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這篇文章的人，也是常常歡喜就文學方麵發表些意見，並且常常自以為血管中尚留存著青年的情熱，常常還有些“狂戇”的舉動。以這“資格”，——如果你說這也算是“資格”，敢對青年們之愛好文藝或誌願文藝者說幾句話。
任何人都有愛好文藝的性習。一個推小車的苦力，如果他的經濟情形許可，在勞役之後到茶館裏去聽《水滸》，或是到遊戲場內去看“篤篤班”，便是他的愛好文藝的性習的表現。
鄉間社戲，草台前擠滿了焦臉黃泥腿的農村勞動者，在他們的額上皺紋的一舒展間，也便表現出他們的愛好文藝的性習。
自然，你很可以說茶館裏的說書者，遊戲場內的紹興“篤篤班”，鄉間農忙後的神戲一台，都是趣味低劣，都不合於咱們現在所謂“文藝”的條件，但是請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推小車的苦力，鄉村的勞農，等等）天生成了隻有低劣趣味的愛好文藝的性習，而是因為他們並不象你和我一樣是少爺出身，受過文化的教養，生活在“高貴的”趣味中，並且社會所供給的能夠適合於他們經濟狀況的娛樂（就是他們還能夠勉強負擔的娛樂費），也隻有那樣趣味低劣的貨色。除了這因為經濟條件而生的差別以外，他們在聽《水滸》，看“篤篤班”時所表現的愛好文藝的性習並不和你們看“高貴”趣味的文藝作品時的愛好文藝的性習有什麽本質上的差別。
再進一層言，他們是一般的對於文藝作品（你不要笑，請暫時為說述方便計，把文藝作品這頭銜借給茶館的說書，遊戲場內的“篤篤班”等等一類罷）的態度很嚴肅。他們上書場，聽“篤篤班”，看社戲，並非完全為了娛樂，為了消遣，他們是下意識地懷著一個目的——要理解他們所感得奇怪的人生及其究極，他們常常有勇敢的批評的精神。（再請你不要笑，我們把莊嚴的“批評”這術語，也慷慨一下罷）從前有一本筆記小說記述扮演曹操的戲子被看戲的農民當場用斧砍殺，便可以說明他們有勇敢的批評的精神，他們把戲文當作真實的人生來認識，他們看戲時的態度異常嚴肅。這種嚴肅的態度，勇敢的批評的精神，便是愛好文藝的性習之最健全的活動。反之，把文藝作品當作消遣，當作“借酒澆愁”，當作隻是舞台上紙麵上的離合悲歡，那便是愛好文藝的性習之十足的病態的表現，那也隻有少爺出身，受過文化的教養，生活在高貴的趣味中的人們才會有這病態。
所以，我再說一遍，任何人都有愛好文藝的性習。青年的你們，在這危疑震撼的時代，社會層處處露出罅裂，人生觀要求改造的時代，愛好文藝，自是理之必然。我並不以為青年愛好文藝，便是青年感情浮動的征象，我更不以為青年愛好文藝便是青年缺乏科學頭腦的征象。是的，我們不應該籠統地反對青年們之愛好文學，我們應該反對的，是青年們中間尚猶不免的對於文學的病態，——沒有嚴肅的態度和批起的精神。我們尤豈不能不反對的，是把“愛好文藝”當作個人的“誌向”！曾聽說某地中學入學試驗中有“試各言爾誌”那樣意義的題目，結果有許多答案是“愛好文藝”。這顯然是把“愛好文藝”的意義誤解了。愛好文藝是人類的本能，（這裏所用文藝二字是廣義的），自原始人即已然。如裏說一個人“誌在文藝”，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我們自然不讚成現代青年都“誌在文藝”，同時我們也反對抑製人類的愛好文藝的本能。問題是：第一，千萬不要把“愛好文藝”誤為個人的“立誌”；第二，即使是意識地要“立誌”在文藝，也不可以隨隨便便就“立”。
這裏，就到了又一句常常接觸著我們的耳朵的青年們常有的問話：怎樣研究文學？這問句的意義就表示問者已經“立誌”研究文藝，故而來詢問方法了。“立誌”總是可嘉的，但“誌”在某事件的先決條件是對於某事件先須有一個充分的知識，不然，就是隨隨便便的“立”，不幸我們在“怎樣研究文學”的發問中很可以嗅得出隨隨便便的“立”。
“研究文學”一語，現在常被含糊地使用。這結果便是青年們對於文學的“誌”隨隨便便地“立”。應該把“研究文學”一語先有基本的分析。必須先得認明“研究文學”這一語至少含有兩方麵不同的工作：一是把文學當作一種科學而研究，又一便是寫撰文藝作品，普通所謂“創作”。前者是探討文藝之史的發展，文藝之社會的意義，文藝之時代的構成的因素。就是把文藝當作社會現象之一，因而文藝這特殊學科也就成了社會科學之一。由這樣的理解來研究文學也就和研究其他社會科學（就是社會現象之各個特殊部門）一樣，可以是一個人終身攻治的事業。這樣的終身事業，不但需要一個人畢生的精力，並且還需要有利的環境，例如學習必要知識時的經濟的支持（換一句具體的話，就是進大學校文學史科的經濟能力），以及研究時期的材料的供給，（譬如在沒有公共的完備的圖書館的中國，你就不能不自己設法去弄到各種舊有的或新出的書籍）。因而這個“研究文學”的“誌”也就不能隨隨便便地“立”起來。其次，寫撰文藝作品，做“創作家”；我覺得一般青年所謂“研究文藝”大概是指這方麵而言。粗看起來，這個“誌”不難“立”。隻要有筆，有墨，有紙，有時間，你就可以寫作。並且在這知識分子失業恐慌極嚴重的現在中國，青年知識者當然覺得還是選擇這項“沒本錢的生意”，較勝於奴顏ae？膝的求職業以及暮夜苞苴的謀差使了。這樣“立誌”在寫作文藝作品以為謀生之道，誰也不能非難他的，可是我們不能不說他這計劃必將失敗，他將餓死了結。如果他“立誌”要做一個有點社會意義的作者，那麽他的餓死更快！因為中國的社會還沒有從“低劣趣味”中完全掙紮出來，因為中國的文壇還沒走上正確發展的軌道，因為中國讀者的購買力非常薄弱。如果你的“誌”在文藝創作並不是謀生之道，你有你所專門攻研的學業，你有養活你身體的職業，你隻是固有的創造欲要求發泄，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原則上我很讚成這樣的“誌”在文藝。但也不是說你有了養活你的職業，你又有時間，你在茶餘酒後創作本能要求發泄的時候，你有筆有墨有紙，你就可以寫作了。不是的！
如果你並沒把文藝作品當作消遣，當作個人的愁壘牢塊笑影啼痕的影片，而是很嚴肅地認識了文藝的意義的，那麽事情就不該這樣辦。自然我們並不以為文藝是什麽藝術之神的神廟裏的神秘的東西，我們也不承認什麽創作家一定有他的天才或靈感一類的鬼話，我們承認一個推小車的苦力在休息時對他的夥伴們所說述的一個故事，也可以有文藝的價值；但是我們很反對那些沒有深切的人生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個人情感的產物，我們更反對那些徹頭徹尾以遊戲的態度去觀察人生而且寫作成的文藝品。認真想使自己的作品對於社會有貢獻的態度正確的有誌文藝者在動手創作之前，必須有充分的修養。首先他應該認明社會這機構的發展的方向；如果他已經能夠在社會現象中看到矛盾或不平衡，那麽他應該認明白這矛盾或不平衡正是舊的社會機構經過爛熟而達於崩潰這階段時必然的現象，並且他應該了解唯有新機構的產生才能造成新的和諧與平衡。是的，他應得從深處去分析人生，去理解人生；他應得認明人類曆史的進化的路線，並且了解自己對於人類和社會的使命。具體說，他一定得努力探求人們每一行動之隱伏的背景，探索到他們的社會關係和經濟的基礎。
僅僅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是不夠的，主要的是他對於他的經驗有怎樣的理解，因而他在動手創作之前不能不先有理解社會現象的能力，就是他不能不先有那解釋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的知識。除這而外，自然還有藝術上的修養；他可以從古代的作家學習描寫的藝術，但應該記好，這該是氣質有力明快的描寫手法，而不是那些以詭奇的形式掩蓋了疲乏的內容的作品。
如果青年們的“怎樣研究文藝”的發問是“怎樣準備創作”的代用語，那麽，我的回答便如上述。充分的修養。慎勿輕率！慎勿認為作家的一篇作品是產於一時的“靈感”！絕對不是的！沒有什麽神妙的靈感，隻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深湛的理解和精密的分析！慎勿認為一切的所見所聞都有文藝作品材料的價值！絕對不是的！隻有那些能夠表現出社會動亂之隱伏的背景的人生材料才有價值！最後，我再說一遍，打算以撰寫文藝作品為謀生之道，在現代恰就是餓死之道，而且直到死時也不會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同情！
再說一遍，任何人都有愛好文學的性習，所以任何人應該養成正確地理解文藝作品的能力（關於這點，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說），隻有老頑固才反對青年看小說看戲曲；但並不是就說每個青年都應該以文學為事業。如果現代大多數青年當真在打算做文學家，那就不折不扣是混亂的現中國的嚴重的病態！如果我們隻認為是青年本身之過失，那就和淺薄的小說家一樣隻看到事物的表麵罷了！
我沒有看見寫信給《中學生》雜誌社詢問“怎樣研究文學”的打算做文學家的青年是怎樣措詞。因而我無從知道他們的動機是什麽。但是我們不妨猜想一下，可能的動機是兩個：一是上麵已經說過的知識青年既無祖遺的財產又感到求職的困難，因而轉念及此“不要本錢的生意”。這是一個經濟的動機，我們上麵已經論及，此處可以不必再說了。其二是並沒生活的恐慌，徒因“愛好”文藝而要為文學家，在人各有其所好這一點上，我們亦未便厚非。這兩種可能的動機都還是情理之常。可是隻此二動機，決不會是大多數青年都想做文學家。如果當真是大多數青年想做文學家，那一定另有平原因了。於是我們的猜測也就不能不轉到不大名譽的一方麵，就是所說“浮而不實”。本來做文藝作家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上文所述，一個文藝作家的修養很要費些苦心。但是因為中國社會直到現在還缺乏普遍的嚴肅的文學觀念，一般人尚認為隻要有筆，有墨，有紙，有時間，能寫，就可以創作，於是同樣地染著這種錯誤觀念的一部分青年便覺得世間事無若文學家之輕而易舉而且名利雙收了。這種觀念便是“浮而不實”的注腳。我們毋須諱言，誌在文藝的青年中間不免有一部分是染有這樣的錯誤觀念而且這樣錯誤地想做文學家。在這種錯誤觀念之下，一定不能產生真正的有價值的文學家。反過來說，非待社會裏已經普遍地有了正確的嚴肅的文學觀，這種錯誤地想做文學家的觀念一定不能在青年中絕滅。所以如果憂慮著這種“浮而不實”的想做文學家的動機之蔓延為有害於青年，隻有更加努力於正確的嚴肅的文學觀念之傳布深入，才是對症的良藥！如果想用大家不談文學的方法來阻止這弊害，那也是很錯誤的見解。
人們也還有這樣一個猜測：中國是產業不發達，自然科學不發達，政治是亂糟糟，因而有才智的青年便感覺到如果學習他種學科將有學成而無所施其巧的痛苦，因而都選擇了文學這一條路了。這個猜測，原亦有相當的理由，可是僅僅相當的理由而已，並且事實上並不如此。事實上是近十年來頭腦清楚才智卓越的青年都幹政治運動去了，而且殉身於政治運動的，亦已經很多很多了。即使有感得他無可為而要獻身於文藝的青年，大概隻是青年中之缺乏剛毅猛鷙的氣質而不適宜於政治運動的一流罷。然而這樣的人大概亦不會是很多的罷！
所以我們把好為文學家的青年之可驚的多，當作一個社會現象來看，我們粗可分析為如上述的四個原因。而此四原因中，一三兩原因都表示了混亂的現代中國的嚴重的病態。特別是第三原因是牽連到文學界本身之尚未健全。我們不願認為青年本身的過失，但是也不能不說對於文學的錯誤的認識（認為世間事無若做文學家之輕而易舉而且名利雙收），應該由迫切地追問著“怎樣研究文學”的青年來共同努力矯正才好！
1931年3月16日
任何人都有愛好文藝的性習。一個推小車的苦力，如果他的經濟情形許可，在勞役之後到茶館裏去聽《水滸》，或是到遊戲場內去看“篤篤班”，便是他的愛好文藝的性習的表現。
鄉間社戲，草台前擠滿了焦臉黃泥腿的農村勞動者，在他們的額上皺紋的一舒展間，也便表現出他們的愛好文藝的性習。
自然，你很可以說茶館裏的說書者，遊戲場內的紹興“篤篤班”，鄉間農忙後的神戲一台，都是趣味低劣，都不合於咱們現在所謂“文藝”的條件，但是請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推小車的苦力，鄉村的勞農，等等）天生成了隻有低劣趣味的愛好文藝的性習，而是因為他們並不象你和我一樣是少爺出身，受過文化的教養，生活在“高貴的”趣味中，並且社會所供給的能夠適合於他們經濟狀況的娛樂（就是他們還能夠勉強負擔的娛樂費），也隻有那樣趣味低劣的貨色。除了這因為經濟條件而生的差別以外，他們在聽《水滸》，看“篤篤班”時所表現的愛好文藝的性習並不和你們看“高貴”趣味的文藝作品時的愛好文藝的性習有什麽本質上的差別。
再進一層言，他們是一般的對於文藝作品（你不要笑，請暫時為說述方便計，把文藝作品這頭銜借給茶館的說書，遊戲場內的“篤篤班”等等一類罷）的態度很嚴肅。他們上書場，聽“篤篤班”，看社戲，並非完全為了娛樂，為了消遣，他們是下意識地懷著一個目的——要理解他們所感得奇怪的人生及其究極，他們常常有勇敢的批評的精神。（再請你不要笑，我們把莊嚴的“批評”這術語，也慷慨一下罷）從前有一本筆記小說記述扮演曹操的戲子被看戲的農民當場用斧砍殺，便可以說明他們有勇敢的批評的精神，他們把戲文當作真實的人生來認識，他們看戲時的態度異常嚴肅。這種嚴肅的態度，勇敢的批評的精神，便是愛好文藝的性習之最健全的活動。反之，把文藝作品當作消遣，當作“借酒澆愁”，當作隻是舞台上紙麵上的離合悲歡，那便是愛好文藝的性習之十足的病態的表現，那也隻有少爺出身，受過文化的教養，生活在高貴的趣味中的人們才會有這病態。
所以，我再說一遍，任何人都有愛好文藝的性習。青年的你們，在這危疑震撼的時代，社會層處處露出罅裂，人生觀要求改造的時代，愛好文藝，自是理之必然。我並不以為青年愛好文藝，便是青年感情浮動的征象，我更不以為青年愛好文藝便是青年缺乏科學頭腦的征象。是的，我們不應該籠統地反對青年們之愛好文學，我們應該反對的，是青年們中間尚猶不免的對於文學的病態，——沒有嚴肅的態度和批起的精神。我們尤豈不能不反對的，是把“愛好文藝”當作個人的“誌向”！曾聽說某地中學入學試驗中有“試各言爾誌”那樣意義的題目，結果有許多答案是“愛好文藝”。這顯然是把“愛好文藝”的意義誤解了。愛好文藝是人類的本能，（這裏所用文藝二字是廣義的），自原始人即已然。如裏說一個人“誌在文藝”，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我們自然不讚成現代青年都“誌在文藝”，同時我們也反對抑製人類的愛好文藝的本能。問題是：第一，千萬不要把“愛好文藝”誤為個人的“立誌”；第二，即使是意識地要“立誌”在文藝，也不可以隨隨便便就“立”。
這裏，就到了又一句常常接觸著我們的耳朵的青年們常有的問話：怎樣研究文學？這問句的意義就表示問者已經“立誌”研究文藝，故而來詢問方法了。“立誌”總是可嘉的，但“誌”在某事件的先決條件是對於某事件先須有一個充分的知識，不然，就是隨隨便便的“立”，不幸我們在“怎樣研究文學”的發問中很可以嗅得出隨隨便便的“立”。
“研究文學”一語，現在常被含糊地使用。這結果便是青年們對於文學的“誌”隨隨便便地“立”。應該把“研究文學”一語先有基本的分析。必須先得認明“研究文學”這一語至少含有兩方麵不同的工作：一是把文學當作一種科學而研究，又一便是寫撰文藝作品，普通所謂“創作”。前者是探討文藝之史的發展，文藝之社會的意義，文藝之時代的構成的因素。就是把文藝當作社會現象之一，因而文藝這特殊學科也就成了社會科學之一。由這樣的理解來研究文學也就和研究其他社會科學（就是社會現象之各個特殊部門）一樣，可以是一個人終身攻治的事業。這樣的終身事業，不但需要一個人畢生的精力，並且還需要有利的環境，例如學習必要知識時的經濟的支持（換一句具體的話，就是進大學校文學史科的經濟能力），以及研究時期的材料的供給，（譬如在沒有公共的完備的圖書館的中國，你就不能不自己設法去弄到各種舊有的或新出的書籍）。因而這個“研究文學”的“誌”也就不能隨隨便便地“立”起來。其次，寫撰文藝作品，做“創作家”；我覺得一般青年所謂“研究文藝”大概是指這方麵而言。粗看起來，這個“誌”不難“立”。隻要有筆，有墨，有紙，有時間，你就可以寫作。並且在這知識分子失業恐慌極嚴重的現在中國，青年知識者當然覺得還是選擇這項“沒本錢的生意”，較勝於奴顏ae？膝的求職業以及暮夜苞苴的謀差使了。這樣“立誌”在寫作文藝作品以為謀生之道，誰也不能非難他的，可是我們不能不說他這計劃必將失敗，他將餓死了結。如果他“立誌”要做一個有點社會意義的作者，那麽他的餓死更快！因為中國的社會還沒有從“低劣趣味”中完全掙紮出來，因為中國的文壇還沒走上正確發展的軌道，因為中國讀者的購買力非常薄弱。如果你的“誌”在文藝創作並不是謀生之道，你有你所專門攻研的學業，你有養活你身體的職業，你隻是固有的創造欲要求發泄，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原則上我很讚成這樣的“誌”在文藝。但也不是說你有了養活你的職業，你又有時間，你在茶餘酒後創作本能要求發泄的時候，你有筆有墨有紙，你就可以寫作了。不是的！
如果你並沒把文藝作品當作消遣，當作個人的愁壘牢塊笑影啼痕的影片，而是很嚴肅地認識了文藝的意義的，那麽事情就不該這樣辦。自然我們並不以為文藝是什麽藝術之神的神廟裏的神秘的東西，我們也不承認什麽創作家一定有他的天才或靈感一類的鬼話，我們承認一個推小車的苦力在休息時對他的夥伴們所說述的一個故事，也可以有文藝的價值；但是我們很反對那些沒有深切的人生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個人情感的產物，我們更反對那些徹頭徹尾以遊戲的態度去觀察人生而且寫作成的文藝品。認真想使自己的作品對於社會有貢獻的態度正確的有誌文藝者在動手創作之前，必須有充分的修養。首先他應該認明社會這機構的發展的方向；如果他已經能夠在社會現象中看到矛盾或不平衡，那麽他應該認明白這矛盾或不平衡正是舊的社會機構經過爛熟而達於崩潰這階段時必然的現象，並且他應該了解唯有新機構的產生才能造成新的和諧與平衡。是的，他應得從深處去分析人生，去理解人生；他應得認明人類曆史的進化的路線，並且了解自己對於人類和社會的使命。具體說，他一定得努力探求人們每一行動之隱伏的背景，探索到他們的社會關係和經濟的基礎。
僅僅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是不夠的，主要的是他對於他的經驗有怎樣的理解，因而他在動手創作之前不能不先有理解社會現象的能力，就是他不能不先有那解釋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的知識。除這而外，自然還有藝術上的修養；他可以從古代的作家學習描寫的藝術，但應該記好，這該是氣質有力明快的描寫手法，而不是那些以詭奇的形式掩蓋了疲乏的內容的作品。
如果青年們的“怎樣研究文藝”的發問是“怎樣準備創作”的代用語，那麽，我的回答便如上述。充分的修養。慎勿輕率！慎勿認為作家的一篇作品是產於一時的“靈感”！絕對不是的！沒有什麽神妙的靈感，隻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深湛的理解和精密的分析！慎勿認為一切的所見所聞都有文藝作品材料的價值！絕對不是的！隻有那些能夠表現出社會動亂之隱伏的背景的人生材料才有價值！最後，我再說一遍，打算以撰寫文藝作品為謀生之道，在現代恰就是餓死之道，而且直到死時也不會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同情！
再說一遍，任何人都有愛好文學的性習，所以任何人應該養成正確地理解文藝作品的能力（關於這點，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說），隻有老頑固才反對青年看小說看戲曲；但並不是就說每個青年都應該以文學為事業。如果現代大多數青年當真在打算做文學家，那就不折不扣是混亂的現中國的嚴重的病態！如果我們隻認為是青年本身之過失，那就和淺薄的小說家一樣隻看到事物的表麵罷了！
我沒有看見寫信給《中學生》雜誌社詢問“怎樣研究文學”的打算做文學家的青年是怎樣措詞。因而我無從知道他們的動機是什麽。但是我們不妨猜想一下，可能的動機是兩個：一是上麵已經說過的知識青年既無祖遺的財產又感到求職的困難，因而轉念及此“不要本錢的生意”。這是一個經濟的動機，我們上麵已經論及，此處可以不必再說了。其二是並沒生活的恐慌，徒因“愛好”文藝而要為文學家，在人各有其所好這一點上，我們亦未便厚非。這兩種可能的動機都還是情理之常。可是隻此二動機，決不會是大多數青年都想做文學家。如果當真是大多數青年想做文學家，那一定另有平原因了。於是我們的猜測也就不能不轉到不大名譽的一方麵，就是所說“浮而不實”。本來做文藝作家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上文所述，一個文藝作家的修養很要費些苦心。但是因為中國社會直到現在還缺乏普遍的嚴肅的文學觀念，一般人尚認為隻要有筆，有墨，有紙，有時間，能寫，就可以創作，於是同樣地染著這種錯誤觀念的一部分青年便覺得世間事無若文學家之輕而易舉而且名利雙收了。這種觀念便是“浮而不實”的注腳。我們毋須諱言，誌在文藝的青年中間不免有一部分是染有這樣的錯誤觀念而且這樣錯誤地想做文學家。在這種錯誤觀念之下，一定不能產生真正的有價值的文學家。反過來說，非待社會裏已經普遍地有了正確的嚴肅的文學觀，這種錯誤地想做文學家的觀念一定不能在青年中絕滅。所以如果憂慮著這種“浮而不實”的想做文學家的動機之蔓延為有害於青年，隻有更加努力於正確的嚴肅的文學觀念之傳布深入，才是對症的良藥！如果想用大家不談文學的方法來阻止這弊害，那也是很錯誤的見解。
人們也還有這樣一個猜測：中國是產業不發達，自然科學不發達，政治是亂糟糟，因而有才智的青年便感覺到如果學習他種學科將有學成而無所施其巧的痛苦，因而都選擇了文學這一條路了。這個猜測，原亦有相當的理由，可是僅僅相當的理由而已，並且事實上並不如此。事實上是近十年來頭腦清楚才智卓越的青年都幹政治運動去了，而且殉身於政治運動的，亦已經很多很多了。即使有感得他無可為而要獻身於文藝的青年，大概隻是青年中之缺乏剛毅猛鷙的氣質而不適宜於政治運動的一流罷。然而這樣的人大概亦不會是很多的罷！
所以我們把好為文學家的青年之可驚的多，當作一個社會現象來看，我們粗可分析為如上述的四個原因。而此四原因中，一三兩原因都表示了混亂的現代中國的嚴重的病態。特別是第三原因是牽連到文學界本身之尚未健全。我們不願認為青年本身的過失，但是也不能不說對於文學的錯誤的認識（認為世間事無若做文學家之輕而易舉而且名利雙收），應該由迫切地追問著“怎樣研究文學”的青年來共同努力矯正才好！
1931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