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師的出現，害怕自己沒有力量說一個不字。幾天過去了，害怕他來的擔憂逐漸變成了害怕他不來的恐懼。
一個月以後，工程師仍然音信全無。特麗莎覺得有點費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漸消退，變成了一個惱人的疑問：他為什麽不來？
這天她正在侍候顧客，朝那個曾經攻擊她賣酒給孩子喝的禿頭走去。他正在大聲講一個肮髒的笑話。笑話是老調重彈，她從前在小城裏端啤酒時就從醉鬼們那裏聽過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親的世界在闖入她的生活，於是粗魯地打斷了禿頭。
“不要你指手劃腳，”那男人怒氣衝衝，“我們還讓你呆在這酒吧店裏，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們？你說的我們是指誰？”
“就是我們，”那人舉起手裏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願你這樣的人對我頂撞，明白嗎？哦，順便說吧，”他指著特麗莎脖子上一串廉價的珍珠項鏈，“這是從哪裏來的？你不能說是你丈夫給的吧？一個擦窗戶的！他送不起這樣的禮物！是你的顧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麽來回報他們？”
“馬上閉嘴！”她叫道。
“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他繼續說，企圖抓住那項鏈。
卡列寧突然跳出來，把前爪搭在酒櫃上，開始叫起來。
大使說：“他是個秘密警察。”
“那他為什麽這樣公開？一個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麽好處呢？”大使盤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學練瑜珈功。肯尼迪從牆上的相片框子裏朝他微笑，使他的話有一種特殊的威嚴。
“秘密警察有幾種職能，親愛的，”他開始用長輩人的語氣說，“第一種是舊式的，他們隻是聽聽人們說些什麽，向上司匯報。”“第二種職能就是威嚇人。他們要人們明氏我們都在他們的股掌之中，要讓我們害怕。你那禿頭朋友就屬於這一類。
“第三種職能就是製造假象來損害我們的名聲。幾天前，他們試圖指控我們陰謀顛覆國家，當然這隻會使我們增加聲望。現在，他們往我們口袋裏塞麻醉毒品，聲稱我們強xx了一個十二歲的女孩，他們總能找到什麽姑娘跟在後麵。”
特麗莎立即聯想起那個工程師，他為什麽再不來了？
“他們需要設陷斷，”大使繼續說，“強迫人們與他們合作，給另一些人設陷阱。這樣，他們就能慢慢地把整個民族變成一個純粹的告密者組織。”
特麗莎此刻隻想到一件事：工程師有可能是警察局派來的。那麽，把自己灌醉又宣稱他愛她的那個少年又是誰？正是因為他，禿頭特務才攻擊她，工程師才為她辯護。那麽，這三個人都在預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軟化她，使她上鉤！
她怎麽能沒想到這一點呢？那住宅是那麽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個穿著華貴的工程師怎麽會住在一個那樣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師嗎？如果是，他怎麽可以在午後兩點的時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師讀索福克勒斯的書？不！那不是工程師的圖書館！那地方總的來看更象是某個窮知識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進監獄以後沒收來的。十歲那年，她父親被抓進了監獄，國家沒收了他們的住宅和父親所有的書，誰知道那房子後來作什麽用了？
現在她明白了，為什麽工程師不再來了：他完成了使命。什麽使命呢？秘密特務喝醉時已經粗心地泄露出來了：“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現在，自稱工程師的人可以證實她跟他睡了覺，還向他勒索了錢！他們將威脅她，將她的醜聞公之於眾，除非她同意向他們報告在酒吧裏喝酒人的情況。
“別著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聽起來沒有什麽危險。”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異樣的聲音說。然後帶著卡列寧，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
人們通常從災難中逃向未來，用一條擬想的線截斷時間的軌道，眼下的災難在線的那一邊將不複存在。但特麗莎在自己的未來裏還看不到這樣的線。隻有往回看才能給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們坐上車，遠離布拉格的束縛。
托馬斯開車，特麗莎坐在旁邊，卡列寧坐在後麵，偶爾伸過頭舔舔他們的耳朵。兩小時後，他們來到一個以礦泉水出名的小鎮上。六年前他們在這裏住過幾天。他們想在這裏過夜。
他們開進廣場，下了車，麵對曾經住過的旅館站著。這裏沒有什麽變化，一棵老椴樹還象以前一樣挺立在旅館前麵。一座古老的木製柱廊往左邊轉去，最高處止於溪流之中。溪流把帶有療效的泉水濺落在大理石的盆內。人們都紛紛探身彎腰，手裏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馬斯再看那旅館時，發現事實上有些東西還是變了。原來稱為格蘭特的旅館現在更名為“貝加爾”。他看了看大樓轉彎處的街名牌：莫斯科廣場。隨後，他們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沒套皮帶的卡列寧緊隨其後），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寧格勒街，羅斯托夫街，諾沃西比斯克街，基輔街，熬德薩街；還有柴可夫斯基療養院，托爾斯泰療養院，柯薩科夫療養院；還有蘇沃洛夫旅館，高爾基劇院，普西金酒吧。所有這一些名字都來自俄國的地理和俄國的曆史。
特麗莎突然記起俄國入侵的那幾天，每個城鎮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號牌也不見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俄國部隊在鄉下轉了整整幾天，不知自己來到了哪裏。軍官們搜尋並企圖占領報社、電視台、電台，但沒能找到它們。無論什麽時候他們問路，人們不是對他們聳聳肩，就是告訴他們錯誤的地名和方向。
現在看來，失去名字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相當危險的。那些街道和建築再也不能恢複它們原來的名字了。結果，一個捷克小礦泉突然演變為一個虛構的袖珍俄羅斯，特麗莎尋找著的往昔已被人沒收。他們不可能在這裏過夜。
他們默默地走回汽車。她想著一切人與一切事看來都偽裝起來了。一個古老的捷克城鎮競被眾多俄國名字淹沒。拍攝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競無意中為秘密警察效勞。送她去死的人臉上戴的麵具競象托馬斯。一個特務扮演著工程師而一個工程師競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還有他房裏那本有象征意義的書，原來也隻不過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贗品。
想到她在那裏拿著那本書，她心裏突然一亮，兩頰都紅了。事情經過到底是怎麽回事呢？當時工程師說他去取咖啡，她走向書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隨後工程師回來了，可沒有什麽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場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鍾，也許有兩分鍾，甚至三分鍾。那麽他在那間小客廳裏磨磨蹭蹭幹了些什麽？他上廁所了？她竭力回憶當時是否到了關門聲或衝水聲。沒有，她肯定沒有聽到水聲，要不然她會記得的。而且她幾乎能肯定那門已經關了。那麽他在那間客廳裏幹了些什麽呢？
再清楚不過了：他們要讓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師以外的更多確切鐵證。在他不見了的那一段長長而可疑的時間內，他隻可能是去那間屋裏安放電影攝影機；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個帶有照相機的入放進來，讓他從簾子後麵給他們拍照。
僅僅幾周前，她還嘲笑普羅恰茲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營裏，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麽她自己呢？她天真過分，以為自己從母親屋頂下逃脫出容，已成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親的屋頂延展著以至遮蓋了整個世界，使她永遠也當不了主人。特麗莎永遠也逃脫不了她。
他們走下花草鑲嵌的台階，折回廣場。托馬斯問：“怎麽啦？”
她還沒來得及答話，便聽到有人跟托馬斯打招呼。
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飽經風霜的男人，一位農場工。托馬斯曾經給他動過手術。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礦泉來療養。他邀請托馬斯與特麗莎去與他喝一杯。考慮到法令不允許狗進入公共場所，特麗莎便把卡列寧送回汽車。她轉來時，那人已在附近一個酒吧找了張桌子，正在說：“我們的生活平平靜靜的，兩年前他們甚至還選我當了集體農莊主席呢。”
“恭喜你。”托馬斯說。
“你知道怎麽著，人們死活都要往城裏搬。頭兒們，當然喜歡有人願意留下。他們不可能開除我們。”
“這是我們向往的。”特麗莎說
“姑娘，你會悶得哭鼻子的。那裏沒什麽可幹的，什麽也沒有。”
特麗莎注視著農場工曬得黑黝黝的臉龐，覺得他非常和善可親。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有人和善可親！她眼前浮現出一片鄉村生活的幻景：有鍾樓的村莊，田野，樹林，順著溝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著綠色帽子的獵手。她從未到農村住過，對鄉下的想象都是聽說來的，或許是從書中讀到的，還或許是無意識地從古老祖先那裏承襲下來的。這些幻景在她腦子裏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舊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還有什麽不舒服嗎？”
那人指著脖子後麵腦神經與脊髓相連的部分：“這兒還是經常痛。”
他仍然坐著，托馬斯摸了摸那兒，簡單地給這位從前的病人檢查了一遍：“我再沒權利開處方了。不過，去告訴現在給你看病的醫生，就說你跟我談過了，我建議你用這個藥。”他從皮包裏的便箋本上撕下一頁，用大寫字母寫了那種藥的藥名。
他們動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麗莎鬱鬱沉思著工程師懷裏的她那張裸體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張照片確實存在，托馬斯也永遠不會看見的。它對他們僅有的價值無非是訛詐她的資本。他們把它寄給托馬斯的話，這一價值就隨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們會決定再幹些什麽呢？照片隻會成為他們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們也許僅僅為了開個玩笑，把它用個信封寄給托馬斯。
托馬斯收到這樣一張照片又會怎麽樣？會把她趕走嗎？也許不會，很可能不會的。但他們那易垮的愛情大廈必然會搖搖欲墜，因為大廈隻有她忠誠的柱子作為唯一支撐，因為愛就象眾多帝權：一旦他們建立的信念崩潰了，自己也就隨之消亡。
現在，幻景又出現在她眼前：一隻沿著溝渠奔跑的兔子，一個戴綠色帽子的獵手，以及鄉村教堂的鍾樓，高高地升起在樹林之上。
她想告訴托馬斯，他們應該離開布拉格，離開這些把烏鴉活活埋在地裏的孩子，離開這些警察特務，離開這些用傘武裝起來的婦女。她想告訴他，他們應該搬到鄉下去，那是挽救他們的唯一出路。
她轉向他，但托馬斯沒有反應，兩眼直視前麵的路。就這樣，因為她未能逾越他們之間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說話的勇氣。她又一次體驗了從佩特林山上下來時的感覺，胃在收縮，以為自己要生病了。對她來說，他太強壯，自己太柔弱。他發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執行，卻不知道為什麽。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帶槍人用眼罩蒙任她的雙眼，讓她靠在那棵栗樹的樹幹上。她想死。
醒來時，她發現自己一個人在家。
她走到外麵，開始朝堤岸那邊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邊，久久地狠狠地看著河水。漫漫水流的壯景將會撫慰她的靈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不停地流淌，紛壇世事就在它的兩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會被人忘卻，而隻有滔滔江河還在流淌。
她憑欄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過了市區，把光榮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後；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從肮髒的堤岸之間穿過，被牆垣和柵欄所束縛，而牆垣柵欄還約束著眾多的工廠和遺棄了的運動場。
她凝望著河水——它顯得更淒涼更暗淡——她突然看見河的中部漂著一個異物，紅色的，對了——是一條板凳，一張帶著鐵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園裏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遊流去，後麵接著又是一張。一張又一張。特麗莎隻能這樣猜想，布拉格公園裏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這滔滔河水，遠遠地離開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來越多，象秋日的落時被流水從樹林裏洗刷出來，零落漂去——紅的，黃的，藍的。
她轉過身，朝身後看去，象是要問路上行人這是為什麽，為什麽布拉格公園裏的凳子都漂到河裏去了？但每個擦身而過的人都很冷漠，對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流經他們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關心。
她再一次俯腳河水，心中悲傷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別。
大多數的板凳已經看不見了，隻有幾張後來的凳子隱隱浮現：幾張黃色的，最後一張，是藍色。
一個月以後，工程師仍然音信全無。特麗莎覺得有點費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漸消退，變成了一個惱人的疑問：他為什麽不來？
這天她正在侍候顧客，朝那個曾經攻擊她賣酒給孩子喝的禿頭走去。他正在大聲講一個肮髒的笑話。笑話是老調重彈，她從前在小城裏端啤酒時就從醉鬼們那裏聽過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親的世界在闖入她的生活，於是粗魯地打斷了禿頭。
“不要你指手劃腳，”那男人怒氣衝衝，“我們還讓你呆在這酒吧店裏，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們？你說的我們是指誰？”
“就是我們，”那人舉起手裏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願你這樣的人對我頂撞，明白嗎？哦，順便說吧，”他指著特麗莎脖子上一串廉價的珍珠項鏈，“這是從哪裏來的？你不能說是你丈夫給的吧？一個擦窗戶的！他送不起這樣的禮物！是你的顧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麽來回報他們？”
“馬上閉嘴！”她叫道。
“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他繼續說，企圖抓住那項鏈。
卡列寧突然跳出來，把前爪搭在酒櫃上，開始叫起來。
大使說：“他是個秘密警察。”
“那他為什麽這樣公開？一個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麽好處呢？”大使盤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學練瑜珈功。肯尼迪從牆上的相片框子裏朝他微笑，使他的話有一種特殊的威嚴。
“秘密警察有幾種職能，親愛的，”他開始用長輩人的語氣說，“第一種是舊式的，他們隻是聽聽人們說些什麽，向上司匯報。”“第二種職能就是威嚇人。他們要人們明氏我們都在他們的股掌之中，要讓我們害怕。你那禿頭朋友就屬於這一類。
“第三種職能就是製造假象來損害我們的名聲。幾天前，他們試圖指控我們陰謀顛覆國家，當然這隻會使我們增加聲望。現在，他們往我們口袋裏塞麻醉毒品，聲稱我們強xx了一個十二歲的女孩，他們總能找到什麽姑娘跟在後麵。”
特麗莎立即聯想起那個工程師，他為什麽再不來了？
“他們需要設陷斷，”大使繼續說，“強迫人們與他們合作，給另一些人設陷阱。這樣，他們就能慢慢地把整個民族變成一個純粹的告密者組織。”
特麗莎此刻隻想到一件事：工程師有可能是警察局派來的。那麽，把自己灌醉又宣稱他愛她的那個少年又是誰？正是因為他，禿頭特務才攻擊她，工程師才為她辯護。那麽，這三個人都在預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軟化她，使她上鉤！
她怎麽能沒想到這一點呢？那住宅是那麽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個穿著華貴的工程師怎麽會住在一個那樣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師嗎？如果是，他怎麽可以在午後兩點的時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師讀索福克勒斯的書？不！那不是工程師的圖書館！那地方總的來看更象是某個窮知識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進監獄以後沒收來的。十歲那年，她父親被抓進了監獄，國家沒收了他們的住宅和父親所有的書，誰知道那房子後來作什麽用了？
現在她明白了，為什麽工程師不再來了：他完成了使命。什麽使命呢？秘密特務喝醉時已經粗心地泄露出來了：“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現在，自稱工程師的人可以證實她跟他睡了覺，還向他勒索了錢！他們將威脅她，將她的醜聞公之於眾，除非她同意向他們報告在酒吧裏喝酒人的情況。
“別著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聽起來沒有什麽危險。”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異樣的聲音說。然後帶著卡列寧，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
人們通常從災難中逃向未來，用一條擬想的線截斷時間的軌道，眼下的災難在線的那一邊將不複存在。但特麗莎在自己的未來裏還看不到這樣的線。隻有往回看才能給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們坐上車，遠離布拉格的束縛。
托馬斯開車，特麗莎坐在旁邊，卡列寧坐在後麵，偶爾伸過頭舔舔他們的耳朵。兩小時後，他們來到一個以礦泉水出名的小鎮上。六年前他們在這裏住過幾天。他們想在這裏過夜。
他們開進廣場，下了車，麵對曾經住過的旅館站著。這裏沒有什麽變化，一棵老椴樹還象以前一樣挺立在旅館前麵。一座古老的木製柱廊往左邊轉去，最高處止於溪流之中。溪流把帶有療效的泉水濺落在大理石的盆內。人們都紛紛探身彎腰，手裏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馬斯再看那旅館時，發現事實上有些東西還是變了。原來稱為格蘭特的旅館現在更名為“貝加爾”。他看了看大樓轉彎處的街名牌：莫斯科廣場。隨後，他們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沒套皮帶的卡列寧緊隨其後），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寧格勒街，羅斯托夫街，諾沃西比斯克街，基輔街，熬德薩街；還有柴可夫斯基療養院，托爾斯泰療養院，柯薩科夫療養院；還有蘇沃洛夫旅館，高爾基劇院，普西金酒吧。所有這一些名字都來自俄國的地理和俄國的曆史。
特麗莎突然記起俄國入侵的那幾天，每個城鎮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號牌也不見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俄國部隊在鄉下轉了整整幾天，不知自己來到了哪裏。軍官們搜尋並企圖占領報社、電視台、電台，但沒能找到它們。無論什麽時候他們問路，人們不是對他們聳聳肩，就是告訴他們錯誤的地名和方向。
現在看來，失去名字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相當危險的。那些街道和建築再也不能恢複它們原來的名字了。結果，一個捷克小礦泉突然演變為一個虛構的袖珍俄羅斯，特麗莎尋找著的往昔已被人沒收。他們不可能在這裏過夜。
他們默默地走回汽車。她想著一切人與一切事看來都偽裝起來了。一個古老的捷克城鎮競被眾多俄國名字淹沒。拍攝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競無意中為秘密警察效勞。送她去死的人臉上戴的麵具競象托馬斯。一個特務扮演著工程師而一個工程師競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還有他房裏那本有象征意義的書，原來也隻不過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贗品。
想到她在那裏拿著那本書，她心裏突然一亮，兩頰都紅了。事情經過到底是怎麽回事呢？當時工程師說他去取咖啡，她走向書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隨後工程師回來了，可沒有什麽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場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鍾，也許有兩分鍾，甚至三分鍾。那麽他在那間小客廳裏磨磨蹭蹭幹了些什麽？他上廁所了？她竭力回憶當時是否到了關門聲或衝水聲。沒有，她肯定沒有聽到水聲，要不然她會記得的。而且她幾乎能肯定那門已經關了。那麽他在那間客廳裏幹了些什麽呢？
再清楚不過了：他們要讓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師以外的更多確切鐵證。在他不見了的那一段長長而可疑的時間內，他隻可能是去那間屋裏安放電影攝影機；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個帶有照相機的入放進來，讓他從簾子後麵給他們拍照。
僅僅幾周前，她還嘲笑普羅恰茲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營裏，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麽她自己呢？她天真過分，以為自己從母親屋頂下逃脫出容，已成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親的屋頂延展著以至遮蓋了整個世界，使她永遠也當不了主人。特麗莎永遠也逃脫不了她。
他們走下花草鑲嵌的台階，折回廣場。托馬斯問：“怎麽啦？”
她還沒來得及答話，便聽到有人跟托馬斯打招呼。
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飽經風霜的男人，一位農場工。托馬斯曾經給他動過手術。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礦泉來療養。他邀請托馬斯與特麗莎去與他喝一杯。考慮到法令不允許狗進入公共場所，特麗莎便把卡列寧送回汽車。她轉來時，那人已在附近一個酒吧找了張桌子，正在說：“我們的生活平平靜靜的，兩年前他們甚至還選我當了集體農莊主席呢。”
“恭喜你。”托馬斯說。
“你知道怎麽著，人們死活都要往城裏搬。頭兒們，當然喜歡有人願意留下。他們不可能開除我們。”
“這是我們向往的。”特麗莎說
“姑娘，你會悶得哭鼻子的。那裏沒什麽可幹的，什麽也沒有。”
特麗莎注視著農場工曬得黑黝黝的臉龐，覺得他非常和善可親。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有人和善可親！她眼前浮現出一片鄉村生活的幻景：有鍾樓的村莊，田野，樹林，順著溝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著綠色帽子的獵手。她從未到農村住過，對鄉下的想象都是聽說來的，或許是從書中讀到的，還或許是無意識地從古老祖先那裏承襲下來的。這些幻景在她腦子裏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舊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還有什麽不舒服嗎？”
那人指著脖子後麵腦神經與脊髓相連的部分：“這兒還是經常痛。”
他仍然坐著，托馬斯摸了摸那兒，簡單地給這位從前的病人檢查了一遍：“我再沒權利開處方了。不過，去告訴現在給你看病的醫生，就說你跟我談過了，我建議你用這個藥。”他從皮包裏的便箋本上撕下一頁，用大寫字母寫了那種藥的藥名。
他們動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麗莎鬱鬱沉思著工程師懷裏的她那張裸體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張照片確實存在，托馬斯也永遠不會看見的。它對他們僅有的價值無非是訛詐她的資本。他們把它寄給托馬斯的話，這一價值就隨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們會決定再幹些什麽呢？照片隻會成為他們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們也許僅僅為了開個玩笑，把它用個信封寄給托馬斯。
托馬斯收到這樣一張照片又會怎麽樣？會把她趕走嗎？也許不會，很可能不會的。但他們那易垮的愛情大廈必然會搖搖欲墜，因為大廈隻有她忠誠的柱子作為唯一支撐，因為愛就象眾多帝權：一旦他們建立的信念崩潰了，自己也就隨之消亡。
現在，幻景又出現在她眼前：一隻沿著溝渠奔跑的兔子，一個戴綠色帽子的獵手，以及鄉村教堂的鍾樓，高高地升起在樹林之上。
她想告訴托馬斯，他們應該離開布拉格，離開這些把烏鴉活活埋在地裏的孩子，離開這些警察特務，離開這些用傘武裝起來的婦女。她想告訴他，他們應該搬到鄉下去，那是挽救他們的唯一出路。
她轉向他，但托馬斯沒有反應，兩眼直視前麵的路。就這樣，因為她未能逾越他們之間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說話的勇氣。她又一次體驗了從佩特林山上下來時的感覺，胃在收縮，以為自己要生病了。對她來說，他太強壯，自己太柔弱。他發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執行，卻不知道為什麽。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帶槍人用眼罩蒙任她的雙眼，讓她靠在那棵栗樹的樹幹上。她想死。
醒來時，她發現自己一個人在家。
她走到外麵，開始朝堤岸那邊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邊，久久地狠狠地看著河水。漫漫水流的壯景將會撫慰她的靈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不停地流淌，紛壇世事就在它的兩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會被人忘卻，而隻有滔滔江河還在流淌。
她憑欄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過了市區，把光榮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後；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從肮髒的堤岸之間穿過，被牆垣和柵欄所束縛，而牆垣柵欄還約束著眾多的工廠和遺棄了的運動場。
她凝望著河水——它顯得更淒涼更暗淡——她突然看見河的中部漂著一個異物，紅色的，對了——是一條板凳，一張帶著鐵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園裏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遊流去，後麵接著又是一張。一張又一張。特麗莎隻能這樣猜想，布拉格公園裏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這滔滔河水，遠遠地離開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來越多，象秋日的落時被流水從樹林裏洗刷出來，零落漂去——紅的，黃的，藍的。
她轉過身，朝身後看去，象是要問路上行人這是為什麽，為什麽布拉格公園裏的凳子都漂到河裏去了？但每個擦身而過的人都很冷漠，對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流經他們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關心。
她再一次俯腳河水，心中悲傷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別。
大多數的板凳已經看不見了，隻有幾張後來的凳子隱隱浮現：幾張黃色的，最後一張，是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