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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他，我抵達這裏才不到一個小時，來辦一件並不重要的事，大約耽擱兩天。他呢，頓時似乎受寵若驚，因為我第一個拜訪的居然是他。這樣一來我倒很不自在起來，因為自己此行並非無求於他。我向他提了一些問題（我樂嗬嗬地問他是否已經再婚），似乎表示我對他誠摯的關注，骨子裏卻有著具體的打算。他回答說（正合我意）至今仍是單身過。我對他說要好好敘談敘談。他稱是的，但抱歉地說可惜他還得回醫院去，隻剩下一個多小時了，而晚上要坐車離開這個城市。“你不住在這兒嗎？”我問，心裏急壞了。他安慰我說他住在這兒，在一幢新樓裏有一個單居室，但“一個人過日子是很難受的。”原來，考斯卡在二十公裏外的另一個城市裏有一個未婚妻，是個小學教師，自己有一套二居室公寓。“以後你要搬她那兒去嗎？”我問他。他否認，說我當初給他找的這個工作很好，別處很難找到更好的了，可是他的未婚妻又很難在這兒弄到一個位置。於是我對我們官僚主義的拖遝深表憤慨（真心誠意地），它根本不可能去解決諸如男女調到一起生活的問題。“放心吧，路德維克，”他帶著息事寧人的口氣對我說，“事情總算還沒有弄到忍受不下去的地步！來回跑固然又費錢又費時間，可是我能保持獨身，無牽無掛的。”“你幹嗎非要那分兒自由自在呢？”我問他。“你自己呢？”他把球又踢了回來。“我常找姑娘們玩，”我回答，“倒不是女人們怎麽樣，是我自己需要獨來獨往的，”他說完又道，“聽著，到我那裏去坐一坐，我待會兒再走。”這正中我的下懷。
出了醫院的院牆，我們很快走到一群新樓附近，樓房一幢又一幢地矗立著，毫無章法。不曾夯平的路麵滿是塵土（沒有綠草坪，沒有人行道，沒有路）。這一群樓難看地裝點在城區的邊緣，挨著一片空蕩蕩的平原田地，直到遠處。我們在四樓停下，我看到門牌上有考斯卡的名字。穿過門廳，我們就到了屋裏。我滿意的程度超出了預計：一張寬寬大大而又舒適的雙人沙發床占著一角，上麵蒙著紅地帶花的床罩；沙發床那一頭有床頭櫃，一把扶手椅，一個大書櫥，一架留聲機和收音機。
我向考斯卡稱道了一番他的房間，問他的浴室怎麽樣。“談不上漂亮，”他說，很高興我所表示的興趣，並把我領到浴室的門口。浴室雖小卻討人喜歡，有浴缸，有淋浴噴頭，有洗臉池。“我看到了，你的住處真是好極了，我想起了一個好主意”，我說，“明天下午和晚上你幹什麽？——咳”，他不好意思地抱歉道，“明天我一整天都值班，得快到七點才能回來。你晚上沒有空嗎？——我晚上可能有空，”我回答“不過你回來以前，能不能把這套小居室借給我用一個下午？”
我的問題使他很吃驚，但他馬上（似乎怕我懷疑他缺乏誠意）對我說：“我很樂意借給你用。”好像為了表示不想追問我的要求出於什麽動機，他連忙接著說：“你要是住下有困難，可以從今天起就睡在這兒，因為我明天早上才回來，甚至明天早上也不回來，反正我要直接去醫院。”“不，這倒不用。我在旅館裏已經住下了，隻不過我的房間太差勁，明天下午我需要一個舒服的環境。當然，不是為了我一個人呆著。”“對了，”考斯卡微微低下頭說，“我想是這樣。”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很高興能對你有點用。”然後又添了一句：“當然，我是希望能真的對你有點用。”
說完，我們在小桌子邊坐下來（考斯卡已經做好了咖啡），又閑扯了一陣（我坐在沙發床上，得以證實了床是緊繃繃的，既不塌陷，也不吱呀吱呀叫）。考斯卡聲明他得回醫院去，而且匆匆向我交代幾件要注意的事：浴缸的龍頭要擰緊；標著熱水字樣的水龍頭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樣，是流冷水的；電線的活插板塞在沙發床下；小櫃子裏有一瓶剛動一點兒的伏特加。接著他交給我串在一起的兩把鑰匙，哪一把是底下大門的，哪一把是家裏大門的。我一生不知換過多少張床睡，所以對鑰匙總是刮目相看，這時我嘴上不說，心裏卻喜滋滋地把鑰匙揣進了口袋。
考斯卡臨出門對我表示，他很希望他的房間能使我“遇上真正的好事”。“會的，”我對他說，“有了它我就可以完成一個美好的拆台計劃”。“你認為拆台也可能是美好的嗎？”考斯卡問。我這時心裏暗暗發笑，因為透過這個問題（口氣雖然平和，但問題卻是有鋒芒的），我已經分毫不差地發現他還是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認識他時的考斯卡。我很喜歡他這一點，同時覺得他有些滑稽，所以我又反駁他道：“我知道你寧肯當一個溫順的手藝人來營造一個永恒的天堂，一聽到拆台這個詞兒，心裏就不踏實，可我跟你不一樣：我不當上帝手下的小工。再說如果他老人家的小工們在這個世界上造出的房子都有結結實實的圍牆的話，那麽我們這號人能有運氣來拆台的機會就不多了。其實說什麽圍牆，我看到處這些牆都是樣子貨。把這些樣子貨拆毀是天經地義的事。”
當年分手時（大約有九年了）我們就是這樣的；如今我們的分歧就是一個影射，因為我們倆誰都會意到這番話真正所指是什麽，而且也都覺得沒有必要重開當年的舌戰。我們這時無非是需要相互表白一下，我倆誰都沒有變，都還是原來大相徑庭的我們倆（在這方麵我很喜歡考斯卡身上和我的不同，而且正因如此，我樂於和他爭論，這樣我就能順便明明白白表示出來我現在是怎樣一個人，我在想些什麽）。為了消除我對他的最後疑慮，他回答我說：“你剛才的話再明白不過了。但是請你告訴我：像你這麽一個懷疑一切的人，你又怎麽有把握看出來這牆就是樣子貨呢？你挖苦別人充滿幻想，難道你就從來不曾懷疑過這些幻想真的就隻是幻想嗎？要是你自己錯了呢？而假如這些幻想偏偏就是價值呢？那麽你不就是一個破壞價值的人嗎？”他接著又說：“一種被搞糟了的價值和一種被你揭穿的幻想都一樣可憐，它們很相近，兩者太容易被混為一談了。”
當我陪著考斯卡穿過市裏回到他的實驗室的時候，心裏確實感到身邊就是從前的那個老朋友。他不管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都拚命拿他的真理來說服我，即使現在，在這新住宅區爬光禿禿的坡路時也還是這樣。考斯卡很清楚的二天整個晚上，我們有的是時間，於是他很快拋開了哲學，轉而談起瑣事來。他再次問清當他明天七點鍾回家的時候我一定在家等著他（他沒有別的鑰匙串），又問我是不是真的不缺什麽了。我摸摸臉說我該去理發館才是，因為討厭的胡子又長出來了。“好極了，”考斯卡說，“我讓你好好刮它一次胡子！”
我告訴他，我抵達這裏才不到一個小時，來辦一件並不重要的事，大約耽擱兩天。他呢，頓時似乎受寵若驚，因為我第一個拜訪的居然是他。這樣一來我倒很不自在起來，因為自己此行並非無求於他。我向他提了一些問題（我樂嗬嗬地問他是否已經再婚），似乎表示我對他誠摯的關注，骨子裏卻有著具體的打算。他回答說（正合我意）至今仍是單身過。我對他說要好好敘談敘談。他稱是的，但抱歉地說可惜他還得回醫院去，隻剩下一個多小時了，而晚上要坐車離開這個城市。“你不住在這兒嗎？”我問，心裏急壞了。他安慰我說他住在這兒，在一幢新樓裏有一個單居室，但“一個人過日子是很難受的。”原來，考斯卡在二十公裏外的另一個城市裏有一個未婚妻，是個小學教師，自己有一套二居室公寓。“以後你要搬她那兒去嗎？”我問他。他否認，說我當初給他找的這個工作很好，別處很難找到更好的了，可是他的未婚妻又很難在這兒弄到一個位置。於是我對我們官僚主義的拖遝深表憤慨（真心誠意地），它根本不可能去解決諸如男女調到一起生活的問題。“放心吧，路德維克，”他帶著息事寧人的口氣對我說，“事情總算還沒有弄到忍受不下去的地步！來回跑固然又費錢又費時間，可是我能保持獨身，無牽無掛的。”“你幹嗎非要那分兒自由自在呢？”我問他。“你自己呢？”他把球又踢了回來。“我常找姑娘們玩，”我回答，“倒不是女人們怎麽樣，是我自己需要獨來獨往的，”他說完又道，“聽著，到我那裏去坐一坐，我待會兒再走。”這正中我的下懷。
出了醫院的院牆，我們很快走到一群新樓附近，樓房一幢又一幢地矗立著，毫無章法。不曾夯平的路麵滿是塵土（沒有綠草坪，沒有人行道，沒有路）。這一群樓難看地裝點在城區的邊緣，挨著一片空蕩蕩的平原田地，直到遠處。我們在四樓停下，我看到門牌上有考斯卡的名字。穿過門廳，我們就到了屋裏。我滿意的程度超出了預計：一張寬寬大大而又舒適的雙人沙發床占著一角，上麵蒙著紅地帶花的床罩；沙發床那一頭有床頭櫃，一把扶手椅，一個大書櫥，一架留聲機和收音機。
我向考斯卡稱道了一番他的房間，問他的浴室怎麽樣。“談不上漂亮，”他說，很高興我所表示的興趣，並把我領到浴室的門口。浴室雖小卻討人喜歡，有浴缸，有淋浴噴頭，有洗臉池。“我看到了，你的住處真是好極了，我想起了一個好主意”，我說，“明天下午和晚上你幹什麽？——咳”，他不好意思地抱歉道，“明天我一整天都值班，得快到七點才能回來。你晚上沒有空嗎？——我晚上可能有空，”我回答“不過你回來以前，能不能把這套小居室借給我用一個下午？”
我的問題使他很吃驚，但他馬上（似乎怕我懷疑他缺乏誠意）對我說：“我很樂意借給你用。”好像為了表示不想追問我的要求出於什麽動機，他連忙接著說：“你要是住下有困難，可以從今天起就睡在這兒，因為我明天早上才回來，甚至明天早上也不回來，反正我要直接去醫院。”“不，這倒不用。我在旅館裏已經住下了，隻不過我的房間太差勁，明天下午我需要一個舒服的環境。當然，不是為了我一個人呆著。”“對了，”考斯卡微微低下頭說，“我想是這樣。”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很高興能對你有點用。”然後又添了一句：“當然，我是希望能真的對你有點用。”
說完，我們在小桌子邊坐下來（考斯卡已經做好了咖啡），又閑扯了一陣（我坐在沙發床上，得以證實了床是緊繃繃的，既不塌陷，也不吱呀吱呀叫）。考斯卡聲明他得回醫院去，而且匆匆向我交代幾件要注意的事：浴缸的龍頭要擰緊；標著熱水字樣的水龍頭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樣，是流冷水的；電線的活插板塞在沙發床下；小櫃子裏有一瓶剛動一點兒的伏特加。接著他交給我串在一起的兩把鑰匙，哪一把是底下大門的，哪一把是家裏大門的。我一生不知換過多少張床睡，所以對鑰匙總是刮目相看，這時我嘴上不說，心裏卻喜滋滋地把鑰匙揣進了口袋。
考斯卡臨出門對我表示，他很希望他的房間能使我“遇上真正的好事”。“會的，”我對他說，“有了它我就可以完成一個美好的拆台計劃”。“你認為拆台也可能是美好的嗎？”考斯卡問。我這時心裏暗暗發笑，因為透過這個問題（口氣雖然平和，但問題卻是有鋒芒的），我已經分毫不差地發現他還是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認識他時的考斯卡。我很喜歡他這一點，同時覺得他有些滑稽，所以我又反駁他道：“我知道你寧肯當一個溫順的手藝人來營造一個永恒的天堂，一聽到拆台這個詞兒，心裏就不踏實，可我跟你不一樣：我不當上帝手下的小工。再說如果他老人家的小工們在這個世界上造出的房子都有結結實實的圍牆的話，那麽我們這號人能有運氣來拆台的機會就不多了。其實說什麽圍牆，我看到處這些牆都是樣子貨。把這些樣子貨拆毀是天經地義的事。”
當年分手時（大約有九年了）我們就是這樣的；如今我們的分歧就是一個影射，因為我們倆誰都會意到這番話真正所指是什麽，而且也都覺得沒有必要重開當年的舌戰。我們這時無非是需要相互表白一下，我倆誰都沒有變，都還是原來大相徑庭的我們倆（在這方麵我很喜歡考斯卡身上和我的不同，而且正因如此，我樂於和他爭論，這樣我就能順便明明白白表示出來我現在是怎樣一個人，我在想些什麽）。為了消除我對他的最後疑慮，他回答我說：“你剛才的話再明白不過了。但是請你告訴我：像你這麽一個懷疑一切的人，你又怎麽有把握看出來這牆就是樣子貨呢？你挖苦別人充滿幻想，難道你就從來不曾懷疑過這些幻想真的就隻是幻想嗎？要是你自己錯了呢？而假如這些幻想偏偏就是價值呢？那麽你不就是一個破壞價值的人嗎？”他接著又說：“一種被搞糟了的價值和一種被你揭穿的幻想都一樣可憐，它們很相近，兩者太容易被混為一談了。”
當我陪著考斯卡穿過市裏回到他的實驗室的時候，心裏確實感到身邊就是從前的那個老朋友。他不管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都拚命拿他的真理來說服我，即使現在，在這新住宅區爬光禿禿的坡路時也還是這樣。考斯卡很清楚的二天整個晚上，我們有的是時間，於是他很快拋開了哲學，轉而談起瑣事來。他再次問清當他明天七點鍾回家的時候我一定在家等著他（他沒有別的鑰匙串），又問我是不是真的不缺什麽了。我摸摸臉說我該去理發館才是，因為討厭的胡子又長出來了。“好極了，”考斯卡說，“我讓你好好刮它一次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