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他們設法給它取個名字。托馬斯要讓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麗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來時腋下夾著那本書，建議讓狗名叫“托爾斯秦”。
“它不能叫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個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麽樣？”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麽滑稽的臉，它太象卡列寧，對，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經常想象中的樣子。”
“叫卡列寧不會影響她的性機能嗎？”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們叫得多了，可能會發展同性戀趨向。”
太奇怪了，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們一般更衷情於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寧是例外，決心與特麗莎相好。托馬斯為此而感謝它，總是敲敲那小狗的頭：“幹得好，卡列寧！我當初要你就為了這個。我不能安頓好她，你可一定得幫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寧的幫助，托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是幾年之後，大約在俄國坦克攻占他的祖國後的第十天。這是1968中8月，托馬斯接到白天從蘇黎世一所醫院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院長，一位內科大夫，在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上曾與托馬斯結下了友誼。他為托馬斯擔心，堅持讓他去那兒工作。
因為特麗莎的緣故，托馬斯想也沒想便謝絕了瑞士那位院長的邀請。他估計她不會願意離開這兒。在占領的頭一周裏，她沉浸在一種類似快樂的狀態之中，帶著照相機在街上轉遊，然後把一些膠卷交給外國記者們，事實上是記者們搶著要。有一次，她做得太過火，竟然給一位俄國軍官來了一個近鏡頭：衝著一群老百姓舉起左輪手槍。她被捕了，在占領軍指揮部裏過了一夜。他們還威脅著要槍斃她。可他們剛一放走她，她又帶著照相機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為如此，占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麽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麽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麽不能？”
“你一直在外麵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這倒是真的：她的興奮感隻延續了一個星期，那時國家的頭麵人物象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種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宇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衝著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醜。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與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台作了演說。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氣，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鍾。
正因為如此，占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麽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麽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麽不能？”
“你一直在外麵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一天，特麗莎未經邀請來到了他身邊，一天，她又同樣地離他而去。她帶著沉重的箱子前來，又帶著沉重的箱子離別。
他付了賬，離開餐館開始逛街。他心中的憂鬱變得越來越美麗。他和特麗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現在他認識到了，對這些歲月的回憶遠比它們本身更有魅力。
他對特麗莎的愛是美麗的，但也是令人厭倦的；他總是向她瞞著什麽，哄勸，掩飾，講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靜，向她表白感情，說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夢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責，他辯解，他道歉……好，這一切令人厭倦的東西現在終於都消失了，隻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發現他獨自在蘇黎世的街上溜達，呼吸著令人心醉的自由氣息。每一個角落裏都隱伏著新的風險，未來將又是一個謎。他又在回歸單身漢的生活，回到他曾認為命裏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種生活裏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與她係在一起過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監視。如果能夠，她也許還會把鐵球穿在他的腳踝上。突然間，他的腳步輕去許多，他飛起來了，來到了巴門尼德神奇的領地：他正亭受著甜美的生命之輕。
（他想給日內瓦的薩賓娜打電話嗎？或者想與他在蘇黎世幾個月內遇到的其他女人打電話聯係嗎？不，一點兒也不。也許他感到，任何女人都會使他痛苦不堪地回憶起特麗莎。）
奇異而憂鬱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續到星期日夜裏。星期一，一切都變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麗莎；想象她坐在那裏向他寫告別信；感到她的手在顫抖；看見她一隻手提著重箱子，另一隻手引著卡列寧的皮帶。他想象她打開他們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門時怎樣痛苦地忍受那撲麵麵來的滿房棄物的氣息。
兩天美好而憂鬱的日子裏，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靈感應的禍根子）度假閑置，如同一個煤礦上緊張勞累一周之後，星期天呼呼大睡，為星期一的上班積蓄氣力。
他給病人診治，卻總在病人身上看見特麗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對自己說，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實她的出走和我們不再相見，這都很好，盡管我想擺脫的不是特麗莎麵是那種病——同情。這種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輕托他浮出了未來的深處。到星期一，他卻被從未體驗過的重負所擊倒，連俄國坦克數噸鋼鐵也無法與之相比。沒有什麽比同情更為沉重了。一個人的痛苦遠不及對痛苦的同情那樣沉重，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想象會強化痛苦，他們百次重複回蕩的想象更使痛苦無邊無涯。
“它不能叫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個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麽樣？”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麽滑稽的臉，它太象卡列寧，對，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經常想象中的樣子。”
“叫卡列寧不會影響她的性機能嗎？”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們叫得多了，可能會發展同性戀趨向。”
太奇怪了，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們一般更衷情於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寧是例外，決心與特麗莎相好。托馬斯為此而感謝它，總是敲敲那小狗的頭：“幹得好，卡列寧！我當初要你就為了這個。我不能安頓好她，你可一定得幫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寧的幫助，托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是幾年之後，大約在俄國坦克攻占他的祖國後的第十天。這是1968中8月，托馬斯接到白天從蘇黎世一所醫院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院長，一位內科大夫，在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上曾與托馬斯結下了友誼。他為托馬斯擔心，堅持讓他去那兒工作。
因為特麗莎的緣故，托馬斯想也沒想便謝絕了瑞士那位院長的邀請。他估計她不會願意離開這兒。在占領的頭一周裏，她沉浸在一種類似快樂的狀態之中，帶著照相機在街上轉遊，然後把一些膠卷交給外國記者們，事實上是記者們搶著要。有一次，她做得太過火，竟然給一位俄國軍官來了一個近鏡頭：衝著一群老百姓舉起左輪手槍。她被捕了，在占領軍指揮部裏過了一夜。他們還威脅著要槍斃她。可他們剛一放走她，她又帶著照相機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為如此，占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麽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麽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麽不能？”
“你一直在外麵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這倒是真的：她的興奮感隻延續了一個星期，那時國家的頭麵人物象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種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宇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衝著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醜。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與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台作了演說。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氣，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鍾。
正因為如此，占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麽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麽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麽不能？”
“你一直在外麵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一天，特麗莎未經邀請來到了他身邊，一天，她又同樣地離他而去。她帶著沉重的箱子前來，又帶著沉重的箱子離別。
他付了賬，離開餐館開始逛街。他心中的憂鬱變得越來越美麗。他和特麗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現在他認識到了，對這些歲月的回憶遠比它們本身更有魅力。
他對特麗莎的愛是美麗的，但也是令人厭倦的；他總是向她瞞著什麽，哄勸，掩飾，講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靜，向她表白感情，說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夢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責，他辯解，他道歉……好，這一切令人厭倦的東西現在終於都消失了，隻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發現他獨自在蘇黎世的街上溜達，呼吸著令人心醉的自由氣息。每一個角落裏都隱伏著新的風險，未來將又是一個謎。他又在回歸單身漢的生活，回到他曾認為命裏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種生活裏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與她係在一起過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監視。如果能夠，她也許還會把鐵球穿在他的腳踝上。突然間，他的腳步輕去許多，他飛起來了，來到了巴門尼德神奇的領地：他正亭受著甜美的生命之輕。
（他想給日內瓦的薩賓娜打電話嗎？或者想與他在蘇黎世幾個月內遇到的其他女人打電話聯係嗎？不，一點兒也不。也許他感到，任何女人都會使他痛苦不堪地回憶起特麗莎。）
奇異而憂鬱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續到星期日夜裏。星期一，一切都變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麗莎；想象她坐在那裏向他寫告別信；感到她的手在顫抖；看見她一隻手提著重箱子，另一隻手引著卡列寧的皮帶。他想象她打開他們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門時怎樣痛苦地忍受那撲麵麵來的滿房棄物的氣息。
兩天美好而憂鬱的日子裏，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靈感應的禍根子）度假閑置，如同一個煤礦上緊張勞累一周之後，星期天呼呼大睡，為星期一的上班積蓄氣力。
他給病人診治，卻總在病人身上看見特麗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對自己說，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實她的出走和我們不再相見，這都很好，盡管我想擺脫的不是特麗莎麵是那種病——同情。這種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輕托他浮出了未來的深處。到星期一，他卻被從未體驗過的重負所擊倒，連俄國坦克數噸鋼鐵也無法與之相比。沒有什麽比同情更為沉重了。一個人的痛苦遠不及對痛苦的同情那樣沉重，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想象會強化痛苦，他們百次重複回蕩的想象更使痛苦無邊無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