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0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斯大林的兒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與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並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斯大林的兒子把廁所弄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盡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幹淨。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後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斯大林的兒子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用最嚇人的俄國髒話破口大罵,飛身撲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網。他撲中了,身體被釘在電網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髒了。


    斯大林的兒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據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於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兒。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於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斯大林的兒子),也可以是出於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兒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遺棄和特權,幸福與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體,這對立的兩麵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極到另外一極,其間距離是如何短促。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於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肮髒。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範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麽?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麽?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會的。當北極近到可以觸到南極,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遺棄與享有特權是一回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麽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斯大林的兒子朝電網跑去,將自己的身體投向電網時,這架電網在失去度向的世界裏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並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兒子的死是唯一傑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種《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畫。我看見上帝站在雲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胡須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種想法總使我害怕。盡管我出生於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褒瀆神明。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懷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諾斯替教與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


    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到第四世紀,聖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麵,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裏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並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隻要主人願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裏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xxxx勃舉,xxxx的勃舉不是由於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麽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並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裏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埃裏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助神學辯解要害。隻要人獲準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麵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於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裏,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裏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並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xdx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後者懷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後麵,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種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糞(shit)”這個詞才以“s……”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與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係。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裏!),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種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麽,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作態”。


    “kiscll”是個德國詞,產生於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後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複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製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


    薩賓娜對國家當局最初的內心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麽反感當局管轄下的醜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麵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她看見過這種慶典遊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遊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台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遊行群體,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體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麵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裏,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遊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癡式的同義反複(“生活萬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遊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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