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晚上11時，我坐在自己的書桌前記錄在漢城的最後一天。我經常有這樣一種感覺：每次出門回來，隻有坐在書桌前，才像真的回了家。
下午5時到家，放下行李，先察看家中的植物們。屋頂院內的草坪居然還綠著；東牆和西牆上的爬牆虎、廊簷下的酒瓶蘭安然無恙。回到房間，客廳的巴西鐵、火鶴、平安樹、金虎……都還活著，雖長勢緩慢，也算耐住了考驗。但讓我最為佩服的還是落地窗前的那棵印度裸樹，它在我家已經頑強地存活了十幾年。這種植物原生於印度，在中國極少見。客人們來了都說它是個稀罕。它那半草半木、不計較“待遇”、皮實而又茁壯的態勢，讓人十分喜愛。有一盆名字最花哨的“法國口紅”吊蘭死了，死的最慘。看來世上自以為最嬌媚者，大都最不具生命力。與印度裸樹比肩而立的散尾葵葉尖有點發黃，是又缺水又缺肥了。
仁川機場的候機廳裏也有一些散尾葵，今天上午我們就在有著散尾葵的候機大廳同洪先生、元館長、千先生告別。本來這次的告別雙方都有很多難舍難分的話要說，但是京仁高速公路上幾次堵車，使我們比預定時間晚到40分鍾。所以賓主間那熱烈的告別語言也來不及傾訴，幾個人隻是東西南北地奔跑著辦理登機手續、托運行李。行李太多了，父親從漢城買了不少顏料和畫具，還有漢城為父親出版的畫冊。說到畫冊，千先生將一箱丟在出租車上（這完全是因為我們那不計其數的行李帶給他的麻煩），他又跑出候機廳去找。這又增加了眾人幾分焦急。畫冊總算找了回來，洪先生和元館長登機時間已經到了。他們要先於我們登機去俄羅斯的海參崴旅行。本來我們在機場的相聚至少還有一個小時，現在卻隻好這樣匆匆分手。可是細心的洪先生還是把我們作了周到的安頓，我們在機場還要等候30分鍾，接待我們的是仁川國際機場的總裁（韓國稱社長）曹宇鉉先生。他的一位精幹助手陪我們優先通過“安檢”，進入機場貴賓廳。少時，曹先生也走進來。雖然所剩時間不多，但曹先生還是請服務小姐端來果汁和曲奇，誠意邀我們邊吃邊聊。
原來我們和曹先生並非初次見麵，曹先生曾去漢城看過父親的畫展，就在畫展最為熱鬧的那天。曹先生用漢語和我們交流，語調雖不算標準，但意思表達得正確。實在遇有困難，便用漢字在紙上溝通。曹先生的漢語，得益於他在中國的8年。那時他是韓國一家公司的高級職員，常駐上海。曹先生以緩慢、溫和的語言節奏，描述著他對中國的印象，描述著他對漢字的掌握是得助於其父親的教導。最後話題還是轉到藝術和藝術家。曹先生迎送過好幾位中國藝術家：張立辰、賈浩義……
登機時間到了，曹先生和幾位助手送我們至登機口，鞠躬告別。
赴漢城的航班是ke852，回北京的航班是ke851。還是那幾位熟悉的空中小姐，還是我們早已熟悉的熱情服務。
飛機上又是座無虛席，乘客大多是回北京的韓國留學生。ke852航班的座無虛席是留學生的逃離中國，ke851航班的座無虛席是留學生急切的返回。剛才曹宇鉉先生告訴我們，這幾天飛北京的乘客正在成倍遞增，這預示著中國的sars疫情即將遠去，大韓航空公司的生意也會慢慢好起來。漢城一家電視台的記者，正站在機艙門口拍攝機艙內的座無虛席，一邊做著鼓動市民出門旅行的解說。前幾天我們在漢城的東大門，見那些會做生意的攤主們已經一改往日的猶豫和沉悶，大聲熱情地招呼中國人了。他們舉著皮包、錢夾，在我們眼前晃著用中文高喊著：真皮！真皮！買吧，買吧！韓國電視台的中文教學也已恢複，這個欄目醒目的主題詞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漢城大街上中文補習班的廣告忽然間也多了起來，有一條廣告叫做：都來中國語！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真理再次被證實著。
北京今天多雲，天空灰蒙蒙。每次從國外回來，當飛機降至這幾百米高的灰蒙蒙天空時，我的心便也塌實下來，域外的一切喜怒哀樂頃刻間都會被淡化在這又灰又親的北京天空中。
走下飛機，我後麵的一個穿跑鞋的韓國青年，箭也似的超過許多人，第一個跑到了“邊檢”，看上去他要返回北京的心情實在急迫難忍。
飛機上擁擠著的乘客，在首都機場大廳還是遇到了超出預料的冷清。機場工作人員還是一律戴著口罩。取完行李，我想找位“紅帽子”幫我們把行李推出機場，一個中年清潔女工說，因為sars,“紅帽子”們都走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4月29日我們離開北京時已是春末，今天回到北京仍然覺得處在萬物複蘇的“春天”，有幾絲沉寂，因為尚存“春寒”。
又想起早晨在仁川機場那一場搶險似的奔波，好比一個家庭出遊時的意外“遭遇”。也許這種“遭遇”是勝過賓主間或熱烈、或傷感的從容告別的吧，這還會為下一次的相見提供一個生動話題。我一向覺得，和友人離別時的悲傷或熱烈最好是被一個什麽意外所打擾，當然，這意外應該是有驚無險。
下午5時到家，放下行李，先察看家中的植物們。屋頂院內的草坪居然還綠著；東牆和西牆上的爬牆虎、廊簷下的酒瓶蘭安然無恙。回到房間，客廳的巴西鐵、火鶴、平安樹、金虎……都還活著，雖長勢緩慢，也算耐住了考驗。但讓我最為佩服的還是落地窗前的那棵印度裸樹，它在我家已經頑強地存活了十幾年。這種植物原生於印度，在中國極少見。客人們來了都說它是個稀罕。它那半草半木、不計較“待遇”、皮實而又茁壯的態勢，讓人十分喜愛。有一盆名字最花哨的“法國口紅”吊蘭死了，死的最慘。看來世上自以為最嬌媚者，大都最不具生命力。與印度裸樹比肩而立的散尾葵葉尖有點發黃，是又缺水又缺肥了。
仁川機場的候機廳裏也有一些散尾葵，今天上午我們就在有著散尾葵的候機大廳同洪先生、元館長、千先生告別。本來這次的告別雙方都有很多難舍難分的話要說，但是京仁高速公路上幾次堵車，使我們比預定時間晚到40分鍾。所以賓主間那熱烈的告別語言也來不及傾訴，幾個人隻是東西南北地奔跑著辦理登機手續、托運行李。行李太多了，父親從漢城買了不少顏料和畫具，還有漢城為父親出版的畫冊。說到畫冊，千先生將一箱丟在出租車上（這完全是因為我們那不計其數的行李帶給他的麻煩），他又跑出候機廳去找。這又增加了眾人幾分焦急。畫冊總算找了回來，洪先生和元館長登機時間已經到了。他們要先於我們登機去俄羅斯的海參崴旅行。本來我們在機場的相聚至少還有一個小時，現在卻隻好這樣匆匆分手。可是細心的洪先生還是把我們作了周到的安頓，我們在機場還要等候30分鍾，接待我們的是仁川國際機場的總裁（韓國稱社長）曹宇鉉先生。他的一位精幹助手陪我們優先通過“安檢”，進入機場貴賓廳。少時，曹先生也走進來。雖然所剩時間不多，但曹先生還是請服務小姐端來果汁和曲奇，誠意邀我們邊吃邊聊。
原來我們和曹先生並非初次見麵，曹先生曾去漢城看過父親的畫展，就在畫展最為熱鬧的那天。曹先生用漢語和我們交流，語調雖不算標準，但意思表達得正確。實在遇有困難，便用漢字在紙上溝通。曹先生的漢語，得益於他在中國的8年。那時他是韓國一家公司的高級職員，常駐上海。曹先生以緩慢、溫和的語言節奏，描述著他對中國的印象，描述著他對漢字的掌握是得助於其父親的教導。最後話題還是轉到藝術和藝術家。曹先生迎送過好幾位中國藝術家：張立辰、賈浩義……
登機時間到了，曹先生和幾位助手送我們至登機口，鞠躬告別。
赴漢城的航班是ke852，回北京的航班是ke851。還是那幾位熟悉的空中小姐，還是我們早已熟悉的熱情服務。
飛機上又是座無虛席，乘客大多是回北京的韓國留學生。ke852航班的座無虛席是留學生的逃離中國，ke851航班的座無虛席是留學生急切的返回。剛才曹宇鉉先生告訴我們，這幾天飛北京的乘客正在成倍遞增，這預示著中國的sars疫情即將遠去，大韓航空公司的生意也會慢慢好起來。漢城一家電視台的記者，正站在機艙門口拍攝機艙內的座無虛席，一邊做著鼓動市民出門旅行的解說。前幾天我們在漢城的東大門，見那些會做生意的攤主們已經一改往日的猶豫和沉悶，大聲熱情地招呼中國人了。他們舉著皮包、錢夾，在我們眼前晃著用中文高喊著：真皮！真皮！買吧，買吧！韓國電視台的中文教學也已恢複，這個欄目醒目的主題詞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漢城大街上中文補習班的廣告忽然間也多了起來，有一條廣告叫做：都來中國語！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真理再次被證實著。
北京今天多雲，天空灰蒙蒙。每次從國外回來，當飛機降至這幾百米高的灰蒙蒙天空時，我的心便也塌實下來，域外的一切喜怒哀樂頃刻間都會被淡化在這又灰又親的北京天空中。
走下飛機，我後麵的一個穿跑鞋的韓國青年，箭也似的超過許多人，第一個跑到了“邊檢”，看上去他要返回北京的心情實在急迫難忍。
飛機上擁擠著的乘客，在首都機場大廳還是遇到了超出預料的冷清。機場工作人員還是一律戴著口罩。取完行李，我想找位“紅帽子”幫我們把行李推出機場，一個中年清潔女工說，因為sars,“紅帽子”們都走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4月29日我們離開北京時已是春末，今天回到北京仍然覺得處在萬物複蘇的“春天”，有幾絲沉寂，因為尚存“春寒”。
又想起早晨在仁川機場那一場搶險似的奔波，好比一個家庭出遊時的意外“遭遇”。也許這種“遭遇”是勝過賓主間或熱烈、或傷感的從容告別的吧，這還會為下一次的相見提供一個生動話題。我一向覺得，和友人離別時的悲傷或熱烈最好是被一個什麽意外所打擾，當然，這意外應該是有驚無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