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親被弄到鄉下去了，原因還是陳非的死。北京路幼兒園一些想打倒我母親的老師說出了她們的懷疑。她們本來就不滿意我母親被提拔為副園長，她們說為什麽張美方在工作中出現了那麽嚴重的失誤還能當副園長？為什麽中班別的小朋友都沒從滑梯上掉下去，偏是華僑子弟陳非掉了下去呢？有誰能證明這不是一起迫害華僑子弟的惡性案件？進而又有人論證說，假若真是如此，這惡性案件將會造成多壞的國際影響張美方你擔待得起麽？也許不是“將會造成”而是已經造成，眾所周知那些年中國和印尼關係本來就欠好，陳非之死簡直就是給兩國關係、給中國人民和華僑之間再造陰影……還有人竟舉出我母親的前夫我父親為例，說，經查，張美方的公公是個漢奸，張美方能跟漢奸的後代結婚足見其思想意識的反動。我母親於是被批鬥被責令重新交待陳非死亡過程。我母親死不改口，堅持了從前她“看見”陳非死亡的所有說法。但她的公公是漢奸，這是確鑿無疑的，由不得我母親瞎編。我母親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這壓力了，於是她說她公公的確是漢奸，但她不是和漢奸的兒子離了婚麽。她說就因為前夫是漢奸的兒子所以她恨他，從一結婚就恨，恨到拿起刀來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們可以去調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難道這還不能說明我的階級陣線是分明的麽——若不是當時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漢奸兒子的右手！
對於我母親的同事來說，這倒是個新聞。這個隻有我父母和我，我們三個人知道的事實被我母親公開了，我母親的那些同事，她們第一次知道她們的女副園長竟能舉刀砍人。那麽，如此凶狠的女人誰又能保證她真的不會把一個孩子推下滑梯呢？問題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開始：陳非之死。一切都沒有憑證，但在那時，懷疑本身就可以是憑證。總之張美方被打倒了，我們母女跟隨市政府（這時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兒園屬於市政府係統）的一批有問題的幹部下放到深山，我們在一個名叫黑石頭的村裏住了一年。一年之後，有消息傳來——是北京路幼兒園傾向我母親的一些老師傳來的有利於我母親的消息。消息說1958年那個死去的陳非的父親是華僑卻不愛國，他其實是個美國特務，前不久因偷聽敵台被公安局抓起來了，在他家裏搜出了美國軍用毛毯和軍用罐頭，以及刻有u·s·a字樣的美國軍用刀叉。也許這些物品已經是驚人的罪證了，我們這座城市的居民，並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場，美軍的一些軍需用品是以低價公開出售的。以此類推，當年買過這些用品的顧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國特務。那麽，張美方副園長憑什麽還要為一個美國特務的兒子的死亡沒完沒了地負責，並且下放到深山呢？於是我和我母親卷起鋪蓋，離開“黑石頭”重返我們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謝陳非的爸爸是美國特務，因為他成了美國特務，我和我母親才得以逃離黑石頭村的徹骨的寒冷。要是你沒有在黑石頭村的破土地廟裏住過，你根本不會知道什麽叫寒冷。我們進村時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壘就的破土地廟裏。廟裏土地爺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裏造反派砸爛，除了一扇關不緊的破木門和兩扇沒有窗紙的窗戶，廟裏什麽也沒有。我們抱來幾摞磚，把隨身帶來的一塊鋪板支上，這便是我們的家了。沒有煤，也沒有爐子，晚上睡覺我們從來不脫衣服，我們合衣而眠，蓋上我們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顫。那情景令我想起兒時母親給我講過一個討飯花子們聚在一塊兒比窮的故事，好像是四個人，每人用四句話來形容自己的窮日子，看誰窮得厲害，窮得徹底。第四個人講得最精彩，前兩句我忘掉了，後兩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覺的情景時說：“枕著磚頭睡，蓋著大胯骨”。枕著磚頭睡還略嫌一般，叫人難忘的是“蓋著大胯骨”。當我和我母親睡在黑石頭村土地廟的鋪板上，我充分體會到了什麽叫“蓋著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兒，我由衷地恐懼這種“蓋著大胯骨”的日子。我還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當我母親從小高爐上回來，把我從床底下拽出來搖晃著我，對我說的生活艱難的那些話。現在我冷著，手腳和耳朵長滿凍瘡。溝壑裏的野風恣意地呼嘯著鑽進破門破窗，像刀子一樣削我們的臉，我們的臉生疼生疼。這種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續到我長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開車去五台山玩，台懷鎮上那些賣刀削麵的鋪子，那些做出種種花樣兒，表演一種“噌噌”地削麵進鍋的把式讓我的臉和我的身上一陣陣跳疼。那不是刀削著麵，那本是風割著人肉啊。人肉割盡，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見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著，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親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對她說，我再也不講那個故事了，那個午睡起來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為我母親會有很強烈的反應，似乎許多年來她盼的就應該是我這樣一個知情達理的表態。我的這個表態，對我母親來說甚至應該有點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沒有什麽強烈的反應，她隻是沒頭沒尾地對我說：“反正是沒有證據的，你記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講故事的徒勞，兒童式的幼稚計謀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讀”那樣每日每時地講下去，即使我講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陳非伸出了手，證據呢？誰看見了？即使有一個xx小朋友看見了，誰來為我判罪呢？法律不會為一個5歲的孩子判罪。我的母親，其實她早於我明白了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還要繼續把午睡起來上山的故事講下去。現在她冷，冷壓倒了一切。冷後來使她成了一個終生的熱愛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母親重返北京路幼兒園，並很快升作園長。老師、阿姨大部分都已換了新人，新顏舊貌一同呈現在人們眼前，我母親感慨萬端。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我母親自覺她苦難深重，她必須說話，她要找到一個突破口伸冤報仇宣泄自己。在這個時代我母親仍然選擇了1958年陳非的死，因為幼兒園新來的老師和阿姨都曾向園長提及園內為何不設滑梯。這正好給我母親提供了機會，她在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上講述30多年前那個倒黴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陳非手中的英國鐵皮猴，她隻說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廢鐵。她說這分明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荒唐導致了一個孩子的死。假如沒有大躍進，幼兒園就不會大煉鋼鐵；假如不大煉鋼鐵，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會有廢鐵堆出現；沒有廢鐵堆，就算一個孩子不慎從滑梯上摔下來，也並不意味著非死不可。我母親的聽眾都認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這是一個荒唐時代才有的荒唐悲劇，所有的人由此更加慶幸那個時代的終告結束。我母親並且以此教育年輕的教師，幼兒園工作的中心隻有一個，便是一切以孩子為中心，因為孩子是一個民族的未來。我決不想說我母親在講假話，可我又知道她說的不真。陳非死於我的妒嫉之手，這件事卻可以和每個時代緊密相聯，惟獨與我無關。我真不知這是上蒼對我的厚愛，還是上蒼對我的調侃。我慢慢長大起來，有時我憋得難受，我很想和我母親攤開此事，但我們之間注定沒有共同麵對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臨陣逃脫，或者我母親也想終生回避。
我慢慢長大起來，知道了我母親孤身一人的諸多苦惱。我很想讓她組織一個家庭，找個好脾氣的男人。可我母親是個有傳聞的人，許多人都知道她曾舉刀砍斷過前夫的手指。誰敢指望和這樣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親似乎也深知這點，她曾對我說過，要是再結婚，她還是跟我父親最合適。可我父親早就有了新家庭，並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時候和我母親詛咒過的那樣“好不了”。他的新家庭挺好，據說我父親在他的新太太跟前從不大嚷大叫。這信息肯定讓我的母親失望，有時候她會突然冒出一句：“這真叫做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知道她在說什麽，也不搭腔，意思是讓她正視現實，用當時流行的說法叫做“一切向前看”。我不清楚我母親最終朝哪個方向看的多，我隻知道不久之後她便開始與棉被戀愛，她的業餘時間都花在了采買棉花、采買被裏被麵和縫被子上。她告訴我說，這世界上什麽都是靠不住的，能給你溫暖的隻有棉花。她說“韓桂心你不知道啊，那年在黑石頭村冷得我受不了時，我就想象以後我如果有了錢，就拿它全買了棉花全做了被子，做一屋子棉被，任憑咱們娘兒倆在被垛上打滾兒。任憑天再冷、雪再大，再需要咱們去哪個村兒，咱們拉上它一車被子！韓桂心你不知道我真是叫冷給嚇怕了。”我對我母親說現在不是從前了，沒有人逼你到鄉下去，做那麽多被子有什麽用呢？我母親就像沒聽見我的話一樣，繼續她的“棉被狂”運動。她選擇的被裏被麵都是純棉的——百分之百cotton，被套更要純棉，她排斥現在流行的太空棉、膨鬆棉之類，她說它們不可靠。隔長補短她就做起一床被子，即使棉花是網好的網套，她也要以傳統手法，每條被子絎上五至七行均勻的針腳。我曾出主意說買個被罩罩上會省很多事，我母親鄙夷地說那也叫被子？90年代純棉製品越來越少了，這還促使我母親注意留神賣棉布和棉花的地方。有一回她在電視上看見一則廣告，說是本市一家專營棉花製品的商店明日開張歡迎光顧，第二天我母親就奔了去，買回幾十米純棉花布。那天她順便還拐進了一家軍需用品商店，見貨架上擺著對外出售的軍用棉被，便也毫不猶豫地買下兩床。說起來也許你覺得不可思議，如今我們家有一間專門放棉被的房子，我母親這些年積攢的棉被從地板摞到天花板，幾百條吧，密不透氣地擁擠在這間屋子裏。我母親還曾為了棉被的安置問題跟我商量要我丈夫給她買房——我丈夫是個做房地產生意的。我母親說，現在的兩間小平房（北京路幼兒園的小平房）每間才10平米多一點兒，可她至少需要一個很大的房間才夠存放棉被。我丈夫特意給她買了個一大一小兩居室的單元，或者應該說是特意給我母親的棉被買房。大房間30平米，小房間12平米，如今我母親的那些棉被就滿滿地堆積在那個30平米的大房間裏。
我母親還有一個記錄棉被的賬本，賬本大約包括如下內容：購買時間、地點，購買商品名稱、數量、價錢……比如：“1978年11月4日大眾土產雜品店購買6斤被套一床，5.20元；在麗源商場購買單幅被裏布14丈，6.60元，直貢緞銀灰碎花被麵一條5.20元共17元，於11月18日做成此棉被。因被套網得密實，故絎被子時由七行減作五行。”比如：“1995年3月30日在雙鳳街布店見寬幅（寬5.5尺）漂白布，大喜，購4.5米，花72元，可做被裏兩床；購6斤被套一床68元……”我母親退休之後，閑來無事就樂意翻弄她這本記錄多年的“棉花賬”。在我看來這種記錄毫無意義，既沒有人要求她上繳她縫製的某床棉被，她也沒有出售和租借棉被的意思，這賬本的意義在哪兒呢？或者賬本上呈現的一些數字會引起經濟學家的注意，它記錄了十餘年間棉花棉布的價格差異和它們的上漲幅度，比如1978年窄幅（寬2.7尺）被裏布0.44元人民幣1尺，1996年已升至2.00元1尺；1978年做一床棉被需人民幣17元，到1995年一床棉被所需人民幣已升至100元至125元。棉被價格的上漲意味著棉花價格的上漲和棉花的短缺。華北平原本是中國幾大產棉區之一，但如今我們的一些紡織廠卻要從新疆大批購進棉花以完成生產指標。棉農越來越不願意種棉花：風險大，生產周期長，投入多，令人頭疼的棉鈴蟲害……還有那些急功近利、舍棄土地暴發起來的各色鄉間人士，都時時影響著棉農的心思。我母親自然想不到這些，手握一本棉被賬簿，也許換來的是她心裏的踏實，甚至可以說，那是一本她隨時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還要確鑿的溫暖事實。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親，見她正在家中那間30平米的“棉被屋”門口，衝著半開半推的門一陣陣手舞足蹈。拳打腳踢，卻原來她在試圖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進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擁擠著已然沒有空隙。我叫了聲“張美方媽媽”，我母親扭過臉來。她滿臉是汗，頭發上沾著棉花毛；她神色慌張，一副心永遠塌不下來的樣子。棉被們就在她的身後洶湧著，仿佛隨時可能奔騰而出將我的母親淹沒；又仿佛我母親已經生活在一個火藥庫裏，隻需一點點火星，那膨脹著棉花的房間就會爆炸。可我母親她仍然頑強地和手中那條新棉被搏鬥著，她推揉它擠壓它，妄圖將它塞進屋去。我深知她這一輩子是寧願叫棉花淹沒也不願再叫寒冷淹沒，我上前幫了她，兩個人的力量終於使那條厚墩墩的新棉被進了屋。
對於我母親的同事來說，這倒是個新聞。這個隻有我父母和我，我們三個人知道的事實被我母親公開了，我母親的那些同事，她們第一次知道她們的女副園長竟能舉刀砍人。那麽，如此凶狠的女人誰又能保證她真的不會把一個孩子推下滑梯呢？問題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開始：陳非之死。一切都沒有憑證，但在那時，懷疑本身就可以是憑證。總之張美方被打倒了，我們母女跟隨市政府（這時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兒園屬於市政府係統）的一批有問題的幹部下放到深山，我們在一個名叫黑石頭的村裏住了一年。一年之後，有消息傳來——是北京路幼兒園傾向我母親的一些老師傳來的有利於我母親的消息。消息說1958年那個死去的陳非的父親是華僑卻不愛國，他其實是個美國特務，前不久因偷聽敵台被公安局抓起來了，在他家裏搜出了美國軍用毛毯和軍用罐頭，以及刻有u·s·a字樣的美國軍用刀叉。也許這些物品已經是驚人的罪證了，我們這座城市的居民，並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場，美軍的一些軍需用品是以低價公開出售的。以此類推，當年買過這些用品的顧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國特務。那麽，張美方副園長憑什麽還要為一個美國特務的兒子的死亡沒完沒了地負責，並且下放到深山呢？於是我和我母親卷起鋪蓋，離開“黑石頭”重返我們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謝陳非的爸爸是美國特務，因為他成了美國特務，我和我母親才得以逃離黑石頭村的徹骨的寒冷。要是你沒有在黑石頭村的破土地廟裏住過，你根本不會知道什麽叫寒冷。我們進村時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壘就的破土地廟裏。廟裏土地爺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裏造反派砸爛，除了一扇關不緊的破木門和兩扇沒有窗紙的窗戶，廟裏什麽也沒有。我們抱來幾摞磚，把隨身帶來的一塊鋪板支上，這便是我們的家了。沒有煤，也沒有爐子，晚上睡覺我們從來不脫衣服，我們合衣而眠，蓋上我們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顫。那情景令我想起兒時母親給我講過一個討飯花子們聚在一塊兒比窮的故事，好像是四個人，每人用四句話來形容自己的窮日子，看誰窮得厲害，窮得徹底。第四個人講得最精彩，前兩句我忘掉了，後兩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覺的情景時說：“枕著磚頭睡，蓋著大胯骨”。枕著磚頭睡還略嫌一般，叫人難忘的是“蓋著大胯骨”。當我和我母親睡在黑石頭村土地廟的鋪板上，我充分體會到了什麽叫“蓋著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兒，我由衷地恐懼這種“蓋著大胯骨”的日子。我還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當我母親從小高爐上回來，把我從床底下拽出來搖晃著我，對我說的生活艱難的那些話。現在我冷著，手腳和耳朵長滿凍瘡。溝壑裏的野風恣意地呼嘯著鑽進破門破窗，像刀子一樣削我們的臉，我們的臉生疼生疼。這種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續到我長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開車去五台山玩，台懷鎮上那些賣刀削麵的鋪子，那些做出種種花樣兒，表演一種“噌噌”地削麵進鍋的把式讓我的臉和我的身上一陣陣跳疼。那不是刀削著麵，那本是風割著人肉啊。人肉割盡，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見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著，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親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對她說，我再也不講那個故事了，那個午睡起來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為我母親會有很強烈的反應，似乎許多年來她盼的就應該是我這樣一個知情達理的表態。我的這個表態，對我母親來說甚至應該有點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沒有什麽強烈的反應，她隻是沒頭沒尾地對我說：“反正是沒有證據的，你記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講故事的徒勞，兒童式的幼稚計謀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讀”那樣每日每時地講下去，即使我講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陳非伸出了手，證據呢？誰看見了？即使有一個xx小朋友看見了，誰來為我判罪呢？法律不會為一個5歲的孩子判罪。我的母親，其實她早於我明白了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還要繼續把午睡起來上山的故事講下去。現在她冷，冷壓倒了一切。冷後來使她成了一個終生的熱愛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母親重返北京路幼兒園，並很快升作園長。老師、阿姨大部分都已換了新人，新顏舊貌一同呈現在人們眼前，我母親感慨萬端。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我母親自覺她苦難深重，她必須說話，她要找到一個突破口伸冤報仇宣泄自己。在這個時代我母親仍然選擇了1958年陳非的死，因為幼兒園新來的老師和阿姨都曾向園長提及園內為何不設滑梯。這正好給我母親提供了機會，她在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上講述30多年前那個倒黴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陳非手中的英國鐵皮猴，她隻說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廢鐵。她說這分明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荒唐導致了一個孩子的死。假如沒有大躍進，幼兒園就不會大煉鋼鐵；假如不大煉鋼鐵，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會有廢鐵堆出現；沒有廢鐵堆，就算一個孩子不慎從滑梯上摔下來，也並不意味著非死不可。我母親的聽眾都認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這是一個荒唐時代才有的荒唐悲劇，所有的人由此更加慶幸那個時代的終告結束。我母親並且以此教育年輕的教師，幼兒園工作的中心隻有一個，便是一切以孩子為中心，因為孩子是一個民族的未來。我決不想說我母親在講假話，可我又知道她說的不真。陳非死於我的妒嫉之手，這件事卻可以和每個時代緊密相聯，惟獨與我無關。我真不知這是上蒼對我的厚愛，還是上蒼對我的調侃。我慢慢長大起來，有時我憋得難受，我很想和我母親攤開此事，但我們之間注定沒有共同麵對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臨陣逃脫，或者我母親也想終生回避。
我慢慢長大起來，知道了我母親孤身一人的諸多苦惱。我很想讓她組織一個家庭，找個好脾氣的男人。可我母親是個有傳聞的人，許多人都知道她曾舉刀砍斷過前夫的手指。誰敢指望和這樣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親似乎也深知這點，她曾對我說過，要是再結婚，她還是跟我父親最合適。可我父親早就有了新家庭，並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時候和我母親詛咒過的那樣“好不了”。他的新家庭挺好，據說我父親在他的新太太跟前從不大嚷大叫。這信息肯定讓我的母親失望，有時候她會突然冒出一句：“這真叫做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知道她在說什麽，也不搭腔，意思是讓她正視現實，用當時流行的說法叫做“一切向前看”。我不清楚我母親最終朝哪個方向看的多，我隻知道不久之後她便開始與棉被戀愛，她的業餘時間都花在了采買棉花、采買被裏被麵和縫被子上。她告訴我說，這世界上什麽都是靠不住的，能給你溫暖的隻有棉花。她說“韓桂心你不知道啊，那年在黑石頭村冷得我受不了時，我就想象以後我如果有了錢，就拿它全買了棉花全做了被子，做一屋子棉被，任憑咱們娘兒倆在被垛上打滾兒。任憑天再冷、雪再大，再需要咱們去哪個村兒，咱們拉上它一車被子！韓桂心你不知道我真是叫冷給嚇怕了。”我對我母親說現在不是從前了，沒有人逼你到鄉下去，做那麽多被子有什麽用呢？我母親就像沒聽見我的話一樣，繼續她的“棉被狂”運動。她選擇的被裏被麵都是純棉的——百分之百cotton，被套更要純棉，她排斥現在流行的太空棉、膨鬆棉之類，她說它們不可靠。隔長補短她就做起一床被子，即使棉花是網好的網套，她也要以傳統手法，每條被子絎上五至七行均勻的針腳。我曾出主意說買個被罩罩上會省很多事，我母親鄙夷地說那也叫被子？90年代純棉製品越來越少了，這還促使我母親注意留神賣棉布和棉花的地方。有一回她在電視上看見一則廣告，說是本市一家專營棉花製品的商店明日開張歡迎光顧，第二天我母親就奔了去，買回幾十米純棉花布。那天她順便還拐進了一家軍需用品商店，見貨架上擺著對外出售的軍用棉被，便也毫不猶豫地買下兩床。說起來也許你覺得不可思議，如今我們家有一間專門放棉被的房子，我母親這些年積攢的棉被從地板摞到天花板，幾百條吧，密不透氣地擁擠在這間屋子裏。我母親還曾為了棉被的安置問題跟我商量要我丈夫給她買房——我丈夫是個做房地產生意的。我母親說，現在的兩間小平房（北京路幼兒園的小平房）每間才10平米多一點兒，可她至少需要一個很大的房間才夠存放棉被。我丈夫特意給她買了個一大一小兩居室的單元，或者應該說是特意給我母親的棉被買房。大房間30平米，小房間12平米，如今我母親的那些棉被就滿滿地堆積在那個30平米的大房間裏。
我母親還有一個記錄棉被的賬本，賬本大約包括如下內容：購買時間、地點，購買商品名稱、數量、價錢……比如：“1978年11月4日大眾土產雜品店購買6斤被套一床，5.20元；在麗源商場購買單幅被裏布14丈，6.60元，直貢緞銀灰碎花被麵一條5.20元共17元，於11月18日做成此棉被。因被套網得密實，故絎被子時由七行減作五行。”比如：“1995年3月30日在雙鳳街布店見寬幅（寬5.5尺）漂白布，大喜，購4.5米，花72元，可做被裏兩床；購6斤被套一床68元……”我母親退休之後，閑來無事就樂意翻弄她這本記錄多年的“棉花賬”。在我看來這種記錄毫無意義，既沒有人要求她上繳她縫製的某床棉被，她也沒有出售和租借棉被的意思，這賬本的意義在哪兒呢？或者賬本上呈現的一些數字會引起經濟學家的注意，它記錄了十餘年間棉花棉布的價格差異和它們的上漲幅度，比如1978年窄幅（寬2.7尺）被裏布0.44元人民幣1尺，1996年已升至2.00元1尺；1978年做一床棉被需人民幣17元，到1995年一床棉被所需人民幣已升至100元至125元。棉被價格的上漲意味著棉花價格的上漲和棉花的短缺。華北平原本是中國幾大產棉區之一，但如今我們的一些紡織廠卻要從新疆大批購進棉花以完成生產指標。棉農越來越不願意種棉花：風險大，生產周期長，投入多，令人頭疼的棉鈴蟲害……還有那些急功近利、舍棄土地暴發起來的各色鄉間人士，都時時影響著棉農的心思。我母親自然想不到這些，手握一本棉被賬簿，也許換來的是她心裏的踏實，甚至可以說，那是一本她隨時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還要確鑿的溫暖事實。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親，見她正在家中那間30平米的“棉被屋”門口，衝著半開半推的門一陣陣手舞足蹈。拳打腳踢，卻原來她在試圖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進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擁擠著已然沒有空隙。我叫了聲“張美方媽媽”，我母親扭過臉來。她滿臉是汗，頭發上沾著棉花毛；她神色慌張，一副心永遠塌不下來的樣子。棉被們就在她的身後洶湧著，仿佛隨時可能奔騰而出將我的母親淹沒；又仿佛我母親已經生活在一個火藥庫裏，隻需一點點火星，那膨脹著棉花的房間就會爆炸。可我母親她仍然頑強地和手中那條新棉被搏鬥著，她推揉它擠壓它，妄圖將它塞進屋去。我深知她這一輩子是寧願叫棉花淹沒也不願再叫寒冷淹沒，我上前幫了她，兩個人的力量終於使那條厚墩墩的新棉被進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