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男文友包括張尊、李管、張小東、梅遜等數人。
我程度不一地愛他們，在感情上有一種深深的依戀，如果有幾天看不到他們我就要去找，不管出著大太陽還是下著雨，我會跑到他們住的大院去，站在樓下高聲呼喊他們的名字（多麽沒有教養、多麽不淑女啊！到現在我也不喜歡淑女，這種文明的果實，她們走路要踮著腳，坐著要挺胸收腹，說話要像螞蟻，吃飯要像小鳥，在她們麵前我會感到累），如果樓上沒有人，我就會向鄰居打聽。
他們每個人的妻子都是全城公認的美人，在大學裏是校花，在舞會上是皇後，都是十分帶得出去的。在八十年代，所有的美人都願意嫁給一名青年作家，那真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啊！即使十年過去，現在你們到南寧看看，他們的妻子還是風韻依舊，真正的美人是不會老的。當然她們都不是南寧本地人，南寧是不出美人的，廣西的美人大多數來自桂林，或者祖籍江蘇。
隻有李管至今未婚。
李的問題是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挑花了眼，他當年的名氣實在是太大了，以至於桂林的文學青年以講他的壞話為榮，講了他的壞話，就說明跟他很熟，跟李管相熟就是一種榮耀。跟李管談戀愛則是更大的榮耀。
當年我對李管有一點好感。我對所有有才華的人都有一點好感，包括達利和布努艾爾。八五年的時候我和李管、張尊、梅遜、鮑小鬆等四人同考廣西電影製片廠文學部，他們前麵三個人的考試方式是每人寫一個電影劇本，我和鮑小鬆則是對這些劇本進行評價，指出優缺點，並提出一個修改方案。結果我和鮑小鬆最後都順利過關，調進了電影廠，他們三人則全軍覆沒。
在1985年冬天，形勢尚未明朗，每個人看上去都有希望。當時的文學部主任陳敦德雄心勃勃，開了一個電影研討會，請來了北京的專家，專家帶來了內部片，有《金色池塘》《戀人曲》《頭回出嫁》《列寧在巴黎》《奇怪的女人》《命運的嘲弄》，看完了電影又講課，講完了課還出去采風。
陳主任為了培養我們，把我們五個人全帶上了。一路車開到廣西的最西端隆林，去看苗族的女孩和土特產，又看紅水河上遊的天生橋水電站，還去看了紅七軍軍部舊址。
李管就是在天生橋水電站的隧道裏說我的名字像交際花的。
一邊是怪頭怪腦的美國掘進機，一邊是閃著鐵光的巨大管道，隧道裏吊著電燈泡，鼻子裏全是泥土的腥氣，按說這樣的環境應該首先想到戰壕、防空洞、蘇聯片《戰地浪漫曲》才合道理，但他環顧四周後忽然說：林白薇，你的名字太像一個交際花了，陳白露、林白薇。這截隧道裏隻有我和他兩人，沒有別的人聽見，但電影《日出》裏陳白露的棺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沒有人聽見，我也十分生氣。我立即回敬了他一句：交際花也不錯，比唐朝美人好。
說完之後我十分痛快。
"唐朝美人"是李管的敵人奉送給他的雅號，李本人較胖，十分忌諱這個說法。我拾起這塊石頭一扔，正好中了李管的七寸，他向後一退，差點從管道上掉了下去（無危險）。
這時候有人給我們搶拍了一張照片。這幅照片被我放在北流老家，十年來已經忘得一幹二淨。去年我回北流，在一堆舊照片裏看到了它，當時李管穿著一件短風衣，外麵是米色，裏子帶領是大紅，他穿在身上特別時髦，但他在照片上斜著身子，十分狼狽，我則穿著牛仔褲，上身是一件軍綠色的毛衣，我頭發蓬亂，兩道眉毛是豎的，臉上亮得像金屬的反光，頭頂有一顆電燈泡，整個背景是黑的。
就是這麽兩個莫明其妙的人，看不出會有什麽甜蜜的故事發生。
但是去年十月在南寧，在我到達的當天晚上，張尊在明園咖啡廳約我喝咖啡，他看見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當年有沒有可能跟李管結婚？
我覺得這是一句奇怪的問話，我跟李管從來沒有鬧過什麽風流韻事，也沒有談過一分鍾的戀愛，結婚這麽大的事情從何談起？
我不動聲色地答道：如果發展一下，還是很有可能的。
張尊比我還要不動聲色地說：告訴你吧，如果你跟他結了婚，現在已經離了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責我離婚成性，還是認為李管實在太不適合我了。過了一會我才明白，李管從珠海給張尊打電話，說我從桂林機場往珠海給他打長途電話說了有足足半個小時。我這個人很少主動給別人打電話，何況是長途，又何況是男的，而且是半個小時，張尊覺得我有一點不良傾向，作為朋友，他有責任將危險扼殺在搖籃裏。
（關於打電話的事情是這樣的：我1998年10月到西安簽名售書，結束之後直接回廣西老家看母親，因西安沒有直飛南寧的飛機，需要在桂林轉機。我那天上午十點半到桂林，下午兩點半的飛機，在桂林機場足足停留了四個小時，我給桂林、南寧兩地的朋友都打了電話，偏偏張尊的電話打不通，這才又給李管打電話，結果一聊就是半小時。在電話裏我問起了李管的婚姻，他說有一次幾乎就要登記了，結果還是沒登。）
張尊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溫暖和親切。
當年我和另外一名女作者y以及李管三人一起去見陳敦德麵試，張尊反複告誡我一定要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點。因為y出身名門，人又漂亮，而且已是省報文藝部記者，見多識廣，而我不過是一名圖書館員。張擔心y把我壓倒。
結果那天我狀態特別好，完全超常發揮。y反倒感到壓抑，無論談什麽話題（主要是電影和小說兩大話題，電影談的是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小說談的是莫言的《紅高粱》），y一概不開口，後來她就先走了。
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張尊，他說聽李管說我昨晚表現很出色，壓抑了y，他說："就是要這樣"。他又說昨晚問李管你穿什麽衣服他根本說不清楚，然後問我：你是不是穿這條裙子？我說不是，就是穿了一條牛仔褲。
張尊說，像你這麽不愛打扮的人是很容易丟分的，因為陳敦德認為文學部的人走出去要十分醒目，十分帶勁。
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五年了，每當我回想當年的調動，首先聽到的總是張尊的聲音：你是不是穿這條裙子？他是山東人，在桂林長大，當過多年演員，能講一口十分標準的普通話。
他的聲音從我的桌子那邊飄來，當年的一切已不複存在。
一隻電影蟲子要到一張巨大的葉子上去了，這張葉子就叫電影廠，它的筋絡無邊無際，它的汁液源源不斷，一輩子也吃不完。這是一件多麽高興的事情啊！張尊關照我穿漂亮衣服的聲音猶如一個漸漸敞開的進口，它透著光，往昔歲月的豐繞枝葉在光中搖曳，在初夏的綠色中，我再一次看到了1985年的自己。
林蛛蛛，又黑又瘦，紮著兩根短辮，額頭上有一排留海，衣著隨便，喜歡把衫衣束在褲腰裏，有一種中性（或偏男性）趣味，用詩人楊克（楊現在廣州，1999年主編了一本《1998中國新詩年鑒》，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話說就是：林蛛蛛是那種在人群裏一下就被淹沒的人。
女人很容易因為意識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發型不時髦而缺乏自信，這種情況太普遍了，隻要有一個男人在場，所有的女人就會用這個男人的目光來挑剔自己，平添許多壓抑和不自在，空氣中就是這樣漸漸積存了越來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沒有男人在場，女人們也會無意識地感到這些眼光，這些場。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幾乎沒有感到過來自相貌、衣服方麵的壓抑，這並不是因為我得到了某種先進理論的武裝，思想超前，而是因為我經常意識不到自己是女性。
我不知道怎麽會是這樣。
我喜歡男友們的妻子。
我愛她們。她們的友好使我感到，即使我每天去找她們的丈夫，也不會有什麽問題。在深夜的黑暗裏，即使隻有我和某一個男友，即使房門緊閉，即使百米之內，四周無人，也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
深夜十二點，百米之內，四周無人的地方是什麽地方呢？是否狐仙出沒，荒草叢生。荒草叢生是我十分熟悉的一個環境，各種草在我的身後像動畫那樣抽條拔節，東扭扭西扭扭，姿勢略有一點誇張，一扭二扭三扭，它們的葉子就從牆腳長到了我的窗口，有細小鋸齒的鋒利的長葉子，有毛絨絨的橢圓形葉子，還有一種藤本植物，它的葉子是一種薄而易破的心形，它們擁擠著攀升到我的後窗，窗上釘了兩層五金廠的下角料鐵皮，那上麵有一排排整齊的圓洞，就像刻意做成的圖案。濃鬱的鐵腥味和新鮮的草腥味終日繚繞，那是我多年前居住過的平房。
當時的圖書館在公園裏，我住的平房在園子的最深處，那裏尚未開發，荒涼的後山，樹深草高，人跡罕至，有時候會像電影一樣發生刑事案件，在離我的房子二百米的地方，在幾株梔枝花樹底下，曾經發現過一個死去的女人，她穿著一件粉紅色的上衣，腳上是一雙棕色的塑料涼鞋。
那天晚上陳讓我們幾個人去電影廠看內部片，是兩部美國電影，散場之後已經十二點過了，張尊決定送我。
我們騎著車，從電影廠所在的北郊穿越大半個南寧回到公園。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深夜的公園，我經常在晚上出門，但十點以前就回來，這時候還有路燈，路旁的長椅上還有相擁的戀人。我騎在車上，以最快的速度衝到宿舍的後門。後門沒有燈，兩旁都是樹叢，我經常擔心在我下車之後，還沒來得及開門背後就會跳出一條黑影，把我的嘴捂著拖到樹林裏。每次我在掏鑰匙的時候心都是提起來的，如果我高度緊張的神經聽到某種細微的聲音，我就會在進門之後以閃電的速度關上門，而把我的自行車扔在門口外麵。我的車就是這樣無數次地經受風吹雨淋，變成全南寧最鏽最破最髒的車。有兩類嘲笑我的話是這樣說的，"嗬，這車真革命！"，另一類是"人跟車差太遠了！"說這話的都是星期天上公園玩的年輕人，他們三五成群，我更多的時候會認為他們是一種誇獎。如果我是一個男孩，看到一個年輕女人騎著一輛全南寧最破的車，我也會由衷地指出事情的不公平。同時我還會想到，這個年輕女人八成沒有男朋友。
事實確是如此，張尊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戀人，他出於關心朋友的天性，在深夜十二點把我送回家。他在我的身旁，但我一點都看不見他，全部路燈都熄滅了，連自己都看不見自己，我們隻好推著車走，這就像閉著眼睛走路一樣，即使知道前麵是平整的路，也會憑空覺得有坑或有石頭，閉著眼睛隻能堅持三秒鍾，到第四秒就嚇得趕緊睜開眼。倒退著走路也是，退兩三步就忍不住回頭看看，總覺得要掉進坑裏了。我們對自己看不到的地方總是有著過份的懷疑。
我是一個經受過鍛煉的人，在幼年時就獨自對付過各種黑暗。在我成年後我發現，大多數女性都不適應在完全黑暗的屋子裏睡覺，她們要徹夜開著走廊燈或地燈，如果這些燈都沒有，她們則要開著衛生間的燈，然後把門開著，讓衛生間的燈光反射到房間裏。
所有的女人都擔心在黑暗中有一條黑影撲到自己身上。在我們的感官中黑暗是有重量的，它跟隨我們的驚恐程度在一瞬間加重，又在另一瞬間變鬆馳，它是我們身體深處的神經的延伸物。它的形狀和質地，完全是我們在某個時候賦予的。有多少內心的尖叫，就有多少黑暗的千錘百煉。
那天晚上是千錘百煉中最重的一錘。我從未經曆過這樣的黑暗，最黑的黑都會有一點微弱的光，或者是遠處的燈，或者是雲層縫隙的星光，它會使我們在濃黑中看見自己的手。那晚的黑暗吞沒了一切，那麽厚的雲層，那麽濃密的樹冠，那麽深的深夜，上下左右，完全沒有了方向感，好象飄浮在深淵之中，而每邁出一步，又會掉進更深的深淵。
我每走一步，就叫一聲張尊的名字，他答應的聲音就像溪流中凸出水麵的石頭，我小心地踩著它們往前走。走了幾步之後，他在答應我的同時按響他的車鈴，鈴聲一圈又一圈地碰到我的身體，然後落到地上成為石頭之間的細沙，深淵不見了，道路重新變成了庭園裏的甬道。走了有十幾分鍾，就到了我宿舍的後門，他站在旁邊，看我進了門才走。
這段深夜的道路在多年以後還能把我嚇出一身冷汗。多年以後，我還常常看見自己獨自一人在深夜十二點穿過南寧空寂的大街，我草木皆兵，全身浸泡在冷汗中，驚恐萬狀地往前趕路，當我走進公園大門，才知道我再咬牙、再硬著頭皮，我也不可能越過這片黑暗的萬丈深淵。
為了這一個夜晚，我將永遠感謝張尊。
當年我喜歡一種沒有性別意識的氣氛。
我對他們的感情是不是一種兄弟般的感情呢？如果置身於電影《戰火中的青春》，我就是那個高山，我把我的辮子剪掉，推成寸頭，我隻在一麵破鏡裏看一眼就不看了。然後，炮火連天，下著大雪，為了救出排長雷振林，那個個人英雄主義者，我冒著危險衝到磨房，在熊熊烈火中大聲喊道：排長＿＿排長＿＿火光映在我的臉上，我的額頭和臉頰各有一塊土印，這使我的雙眸看起來更加明亮。雷振林當時正躲在磨盤底下，我拉起他就往外跑，在一堵牆跟前，我托著他先翻，然後我翻，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大腿。後來在行軍中，雷振林把我背著走，我的腦門和他的腦門都滲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怕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死活都不肯動手術。那個大夫戴著眼鏡，臉瘦而多皺，有點像白求恩，加拿大共產黨員，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到最後，我留起了齊耳短發，出現在歡送隊伍中，我排裏的戰友們頭戴樹葉，肩扛機槍（剛剛繳獲的），從我的麵前經過。雷振林，他來了，送給我一把指揮刀。多帶勁啊，從敵人手裏繳獲的、真正的指揮刀！我最喜歡這樣的禮物，它是我的魔杖，向上一揮，千軍迸發，萬馬奔騰，排山倒海的巨浪，馬蹄揚起的飛塵。我喜歡《戰火中的青春》這個片名，我既喜歡戰火（必須是電影中的，虛擬的，我愛好和平，但我更喜歡極端狀態下的激情）又喜歡青春，戰火中的青春是濃縮的青春，炮火連天，一日等於百年，堅硬如鐵。
《戰火中的青春》是1959年攝製的片子，我不可能進入其中。我在和平的八十年代，把詩歌當成戰火，從人民公園到南寧劇場就是我的行軍路線。
我程度不一地愛他們，在感情上有一種深深的依戀，如果有幾天看不到他們我就要去找，不管出著大太陽還是下著雨，我會跑到他們住的大院去，站在樓下高聲呼喊他們的名字（多麽沒有教養、多麽不淑女啊！到現在我也不喜歡淑女，這種文明的果實，她們走路要踮著腳，坐著要挺胸收腹，說話要像螞蟻，吃飯要像小鳥，在她們麵前我會感到累），如果樓上沒有人，我就會向鄰居打聽。
他們每個人的妻子都是全城公認的美人，在大學裏是校花，在舞會上是皇後，都是十分帶得出去的。在八十年代，所有的美人都願意嫁給一名青年作家，那真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啊！即使十年過去，現在你們到南寧看看，他們的妻子還是風韻依舊，真正的美人是不會老的。當然她們都不是南寧本地人，南寧是不出美人的，廣西的美人大多數來自桂林，或者祖籍江蘇。
隻有李管至今未婚。
李的問題是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挑花了眼，他當年的名氣實在是太大了，以至於桂林的文學青年以講他的壞話為榮，講了他的壞話，就說明跟他很熟，跟李管相熟就是一種榮耀。跟李管談戀愛則是更大的榮耀。
當年我對李管有一點好感。我對所有有才華的人都有一點好感，包括達利和布努艾爾。八五年的時候我和李管、張尊、梅遜、鮑小鬆等四人同考廣西電影製片廠文學部，他們前麵三個人的考試方式是每人寫一個電影劇本，我和鮑小鬆則是對這些劇本進行評價，指出優缺點，並提出一個修改方案。結果我和鮑小鬆最後都順利過關，調進了電影廠，他們三人則全軍覆沒。
在1985年冬天，形勢尚未明朗，每個人看上去都有希望。當時的文學部主任陳敦德雄心勃勃，開了一個電影研討會，請來了北京的專家，專家帶來了內部片，有《金色池塘》《戀人曲》《頭回出嫁》《列寧在巴黎》《奇怪的女人》《命運的嘲弄》，看完了電影又講課，講完了課還出去采風。
陳主任為了培養我們，把我們五個人全帶上了。一路車開到廣西的最西端隆林，去看苗族的女孩和土特產，又看紅水河上遊的天生橋水電站，還去看了紅七軍軍部舊址。
李管就是在天生橋水電站的隧道裏說我的名字像交際花的。
一邊是怪頭怪腦的美國掘進機，一邊是閃著鐵光的巨大管道，隧道裏吊著電燈泡，鼻子裏全是泥土的腥氣，按說這樣的環境應該首先想到戰壕、防空洞、蘇聯片《戰地浪漫曲》才合道理，但他環顧四周後忽然說：林白薇，你的名字太像一個交際花了，陳白露、林白薇。這截隧道裏隻有我和他兩人，沒有別的人聽見，但電影《日出》裏陳白露的棺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沒有人聽見，我也十分生氣。我立即回敬了他一句：交際花也不錯，比唐朝美人好。
說完之後我十分痛快。
"唐朝美人"是李管的敵人奉送給他的雅號，李本人較胖，十分忌諱這個說法。我拾起這塊石頭一扔，正好中了李管的七寸，他向後一退，差點從管道上掉了下去（無危險）。
這時候有人給我們搶拍了一張照片。這幅照片被我放在北流老家，十年來已經忘得一幹二淨。去年我回北流，在一堆舊照片裏看到了它，當時李管穿著一件短風衣，外麵是米色，裏子帶領是大紅，他穿在身上特別時髦，但他在照片上斜著身子，十分狼狽，我則穿著牛仔褲，上身是一件軍綠色的毛衣，我頭發蓬亂，兩道眉毛是豎的，臉上亮得像金屬的反光，頭頂有一顆電燈泡，整個背景是黑的。
就是這麽兩個莫明其妙的人，看不出會有什麽甜蜜的故事發生。
但是去年十月在南寧，在我到達的當天晚上，張尊在明園咖啡廳約我喝咖啡，他看見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當年有沒有可能跟李管結婚？
我覺得這是一句奇怪的問話，我跟李管從來沒有鬧過什麽風流韻事，也沒有談過一分鍾的戀愛，結婚這麽大的事情從何談起？
我不動聲色地答道：如果發展一下，還是很有可能的。
張尊比我還要不動聲色地說：告訴你吧，如果你跟他結了婚，現在已經離了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責我離婚成性，還是認為李管實在太不適合我了。過了一會我才明白，李管從珠海給張尊打電話，說我從桂林機場往珠海給他打長途電話說了有足足半個小時。我這個人很少主動給別人打電話，何況是長途，又何況是男的，而且是半個小時，張尊覺得我有一點不良傾向，作為朋友，他有責任將危險扼殺在搖籃裏。
（關於打電話的事情是這樣的：我1998年10月到西安簽名售書，結束之後直接回廣西老家看母親，因西安沒有直飛南寧的飛機，需要在桂林轉機。我那天上午十點半到桂林，下午兩點半的飛機，在桂林機場足足停留了四個小時，我給桂林、南寧兩地的朋友都打了電話，偏偏張尊的電話打不通，這才又給李管打電話，結果一聊就是半小時。在電話裏我問起了李管的婚姻，他說有一次幾乎就要登記了，結果還是沒登。）
張尊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溫暖和親切。
當年我和另外一名女作者y以及李管三人一起去見陳敦德麵試，張尊反複告誡我一定要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點。因為y出身名門，人又漂亮，而且已是省報文藝部記者，見多識廣，而我不過是一名圖書館員。張擔心y把我壓倒。
結果那天我狀態特別好，完全超常發揮。y反倒感到壓抑，無論談什麽話題（主要是電影和小說兩大話題，電影談的是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小說談的是莫言的《紅高粱》），y一概不開口，後來她就先走了。
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張尊，他說聽李管說我昨晚表現很出色，壓抑了y，他說："就是要這樣"。他又說昨晚問李管你穿什麽衣服他根本說不清楚，然後問我：你是不是穿這條裙子？我說不是，就是穿了一條牛仔褲。
張尊說，像你這麽不愛打扮的人是很容易丟分的，因為陳敦德認為文學部的人走出去要十分醒目，十分帶勁。
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五年了，每當我回想當年的調動，首先聽到的總是張尊的聲音：你是不是穿這條裙子？他是山東人，在桂林長大，當過多年演員，能講一口十分標準的普通話。
他的聲音從我的桌子那邊飄來，當年的一切已不複存在。
一隻電影蟲子要到一張巨大的葉子上去了，這張葉子就叫電影廠，它的筋絡無邊無際，它的汁液源源不斷，一輩子也吃不完。這是一件多麽高興的事情啊！張尊關照我穿漂亮衣服的聲音猶如一個漸漸敞開的進口，它透著光，往昔歲月的豐繞枝葉在光中搖曳，在初夏的綠色中，我再一次看到了1985年的自己。
林蛛蛛，又黑又瘦，紮著兩根短辮，額頭上有一排留海，衣著隨便，喜歡把衫衣束在褲腰裏，有一種中性（或偏男性）趣味，用詩人楊克（楊現在廣州，1999年主編了一本《1998中國新詩年鑒》，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話說就是：林蛛蛛是那種在人群裏一下就被淹沒的人。
女人很容易因為意識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發型不時髦而缺乏自信，這種情況太普遍了，隻要有一個男人在場，所有的女人就會用這個男人的目光來挑剔自己，平添許多壓抑和不自在，空氣中就是這樣漸漸積存了越來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沒有男人在場，女人們也會無意識地感到這些眼光，這些場。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幾乎沒有感到過來自相貌、衣服方麵的壓抑，這並不是因為我得到了某種先進理論的武裝，思想超前，而是因為我經常意識不到自己是女性。
我不知道怎麽會是這樣。
我喜歡男友們的妻子。
我愛她們。她們的友好使我感到，即使我每天去找她們的丈夫，也不會有什麽問題。在深夜的黑暗裏，即使隻有我和某一個男友，即使房門緊閉，即使百米之內，四周無人，也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
深夜十二點，百米之內，四周無人的地方是什麽地方呢？是否狐仙出沒，荒草叢生。荒草叢生是我十分熟悉的一個環境，各種草在我的身後像動畫那樣抽條拔節，東扭扭西扭扭，姿勢略有一點誇張，一扭二扭三扭，它們的葉子就從牆腳長到了我的窗口，有細小鋸齒的鋒利的長葉子，有毛絨絨的橢圓形葉子，還有一種藤本植物，它的葉子是一種薄而易破的心形，它們擁擠著攀升到我的後窗，窗上釘了兩層五金廠的下角料鐵皮，那上麵有一排排整齊的圓洞，就像刻意做成的圖案。濃鬱的鐵腥味和新鮮的草腥味終日繚繞，那是我多年前居住過的平房。
當時的圖書館在公園裏，我住的平房在園子的最深處，那裏尚未開發，荒涼的後山，樹深草高，人跡罕至，有時候會像電影一樣發生刑事案件，在離我的房子二百米的地方，在幾株梔枝花樹底下，曾經發現過一個死去的女人，她穿著一件粉紅色的上衣，腳上是一雙棕色的塑料涼鞋。
那天晚上陳讓我們幾個人去電影廠看內部片，是兩部美國電影，散場之後已經十二點過了，張尊決定送我。
我們騎著車，從電影廠所在的北郊穿越大半個南寧回到公園。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深夜的公園，我經常在晚上出門，但十點以前就回來，這時候還有路燈，路旁的長椅上還有相擁的戀人。我騎在車上，以最快的速度衝到宿舍的後門。後門沒有燈，兩旁都是樹叢，我經常擔心在我下車之後，還沒來得及開門背後就會跳出一條黑影，把我的嘴捂著拖到樹林裏。每次我在掏鑰匙的時候心都是提起來的，如果我高度緊張的神經聽到某種細微的聲音，我就會在進門之後以閃電的速度關上門，而把我的自行車扔在門口外麵。我的車就是這樣無數次地經受風吹雨淋，變成全南寧最鏽最破最髒的車。有兩類嘲笑我的話是這樣說的，"嗬，這車真革命！"，另一類是"人跟車差太遠了！"說這話的都是星期天上公園玩的年輕人，他們三五成群，我更多的時候會認為他們是一種誇獎。如果我是一個男孩，看到一個年輕女人騎著一輛全南寧最破的車，我也會由衷地指出事情的不公平。同時我還會想到，這個年輕女人八成沒有男朋友。
事實確是如此，張尊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戀人，他出於關心朋友的天性，在深夜十二點把我送回家。他在我的身旁，但我一點都看不見他，全部路燈都熄滅了，連自己都看不見自己，我們隻好推著車走，這就像閉著眼睛走路一樣，即使知道前麵是平整的路，也會憑空覺得有坑或有石頭，閉著眼睛隻能堅持三秒鍾，到第四秒就嚇得趕緊睜開眼。倒退著走路也是，退兩三步就忍不住回頭看看，總覺得要掉進坑裏了。我們對自己看不到的地方總是有著過份的懷疑。
我是一個經受過鍛煉的人，在幼年時就獨自對付過各種黑暗。在我成年後我發現，大多數女性都不適應在完全黑暗的屋子裏睡覺，她們要徹夜開著走廊燈或地燈，如果這些燈都沒有，她們則要開著衛生間的燈，然後把門開著，讓衛生間的燈光反射到房間裏。
所有的女人都擔心在黑暗中有一條黑影撲到自己身上。在我們的感官中黑暗是有重量的，它跟隨我們的驚恐程度在一瞬間加重，又在另一瞬間變鬆馳，它是我們身體深處的神經的延伸物。它的形狀和質地，完全是我們在某個時候賦予的。有多少內心的尖叫，就有多少黑暗的千錘百煉。
那天晚上是千錘百煉中最重的一錘。我從未經曆過這樣的黑暗，最黑的黑都會有一點微弱的光，或者是遠處的燈，或者是雲層縫隙的星光，它會使我們在濃黑中看見自己的手。那晚的黑暗吞沒了一切，那麽厚的雲層，那麽濃密的樹冠，那麽深的深夜，上下左右，完全沒有了方向感，好象飄浮在深淵之中，而每邁出一步，又會掉進更深的深淵。
我每走一步，就叫一聲張尊的名字，他答應的聲音就像溪流中凸出水麵的石頭，我小心地踩著它們往前走。走了幾步之後，他在答應我的同時按響他的車鈴，鈴聲一圈又一圈地碰到我的身體，然後落到地上成為石頭之間的細沙，深淵不見了，道路重新變成了庭園裏的甬道。走了有十幾分鍾，就到了我宿舍的後門，他站在旁邊，看我進了門才走。
這段深夜的道路在多年以後還能把我嚇出一身冷汗。多年以後，我還常常看見自己獨自一人在深夜十二點穿過南寧空寂的大街，我草木皆兵，全身浸泡在冷汗中，驚恐萬狀地往前趕路，當我走進公園大門，才知道我再咬牙、再硬著頭皮，我也不可能越過這片黑暗的萬丈深淵。
為了這一個夜晚，我將永遠感謝張尊。
當年我喜歡一種沒有性別意識的氣氛。
我對他們的感情是不是一種兄弟般的感情呢？如果置身於電影《戰火中的青春》，我就是那個高山，我把我的辮子剪掉，推成寸頭，我隻在一麵破鏡裏看一眼就不看了。然後，炮火連天，下著大雪，為了救出排長雷振林，那個個人英雄主義者，我冒著危險衝到磨房，在熊熊烈火中大聲喊道：排長＿＿排長＿＿火光映在我的臉上，我的額頭和臉頰各有一塊土印，這使我的雙眸看起來更加明亮。雷振林當時正躲在磨盤底下，我拉起他就往外跑，在一堵牆跟前，我托著他先翻，然後我翻，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大腿。後來在行軍中，雷振林把我背著走，我的腦門和他的腦門都滲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怕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死活都不肯動手術。那個大夫戴著眼鏡，臉瘦而多皺，有點像白求恩，加拿大共產黨員，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到最後，我留起了齊耳短發，出現在歡送隊伍中，我排裏的戰友們頭戴樹葉，肩扛機槍（剛剛繳獲的），從我的麵前經過。雷振林，他來了，送給我一把指揮刀。多帶勁啊，從敵人手裏繳獲的、真正的指揮刀！我最喜歡這樣的禮物，它是我的魔杖，向上一揮，千軍迸發，萬馬奔騰，排山倒海的巨浪，馬蹄揚起的飛塵。我喜歡《戰火中的青春》這個片名，我既喜歡戰火（必須是電影中的，虛擬的，我愛好和平，但我更喜歡極端狀態下的激情）又喜歡青春，戰火中的青春是濃縮的青春，炮火連天，一日等於百年，堅硬如鐵。
《戰火中的青春》是1959年攝製的片子，我不可能進入其中。我在和平的八十年代，把詩歌當成戰火，從人民公園到南寧劇場就是我的行軍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