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九月十三日這天，貝蒂娜眼鏡摔碎，她覺得是一次大丟醜。起初，她的反應是非報這一箭之仇，向整個魏瑪宣布她被一根瘋香腸咬了，但她很快意識到，她這樣不依不饒將使她今後永遠別再想見到歌德，而且將使她孜孜以求的不朽，化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人遺忘。於是，她讓好心的阿爾尼姆給歌德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試著替她表示了歉意。但這封信始終沒有收到回信。這對年輕人離開了魏瑪。一一八一二年一月，他們又一次來這裏，但歌德拒不接見。一八一六年，克莉斯蒂安娜去世。不久貝蒂娜又給歌德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充滿了自責和歉意。然而歌德仍不作答。一八二一年，也就是他們最後一次會麵的十年以後，她又一次訪問魏瑪，並不邀自到踏進歌德的家門。這天晚上恰逢歌德會見賓朋，因此也沒法把她堵在門外。但即使這樣，他仍沒有同她作片言隻語的交談。同年十二月，她又給他寫信，依然沒有回音。
一八二三年，法蘭克福市政議會決定為歌德豎一塊紀念碑，並委托一位名叫勞契的雕塑家實施這項工程。貝蒂娜看見了紀念碑的模型，她很不喜歡；但她立刻意識到命運又將一個機會擺在她麵前，她決不能白白放過。盡管她並沒有繪畫的才能，她連夜動手，畫出了她設計的雕像的草圖：歌德呈坐姿，像一位古典式英雄；他手持一把七弦琴；一個姑娘代表普賽克，站在他兩膝之間；他的頭發像火焰一樣。她把草圖送交歌德，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歌德眼中溢出了淚水！這樣，終於在十三年以後（一八二四年的七月，他七十五歲，她三十九歲），他在家裏接待了她，盡管他很倔，但他仍然同意一切都可以原諒，那一段不友好的沉默已成過去。
我覺得，在故事的這一階段，兩位主人公顯然對所麵臨的形勢達成了清醒一致的諒解：他倆都知道對方的意圖，也都知道對方心裏同樣一清二楚。通過這張草圖，貝蒂娜第一次明確點穿了這場遊戲從一開始就要達到的目的：實現不朽。貝蒂娜沒有挑明這個詞，她隻是輕輕地擦個邊，就像我們彈一下繃緊的繩子，讓它長久而無聲地振動起來。歌德聽見了。起初，他傻嗬嗬覺得受寵若驚，但漸漸地（把眼淚抹去以後），他開始把握貝蒂娜的話的真正的（並非都為捧場的）意義：她要他知道，昔日的遊戲仍在繼續；她並沒有認輸投降；而且她是為他縫製壽衣的最佳人選，他歌德將穿著她縫製的壽衣，展示在後人麵前；沒有人能製止她，他倔強地保持沉默則尤其不能製止她。他又想起他早先的那句老話：貝蒂娜很危險，最好是和顏悅色地監視她。
貝蒂娜知道歌德知道。這可以從這年秋天他們的又一次會麵中看出；在一封寫給他侄子的信中，她這樣描述他：在那次會見後不久，“歌德開始與我爭吵，可是緊接著他又好言安撫我，以重新得到我的好感。”
難道我們還會誤解他！他已經充分意識到，是她攪得他心煩意亂，他恨自己把十三年的修煉付之東流。他於是同她吵架，仿佛要一口吐盡這些年來對她的積怨。但是，他很快又克製住自己：何必那麽當真？何必要告訴她心中的想法？關鍵是堅持既定的策略，讓她放鬆戒備、恢複平靜，一刻也不放鬆對她的監視。
貝蒂娜回憶說，在他們談話過程中，歌德以各種不同藉口，至少六次離開房間，偷偷去飲酒，她從他的呼氣中覺察到這一點。她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問他為什麽偷偷喝酒，他大為光火。
我覺得貝蒂娜的行為比歌德的偷飲更有趣：她的舉止不同於你我，我們也許隻會饒有興味地看著歌德，謹慎而禮貌地不置一詞。而她卻說那些別人永遠也不敢說的話，（“我聞到了你身上的酒氣！你為什麽要喝酒？為什麽偷著喝？”）這是她既不讓他過於狎昵、又能夠更接近他的辦法。貝蒂娜一向冒充天真。如此出言不遜似乎已經理所當然，這突然使歌德回想起十三年前他決定永遠不見的貝蒂娜。他一言不發地站起身，拎起一盞燈，表示會見到此結束，他將陪來訪者走過那黑暗的門廳過道，送到門口。
貝蒂娜在信中接著說，為了不讓他離開，她下跪在門口說：“我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堵住你，看看你究竟是個好精靈，還是像浮士德的耗子一樣，是個壞精靈；這門坎每天都有最偉大的精靈、我最偉大的朋友通過，我要親吻這門坎，為它祝福。”
歌德表現如何？我又得逐字逐句援引貝蒂娜的話。據說他曾說：“我決不會為了通過而踐踏你，也不會踐踏你的愛情；你的愛給我莫大的慰藉；考慮到你說的精靈，我將側身而過（他的確小心翼翼地繞過她跪在那裏的身體），亦太狡詐了，最好與你和睦相處！”
我覺得，貝蒂娜所說的出自歌德之口的這句話，對他在這次會見中一直向她默默傳達的意思做了一個總給，這就是：我知道，貝蒂娜，你畫紀念碑草圖真是一條妙計。我垂暮之年，看見自己的頭發飄散如火焰，當然激動不已，（天哪，我可憐的日漸稀疏的華發！）但我很快明白，你讓我看的不是一張草圖，而是你手中一把手槍，正遠遠地向我身後的不朽瞄準。我不知道如何解除你的武裝。因此我不希望戰爭。我要和平。僅此而已。我將小心地從你身邊繞過，我不會碰你，我不會擁抱你或吻你。首先，我沒有這種欲望，其次，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會變成你手槍中的子彈。
10
兩年後貝蒂娜返回魏瑪，幾乎每天見到歌德（他當時已七十五歲），在她的逗留即將結束時，她又作了一次厚顏無恥的獻媚表演，為的是能進入卡爾·奧古斯特的王宮。這一回，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歌德大發雷霆。“那隻討厭的牛虻”，dieseleidigebremse，他寫信給大公說：“從我母親那裏飛到我這裏，這些年來讓人不得安寧。她年輕時就裝小賣乖，嘰嘰喳喳像隻黃鸝鳥，現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將像個嚴厲的老叔公，教訓她從此以後不得造次；否則，她的巴結奉承還將不斷騷擾殿下。”
六年以後，她又來到魏瑪，但歌德拒不接見。將她比作討厭的牛虻為他所敘述的故事劃上句號。
奇怪。他當初接收紀念碑草圖時，曾打算與她和平相處。即使他看見她心裏就發毛，但仍想竭盡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與她“友好地”度過一個晚上。他現在又為什麽要讓這些努力化為烏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願意衣衫不整地辭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為什麽突然寫下那關於討厭的牛虻的句子？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維特之煩惱》被人遺忘之後，人們還將繼續罵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從來就是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一概而論。
在那個特定的時刻來到之前，死亡於我們是那樣遙遠，乃至我們不以為然。它無影無蹤，無處可尋。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當我們突然發現死亡就在眼前，我們再也不能不想它，它與我們形影不離。因為不朽與死亡之密不可分，猶如文學桂冠之於哈代，我們不妨說，不朽與我們也形影不離。我們一旦覺察它就在我們身邊，我們就會熱切地尋求。為了它，我們穿上特製的盛裝，買一條新的領帶，擔心別人會代為挑選服裝領帶，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決定撰寫他的回憶錄，即著名的《詩與真》，他決定請聽命於他的埃克爾曼1（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貝蒂娜送給他紀念碑的草圖）撰寫《歌德談話錄》，此書描繪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繪人仁慈的控製下形成的。
這個人生的第二階段，即一個人不得不時時注視著死亡的階段，緊接著又會過渡到下一個階段，一個時間延續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階段，人們對這個階段了解極少，談論也極少。體力日漸衰退，人總是感到一種疲勞。疲勞是從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無聲橋梁。在這一階段，死亡近在咫尺，讓人看得心煩。但它仍可以說是無影無蹤，無處可尋的，因為太密切、太熟悉的東西就變成這樣。一個體力不支的人看著窗外，隻見到樹木的頂端，他默默吟叨著這些樹木的名字：栗樹，楊樹，楓樹；這些名字與生命本身一樣美好。楊樹高大挺拔，像運動員將手臂伸向籃天；或像烈焰騰空後凝固不動。楊樹，同——楊樹。如果把不朽與這個垂暮老人所看見的窗外的楊樹相比，那麽，所謂不朽隻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話，是用撲蝴蝶的網套兜風。行將就木的老人對不朽毫無興趣。
那麽，這位體力不支的老人、憑窗凝望一棵白楊的老人，在一個女人突然出現、坐桌子、跪門坎、高談闊論的時候，他將做什麽呢？他將帶著一種難以言表的興奮，一種生命力的突然衝動，稱她為討厭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寫“討厭的牛虻”幾個字那個時刻。我想象著他所經曆的快感，我想他會突然意識到，他這輩子從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總以為自己把握著不朽，而這種責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離譜，盡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軌離譜之事，他隨即就要設法將它抹平，將它置於光明正大的範疇，即他通常認為屬於美的範疇。“討厭的牛虻”這幾個字與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與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們是一種絕對的自由。它們隻能是一個處於生命的第三階段的人寫下的，因為這時人已不再聽命於不朽，不再把它當回事。並非每人都能抵達這最高的境界，然而誰達到了那個境界，誰就知道，惟有在那裏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這些想法掠過歌德的腦海，但他隨即就忘記了，因為他年老神衰，記憶力極差。
1埃克爾曼（1792-1854），德國作家，因撰寫《歌德談活錄》而著名。
11
我們記得、她第一次去見他時，她裝得像個孩子。二十五年以後，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聽說歌德病重，便立即讓自己的孩子來到他身邊：她十八歲的兒子西格蒙德。按照母親的指示，這個靦腆的男孩在魏瑪呆了六天，一點也不知底細。但是歌德知道：她派來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訴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門口，貝蒂娜將親手執掌他的不朽名聲。
死亡確實推門而入了。歌德掙紮了一個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幾天後，貝蒂娜寫信給歌德的遺囑執行人馮·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無法用語言確切地表達，但我覺得如果說它是一種無尚光榮的印象，這也許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一下貝蒂娜的詮證：不是悲哀，而是光榮。
此後不久，她要求這位馮·穆勒大法官歸還她寫給歌德的全部書信，她重讀一遍後感到非常失望：她與歌德交往的整個故事隻留下一個梗概，它也許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畢竟隻是一個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須加工。她修改、重寫、增補，一口氣幹了三年。她對自己的信不滿意，對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這次重讀，她才發現它們竟如此簡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對題，這令她很惱火。有時候他在給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沒有理會她的孩童麵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認真、一半溺愛的口吻在給一個女學生上課。因此，她覺得有必要變一變它們的語氣：在他稱她為“我們親愛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寶貝心肝”，在他的嚴厲申斥之後，她又補上幾句奉承或吹捧，聲稱貝蒂娜對這位如癡如醉的詩人曾產生極大的影響，儼然就是賦予他靈感的繆斯女神。
當然，她在重寫自己的書信時就更加放肆了。不過，她不曾改變其中的語氣，那語氣恰到好處。她所變動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們通信的間隔不要太長，那樣將可能否定他們之間親密關係的穩定性），她刪去了許多不合適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將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將某些場景戲劇化，將她就政治、藝術、尤其對音樂和對貝多芬的看法擴展深化。
她於一八三五年寫成此書，出版時書名為goethesbriefwechselmiteinemkinde，《歌德與一個孩子的通信》。起初，誰也不曾對這些通信的真實性提出疑問，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發現，而且被公諸於世。
天哪！她為什麽沒有將它們及時燒毀？
不妨設身處地為她想一想：燒毀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實在難以下手；這無異於親口承認你將不久於人世，你說不定明日就死；於是你日複一日地推延那銷毀行動，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慮不朽，卻忘了考慮死亡。
12
也許是因為我們這個世紀行將結束，我們獲得了某個適當的視角，於是有理由認為歌德是位於歐洲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偉大的中心。這不是那種一味回避極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實實在在的、使兩個極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過歐洲再也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態。歌德在青年時代曾鑽研過煉金術，但後來卻成為首批現代科學家中的一員。他是最偉大的德國人，然而他又是一個反愛國主義的歐洲人。歌德可謂是一個世界公民，但他幾乎一輩子也未離開過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瑪。他的一生屬於自然，但同時又屬於曆史。在愛情方麵，他既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又是個放蕩不羈的人。再有：
讓我們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電梯中的情景。盡管她本人就是個電腦控製論專家，然而她對這架機器的頭腦中發生了什麽故障卻一無所知。對她來說，這電梯是那樣陌生，不可理喻，與她每天所接觸的各種機械——從電話機旁的小計數器到洗碗機完全一樣。
相對而言，歌德所處的那個曆史年代則不同，當時的科技水準已開始給人們提供安逸，但是，對於一位受過教育的人來說，他對自己使用的各種器具物品的原理則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麽材料蓋成，他知道為什麽他的油燈能放光，他也懂得他與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遠鏡的原理；他本人雖然不會做手術，但是，他卻多次親臨手術場麵，在他生病時，他能夠使用專門術語同醫生交談。整個科技世界都向他開放、為他所理解。這就是歌德所處的歐洲曆史中心的偉大時代；今天，誰若是被困在顛顫不已的電梯裏，一想到那個偉大的時代，心中定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悵惘。
貝多芬的作品始於歌德的中心位置結束之時。此刻，世界開始失去其透明度，開始變得昏暗，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它向未知飛奔而去；人，被世界拋棄之後，則龜縮進他的自我，耽於懷舊、夢幻、反叛，讓自己內心的聲音淹沒而聽不見任何外界的聲音。但是，那發自內心的呼聲對歌德卻像一種不可忍受的噪聲。歌德厭惡噪聲，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無法忍受遠處花園中的犬吠。據說他不喜歡音樂，這不確切，他不喜歡的是管弦樂隊。他喜歡巴赫，因為巴赫仍把音樂看作各種獨立音響的透明組合，每一種音響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貝多芬的交響樂中，各種樂器的聲音融匯成喧鬧和哀歎的和聲。歌德不能忍受管弦樂隊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靈魂的高聲歎息。貝蒂娜的那些屬於年輕一代的朋友看見不食人間煙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並朝他們投以厭惡的目光。為此，他們不能原諒他，他們指責他是靈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敵。
貝蒂娜是詩人布列恩塔諾的妹妹，詩人阿爾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貝多芬。她屬於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沒有任何人有這樣的地位：她儼然是一位統治著兩個王國的女皇。
她的書充滿對歌德的溢美之辭。她所有的書信都是一首對他的頌歌。是的，正因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將她眼鏡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愛的孩子以遷就那根瘋香腸一事，這本書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愛情方麵對已故詩人的一番教訓，在重大感情問題上，他的表現竟如此庸俗可卑，犧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憐而平淡的婚姻。貝蒂娜的書既是頌揚又是鞭答。
九月十三日這天，貝蒂娜眼鏡摔碎，她覺得是一次大丟醜。起初，她的反應是非報這一箭之仇，向整個魏瑪宣布她被一根瘋香腸咬了，但她很快意識到，她這樣不依不饒將使她今後永遠別再想見到歌德，而且將使她孜孜以求的不朽，化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人遺忘。於是，她讓好心的阿爾尼姆給歌德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試著替她表示了歉意。但這封信始終沒有收到回信。這對年輕人離開了魏瑪。一一八一二年一月，他們又一次來這裏，但歌德拒不接見。一八一六年，克莉斯蒂安娜去世。不久貝蒂娜又給歌德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充滿了自責和歉意。然而歌德仍不作答。一八二一年，也就是他們最後一次會麵的十年以後，她又一次訪問魏瑪，並不邀自到踏進歌德的家門。這天晚上恰逢歌德會見賓朋，因此也沒法把她堵在門外。但即使這樣，他仍沒有同她作片言隻語的交談。同年十二月，她又給他寫信，依然沒有回音。
一八二三年，法蘭克福市政議會決定為歌德豎一塊紀念碑，並委托一位名叫勞契的雕塑家實施這項工程。貝蒂娜看見了紀念碑的模型，她很不喜歡；但她立刻意識到命運又將一個機會擺在她麵前，她決不能白白放過。盡管她並沒有繪畫的才能，她連夜動手，畫出了她設計的雕像的草圖：歌德呈坐姿，像一位古典式英雄；他手持一把七弦琴；一個姑娘代表普賽克，站在他兩膝之間；他的頭發像火焰一樣。她把草圖送交歌德，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歌德眼中溢出了淚水！這樣，終於在十三年以後（一八二四年的七月，他七十五歲，她三十九歲），他在家裏接待了她，盡管他很倔，但他仍然同意一切都可以原諒，那一段不友好的沉默已成過去。
我覺得，在故事的這一階段，兩位主人公顯然對所麵臨的形勢達成了清醒一致的諒解：他倆都知道對方的意圖，也都知道對方心裏同樣一清二楚。通過這張草圖，貝蒂娜第一次明確點穿了這場遊戲從一開始就要達到的目的：實現不朽。貝蒂娜沒有挑明這個詞，她隻是輕輕地擦個邊，就像我們彈一下繃緊的繩子，讓它長久而無聲地振動起來。歌德聽見了。起初，他傻嗬嗬覺得受寵若驚，但漸漸地（把眼淚抹去以後），他開始把握貝蒂娜的話的真正的（並非都為捧場的）意義：她要他知道，昔日的遊戲仍在繼續；她並沒有認輸投降；而且她是為他縫製壽衣的最佳人選，他歌德將穿著她縫製的壽衣，展示在後人麵前；沒有人能製止她，他倔強地保持沉默則尤其不能製止她。他又想起他早先的那句老話：貝蒂娜很危險，最好是和顏悅色地監視她。
貝蒂娜知道歌德知道。這可以從這年秋天他們的又一次會麵中看出；在一封寫給他侄子的信中，她這樣描述他：在那次會見後不久，“歌德開始與我爭吵，可是緊接著他又好言安撫我，以重新得到我的好感。”
難道我們還會誤解他！他已經充分意識到，是她攪得他心煩意亂，他恨自己把十三年的修煉付之東流。他於是同她吵架，仿佛要一口吐盡這些年來對她的積怨。但是，他很快又克製住自己：何必那麽當真？何必要告訴她心中的想法？關鍵是堅持既定的策略，讓她放鬆戒備、恢複平靜，一刻也不放鬆對她的監視。
貝蒂娜回憶說，在他們談話過程中，歌德以各種不同藉口，至少六次離開房間，偷偷去飲酒，她從他的呼氣中覺察到這一點。她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問他為什麽偷偷喝酒，他大為光火。
我覺得貝蒂娜的行為比歌德的偷飲更有趣：她的舉止不同於你我，我們也許隻會饒有興味地看著歌德，謹慎而禮貌地不置一詞。而她卻說那些別人永遠也不敢說的話，（“我聞到了你身上的酒氣！你為什麽要喝酒？為什麽偷著喝？”）這是她既不讓他過於狎昵、又能夠更接近他的辦法。貝蒂娜一向冒充天真。如此出言不遜似乎已經理所當然，這突然使歌德回想起十三年前他決定永遠不見的貝蒂娜。他一言不發地站起身，拎起一盞燈，表示會見到此結束，他將陪來訪者走過那黑暗的門廳過道，送到門口。
貝蒂娜在信中接著說，為了不讓他離開，她下跪在門口說：“我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堵住你，看看你究竟是個好精靈，還是像浮士德的耗子一樣，是個壞精靈；這門坎每天都有最偉大的精靈、我最偉大的朋友通過，我要親吻這門坎，為它祝福。”
歌德表現如何？我又得逐字逐句援引貝蒂娜的話。據說他曾說：“我決不會為了通過而踐踏你，也不會踐踏你的愛情；你的愛給我莫大的慰藉；考慮到你說的精靈，我將側身而過（他的確小心翼翼地繞過她跪在那裏的身體），亦太狡詐了，最好與你和睦相處！”
我覺得，貝蒂娜所說的出自歌德之口的這句話，對他在這次會見中一直向她默默傳達的意思做了一個總給，這就是：我知道，貝蒂娜，你畫紀念碑草圖真是一條妙計。我垂暮之年，看見自己的頭發飄散如火焰，當然激動不已，（天哪，我可憐的日漸稀疏的華發！）但我很快明白，你讓我看的不是一張草圖，而是你手中一把手槍，正遠遠地向我身後的不朽瞄準。我不知道如何解除你的武裝。因此我不希望戰爭。我要和平。僅此而已。我將小心地從你身邊繞過，我不會碰你，我不會擁抱你或吻你。首先，我沒有這種欲望，其次，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會變成你手槍中的子彈。
10
兩年後貝蒂娜返回魏瑪，幾乎每天見到歌德（他當時已七十五歲），在她的逗留即將結束時，她又作了一次厚顏無恥的獻媚表演，為的是能進入卡爾·奧古斯特的王宮。這一回，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歌德大發雷霆。“那隻討厭的牛虻”，dieseleidigebremse，他寫信給大公說：“從我母親那裏飛到我這裏，這些年來讓人不得安寧。她年輕時就裝小賣乖，嘰嘰喳喳像隻黃鸝鳥，現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將像個嚴厲的老叔公，教訓她從此以後不得造次；否則，她的巴結奉承還將不斷騷擾殿下。”
六年以後，她又來到魏瑪，但歌德拒不接見。將她比作討厭的牛虻為他所敘述的故事劃上句號。
奇怪。他當初接收紀念碑草圖時，曾打算與她和平相處。即使他看見她心裏就發毛，但仍想竭盡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與她“友好地”度過一個晚上。他現在又為什麽要讓這些努力化為烏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願意衣衫不整地辭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為什麽突然寫下那關於討厭的牛虻的句子？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維特之煩惱》被人遺忘之後，人們還將繼續罵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從來就是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一概而論。
在那個特定的時刻來到之前，死亡於我們是那樣遙遠，乃至我們不以為然。它無影無蹤，無處可尋。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當我們突然發現死亡就在眼前，我們再也不能不想它，它與我們形影不離。因為不朽與死亡之密不可分，猶如文學桂冠之於哈代，我們不妨說，不朽與我們也形影不離。我們一旦覺察它就在我們身邊，我們就會熱切地尋求。為了它，我們穿上特製的盛裝，買一條新的領帶，擔心別人會代為挑選服裝領帶，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決定撰寫他的回憶錄，即著名的《詩與真》，他決定請聽命於他的埃克爾曼1（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貝蒂娜送給他紀念碑的草圖）撰寫《歌德談話錄》，此書描繪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繪人仁慈的控製下形成的。
這個人生的第二階段，即一個人不得不時時注視著死亡的階段，緊接著又會過渡到下一個階段，一個時間延續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階段，人們對這個階段了解極少，談論也極少。體力日漸衰退，人總是感到一種疲勞。疲勞是從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無聲橋梁。在這一階段，死亡近在咫尺，讓人看得心煩。但它仍可以說是無影無蹤，無處可尋的，因為太密切、太熟悉的東西就變成這樣。一個體力不支的人看著窗外，隻見到樹木的頂端，他默默吟叨著這些樹木的名字：栗樹，楊樹，楓樹；這些名字與生命本身一樣美好。楊樹高大挺拔，像運動員將手臂伸向籃天；或像烈焰騰空後凝固不動。楊樹，同——楊樹。如果把不朽與這個垂暮老人所看見的窗外的楊樹相比，那麽，所謂不朽隻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話，是用撲蝴蝶的網套兜風。行將就木的老人對不朽毫無興趣。
那麽，這位體力不支的老人、憑窗凝望一棵白楊的老人，在一個女人突然出現、坐桌子、跪門坎、高談闊論的時候，他將做什麽呢？他將帶著一種難以言表的興奮，一種生命力的突然衝動，稱她為討厭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寫“討厭的牛虻”幾個字那個時刻。我想象著他所經曆的快感，我想他會突然意識到，他這輩子從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總以為自己把握著不朽，而這種責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離譜，盡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軌離譜之事，他隨即就要設法將它抹平，將它置於光明正大的範疇，即他通常認為屬於美的範疇。“討厭的牛虻”這幾個字與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與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們是一種絕對的自由。它們隻能是一個處於生命的第三階段的人寫下的，因為這時人已不再聽命於不朽，不再把它當回事。並非每人都能抵達這最高的境界，然而誰達到了那個境界，誰就知道，惟有在那裏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這些想法掠過歌德的腦海，但他隨即就忘記了，因為他年老神衰，記憶力極差。
1埃克爾曼（1792-1854），德國作家，因撰寫《歌德談活錄》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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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記得、她第一次去見他時，她裝得像個孩子。二十五年以後，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聽說歌德病重，便立即讓自己的孩子來到他身邊：她十八歲的兒子西格蒙德。按照母親的指示，這個靦腆的男孩在魏瑪呆了六天，一點也不知底細。但是歌德知道：她派來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訴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門口，貝蒂娜將親手執掌他的不朽名聲。
死亡確實推門而入了。歌德掙紮了一個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幾天後，貝蒂娜寫信給歌德的遺囑執行人馮·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無法用語言確切地表達，但我覺得如果說它是一種無尚光榮的印象，這也許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一下貝蒂娜的詮證：不是悲哀，而是光榮。
此後不久，她要求這位馮·穆勒大法官歸還她寫給歌德的全部書信，她重讀一遍後感到非常失望：她與歌德交往的整個故事隻留下一個梗概，它也許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畢竟隻是一個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須加工。她修改、重寫、增補，一口氣幹了三年。她對自己的信不滿意，對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這次重讀，她才發現它們竟如此簡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對題，這令她很惱火。有時候他在給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沒有理會她的孩童麵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認真、一半溺愛的口吻在給一個女學生上課。因此，她覺得有必要變一變它們的語氣：在他稱她為“我們親愛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寶貝心肝”，在他的嚴厲申斥之後，她又補上幾句奉承或吹捧，聲稱貝蒂娜對這位如癡如醉的詩人曾產生極大的影響，儼然就是賦予他靈感的繆斯女神。
當然，她在重寫自己的書信時就更加放肆了。不過，她不曾改變其中的語氣，那語氣恰到好處。她所變動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們通信的間隔不要太長，那樣將可能否定他們之間親密關係的穩定性），她刪去了許多不合適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將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將某些場景戲劇化，將她就政治、藝術、尤其對音樂和對貝多芬的看法擴展深化。
她於一八三五年寫成此書，出版時書名為goethesbriefwechselmiteinemkinde，《歌德與一個孩子的通信》。起初，誰也不曾對這些通信的真實性提出疑問，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發現，而且被公諸於世。
天哪！她為什麽沒有將它們及時燒毀？
不妨設身處地為她想一想：燒毀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實在難以下手；這無異於親口承認你將不久於人世，你說不定明日就死；於是你日複一日地推延那銷毀行動，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慮不朽，卻忘了考慮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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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為我們這個世紀行將結束，我們獲得了某個適當的視角，於是有理由認為歌德是位於歐洲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偉大的中心。這不是那種一味回避極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實實在在的、使兩個極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過歐洲再也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態。歌德在青年時代曾鑽研過煉金術，但後來卻成為首批現代科學家中的一員。他是最偉大的德國人，然而他又是一個反愛國主義的歐洲人。歌德可謂是一個世界公民，但他幾乎一輩子也未離開過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瑪。他的一生屬於自然，但同時又屬於曆史。在愛情方麵，他既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又是個放蕩不羈的人。再有：
讓我們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電梯中的情景。盡管她本人就是個電腦控製論專家，然而她對這架機器的頭腦中發生了什麽故障卻一無所知。對她來說，這電梯是那樣陌生，不可理喻，與她每天所接觸的各種機械——從電話機旁的小計數器到洗碗機完全一樣。
相對而言，歌德所處的那個曆史年代則不同，當時的科技水準已開始給人們提供安逸，但是，對於一位受過教育的人來說，他對自己使用的各種器具物品的原理則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麽材料蓋成，他知道為什麽他的油燈能放光，他也懂得他與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遠鏡的原理；他本人雖然不會做手術，但是，他卻多次親臨手術場麵，在他生病時，他能夠使用專門術語同醫生交談。整個科技世界都向他開放、為他所理解。這就是歌德所處的歐洲曆史中心的偉大時代；今天，誰若是被困在顛顫不已的電梯裏，一想到那個偉大的時代，心中定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悵惘。
貝多芬的作品始於歌德的中心位置結束之時。此刻，世界開始失去其透明度，開始變得昏暗，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它向未知飛奔而去；人，被世界拋棄之後，則龜縮進他的自我，耽於懷舊、夢幻、反叛，讓自己內心的聲音淹沒而聽不見任何外界的聲音。但是，那發自內心的呼聲對歌德卻像一種不可忍受的噪聲。歌德厭惡噪聲，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無法忍受遠處花園中的犬吠。據說他不喜歡音樂，這不確切，他不喜歡的是管弦樂隊。他喜歡巴赫，因為巴赫仍把音樂看作各種獨立音響的透明組合，每一種音響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貝多芬的交響樂中，各種樂器的聲音融匯成喧鬧和哀歎的和聲。歌德不能忍受管弦樂隊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靈魂的高聲歎息。貝蒂娜的那些屬於年輕一代的朋友看見不食人間煙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並朝他們投以厭惡的目光。為此，他們不能原諒他，他們指責他是靈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敵。
貝蒂娜是詩人布列恩塔諾的妹妹，詩人阿爾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貝多芬。她屬於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沒有任何人有這樣的地位：她儼然是一位統治著兩個王國的女皇。
她的書充滿對歌德的溢美之辭。她所有的書信都是一首對他的頌歌。是的，正因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將她眼鏡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愛的孩子以遷就那根瘋香腸一事，這本書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愛情方麵對已故詩人的一番教訓，在重大感情問題上，他的表現竟如此庸俗可卑，犧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憐而平淡的婚姻。貝蒂娜的書既是頌揚又是鞭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