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傑劉廣告公司的代表基思·耶茨-布朗,心裏又緊張又著急,因為紀錄片《汽車城》沒有一個分鏡頭劇本就在進行拍攝了。


    “一定要有劇本,”一兩天前,耶茨-布朗從紐約打來電話,向巴巴拉·紮勒斯基提出了抗議。“如果沒有劇本,我們怎麽能從這兒來保護客戶的利益,提建議呢?”


    當時巴巴拉在底特律,心裏真想對廣告業務部監察說,這計劃說什麽也用不著麥迪遜街來插手。一插手,正在攝製的這部如實反映、一針見血的電影,就會變成中看不中吃、無害也無益的大雜燴了。不過,這話她沒有說出口,隻是把導演韋斯·格羅佩蒂的意見重複了一遍。格羅佩蒂是個多才多藝的人,聲望極好,足以使他的觀點得到重視。


    “你把一大堆廢話寫在紙上,也抓不住底特律內城的氣氛,因為我們現在還不了解那是什麽種氣氛,”格羅佩蒂曾經這麽說過。“我們就是帶著這一套頂呱呱的攝影機和錄音機,到這兒來找出個眉目的。”


    那導演,一臉胡子,身材短小,看上去活象一隻毛茸茸的麻雀。頭上老是戴著一頂黑色貝雷帽。他聽到人家的話往往充耳不聞,但是眼裏一見形象,頓時怦然心動。他接著說:“我要內城裏的爺們、娘們、哥們告訴我們,他們對自己到底是怎麽想的,對我們這批臭要飯的是怎麽看的。那指的是他們的憎惡、希望、挫折、歡樂,連同他們是怎樣呼吸的,吃飯的,睡覺的,私通的,流血流汗的,還有他們看到的是什麽,聞到的是什麽。我要把這一切都拍到電影裏——他們的嘴臉,聲音,不是排演出來的一切的一切。說到語言嘛,我們不妨讓那種廢話扯到哪裏就哪裏。說不定我會踢幾個人的屁股,惹他們發火,但是,不管怎麽樣,他們都會開口講話,趁他們講話時,我就讓攝影機象婊子瞟人那樣瞟來瞟去地打轉,對底特律嘛,他們怎樣看,我們就怎樣看,借內城的眼睛來看底特律。”


    這倒也頂事,巴巴拉對耶茨-布朗打包票說。


    格羅佩蒂用的是拍攝“真實電影”1的技巧,他帶著一隻手提攝影機和極少幾件可以叫人分心的道具,同手下一組人跑遍內城,說服人家在影片上坦率、隨便、有時候是感人肺腑地說話。巴巴拉通常跟隨攝影隊一起出去,她知道格羅佩蒂的天才多少是在於他有本領選擇鏡頭,還有本領讓選中拍攝的那些人分心,不去顧到鏡頭和燈光正對著他們。誰也不知道這矮個子導演在人家的耳朵裏嘁嘁喳喳講了些什麽,人家才開口說話的;有時候,他會連續好幾分鍾,說著悄悄話。這卻引起了人家種種反應:高興,蔑視,親善,反對,慍怒,無禮,警覺,氣憤,有一次還怒火中燒——這是一個話說得滔滔不絕的年輕黑人激進分子發出來的。


    1當代資產階級電影藝術的一個流派。


    格羅佩蒂一看準反應來了,頓時跳到後麵,攝影機早已在導演暗示下搖動了,整個麵部表情和脫口而出的話就此抓住。此後,格羅佩蒂無限耐心,把這過程再重複一遍,直到他得到了他一心追求的東西——個性的一瞥,雖然有好的有壞的,有可愛的有野蠻的,但都是重要的和真實的,而且也沒有訪問者笨拙的幹擾。


    巴巴拉早已看過拍好的樣片和毛樣,心頭非常興奮。在攝影藝術上,大有卡什1人像照的質量和深度,再加上格羅佩蒂象變戲法那樣配上的扣人心弦的生動性。


    1當代加拿大籍攝影師,以拍攝人像照著名。


    “既然我們把這部影片叫做《汽車城》,”基思·耶茨-布朗一聽到巴巴拉講了這一切情況,就發表意見說,“也許你應當讓格羅佩蒂弄弄明白,影片上既要有人,也要有汽車,我們指望在銀幕上看到幾輛,最好是我們客戶的汽車。”


    巴巴拉感到廣告公司監察正在重新考慮,要不要撤銷賦予她的全權。但是,他也會知道,不管拍攝什麽電影,都必須有人絕對負責。除非奧傑劉公司把她調職或者解職,她就是這麽個負責人。


    她向耶茨-布朗保證說:“影片裏會有汽車的——客戶的汽車。我們雖不重點拍攝汽車,但也不藏掉,這樣,大多數人一看,就會認出是什麽樣的汽車。”她接著又描述了一下在汽車公司裝配廠裏的拍攝情況,特別著重講到內城困難戶招雇計劃,還有那個羅利·奈特。


    在裝配廠拍攝那當兒,近頭的其他工人並沒有發覺羅利是攝影機搖動的中心。這一則是為羅利著想,他是希望這樣做的,再則是為了保持真實氣氛。


    人事處的倫納德·溫蓋特,在布雷特·迪洛桑多的公寓裏同巴巴拉會麵的那天晚上,就對她的計劃感到了興趣。他有條不紊地把這一切都安排妥當。


    裝配廠裏的人隻知道廠裏的一角要拍入電影,目的卻沒有說明,另一方麵工作還是照常進行。隻有韋斯·格羅佩蒂、巴巴拉、攝影人員和錄音人員才明白,有不少時間,看樣子象在拍攝,其實並沒有拍;拍下的一呎呎片子大都是以羅利·奈特為主角的。


    當時隻是錄下裝配廠裏發出的鬧聲,事後巴巴拉也聽錄音帶放了一次。


    那是種夢魘般可怕的噪音,作為一個個鏡頭的背景,倒有不可思議的效果。


    過一天,格羅佩蒂和手下的一組人要上內城,到羅利·奈特和他的女朋友梅·盧住的公寓裏去訪問,趁此把羅利·奈特的聲音錄下,以後再配到片子上去。到那天,倫納德·溫蓋特也會在場。布雷特·迪洛桑多也會在場,不過,這一點巴巴拉並沒有向基思·耶茨-布朗匯報。


    在電話裏,基思·耶茨-布朗告誡道:“要記住我們在花著客戶的大筆錢,以後還得向他們說明用途呢。”


    “我們還沒有超過預算,”巴巴拉匯報說。“看來客戶對我們過去所做的一切也表示滿意。至少董事長是這樣。”


    她在電話裏聽到了個聲音,大概是基思·耶茨-布朗從椅子上蹦起來了吧。


    “你已經跟客戶的董事長聯係過了!”哪怕她說出教皇也罷,美國總統也罷,對方也不至於這麽一跳三丈高吧。


    “他到現場來看過我們拍攝。第二天,韋斯·格羅佩蒂就拿了一些片子,到董事長的辦公室裏去放過。”


    “你竟讓那個滿嘴髒話的嬉皮士格羅佩蒂,到十五層ド先シ潘粒*“看來韋斯倒認為他跟董事長處得挺不錯。”“他認為這樣!你竟沒有親自去?”


    “那天我去不成。”


    “啊,我的天!”巴巴拉眼前仿佛看到了廣告公司的監察,臉色煞白,一隻手敲著腦袋。


    她提醒他說:“你不是親自告訴我,說董事長有興趣,我也可以隨時向他匯報。”


    “可不是想做就做。可不是事先不通知我們這兒就去了,通知了,我們就可以想好你應當講什麽話。至於叫格羅佩蒂獨自一個人去……”


    “我本來打算告訴你說,”巴巴拉說,“客戶的董事長第二天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他認為我們公司的一套想象值得稱讚——這都是他的原話——首先就想到請韋斯·格羅佩蒂來拍攝,還勸我們繼續讓韋斯自由發揮,因為這種電影應該是導演為中心的影片。董事長說他在給公司的一封信裏把這些話都寫上了。”


    她聽到話筒裏吐出了口粗氣。“我們還沒有收到信。等來了……”歇了口氣。“巴巴拉,想來你幹得不錯。”耶茨-布朗變得低聲下氣了。“但是,不要,請不要碰運氣,客戶的董事長一有什麽事,馬上就通知我。”


    她答應了,之後耶茨-布朗,依然緊張不安的,又說了一遍,他希望他們有個劇本。


    現在,幾天過去了,還是沒有劇本,韋斯·格羅佩蒂準備開拍包括困難戶招雇計劃和羅利·奈特的最後一本片子了。


    傍晚。


    他們八個人一起擠在那個熱得悶人、陳設簡單的房間裏。


    這是底特律,特別是內城,常有的一個風絲全無的炎炎夏日。甚至到了現在,太陽已經下去了,室內室外的熱氣,還是多半沒有散去。羅利·奈特和梅·盧是八個人中間的兩個,因為這裏是他們目前暫時居住的地方。不管照什麽標準來看,房間都小得很,但起居睡覺全在這一間,隔壁的一間壁櫥大小的“廚房”裝有一隻僅有冷水龍頭的水盆、一隻破舊的煤氣灶和幾個簡陋的木板架子。馬桶澡盆都沒有。這樣的設備全在下一層樓,是同其他六戶人家合用的。


    羅利一臉不痛快,似乎是後悔不該同意卷進了這件事中。梅·盧有點孩子氣,長著細細的腿、瘦瘦的臂,看來象是地下鑽出來的一根野草,一副模樣有些害怕,後來,不管天熱還是戴著黑貝雷帽的韋斯·格羅佩蒂,心平氣和地向她講了些話,她才慢慢好了一點。


    導演的後邊,是攝影師和錄音員,他們的器具設備尷尷尬尬地擺在這局促的地方。巴巴拉·紮勒斯基跟他們站在一起,她的筆記本打開著。


    布雷特·迪洛桑多,在一旁望著,看到巴巴拉象往常那樣把黑眼鏡推到了頭發裏,隻覺得有趣。


    攝影燈都關著。大家心裏都明白,等燈一開,房裏就會更熱起來。


    倫納德·溫蓋特,汽車製造商的人事處長,也是公司的高級黑人領導,用一方幹淨的麻紗手帕抹掉臉上的汗水。他和布雷特兩個人都靠著牆,盡量少占一些地方。驀然間,雖隻有兩個技師看到了格羅佩蒂的信號,但燈開了,錄音帶轉動起來了。


    梅·盧眨巴著眼睛。導演還是好聲好氣跟她談話,她聽了就點點頭,神情平靜了。於是格羅佩蒂倏一下,穩穩當當退到了後麵,離開了攝影機的照程。


    梅·盧仿佛除了心裏的念頭以外,什麽也沒有覺察到,順口說道:“發愁也沒用,用不著照人家說的那樣去為前途發愁,因為象我們這號人,看來總好象沒有什麽前途。”她聳了聳肩。“現在看來也沒什麽兩樣。”


    隻聽得格羅佩蒂一聲喊。“停!”


    攝影燈熄了。導演走過來,又對梅·盧咬了下耳朵。幾分鍾後,大家都默默等著,攝影燈刹時又亮了。格羅佩蒂溜了回去。


    梅·盧的臉上有了虎虎生氣。“不消說,他們拿走了我們的彩色電視機。”


    她朝房間那頭空著的一角瞅了一眼。“兩個家夥來拿的,說是我們第一次付了錢,從此就沒再付過。有一個家夥想打聽一下,為什麽我們要買?我對他說,‘先生,要是我今天付了錢,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看電視了。今日有酒今日醉嘛。’”她的嗓門壓低了一些。“可惜我沒告訴他,‘誰知道明天怎麽樣?’”


    “停!”


    布雷特向身旁的倫納德·溫蓋特悄悄說道:“這是怎麽回事啊?”


    黑人處長還在抹著臉。他低聲說:“他們遭到了困難。當初他們兩個生平第一次有了點現錢,因此他們亂來了,買家具啊,買一架彩色電視機啊,還用分期付款買東西啊,其實錢是付不出的。現在,有幾件東西給收回去了。事情還不僅僅如此呐。”


    在他們的前麵,格羅佩蒂正在安排梅·盧跟羅利·奈特對調位置。現在羅利麵對著攝影機。


    布雷特問了一句,還是輕聲輕氣的,“還發生了什麽其他事情?”


    “那就是所謂‘扣發被告工資’,”溫蓋特說。“這是指一項過了時的臭法律,政治家一致認為這應當改一下,但是誰也不動手。”


    韋斯·格羅佩蒂低下了頭,照老樣子跟羅利說話。


    溫蓋特告訴布雷特說:“奈特的工資已經扣發了一次。這星期又有了法院的第二次裁決,根據工會的協議,扣發兩次工資就等於自動滾蛋。”


    “媽的!你能想個辦法嗎?”


    “也許能。這要看奈特了。等這完了,我跟他談談。”


    “難道他該把他知道的情況都在影片上抖出來嗎?”


    倫納德·溫蓋特聳聳肩。“我對他說過,不必這樣做,因為這是他私人的事。不過看樣子他隻當耳邊風,那姑娘也一樣。也許他們都不在乎;也許他們還以為可以幫其他什麽人的忙吧。我可說不上。”


    巴巴拉湊巧聽到了,她回過頭來。“韋斯說這是整場戲的一景。再說,他也會抱著同情心來加以剪輯的。”


    “我要不是這樣想的話,”溫蓋特說,“我們也不會到這兒來了。”


    導演還在向羅利交代如何拍攝。


    溫蓋特,雖然講得輕,可是語氣深沉,他告訴巴巴拉和布雷特說:“奈特所以有那麽樣的遭遇,問題一半是在於我們的態度——中流砥柱的態度;那就是說,象你們兩個和我這樣的人。好,我們幫助象這兩個小家夥的一類人,但是我們一幫了忙,就要求他們有我們中等階級的一套標準,也就是按照我們的方式生活了好多年,我們才獲得的一套標準。在錢上麵也一樣。即使奈特從來沒有碰到過錢,對此道還不習慣,我們也要求他好象一生都有錢那樣去處理錢,如果他處理不當,那怎麽樣呢?那就把他揪到法院裏,扣發工資,把他開除。我們可忘了,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手頭有的是錢,卻還是安排不好,負了債。可是,就讓這家夥也這麽樣幹一下吧”——黑人處長朝著羅利·奈特頭一點——“我們的製度早就要把他扔回垃圾堆裏去啦。”


    “你總不至於讓這種事發生吧,”巴巴拉嘟嘟囔囔說。


    溫蓋特不耐煩地搖搖頭。“我的能力有限。可是象奈特那樣的人有不少呢。”


    攝影燈亮了。導演朝他們瞅了一眼,這一眼就是通知他們不要出聲。在這寂靜的燠熱房間裏清清楚楚響起了羅利·奈特的嗓音。


    “不消說,你在這兒過活,就會看出世道來。比方說,不管人家怎麽講,日子多半不會好過起來。除了這以外,什麽也長不了。”冷不防,羅利臉上掠過一絲微笑;接著,仿佛後悔不該笑似的,頓時沉下臉來。“所以最好不要存什麽指望。這樣,一旦失去了什麽,就不至於痛心。”


    格羅佩蒂叫了一聲:“停!”


    拍攝工作又繼續了一個鍾頭,格羅佩蒂哄著騙著,耐著性子,羅利講了他在內城和他仍在上工的那個汽車裝配廠裏的經曆。這年輕黑人工人的話盡管簡簡單單,有時候還說得結結巴巴,可是道出了事實真相,勾出了他的真實寫照——不褒不貶,恰如其分。巴巴拉曾經看過早先拍下的幾本片子,她深信正式發行片一定會是部非常激動人心的紀錄片。


    拍完了最後一個鏡頭,攝影燈熄了,韋斯·格羅佩蒂摘掉了黑貝雷帽,用一方肮髒的大手帕抹了抹腦袋。他向兩個技師點了點頭。“拆掉!好了。”


    大家向羅利和梅·盧道了聲“再見”,就魚貫而出,隻有倫納德·溫蓋特留下不走。布雷特·迪洛桑多、巴巴拉·紮勒斯基和韋斯·格羅佩蒂都要到底特律記者俱樂部去吃一頓趕不上時間吃的晚飯,溫蓋特要過一會再去。


    黑人處長等著另外幾個人穿過房外那條僅僅裝著一個小支光的燈泡、油漆剝落的簡陋過道,橐橐橐走下那破舊的木頭樓梯,到了下麵街上。一股垃圾臭味,從過道門外飄了進來。梅·盧把門關了。


    她問:“你要喝點酒嗎,先生?”


    溫蓋特剛要搖頭,就改變了主意。“好的,麻煩你啦。”


    那姑娘從不點兒大的廚房裏的一個架子上,拿來了酒瓶。瓶裏約莫有一時高的甜酒。她平平均均分成了兩杯,加了冰和可口可樂,把一杯遞給了溫蓋特,一杯給了羅利。三個人在這間一室幾用的房間裏坐了下來。


    “電影界的人,今晚用了你們這個地方,會給你們點錢的,”溫蓋特說。


    “錢不會多;向來不多。可我會幫你們拿到手的。”


    梅·盧沒有把握地笑了一下。羅利·奈特沒有吭聲。


    黑人處長啜了一口酒。“你知道扣發工資的事情嗎?第二次的?”


    羅利還是不作聲。


    “今天幹活時有人告訴了他,”梅·盧說。“據說他再也領不到支票了?對嗎?”


    “他有一部分拿不到。不過,他要是丟了工作,那不管怎麽樣,再也拿不到支票了——不管哪個人,都一樣。”溫蓋特接下去就解釋“扣發被告工資”是怎麽回事——根據法院裁決,扣發工人的工資,把扣發的工資交給債權人。他又補充了一句,說汽車公司和其他廠商老板都討厭這個“扣發被告工資”製度,但是沒法可想,隻能服從法律。


    果然不出溫蓋特所料,無論是羅利·奈特還是梅·盧,都不了解頭一次扣發工資的事,羅利也不知道,按照公司和工會合訂的規章,第二次扣發工資,可以把他開除。


    “這裏麵有個道理,”溫蓋特說。“扣發工資給發薪部門增添了不少工作,這就要公司花錢。”


    羅利脫口罵了聲:“狗屁!”他站起身,在房裏打轉。


    倫納德歎了口氣。“假如你要聽聽我的真心話,我可以告訴你,我想你說得對。這就是為什麽我要盡力想法幫你忙的道理。如果你要我幫忙的話。”


    梅·盧瞟了羅利一眼。她舔了舔嘴唇。“他要你幫忙,先生。他最近總是沉不住氣。他一直……他啊,真是心煩。”


    溫蓋特不由得納悶起來,不知這究竟是什麽道理。如果羅利象梅·盧說的那樣,隻是今天才知道扣發工資的事,那麽他顯然不是為此而發愁的。他決定不去打破砂鍋問到底。


    “我隻能辦這麽一件事,”黑人處長告訴他們說,“那就是請人替你們管財務,盡我們力量幫你們達到收支相抵,想辦法讓你們從頭來起,你們也必須明白,隻有你們要求這麽辦,我才能這麽辦。”


    他接著又解釋說這套辦法如何管用。這本來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名下一個工廠的人事科長吉姆·羅布森設想出來的,目前其他公司都照此辦理了。


    他告訴羅利和梅·盧,此時此地他們就必須把全部債務的清單交給他。


    他會轉給羅利廠裏的一個高級人事人員。那人事人員是在業餘時間辦這個額外差使的,他會把單子查閱一遍,看看到底欠了多少錢。接著就給債權人一一打電話,盡力勸他們同意把分期付款的期限放長,每期數目減得公道些,另一方麵,將扣發工資撤銷。通常債權人是同意的,因為否則隻有一個結果:當事人免不了失業,這一來,他們就什麽也到不了手,工資扣不扣發都一樣。


    接下來還會向職工提出一個問題:每周的最低生活開支是多少?這次的對象就是羅利·奈特。


    一旦決定這麽辦了,每星期都會把羅利的支票半途攔住,送往人事處。


    每星期五,他就上人事處報到,在支票上背書,交給那經辦一切的人事人員。


    溫蓋特告訴他們說,那人事人員的辦公室裏,通常擠著五十來個工人,他們都有經濟困難,正在幫助他們達到收支相抵。大部分人都表示感激。


    之後,那人事人員就會把羅利的支票存在一個特別戶頭裏——用的是那人事人員的姓名,因為公司並不正式參與這樣的安排。從這個戶頭裏,他照商定的數目給債權人開出支票,給羅利開出另一張支票——結餘工資,作為必要的生活費用。等到所有的債務都還清了,那人事人員就功成引退,羅利又照常領取他的支票了。


    帳目可以公開審查,經辦這種事務,無非是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工人,不收任何費用。


    “這對你們來說可不容易,”溫蓋特警告說。“要辦成功,你們就隻能靠很少幾個錢過活了。”


    看樣子羅利正要反對,梅·盧趕緊插嘴了:“我們可以這樣辦,先生。”


    她看看羅利,溫蓋特發覺她眼睛裏既有威嚴又有孩子氣的深情。“你會這麽辦的,”她一口咬定。“是的,你會的。”


    羅利似笑非笑,聳了聳肩。


    可是,明擺著羅利·奈特還在發愁——真的發愁,倫納德·溫蓋特這麽猜想——為了另外什麽事發愁吧。他又一次納悶起來,不知這究竟是什麽道理。


    “我們坐在這裏,”倫納德·溫蓋特一來,巴巴拉·紮勒斯基就說道,“一直在猜測那兩人能不能對付得了。”


    這夥人中隻有巴巴拉是記者俱樂部會員,她做了其他三人的東道主。她、布雷特·迪洛桑多和韋斯·格羅佩蒂一直在酒吧間裏等著。這會兒,他們四個人搬到了餐室的一隻桌子旁。


    就記者俱樂部來說,底特律的記者俱樂部也列為全國最好的一個。那裏地方不大,經營得法,烹調絕妙,人人都向往在那裏當個會員。說也奇怪,雖然記者俱樂部跟汽車工業天天都有激動人心的密切關係,但是,四麵牆上簡直沒有什麽裝飾叫人一看就能想到這種關係,有人認為,這正是心虛的流露。唯一的一件,客人一進門就迎麵看到,是從一九四七年一份報上剪下的令人喪魂的第一版,頭條新聞寫道:福特逝世死於點油燈無暖氣之屋相形之下,有關戰爭和宇宙飛行的情況,倒裝點得異常突出,或許這就是報人有時候患遠視症的證據吧。


    他們一叫好酒,溫蓋特就回答了巴巴拉的問題。


    “但願我能說一聲是的。可是我沒有把握,原因就在於製度上。這一點,我們剛才已經談到過。象我們這樣的人,多少可以同製度周旋一下。象他們那種人,卻多半辦不到。”


    “倫納德,”布雷特說,“今天晚上聽起來你倒象是個革命家了。”


    “聽起來象是革命家,並不等於就是革命家呀。”溫蓋特陰鬱鬱地笑笑。


    “我並不認為我有勇氣;再說,我也不夠資格。我有個美差,銀行裏有存款。


    不管哪個人,一有了這些,就要牢牢保住,不讓這一切化為烏有。但是我也要對你講明:我知道我那個種族的人為什麽成為革命家。“


    他拍了拍上裝裏鼓出來的一疊東西。這是他臨走前梅·盧給他的一束單據。都是些發票,分期付款契約,信貸公司的催款通知。溫蓋特出於好奇心,早在汽車裏逐一翻了一下,他看到的一切,不由他不驚奇,冒火。


    他把他跟羅利和梅·盧談話的內容對其他三個人複述了一遍,略去了一些不便外傳的數字,但是,不聽這些,他們反正也弄得懂是怎麽回事,他也發覺他們都關心這件事。


    他說:“你們見過他們放在那間房裏的家具。”


    其他三個人點點頭。巴巴拉說:“那不算好,但是……”


    “不必說假話了,”溫蓋特對她說。“你我都清楚,那是一堆表麵好看的破爛貨。”


    布雷特不同意說:“那又怎樣!要是錢多他們買不起……”


    “可你哪裏知道他們是買不到,出了錢也買不到好的。”溫蓋特再一次拍拍口袋裏的單據。“我隻是看了看發票,看來發票上開的價格比家具的實價,少說也要高出五倍。那兩個人,憑他們付的錢,說得確切些嘛,就是憑他們簽字的一張信貸合同,本來是可以從吉·爾·赫德森或者西爾斯那樣有名的家具店裏買到上等貨的。”


    巴巴拉問:“那麽他們為什麽買不到呢?”


    倫納德·溫蓋特伸出雙手,放在桌上,探出了身子。“因為,我親愛的、天真的、有錢的朋友們啊,他們根本分不出好壞。因為,從來也沒有人教過他們,怎樣東掏西挑或者用心購買。因為,如果你手頭從來沒有過現錢,去學這一套可沒多大意思。因為,他們到了黑人區一家白人開的鋪子裏,那裏把他們給騙了——就是這麽著!因為這樣的鋪子有許許多多,不光是底特律有,其他地方也有。我知道。我們見過其他人也走上這條路。”


    一桌人寂然無聲。他們要的酒都端來了,溫蓋特一口口啜著加冰的純蘇格蘭威士忌酒。過了一會,他說下去了:“他們買進的家具和其他一些東西,還給他們帶來個小小的問題,要他們付信貸費呢。我算了一下。照我看來,利息好象是在一角九和兩角之間。”


    韋斯·格羅佩蒂輕輕打了個呼哨。


    巴巴拉問道:“你們的人事人員,照你剛才講的,找債權人談話時,他能不能想一點辦法,把家具帳單或者信貸費減低一些呢?”


    “信貸費嘛,也許可以辦到。”倫納德·溫蓋特點點頭。“這件事,我自己可能去打個交道。要是我們打個電話給信貸行,用上我們公司的名義,他們往往會聽從,也會公道一些。他們明白,大汽車廠商如果存心要壓他們一下,是有種種辦法的。但是,講到家具嘛……”他搖了搖頭。“那可休想有辦法。那幫騙子手會發笑的。他們把垃圾貨盡量抬高價格出售,然後打個折扣,把單據轉讓給信貸公司。支付這筆差額的,就是象羅利那樣根本付不起錢的小八拉子。”


    巴巴拉問:“他的飯碗保得住嗎?我指的是羅利。”


    “隻要不出其他事情,”溫蓋特說,“我想我能打包票保住。”


    韋斯·格羅佩蒂催促道:“看在老天爺份上,不要再談下去了!讓我們吃吧!”


    這天晚上,布雷特·迪洛桑多,一反常態,大半時間都不出聲,在接下來吃飯的時候,他還是那樣沉默。今晚布雷特看到了羅利·奈特和梅·盧的生活條件;他們在那座破敗不堪、一股垃圾臭味的公寓裏的那間簡陋鬥室;那一帶不計其數的其他樓房,或者是不相上下,或者是等而下之;內城大部分地區普遍流行的病痛和貧困,這一切深深打動了他的心。以前他也到過內城,走過那裏的街道,但是,剛才幾個鍾頭裏的見識和沉痛心情,以前卻從未有過。


    當初他所以要求巴巴拉讓他看看今晚的拍片,一則是出於好奇,一則是因為她整顆心都放在這個計劃上麵,近來難得和他見麵。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竟然也深深陷了進去。


    倒不是說他以前沒有發覺底特律黑人區的種種問題。當他看到住房方麵可怕到極點的情況,他決不會蠢得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麽不搬到別的地方去呢?布雷特早已知道,那裏的人,特別是黑人,在經濟方麵和社會方麵,都捆住了手腳,動彈不得。盡管內城的生活費用很高,但是郊區的生活費用還要高,哪怕郊區肯讓黑人搬去,也不行。何況有的郊區還不許黑人搬去,依然用上成千種微妙的和不怎麽微妙的手法,在實行種族歧視呢。譬如說迪爾博恩吧,那裏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大本營,優點有不少,算到底,最後一項就是沒一個黑人居民,原因是中等階級的白人人家把黑人當做冤家對頭,凡是那坐穩交椅的市長搞出來的刁鑽促狹手法,他們都支持。


    布雷特也知道,在當地的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成立了用心良苦的新底特律委員會,最近又改稱為新底特律公司,他們曾經出力幫助內城建設。基金全部湊齊了,有些住房也開始興建了,可是,正如一個委員指出的:“我們是通告長篇累牘,磚頭少得可憐。”


    另一個委員想起了塞西爾·羅得斯1臨死前的一句話:“做了的太少——要做的太多。”


    1十九世紀末英國資本家、殖民主義者、血腥剝削和殘殺非洲(南非)黑人的劊子手。


    這兩句話都出於個別人之口,他們眼看到各個組織,包括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等等組織隻幹出微乎其微的事,都感到不耐煩了。雖然一九六七年暴動已經過去幾年了,可是,除了時斷時續的修修補補之外,根本沒做一件事,把所以掀起暴動的環境來個徹底改善。布雷特不由得納悶:如果這麽多人合在一起,都失敗了,那麽一個人,個別一個人,能指望搞出什麽名堂來呢?


    於是他記起了:有人在談論到拉爾夫·納德時,曾經提出過那個問題。


    布雷特感到巴巴拉的眼睛在看他,就向她轉過臉去。她微微一笑,但是,對他的沉默卻不說什麽;如今彼此都非常了解,無論是各人的情緒也好,之所以有這樣情緒的原因也好,都用不著說明了。布雷特暗自想道,巴巴拉今晚不能再美了。在剛才談論那時,她一臉虎虎生氣,流露出興趣,智慧,熱情。在布雷特認識的姑娘中,隻有她,他最最看重,這就是為什麽他不管她一直死也不肯跟他同床,還是同她見麵的緣故。


    布雷特知道,巴巴拉對自己能參加這部影片的攝製,能同韋斯·格羅佩蒂一起工作,感到十分滿意。


    這會兒格羅佩蒂把盆子朝後一推,用餐巾抹了抹嘴巴和胡子。這矮個子電影導演,依然戴著黑貝雷帽,剛才一直在吃斯特羅加諾夫式牛肉加麵條,大口大口喝著奇昂蒂紅葡萄酒,把飯菜衝下去。他滿意得嗯嗯的響。


    “韋斯,”布雷特說,“你真想卷進——真正卷進——你拍電影的那些個主題裏去嗎?”


    導演一臉驚訝。“你是指搞改革運動的胡鬧嗎?把人家刺一下嗎?”


    “是的,”布雷特應道,“我就是指那種胡鬧。”


    “去它的!不錯,我有興趣;非有興趣不可。不過,興趣一過,我還是拍我的電影,小夥子。就是這麽回事。”格羅佩蒂摸摸胡子,把餐巾沒有揩掉的一段麵條拿掉。他又補上一句說:“不論一地金鳳花,還是一條下水道——我一知道在那兒,我要的就隻是正確的鏡頭,攝影機的角度,照明,音響的配合。卷進去才叫胡鬧呢!卷進去要賠上全部時間呐。”


    布雷特點點頭。他沉吟道:“我也是這麽想的。”


    在汽車裏,布雷特一麵開車送巴巴拉回家,一麵說:“搞得不錯,是嗎?那影片。”


    “真不錯!”她坐在前座靠近中間的地方,緊偎在他身邊。他打橫裏一轉臉,就會碰到她頭發,他已經碰到過好幾次了。“我真替你高興。這你也知道。”“是的,”她說。“我知道。”我不願意跟我一起生活的女人不做一點特殊的事,完全是她自己的事。“”假如我同你在一起生活,這點我會記住的。“自從幾個月前,那天晚上他們談到一起生活以來,他們誰都是第一次提到可能一起生活的事。”你又想過沒有?“想過,”她說。“就此而已。”布雷特等著,徑自穿過傑斐遜路口的車輛,到了克萊斯勒高速公路上,他才問道:“願意談談這件事嗎?”她搖搖頭表示反對。“影片還要拍多久?”


    “大概再要一個月。”“你會忙嗎?”“我想會的。怎麽?”“我準備出門一次,“布雷特說。”到加利福尼亞去。“但是,她一追問他原因,他卻不告訴她是為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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