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務部來的人停下來盯著托馬斯。托馬斯聳了聳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氣說：“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不論你在這件事上的責任有多大，從社會利益來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你們醫院的主治醫生對你有極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一些匯報。你是個優秀的專家。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因此，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聲明樣稿。你所要做的，隻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他交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麵寫的東西，給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周報編輯（特別強調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並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後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裏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麵將他的膝蓋友好地拍了拍。“別忘了，大夫，這隻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麽地方要改動，我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鍾，好象擔心什麽人將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抬了抬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台上向教民們祝福時的那種姿態），“怎麽能這樣於呢？大夫，留著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著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著那張紙，末了，部裏來的人不得不放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麽，也不會簽署什麽，但他在最後一刻改變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麽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麽，大夫，就按你的辦。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剛才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為什麽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周報編輯。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準備，為新聞界誹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警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並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沒有報紙鬥膽登載他的否認聲明。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人們從他們同胞的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將不願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確地）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內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麽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隻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裏，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與托馬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托馬斯意識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適，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時非如此不可。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前幾年，托馬斯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時候，他想著對特麗莎的愛，默默對自己說：“非如此不可。”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後來，他躺在特麗莎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係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衝破的牢籠。
這意昧著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有一種必然他並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於算計，是出於他內心深處的一種欲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別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標準，莫過於那種把人們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當演員的人，從小就願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隱名的公眾以至終身。這種願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沒有這種基本的願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願意畢其一生與人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這種基本的願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一年起就敢於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裏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著交道。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後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殺人隻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去，然後小心包合皮膚使之不露痕跡。當年，托馬斯麵對一個麻醉中睡著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皮膚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準確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褻瀆之感。隨後，他再一次覺得有一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紮根於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蒂固並非出於偶然，絕非什麽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別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麽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麽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鬆地給予拋棄呢？
他會說，這麽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著他。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聲明公之於眾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隨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我們還可以說，他反正已經丟失了職業，小診所裏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盡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這裏是不是還深藏著什麽別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
托馬斯通過特麗莎漸漸地喜歡起貝多芬來，但對音樂還是不甚了解。我懷疑他是否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後，藏著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幣。我們這位作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據，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歎了口氣說；“非如此不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並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插進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後，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後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裏，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用康德的話來說，連“早上好”一詞用適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德文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謔，它已成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謔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個輕鬆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然而，相當奇怪，這種變化並不使我們諒訝。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於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假如他這樣做了，那麽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後（作為一首成功的傑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惱火。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欲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記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完全決裂，也領受了父母對他的決裂，他得到了解脫。在整個事情的最深層，他除了反抗自稱為他沉重責任的東西，除了抵製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產生的躁動、匆忙和不甚理智的舉動，還能有什麽呢？
當然，那是一種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會習俗留給他的。而他熱愛醫學的那個“非如此不可”，則是內在的。他經曆的磨難如此之多，內在的使命感越是強烈，導致反叛的誘惑也就越多。
當一個醫生，就意昧著解剖事物的表層，看看裏麵隱藏著什麽。也許使托馬斯離開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種欲望，他想去探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麵藏著些什麽。換句話說，現在他想知道當一個人拋棄了他原先視為使命的東西時，他的生活裏還將留下一些什麽，
這一天，他去報到。一位好脾氣的女人，主管著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陳設事宜。從他們見麵起，他就麵臨著自己選擇所帶來的後果，各種具體而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他進入一種震驚狀態，新工作開始的幾天，都一直被這種震掠所纏繞。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驚的陌生感（大約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簡直在享受一個長長的假日。
他生活可以無所用心，自得其樂。現在，他明白了人們（他通常可憐的人們）的快樂，全在於他們接受一項工作時沒有那種內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強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幹幹淨淨。他第一次體會到其樂融融的無所謂，而不象從前，無論何時隻要手術台上出了問題，他就沮喪、失眠，甚至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他職業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個吸血鬼吸吮著他的鮮血。
現在，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蕩，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飛，比以前更甚），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隻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裏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托馬斯主要是為大商店幹活，也被頭頭遣派去為一些私人客戶服務。此時的人們，還在以群情振奮的一致團結，來反抗對捷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迫害。托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發現他正在靠洗窗子為生，往往就打電話點名把他請去，然後用香檳或一種叫斯利沃維茲的酒款待他，給他簽一張十三個櫥窗的工單，與他敘談兩小時，不時為他的健康幹杯。托馬斯於是就能以極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戶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這個時刻，占領軍軍官的家屬一批批在這片土地上四處定居，警務人員代替了被撤職的播音員從收音機裏播出不祥的報道，而托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暈暈乎乎地前行，從一個酒杯走向另一個酒杯，如同參加一個又一個酒會。這是他偉大的節日。
托馬斯讀了上麵寫的東西，給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周報編輯（特別強調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並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後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裏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麵將他的膝蓋友好地拍了拍。“別忘了，大夫，這隻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麽地方要改動，我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鍾，好象擔心什麽人將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抬了抬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台上向教民們祝福時的那種姿態），“怎麽能這樣於呢？大夫，留著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著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著那張紙，末了，部裏來的人不得不放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麽，也不會簽署什麽，但他在最後一刻改變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麽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麽，大夫，就按你的辦。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剛才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為什麽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周報編輯。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準備，為新聞界誹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警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並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沒有報紙鬥膽登載他的否認聲明。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人們從他們同胞的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將不願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確地）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內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麽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隻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裏，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與托馬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托馬斯意識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適，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時非如此不可。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前幾年，托馬斯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時候，他想著對特麗莎的愛，默默對自己說：“非如此不可。”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後來，他躺在特麗莎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係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衝破的牢籠。
這意昧著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有一種必然他並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於算計，是出於他內心深處的一種欲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別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標準，莫過於那種把人們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當演員的人，從小就願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隱名的公眾以至終身。這種願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沒有這種基本的願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願意畢其一生與人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這種基本的願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一年起就敢於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裏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著交道。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後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殺人隻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去，然後小心包合皮膚使之不露痕跡。當年，托馬斯麵對一個麻醉中睡著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皮膚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準確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褻瀆之感。隨後，他再一次覺得有一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紮根於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蒂固並非出於偶然，絕非什麽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別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麽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麽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鬆地給予拋棄呢？
他會說，這麽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著他。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聲明公之於眾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隨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我們還可以說，他反正已經丟失了職業，小診所裏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盡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這裏是不是還深藏著什麽別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
托馬斯通過特麗莎漸漸地喜歡起貝多芬來，但對音樂還是不甚了解。我懷疑他是否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後，藏著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幣。我們這位作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據，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歎了口氣說；“非如此不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並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插進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後，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後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裏，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用康德的話來說，連“早上好”一詞用適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德文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謔，它已成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謔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個輕鬆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然而，相當奇怪，這種變化並不使我們諒訝。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於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假如他這樣做了，那麽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後（作為一首成功的傑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惱火。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欲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記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完全決裂，也領受了父母對他的決裂，他得到了解脫。在整個事情的最深層，他除了反抗自稱為他沉重責任的東西，除了抵製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產生的躁動、匆忙和不甚理智的舉動，還能有什麽呢？
當然，那是一種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會習俗留給他的。而他熱愛醫學的那個“非如此不可”，則是內在的。他經曆的磨難如此之多，內在的使命感越是強烈，導致反叛的誘惑也就越多。
當一個醫生，就意昧著解剖事物的表層，看看裏麵隱藏著什麽。也許使托馬斯離開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種欲望，他想去探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麵藏著些什麽。換句話說，現在他想知道當一個人拋棄了他原先視為使命的東西時，他的生活裏還將留下一些什麽，
這一天，他去報到。一位好脾氣的女人，主管著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陳設事宜。從他們見麵起，他就麵臨著自己選擇所帶來的後果，各種具體而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他進入一種震驚狀態，新工作開始的幾天，都一直被這種震掠所纏繞。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驚的陌生感（大約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簡直在享受一個長長的假日。
他生活可以無所用心，自得其樂。現在，他明白了人們（他通常可憐的人們）的快樂，全在於他們接受一項工作時沒有那種內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強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幹幹淨淨。他第一次體會到其樂融融的無所謂，而不象從前，無論何時隻要手術台上出了問題，他就沮喪、失眠，甚至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他職業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個吸血鬼吸吮著他的鮮血。
現在，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蕩，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飛，比以前更甚），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隻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裏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托馬斯主要是為大商店幹活，也被頭頭遣派去為一些私人客戶服務。此時的人們，還在以群情振奮的一致團結，來反抗對捷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迫害。托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發現他正在靠洗窗子為生，往往就打電話點名把他請去，然後用香檳或一種叫斯利沃維茲的酒款待他，給他簽一張十三個櫥窗的工單，與他敘談兩小時，不時為他的健康幹杯。托馬斯於是就能以極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戶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這個時刻，占領軍軍官的家屬一批批在這片土地上四處定居，警務人員代替了被撤職的播音員從收音機裏播出不祥的報道，而托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暈暈乎乎地前行，從一個酒杯走向另一個酒杯，如同參加一個又一個酒會。這是他偉大的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