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樁案件從一開始就顯得非同尋常。
被告在被人發現的時候，他的手正握住一把已經紮進被害者身體的大餐刀，蜷縮在那裏發愣。雖然沒有人目睹這場凶殺的經過，但作為凶器的餐刀上有他的指紋，濺在衣服上的血跡也和被害者的血型相同；而且青年曾向被害者借過不少錢。根據這些理由警察把他作為重大嫌疑犯帶到警察局。
青年名叫鈴木正三，是u大學經濟學係三年級學生。
可是這件看來是司空見慣的凶殺案，在審理調查中卻遇到了一個困難。證據雖然似乎綽綽有餘，但缺少足以定案的主證。首先，鈴木矢口否認自己行凶殺人。提起昭和十x年，不難想象當時的刑事審訊是相當嚴酷的。
可是，無論是在警察局，還是在法庭接受預審，被告始終堅持自己清白無罪。
被害者名叫藤崎洋之助，三十八歲，沒有家室。他租用了公寓裏一個房間，門口掛著“藤崎商會”的招牌，實際上幹的是地下高利貸買賣。可以設想，這種高利貸對於作為它主顧的低薪收入者和小商小販來說，無疑是心狠手辣的。
第一個目擊凶案現場的是藤崎的情婦。
她是“梅儂”酒吧間的老板娘小口君。關於那晚的情況，她對警官作了以下的敘述：
“那天晚上我想見見藤崎，於是九點鍾的時候，我給他掛了個電話。可藤崎在電話裏說：‘現在正有客人，等一會兒打來吧。’這樣，我到九點半又給他掛了個電話。是的，藤崎在自己的房間裏有一架電話機。時間嗎？那沒錯。因為我當時等得不耐煩，正猶豫是再打個電話呢，還是幹脆找上門去？所以看了好幾次手表。結果還是打了個電話。可他老不來接，那邊的電話鈴聲我聽得一清二楚。
我火了，立即把電話掛掉。心想怪不得，聽人說他最近又找到什麽好人兒了。當時，我馬上出門叫了一輛出租汽車，隻花了十分鍾左右的時間，就趕到了他的公寓。我敲了敲門，可是沒人應聲。一推門，門也就打開了。
這時，隻見藤崎倒在保險櫃前麵，那個人好象是趴在藤崎身上。我並沒、弄清是怎麽回事，脫口問候‘晚上好……’，便向那個人走過去。他象是被嚇了一跳，站起身來，然後低聲嘟噥說：‘已經，這個人已經死了……’。”
當公寓裏的住家聽到女人的驚叫聲，一起擁進房間的時候，那個名叫鈴木的青年還是一副呆若木雞的樣子站在那兒。激忿的人們氣勢洶洶地把青年扭住時，他一點也沒反抗，光是不住反複地說：
“請你們客氣點。不是我殺的！我隻是發現了他……”
從“梅儂”酒吧間老板娘小口君所說的情況來看，可以設想，藤崎是在九點到九點半之間被殺的，至多不會超過她抵達公寓時的九點四十分。
被帶到警察局的青年，受到了如下的審訊。
“姓名？”
“鈴木正三。二十三歲。”
“職業？”
“u大學經濟學係三年級學生。”
“是你殺了藤崎？”
“不。我到的時候，他已經被殺了。”
“你認識藤崎嗎？”
“認識。”
“你今晚找藤崎有什麽事？”
“也許你們已經知道，他是個放高利貸的。我借了他的錢。手段真狠毒，隻有半年工夫，就比借款翻了一番。借錢的時候，我沒征得學校裏那位保人的同意，就把他的印章拿出來，在借據上蓋了印。可是期限已經到了。我還不出錢來。原來指望鄉下能寄些錢來，可又落空了。”
“所以就起了殺心？”
“不。因為藤崎逼債逼得緊，他說我要是再拖欠不還的話，就要去找保人。這麽一來，我盜用印章的事就會被戳穿。不管怎麽樣，不能讓他找保人。今晚我就是來求他，能不能再寬限一個月。”
“可是，藤崎不同意。於是，你想幹脆打發他回老家，就拿出事先偷偷準備好的刀子，不顧一切地行起凶來。不是這樣嗎？”
“根本沒這回事。那把餐刀不是我的。我進屋時，他已經倒在櫃門敞開著的保險櫃前。
我嚇了一跳，但還是走近過去，好象著了魔一樣居然想把他抱起來，這樣一來，手不由得就碰到了那把餐刀。就在這當兒，那個女人就進來了。”
“如果事實正象你所說的那樣，為什麽在發現異常時你不立即叫人呢？”
“這一點，現在我想起來，自己也覺得奇怪。我抱起他那躺倒的身體時，竟還往開著的保險櫃裏望了望。裏麵有好多文件被打開了，撒亂了的文件上麵有一個首飾，好象是鑽石，在燈光下，閃閃發光。我象是被它的美麗迷住了似的，隻顧盯著看……”
這樣的陳述，當然不能使審訊官滿意。而且，在審訊中，知道了他在鄉下的時候，曾跟村公所的一個工作人員酒後口角，打傷了對方，因而被懲服役一個月。
這個案件，還有兩個疑點。其中一點是住在這座公寓對麵的一位年輕的公司職員提供的。
“因為是個悶熱的夜晚，我開著窗，光著膀子，心不在焉地望著窗外。從我的房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藤崎先生房間的窗戶。當時收音機正好在報時，所以我腦海裏曾閃過：已經九點啦！藤崎先生房間的燈還亮著。大約過了二十分鍾左右吧，電燈‘啪’地熄滅了。然後，過了五分鍾光景，燈又亮了。那時候，我一直坐在窗前，漫不經心地望著那座公寓，所以不會看錯的。一直到公寓裏吵吵嚷嚷地喊叫起來，燈再也沒熄滅。”
這番話裏有一點難以解釋：為什麽電燈熄滅以後又亮了呢？首先大致可以斷定，行凶殺人是在原來亮著燈的時候發生的。凶手殺人後，把燈關掉了，按理應該隨即逃之天天。然而，為什麽凶手要冒著生命危險再一次開電燈呢？而且為什麽凶手竟愚蠢到在殺了人以後，非但不逃，還要跪在死者身邊發呆呢？從關燈到下一次開燈的五分鍾裏，在漆黑的房間裏，凶手又究竟幹了些什麽？在作了這樣一番斟酌推敲後，確實有必要考慮一下凶手可能不是這個名叫鈴木的青年。他說不定不過是一個倒黴的現場發現人。
可是，警察對這個疑點作了解釋：鈴木在殺人後關掉了電燈。他在黑暗中，走近保險櫃，企圖找出自己的那份借據，把它銷毀。同時，順便還可能想拿點錢。可是，文件太多，借據一時又找不到。所以他又把燈打開。而那個女人又恰好在這當口闖了進來。他進退不得，幹脆裝成是個現場發現人。象演戲一樣，呆愣愣地站了起來……。
疑點之二是指紋。
作為凶器使用的大餐刀上，檢查出清晰的鈴木的指紋。被人發現的時候，他正握著大餐刀，手上沾著被害人的血。但另一方麵，保險櫃雖然被翻得亂七八糟，裏麵卻沒有發現他的指紋，文件上也沒發現血跡。
按常理來說，翻保險櫃應該在行凶之後。
而保險櫃裏沒有指紋，也沒有血跡，這一點是不可思議的。不用說，無論是在房間裏，還是在鈴木身上，都沒有搜到手套之類的東西。
關於這一點，警察作了很妙的解釋：確實，沒有發現凶手的手套。但是，凶手穿著襪子。他怕查出指紋，就用飛快的動作脫下襪子，用襪子來代替手套。女人進屋肘，準是還沒來得及看清楚究竟是襪子還是手套，就驚叫著跑出了房門。在這一瞬間，他立即又把襪子穿上了腳。為了掩飾襪子上沾有的血跡，他又故意把被害者抱起來，裝成全身都沾上了血……
這麽一來，盡管遭嫌疑的鈴木一再否認，但案件還是付諸公審。起訴書原封不動地確認了警察的意見，認為根據情況來看，證據確鑿，凶犯是鈴木正三。動機被認為是，在應付逼債中害怕被發現盜用保人印章；所以，他的這次犯罪是預謀的。
檢察官的起訴嚴峻之至。他把鈴木斷定為先天性的罪犯，而且極力主張，因為他在最高學府求學，所以是智能犯，這種罪犯最為凶惡可怕。鑒於這種類型的罪犯日見增多，大有毫不猶豫付諸法律處置之必要。檢察官的起訴以下文結束：“正當全民族同心同德，力拒國難之際，對此類大膽妄為之徒，理應迅速一掃而盡！”
起訴書要求對鈴木判以死刑。正如前麵所敘述的那樣，擔任審判的法官城川剛一全盤接受了這個意見，作出了死刑的判決。
可是，在公審之際，有一個奇怪的場麵使人難以忘懷。這是城川剛一訊問被告是否在現場（注：原文alibi,法律用語。被告不在現場的立證。）的時候。
“你是什麽時候到藤崎的公寓的？”
“九點半過後，也許還要遲一點，到公寓前，我看了一下表，所以記得很清楚。”
“推定受害人是在九點到九點半之間被殺的。如果你到公寓是在九點半之後的話，那末九點半之前，你在哪兒？也就是說，這一點搞清楚了，不就可以證明當時你不在現場了嗎？”
“我在別人家裏，和某人碰了頭…….
“那個人是誰？還有，那個地方在哪兒？”
“那個人……那個人，我不能講。”
“為什麽不能講？碰巧的話，那個人不正是能救你命的重要人證嗎？”
“即使是這樣，……我也不能講。”
“原因是什麽呢？……”
“法官先生，關於那件事，我一點也不能說。不，我沒有權利透露。”
“那麽，那個地點也同樣嗎？”
“不錯，所有的。……反正，我直到九點二十分左右都在那兒。這一點千真萬確，我可以向上帝起誓。從那個地方到那座公寓，即使坐汽車也要花大約十分鍾的時間。要我在那段殺人的時間內趕到現場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你為什麽不證明這一點呢？”
“這，……這是因為，……”
這時，他流露出極其痛苦的神情。可以看出，想說的心情和不能說的意誌在激烈地進行著鬥爭。最終，他還是拒絕說出那個人和
那個地點。接著就光是重複地說著那已經說了多次的話：
“反正我清白無罪。這不是我幹的。法官，一個人在拚命疾呼啊！懇求你聽聽這種良心的呼聲吧!我是無罪的，即使死到臨頭，我還是要說，我是無罪的。……”
被告在被人發現的時候，他的手正握住一把已經紮進被害者身體的大餐刀，蜷縮在那裏發愣。雖然沒有人目睹這場凶殺的經過，但作為凶器的餐刀上有他的指紋，濺在衣服上的血跡也和被害者的血型相同；而且青年曾向被害者借過不少錢。根據這些理由警察把他作為重大嫌疑犯帶到警察局。
青年名叫鈴木正三，是u大學經濟學係三年級學生。
可是這件看來是司空見慣的凶殺案，在審理調查中卻遇到了一個困難。證據雖然似乎綽綽有餘，但缺少足以定案的主證。首先，鈴木矢口否認自己行凶殺人。提起昭和十x年，不難想象當時的刑事審訊是相當嚴酷的。
可是，無論是在警察局，還是在法庭接受預審，被告始終堅持自己清白無罪。
被害者名叫藤崎洋之助，三十八歲，沒有家室。他租用了公寓裏一個房間，門口掛著“藤崎商會”的招牌，實際上幹的是地下高利貸買賣。可以設想，這種高利貸對於作為它主顧的低薪收入者和小商小販來說，無疑是心狠手辣的。
第一個目擊凶案現場的是藤崎的情婦。
她是“梅儂”酒吧間的老板娘小口君。關於那晚的情況，她對警官作了以下的敘述：
“那天晚上我想見見藤崎，於是九點鍾的時候，我給他掛了個電話。可藤崎在電話裏說：‘現在正有客人，等一會兒打來吧。’這樣，我到九點半又給他掛了個電話。是的，藤崎在自己的房間裏有一架電話機。時間嗎？那沒錯。因為我當時等得不耐煩，正猶豫是再打個電話呢，還是幹脆找上門去？所以看了好幾次手表。結果還是打了個電話。可他老不來接，那邊的電話鈴聲我聽得一清二楚。
我火了，立即把電話掛掉。心想怪不得，聽人說他最近又找到什麽好人兒了。當時，我馬上出門叫了一輛出租汽車，隻花了十分鍾左右的時間，就趕到了他的公寓。我敲了敲門，可是沒人應聲。一推門，門也就打開了。
這時，隻見藤崎倒在保險櫃前麵，那個人好象是趴在藤崎身上。我並沒、弄清是怎麽回事，脫口問候‘晚上好……’，便向那個人走過去。他象是被嚇了一跳，站起身來，然後低聲嘟噥說：‘已經，這個人已經死了……’。”
當公寓裏的住家聽到女人的驚叫聲，一起擁進房間的時候，那個名叫鈴木的青年還是一副呆若木雞的樣子站在那兒。激忿的人們氣勢洶洶地把青年扭住時，他一點也沒反抗，光是不住反複地說：
“請你們客氣點。不是我殺的！我隻是發現了他……”
從“梅儂”酒吧間老板娘小口君所說的情況來看，可以設想，藤崎是在九點到九點半之間被殺的，至多不會超過她抵達公寓時的九點四十分。
被帶到警察局的青年，受到了如下的審訊。
“姓名？”
“鈴木正三。二十三歲。”
“職業？”
“u大學經濟學係三年級學生。”
“是你殺了藤崎？”
“不。我到的時候，他已經被殺了。”
“你認識藤崎嗎？”
“認識。”
“你今晚找藤崎有什麽事？”
“也許你們已經知道，他是個放高利貸的。我借了他的錢。手段真狠毒，隻有半年工夫，就比借款翻了一番。借錢的時候，我沒征得學校裏那位保人的同意，就把他的印章拿出來，在借據上蓋了印。可是期限已經到了。我還不出錢來。原來指望鄉下能寄些錢來，可又落空了。”
“所以就起了殺心？”
“不。因為藤崎逼債逼得緊，他說我要是再拖欠不還的話，就要去找保人。這麽一來，我盜用印章的事就會被戳穿。不管怎麽樣，不能讓他找保人。今晚我就是來求他，能不能再寬限一個月。”
“可是，藤崎不同意。於是，你想幹脆打發他回老家，就拿出事先偷偷準備好的刀子，不顧一切地行起凶來。不是這樣嗎？”
“根本沒這回事。那把餐刀不是我的。我進屋時，他已經倒在櫃門敞開著的保險櫃前。
我嚇了一跳，但還是走近過去，好象著了魔一樣居然想把他抱起來，這樣一來，手不由得就碰到了那把餐刀。就在這當兒，那個女人就進來了。”
“如果事實正象你所說的那樣，為什麽在發現異常時你不立即叫人呢？”
“這一點，現在我想起來，自己也覺得奇怪。我抱起他那躺倒的身體時，竟還往開著的保險櫃裏望了望。裏麵有好多文件被打開了，撒亂了的文件上麵有一個首飾，好象是鑽石，在燈光下，閃閃發光。我象是被它的美麗迷住了似的，隻顧盯著看……”
這樣的陳述，當然不能使審訊官滿意。而且，在審訊中，知道了他在鄉下的時候，曾跟村公所的一個工作人員酒後口角，打傷了對方，因而被懲服役一個月。
這個案件，還有兩個疑點。其中一點是住在這座公寓對麵的一位年輕的公司職員提供的。
“因為是個悶熱的夜晚，我開著窗，光著膀子，心不在焉地望著窗外。從我的房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藤崎先生房間的窗戶。當時收音機正好在報時，所以我腦海裏曾閃過：已經九點啦！藤崎先生房間的燈還亮著。大約過了二十分鍾左右吧，電燈‘啪’地熄滅了。然後，過了五分鍾光景，燈又亮了。那時候，我一直坐在窗前，漫不經心地望著那座公寓，所以不會看錯的。一直到公寓裏吵吵嚷嚷地喊叫起來，燈再也沒熄滅。”
這番話裏有一點難以解釋：為什麽電燈熄滅以後又亮了呢？首先大致可以斷定，行凶殺人是在原來亮著燈的時候發生的。凶手殺人後，把燈關掉了，按理應該隨即逃之天天。然而，為什麽凶手要冒著生命危險再一次開電燈呢？而且為什麽凶手竟愚蠢到在殺了人以後，非但不逃，還要跪在死者身邊發呆呢？從關燈到下一次開燈的五分鍾裏，在漆黑的房間裏，凶手又究竟幹了些什麽？在作了這樣一番斟酌推敲後，確實有必要考慮一下凶手可能不是這個名叫鈴木的青年。他說不定不過是一個倒黴的現場發現人。
可是，警察對這個疑點作了解釋：鈴木在殺人後關掉了電燈。他在黑暗中，走近保險櫃，企圖找出自己的那份借據，把它銷毀。同時，順便還可能想拿點錢。可是，文件太多，借據一時又找不到。所以他又把燈打開。而那個女人又恰好在這當口闖了進來。他進退不得，幹脆裝成是個現場發現人。象演戲一樣，呆愣愣地站了起來……。
疑點之二是指紋。
作為凶器使用的大餐刀上，檢查出清晰的鈴木的指紋。被人發現的時候，他正握著大餐刀，手上沾著被害人的血。但另一方麵，保險櫃雖然被翻得亂七八糟，裏麵卻沒有發現他的指紋，文件上也沒發現血跡。
按常理來說，翻保險櫃應該在行凶之後。
而保險櫃裏沒有指紋，也沒有血跡，這一點是不可思議的。不用說，無論是在房間裏，還是在鈴木身上，都沒有搜到手套之類的東西。
關於這一點，警察作了很妙的解釋：確實，沒有發現凶手的手套。但是，凶手穿著襪子。他怕查出指紋，就用飛快的動作脫下襪子，用襪子來代替手套。女人進屋肘，準是還沒來得及看清楚究竟是襪子還是手套，就驚叫著跑出了房門。在這一瞬間，他立即又把襪子穿上了腳。為了掩飾襪子上沾有的血跡，他又故意把被害者抱起來，裝成全身都沾上了血……
這麽一來，盡管遭嫌疑的鈴木一再否認，但案件還是付諸公審。起訴書原封不動地確認了警察的意見，認為根據情況來看，證據確鑿，凶犯是鈴木正三。動機被認為是，在應付逼債中害怕被發現盜用保人印章；所以，他的這次犯罪是預謀的。
檢察官的起訴嚴峻之至。他把鈴木斷定為先天性的罪犯，而且極力主張，因為他在最高學府求學，所以是智能犯，這種罪犯最為凶惡可怕。鑒於這種類型的罪犯日見增多，大有毫不猶豫付諸法律處置之必要。檢察官的起訴以下文結束：“正當全民族同心同德，力拒國難之際，對此類大膽妄為之徒，理應迅速一掃而盡！”
起訴書要求對鈴木判以死刑。正如前麵所敘述的那樣，擔任審判的法官城川剛一全盤接受了這個意見，作出了死刑的判決。
可是，在公審之際，有一個奇怪的場麵使人難以忘懷。這是城川剛一訊問被告是否在現場（注：原文alibi,法律用語。被告不在現場的立證。）的時候。
“你是什麽時候到藤崎的公寓的？”
“九點半過後，也許還要遲一點，到公寓前，我看了一下表，所以記得很清楚。”
“推定受害人是在九點到九點半之間被殺的。如果你到公寓是在九點半之後的話，那末九點半之前，你在哪兒？也就是說，這一點搞清楚了，不就可以證明當時你不在現場了嗎？”
“我在別人家裏，和某人碰了頭…….
“那個人是誰？還有，那個地方在哪兒？”
“那個人……那個人，我不能講。”
“為什麽不能講？碰巧的話，那個人不正是能救你命的重要人證嗎？”
“即使是這樣，……我也不能講。”
“原因是什麽呢？……”
“法官先生，關於那件事，我一點也不能說。不，我沒有權利透露。”
“那麽，那個地點也同樣嗎？”
“不錯，所有的。……反正，我直到九點二十分左右都在那兒。這一點千真萬確，我可以向上帝起誓。從那個地方到那座公寓，即使坐汽車也要花大約十分鍾的時間。要我在那段殺人的時間內趕到現場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你為什麽不證明這一點呢？”
“這，……這是因為，……”
這時，他流露出極其痛苦的神情。可以看出，想說的心情和不能說的意誌在激烈地進行著鬥爭。最終，他還是拒絕說出那個人和
那個地點。接著就光是重複地說著那已經說了多次的話：
“反正我清白無罪。這不是我幹的。法官，一個人在拚命疾呼啊！懇求你聽聽這種良心的呼聲吧!我是無罪的，即使死到臨頭，我還是要說，我是無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