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題目在《子夜》的後記上我已經說過了，諸位看了那篇後記，已可知道一個大概。不過諸位既然出下這題目，要我再談談，那就隨便談談罷。
可以分做兩方麵來談：第一是寫作的動機，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層樓上有點氣悶，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約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這個時候正是汪精衛在北平籌備召開擴大會議，南北大戰方酣的時候，同時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運動高漲的時候。當時我眼病很厲害，醫生囑我，八個月甚至一年內，不要看書，不然則暫時好了，將來也不免複發。我遵醫囑靜心養病，並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經衰弱，我便一意休養。每天沒事，東跑西走，倒也很容易過去。我在上海的社會關係，本來是很複雜的。朋友中間有實際工作的革命黨，也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間有企業家，有公務員，有商人，有銀行家，那時我既有閑，便和他們常常來往。從他們那裏，我聽了很多。向來對社會現象，僅看到一個輪廓的我，現在看的更清楚一點了。當時我便打算用這些材料寫一本小說。後來眼病好一點，也能看書了。看了當時一些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文，把我觀察得的材料和他們的理論一對照，更增加了我寫小說的興趣。
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經濟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國民族資本家，在外資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威脅下，為了轉嫁本身的危機，更加緊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大批開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強烈的反抗。經濟鬥爭爆發了，而每一經濟鬥爭很快轉變為政治的鬥爭，民眾運動在當時的客觀條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轉向新的階段，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得激烈的時候，我那時打算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以下的三個方麵：（一）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在農村破產的環境下，為要自保，使用更加殘酷的手段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三）當時的南北大戰，農村經濟破產以及農民暴動又加深了民族工業的恐慌。
這三者是互為因果的。我打算從這裏下手，給以形象的表現。這樣一部小說，當然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我所要回答的，隻是一個問題，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國並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雖有些如法蘭西資產階級性格的人，但是因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同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因此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當時，他們的“出路”是兩條：（一）投降帝國主義，走向買辦化；（二）與封建勢力妥協。他們終於走了這兩條路。
實際上寫這本書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開始的。我向來的習慣：冬天夏天不大寫作，夏天太熱，冬天屋子內生著火爐有點悶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料，寫下詳細大綱，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資本家、工人……他們各個人的性格，教養以及發展等等，都擬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寫下大綱，然後才開始寫。當時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麵寫農村，另方麵寫都市。數年來農村經濟的破產掀起了農民暴動的浪潮，因為農村的不安定，農村資金便向都市集中。論理這本來可以使都市的工業發展，然而實際並不是這樣，農村經濟的破產大大地減低了農民的購買力，因而縮小了商品的市場，同時流在都市中的資金不但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反而增添了市場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資金並未投入生產方麵，而是投入投機市場。《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寫一事態的發端。我原來的計劃是打算把這些事態發展下去，寫一部農村與都市的“交響曲”。但是在寫了前麵的三四章以後，夏天便來了，天氣特別熱，一個多月的期間天天老是九十幾度的天氣。我的書房在三層樓上，尤其熱不可耐，隻得把工作暫時停頓。
直到“一二八”以後，才把這本小說寫完。因為中間停頓了一下，興趣減低了，勇氣也就小了，並且寫下的東西越看越不好，照原來的計劃範圍太大，感覺到自己的能力不夠。
所以把原來的計劃縮小了一半，隻寫都市的而不寫農村了。把都市方麵（一）投機市場的情況；（二）民族資本家的情況；（三）工人階級的情況，三方麵交錯起來寫。因為當時檢查的太厲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麵的活動寫得太明顯或者是強調ae餦f1來，就不能出版。為了使這本書能公開的出版，有些地方則不得不用暗示和側的襯托了。不過讀者在字裏行間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動來。比如同黃色工會鬥爭等事實，黃色工會幾個字是不能提的。
本書為什麽要以絲廠老板作為民族資本家的代表呢？這是受了實際材料的束縛，一來因為我對絲廠的情形比較熟習，二來絲廠可以聯係農村與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絲價大跌，因之影響到繭價。都市與農村均遭受到經濟的危機。
本書的寫作方法是這樣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個人物表，把他們的性格發展以及聯帶關係等等都定出來，然後再擬出故事的大綱，把它分章分段，使他們聯接呼應。這種方法不是我的創造，而是抄襲旁人的。巴爾紮克，他起初並不想作什麽小說家，他打算做一個書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個朋友講好，兩個人合辦，後來賠了錢，巴爾紮克也得分擔一半。但是他沒有錢，隻得寫小說去還債。他和書店訂下合同，限期交貨。但是因為時間倉卒，經常來不及，他便想下一個巧妙的辦法，就是先寫一個極簡單的大綱，然後再在大綱上去填寫補完，這樣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費。我不比巴爾紮克那樣著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樣作。我有時一兩萬字一章的小說，常寫一兩千字的大綱。
《子夜》開頭第一章，寫吳老太爺從農村走到都市，患腦衝血而死。吳老太爺好象是“古老的僵屍”，一和太陽空氣接觸便風化了。這是一種雙關的隱喻：諸位如果讀過某一經濟傑作的，便知道這是指什麽。第二章是熱鬧場麵。借了吳老太爺的喪事，把《子夜》裏麵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麵。這時把好幾個線索的頭，同時提出然後來交錯地發展下去……在結構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顯得不自然了。
可以分做兩方麵來談：第一是寫作的動機，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層樓上有點氣悶，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約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這個時候正是汪精衛在北平籌備召開擴大會議，南北大戰方酣的時候，同時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運動高漲的時候。當時我眼病很厲害，醫生囑我，八個月甚至一年內，不要看書，不然則暫時好了，將來也不免複發。我遵醫囑靜心養病，並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經衰弱，我便一意休養。每天沒事，東跑西走，倒也很容易過去。我在上海的社會關係，本來是很複雜的。朋友中間有實際工作的革命黨，也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間有企業家，有公務員，有商人，有銀行家，那時我既有閑，便和他們常常來往。從他們那裏，我聽了很多。向來對社會現象，僅看到一個輪廓的我，現在看的更清楚一點了。當時我便打算用這些材料寫一本小說。後來眼病好一點，也能看書了。看了當時一些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文，把我觀察得的材料和他們的理論一對照，更增加了我寫小說的興趣。
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經濟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國民族資本家，在外資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威脅下，為了轉嫁本身的危機，更加緊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大批開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強烈的反抗。經濟鬥爭爆發了，而每一經濟鬥爭很快轉變為政治的鬥爭，民眾運動在當時的客觀條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轉向新的階段，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得激烈的時候，我那時打算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以下的三個方麵：（一）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在農村破產的環境下，為要自保，使用更加殘酷的手段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三）當時的南北大戰，農村經濟破產以及農民暴動又加深了民族工業的恐慌。
這三者是互為因果的。我打算從這裏下手，給以形象的表現。這樣一部小說，當然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我所要回答的，隻是一個問題，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國並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雖有些如法蘭西資產階級性格的人，但是因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同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因此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當時，他們的“出路”是兩條：（一）投降帝國主義，走向買辦化；（二）與封建勢力妥協。他們終於走了這兩條路。
實際上寫這本書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開始的。我向來的習慣：冬天夏天不大寫作，夏天太熱，冬天屋子內生著火爐有點悶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料，寫下詳細大綱，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資本家、工人……他們各個人的性格，教養以及發展等等，都擬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寫下大綱，然後才開始寫。當時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麵寫農村，另方麵寫都市。數年來農村經濟的破產掀起了農民暴動的浪潮，因為農村的不安定，農村資金便向都市集中。論理這本來可以使都市的工業發展，然而實際並不是這樣，農村經濟的破產大大地減低了農民的購買力，因而縮小了商品的市場，同時流在都市中的資金不但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反而增添了市場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資金並未投入生產方麵，而是投入投機市場。《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寫一事態的發端。我原來的計劃是打算把這些事態發展下去，寫一部農村與都市的“交響曲”。但是在寫了前麵的三四章以後，夏天便來了，天氣特別熱，一個多月的期間天天老是九十幾度的天氣。我的書房在三層樓上，尤其熱不可耐，隻得把工作暫時停頓。
直到“一二八”以後，才把這本小說寫完。因為中間停頓了一下，興趣減低了，勇氣也就小了，並且寫下的東西越看越不好，照原來的計劃範圍太大，感覺到自己的能力不夠。
所以把原來的計劃縮小了一半，隻寫都市的而不寫農村了。把都市方麵（一）投機市場的情況；（二）民族資本家的情況；（三）工人階級的情況，三方麵交錯起來寫。因為當時檢查的太厲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麵的活動寫得太明顯或者是強調ae餦f1來，就不能出版。為了使這本書能公開的出版，有些地方則不得不用暗示和側的襯托了。不過讀者在字裏行間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動來。比如同黃色工會鬥爭等事實，黃色工會幾個字是不能提的。
本書為什麽要以絲廠老板作為民族資本家的代表呢？這是受了實際材料的束縛，一來因為我對絲廠的情形比較熟習，二來絲廠可以聯係農村與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絲價大跌，因之影響到繭價。都市與農村均遭受到經濟的危機。
本書的寫作方法是這樣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個人物表，把他們的性格發展以及聯帶關係等等都定出來，然後再擬出故事的大綱，把它分章分段，使他們聯接呼應。這種方法不是我的創造，而是抄襲旁人的。巴爾紮克，他起初並不想作什麽小說家，他打算做一個書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個朋友講好，兩個人合辦，後來賠了錢，巴爾紮克也得分擔一半。但是他沒有錢，隻得寫小說去還債。他和書店訂下合同，限期交貨。但是因為時間倉卒，經常來不及，他便想下一個巧妙的辦法，就是先寫一個極簡單的大綱，然後再在大綱上去填寫補完，這樣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費。我不比巴爾紮克那樣著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樣作。我有時一兩萬字一章的小說，常寫一兩千字的大綱。
《子夜》開頭第一章，寫吳老太爺從農村走到都市，患腦衝血而死。吳老太爺好象是“古老的僵屍”，一和太陽空氣接觸便風化了。這是一種雙關的隱喻：諸位如果讀過某一經濟傑作的，便知道這是指什麽。第二章是熱鬧場麵。借了吳老太爺的喪事，把《子夜》裏麵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麵。這時把好幾個線索的頭，同時提出然後來交錯地發展下去……在結構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顯得不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