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夏秋之交，京州的形勢嚴峻起來，省委書記兼軍工委書記劉必誠落入敵手，旋即判了死刑。黨組織指示我緊急營救。我為籌措營救資金，被迫將自家祖屋廉價賣給了他人。
我忘不了那個夜晚。大雨傾盆，霹靂滾滾，連續不斷，像一顆顆炸彈在頭頂上炸響。買家怕我反悔，催我連夜交割。他五根金條買下我五間正屋、六間廂房，還有偌大一個院子，不到市價的一半。我急需救命錢，當即交出房契，揣上金條，匆匆告別了祖上留下的房產。
院門口有一株古槐，也不知多少年份了，樹冠如巨傘，蔭蔽半條街。當我在暴雨中回望祖屋最後一眼時，一個火球落下，竟生生地劈斷了碗口粗的一根枝幹！我一個激靈，急忙登上阿寶的黃包車。
阿寶是地下交通站成員，他拉著我一路飛奔來到李喬治家。李喬治見麵就埋怨，說是執法處陳處長剛來電話，話講得很絕，救人要趁早，過時不候，而且定金不退！我忙把五根金條從懷裏掏了出來，塞到他手裏，催他快走。阿寶又拉著黃包車，把李喬治送往陳處長家。
這五根金條是陳處長突然加價，逼著我拿出來的。原來講好五根金條撈人，李喬治已經送給他了。可他撬開一個叛徒的嘴巴，得知劉必誠是共產黨大人物，立馬翻倍要十根金條，此前送上的五根金條就成了所謂定金！這就有了我夜賣祖屋的一幕。和現在年輕人的想象不同，共產黨人落在國民黨手中也不一定個個犧牲，其中還是有操作空間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官員腐朽沒落，貪贓枉法，把空間留下了。為營救同誌，我們地下黨組織總是不惜代價、千方百計地籌錢撈人。這就催生了李喬治這樣的政治掮客。
說起李喬治這個人，在當時的京州可是鼎鼎有名。他什麽生意都做，什麽人都認識。尤為令人驚歎的是他與政界、軍隊的關係，他雖登不了人家的大雅之堂，但總能七拐彎八抹角地從後門鑽進去。他的敲門磚就是金錢。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行賄高手。營救劉必誠書記，就是他和警備司令部陳處長秘密談妥的生意。
我不放心啊，探詢這陳處長怎麽才能把這麽一個重要的政治犯從槍口下救出來？李喬治向我透露了一些細節。原來執法處長還有一個搭檔，就是行刑隊長劉定國。他們擬李代桃僵，讓一個關在監獄裏等死的鴉片煙鬼頂替劉必誠。行刑時，把這稀裏糊塗的家夥槍斃掉，劉必誠就躲在監獄買菜的貨車上，混出大門。這計劃聽上去無懈可擊。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在李喬治家一邊喝茶一邊等消息。劉必誠是我的領導，我們又是共事多年的好兄弟。在這關鍵時刻，我的心都吊在嗓子眼兒上。比預期的時間短許多，阿寶獨自跑回來了，氣喘籲籲地報告一個壞消息：陳處長的小樓被軍警團團包圍，正在抄家！李喬治沒敢去送金條，順小胡同溜走了，要我也趕快離開京州避風頭。
這時我哪能離開京州啊，李喬治揣著我給他的這五根金條跑路了，劉必誠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找到李喬治，問清情況，再想辦法！
李喬治家不敢待了，我就一次一次到一個名叫“老地方”的茶樓找他——那是我往日和他接頭之處。過了八天，李喬治拿了一份《掃蕩報》晃晃悠悠來到我的茶桌旁坐下了。最危險的時刻過去了，他顯得坦然放鬆。在我急促催問下，他把那夜發生的事情講了一遍——
問題出在劉定國身上。這位行刑隊長可能因分贓不均，或者他本來就是臥底的藍衣社特務，向警備司令部告了密。陳處長被捕，被連夜抄家。劉必誠都坐著貨車到監獄大門口了，功虧一簣，被等在門崗的軍警抓獲。黎明時分，劉必誠被執行槍決，麵對初起的曙光英勇就義。
陳處長也被槍斃了。他家小樓藏著大量美鈔、珠寶，警備司令部孫司令本可以撈一票大實惠，可是一幕黑色喜劇上演了。三個負責押送贓物的軍警在警車裏發起了一場抓寶遊戲，麵對郵袋裏的金條、鑽石、珍珠、美鈔，他們垂涎欲滴，商定一人抓一把，都發點小財。可人性的貪婪怎麽止得住呢？抓了一把就有第二把、第三把，最後三人一合計，得，幹脆全分了吧！分完贓，三人跳下警車，分頭逃了。
我問起賣祖屋的五根金條，李喬治從包裏取出金條歸還於我。我拿出一根金條推到他麵前，這是當時說好的酬勞。李喬治竟不收，動容地對我說：我不能拿朱先生你賣祖屋的錢啊！國民黨的同誌們瓜分贓物雨夜奔逃，你朱先生賤賣祖屋救自己的同誌，共產黨了不起……
我帶著失而複得的五根金條到上海向黨組織報到，嗣後按照黨的領導同誌的指示，以這五根金條做資本，創辦了黨營工商業上海福記中西貨貿易公司，為我黨籌措經費。有關領導為福記公司規定了秘密工作原則：不和上海及各地黨組織發生聯係，做好生意，廣交朋友。
公司開在租界摩斯路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令我沒想到的是，開張那天李喬治擎著一束鮮花出現在鋪子裏。他是如何準確地找到這個地方的呢？李喬治神秘地笑道：我上交天上神仙，下結地下小鬼，人世間的事情哪有逃得過我眼睛的？原來，他又和京州新任緝私處長勾搭在一起了，從京州海關搞了一批走俏的西藥，要賣給我們福記公司。
開張大吉，我從李喬治手裏買了一批消治龍，很快銷售一空。有了這個鬼精掮客，加上我在上海本來就有小開的名聲，各路關係都很好，上海福記就迅速發展起來。最終成就了今天這個大型國企集團。
曆史總有吊詭之處。一個貌似強大的政權，最終潰敗於自身的腐爛。而上海福記的誕生發展，竟是踩著國民黨的腐敗一步步走過來的。我賣祖屋的金條猶如一顆種子，在腐土中生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
——摘自朱昌平回憶錄《上海福記公司始末》
我忘不了那個夜晚。大雨傾盆，霹靂滾滾，連續不斷，像一顆顆炸彈在頭頂上炸響。買家怕我反悔，催我連夜交割。他五根金條買下我五間正屋、六間廂房，還有偌大一個院子，不到市價的一半。我急需救命錢，當即交出房契，揣上金條，匆匆告別了祖上留下的房產。
院門口有一株古槐，也不知多少年份了，樹冠如巨傘，蔭蔽半條街。當我在暴雨中回望祖屋最後一眼時，一個火球落下，竟生生地劈斷了碗口粗的一根枝幹！我一個激靈，急忙登上阿寶的黃包車。
阿寶是地下交通站成員，他拉著我一路飛奔來到李喬治家。李喬治見麵就埋怨，說是執法處陳處長剛來電話，話講得很絕，救人要趁早，過時不候，而且定金不退！我忙把五根金條從懷裏掏了出來，塞到他手裏，催他快走。阿寶又拉著黃包車，把李喬治送往陳處長家。
這五根金條是陳處長突然加價，逼著我拿出來的。原來講好五根金條撈人，李喬治已經送給他了。可他撬開一個叛徒的嘴巴，得知劉必誠是共產黨大人物，立馬翻倍要十根金條，此前送上的五根金條就成了所謂定金！這就有了我夜賣祖屋的一幕。和現在年輕人的想象不同，共產黨人落在國民黨手中也不一定個個犧牲，其中還是有操作空間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官員腐朽沒落，貪贓枉法，把空間留下了。為營救同誌，我們地下黨組織總是不惜代價、千方百計地籌錢撈人。這就催生了李喬治這樣的政治掮客。
說起李喬治這個人，在當時的京州可是鼎鼎有名。他什麽生意都做，什麽人都認識。尤為令人驚歎的是他與政界、軍隊的關係，他雖登不了人家的大雅之堂，但總能七拐彎八抹角地從後門鑽進去。他的敲門磚就是金錢。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行賄高手。營救劉必誠書記，就是他和警備司令部陳處長秘密談妥的生意。
我不放心啊，探詢這陳處長怎麽才能把這麽一個重要的政治犯從槍口下救出來？李喬治向我透露了一些細節。原來執法處長還有一個搭檔，就是行刑隊長劉定國。他們擬李代桃僵，讓一個關在監獄裏等死的鴉片煙鬼頂替劉必誠。行刑時，把這稀裏糊塗的家夥槍斃掉，劉必誠就躲在監獄買菜的貨車上，混出大門。這計劃聽上去無懈可擊。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在李喬治家一邊喝茶一邊等消息。劉必誠是我的領導，我們又是共事多年的好兄弟。在這關鍵時刻，我的心都吊在嗓子眼兒上。比預期的時間短許多，阿寶獨自跑回來了，氣喘籲籲地報告一個壞消息：陳處長的小樓被軍警團團包圍，正在抄家！李喬治沒敢去送金條，順小胡同溜走了，要我也趕快離開京州避風頭。
這時我哪能離開京州啊，李喬治揣著我給他的這五根金條跑路了，劉必誠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找到李喬治，問清情況，再想辦法！
李喬治家不敢待了，我就一次一次到一個名叫“老地方”的茶樓找他——那是我往日和他接頭之處。過了八天，李喬治拿了一份《掃蕩報》晃晃悠悠來到我的茶桌旁坐下了。最危險的時刻過去了，他顯得坦然放鬆。在我急促催問下，他把那夜發生的事情講了一遍——
問題出在劉定國身上。這位行刑隊長可能因分贓不均，或者他本來就是臥底的藍衣社特務，向警備司令部告了密。陳處長被捕，被連夜抄家。劉必誠都坐著貨車到監獄大門口了，功虧一簣，被等在門崗的軍警抓獲。黎明時分，劉必誠被執行槍決，麵對初起的曙光英勇就義。
陳處長也被槍斃了。他家小樓藏著大量美鈔、珠寶，警備司令部孫司令本可以撈一票大實惠，可是一幕黑色喜劇上演了。三個負責押送贓物的軍警在警車裏發起了一場抓寶遊戲，麵對郵袋裏的金條、鑽石、珍珠、美鈔，他們垂涎欲滴，商定一人抓一把，都發點小財。可人性的貪婪怎麽止得住呢？抓了一把就有第二把、第三把，最後三人一合計，得，幹脆全分了吧！分完贓，三人跳下警車，分頭逃了。
我問起賣祖屋的五根金條，李喬治從包裏取出金條歸還於我。我拿出一根金條推到他麵前，這是當時說好的酬勞。李喬治竟不收，動容地對我說：我不能拿朱先生你賣祖屋的錢啊！國民黨的同誌們瓜分贓物雨夜奔逃，你朱先生賤賣祖屋救自己的同誌，共產黨了不起……
我帶著失而複得的五根金條到上海向黨組織報到，嗣後按照黨的領導同誌的指示，以這五根金條做資本，創辦了黨營工商業上海福記中西貨貿易公司，為我黨籌措經費。有關領導為福記公司規定了秘密工作原則：不和上海及各地黨組織發生聯係，做好生意，廣交朋友。
公司開在租界摩斯路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令我沒想到的是，開張那天李喬治擎著一束鮮花出現在鋪子裏。他是如何準確地找到這個地方的呢？李喬治神秘地笑道：我上交天上神仙，下結地下小鬼，人世間的事情哪有逃得過我眼睛的？原來，他又和京州新任緝私處長勾搭在一起了，從京州海關搞了一批走俏的西藥，要賣給我們福記公司。
開張大吉，我從李喬治手裏買了一批消治龍，很快銷售一空。有了這個鬼精掮客，加上我在上海本來就有小開的名聲，各路關係都很好，上海福記就迅速發展起來。最終成就了今天這個大型國企集團。
曆史總有吊詭之處。一個貌似強大的政權，最終潰敗於自身的腐爛。而上海福記的誕生發展，竟是踩著國民黨的腐敗一步步走過來的。我賣祖屋的金條猶如一顆種子，在腐土中生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
——摘自朱昌平回憶錄《上海福記公司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