“outcast”的一個英譯本，也讀了譯為“creaturesonceweremen”的一個英譯本，我覺得倘使我能直接讀原文，我一定還能讀得入迷些罷。
就這兩個英譯本而言，我覺得前者勝於後者，但究竟何者為近於原文的風格，我不知道。
本國的舊小說中，我喜歡《水滸》和《儒林外史》。這也是最近的事。以前有一個時期，我相信舊小說對於我們完全無用。但是我仍舊懷疑於這些舊小說對於我們的寫作技術究竟有多少幫助。至於《紅樓夢》，在我們過去的小說發展史上自然地位頗高，然而對於現在我們的用處會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麽準備寫小說的年青人要從我們舊小說堆裏找點可以幫助他“藝術修養”的資料，那我就推薦《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願意推薦《海上花》——但這決不是暗示年青人去寫跳舞場之類。
自然寫的東西寫過出版後就不願意再去看。偶然再看了時，心裏總發生了“這是我寫的麽？”的感想。剛脫稿不久的小說自然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夜裏睡不著時回想起來，便想出毛病來了；但特別是夜裏讀著西洋名著讀出了味的時候，更能回想出自家的毛病來。我以為一個人開始新寫一篇的時候，最好能把他的舊作統統忘記；最好是每次都象是第一次動筆，努力把“已成的我”的勢力擺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