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記者來問我對“中國作家走向世界”（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兩種提法隻有微弱差別，這裏不細論）有何看法，我說該說的話早在幾年前就說過了，懶得再說了。他訝怪我“何以對如此重要的問題漠不關心”，我跟他說，這問題對我個人來說，實在很不重要，而且完全可以漠不關心。
不少中國人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看成天大的事，似乎那才是中國文學、中國作家走向了
世界的標誌。如果有中國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會為他高興。但那很可能僅是他個人的一項名利雙收的喜事，中國文學該怎麽樣，恐怕還怎麽樣，其他中國作家該怎麽樣，恐怕就更還是那麽樣；尤其是我們別忘了，現在有很不少的中國作家僑居在國外，有的已獲得過僅次於諾貝爾文學獎的某些在西方很有權威性的文學獎項，有的已得到過多次提名，有的其作品被譯為西方語種的數量和獲得的好評都遠超過留在本土的作家們，更有直接用西方語言寫作由西方大出版社印行的，根本毋庸再“走向”；這些在“近水樓台”的中國血統作家，其中某一位很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先得月”，而他那獲獎作品，根本就還沒在內地出版過，你說那跟我們本土作家的寫作，以及本土讀者的閱讀，乃至本土批評家的工作，究竟能有多大的關係？
我1992年應負責評定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瑞典文學院——邀請訪問過，並且有幸聆聽過該年度該獎項得主沃爾科特的獲獎演說，我那次訪問的最大收獲，就是知道了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對有作家為得他們那個獎而寫作持笑掉大牙的態度。
作家為什麽寫作？會有各種各樣的出發點和目的。如果有的為走向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台而寫作，我是不笑他的，甚或感到頗為悲壯。那也應該算是一種寫作。
就我個人而言，我信奉中國的古訓：“守著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飯。”我的碗不僅不大，質量也非上乘。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一個定居北京、用方塊字寫作、並且基本上隻依靠一個相對穩定的讀者群支持著、近年來更越來越邊緣化的、正從中年走向老年的、自得其樂的那麽一個作家。我挺看重我自己，可是我並不企望別人也像我自己一樣看重自己。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也不拘泥於文學寫作，有了寫作衝動，就寫起來，或長或短，或可屬文學作品，或屬非文學文字，寫了，很少藏之抽屜，多半覓可容納的園地發表，發表了，很好，此處發不出，再試彼處，總發不出，也就算了；我受“文以載道”一類的觀念影響較深，注重文字的思想內涵，但近年來我越來越自覺，也自如地，隻遵命於我自己生命體驗與良知，而非另外的指令。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很好，但這恐怕不是我的一項義務；就我自己寫出的文字而言，有一部分本土讀者能樂於閱讀，我覺得自己的寫作使命已經完成了。中國作家要走向世界？如果從狹意上理解，那我也算是多次地出境訪問，已然“達標”了，但要我成為所謂“世界型作家”，比如一旦出現在紐約或巴黎的書店裏，便會有金發碧眼的崇拜者湧上來簽名，那麽，饒了我吧，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那真是中國作家整體應為民族榮譽爭取到的一種境界，請把那重任，“曆史地落在”別的有那誌向的作家身上吧。
也是那位記者，逼出了我上麵一番話後，尖刻地說：“你是因為自己失去了‘走向’的可能性，所以才取這種姿態。其實你這人野心勃勃，你說你邊緣化了，又是什麽讀者群不大了，可是就拿最近來說，又發表著新的長篇小說，又繼續在搞《紅樓夢》探佚，寫出了《妙玉之死》；還涉足建築評論；更別說時不時地甩出非文學的隨筆，散見於各地報刊……難道這能叫‘守著多大碗，吃多大飯’嗎？”
我笑辯道，這恰恰說明，我是“守碗派”。北京賣美式比薩餅的“必勝客”連鎖店，有一個規矩，就是你花一份錢，可以用他們提供的一樣大小的碗，一次性地到“沙拉吧”去自取沙拉。為了在一隻規定的碗裏，盡可能地多裝些沙拉，有的顧客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比如他們先用青豌豆填入碗底，再把黃瓜片斜貼在碗邊，使其上半截露出碗沿，這就無形中擴大了碗的容積，然後再往裏麵裝其他東西，“結實”的放底下，“蓬鬆”的放最上麵，裝一層，澆一層沙拉醬，最後裝出的一碗，比不會那麽裝的顧客所取用的，一倍不止。這很不雅麽？我問過一位駐京公司的美國人，她的回答是：“隻要確實吃得完，沒什麽不好。”也就是說，隻要遵守了“遊戲規則”，一份錢隻取一次，又真有好胃口，不剩下，不浪費，則究竟你怎麽取用，吃多吃少，完全是你個人的事，別人毋庸置喙。我曾對北京“必勝客”裏，用巧思妙法將自己的沙拉碗裝得冒尖的食客，很是鄙夷，也曾對那裏的經理建議，為什麽不可以改為允許多次取用？隻保留不帶出店外一條限製就夠了嘛，一個食客在店內能吃掉你多少沙拉呢？經理回答我說，不怕食客多吃，怕的是多拿多剩，他們試過，結論是，現在這樣“守著一隻碗吃”的規矩下，雖也有浪費，但剩棄的畢竟不多。由此想到我自己的寫作，其實，也無非是在守著一隻碗的情況下，因為胃口確實還不錯，把它裝得比較滿罷了。我想，過些時候，我自己的胃口衰退了，尤其是，閱讀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對我的胃口衰退了，那我往碗裏裝的，該有所減少吧。倏地回憶起幼年時，家鄉一位遠親，那時他很精實，每餐吃飯，都要盛成一碗“帽兒頭”，上麵澆以辣豆花，吃得好香。後來再見到他，已是哮喘的老人，每餐吃飯，盛的飯都不過碗邊了——但無論他盛了多少飯，總是吃得粒米不剩。人生也好，食欲也好，寫作也好，發表也好，守著一隻碗，不逾矩，不浪費，不欺人，不愚己，順其自然，平平實實地，也許便算有福吧！
不少中國人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看成天大的事，似乎那才是中國文學、中國作家走向了
世界的標誌。如果有中國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會為他高興。但那很可能僅是他個人的一項名利雙收的喜事，中國文學該怎麽樣，恐怕還怎麽樣，其他中國作家該怎麽樣，恐怕就更還是那麽樣；尤其是我們別忘了，現在有很不少的中國作家僑居在國外，有的已獲得過僅次於諾貝爾文學獎的某些在西方很有權威性的文學獎項，有的已得到過多次提名，有的其作品被譯為西方語種的數量和獲得的好評都遠超過留在本土的作家們，更有直接用西方語言寫作由西方大出版社印行的，根本毋庸再“走向”；這些在“近水樓台”的中國血統作家，其中某一位很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先得月”，而他那獲獎作品，根本就還沒在內地出版過，你說那跟我們本土作家的寫作，以及本土讀者的閱讀，乃至本土批評家的工作，究竟能有多大的關係？
我1992年應負責評定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瑞典文學院——邀請訪問過，並且有幸聆聽過該年度該獎項得主沃爾科特的獲獎演說，我那次訪問的最大收獲，就是知道了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對有作家為得他們那個獎而寫作持笑掉大牙的態度。
作家為什麽寫作？會有各種各樣的出發點和目的。如果有的為走向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台而寫作，我是不笑他的，甚或感到頗為悲壯。那也應該算是一種寫作。
就我個人而言，我信奉中國的古訓：“守著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飯。”我的碗不僅不大，質量也非上乘。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一個定居北京、用方塊字寫作、並且基本上隻依靠一個相對穩定的讀者群支持著、近年來更越來越邊緣化的、正從中年走向老年的、自得其樂的那麽一個作家。我挺看重我自己，可是我並不企望別人也像我自己一樣看重自己。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也不拘泥於文學寫作，有了寫作衝動，就寫起來，或長或短，或可屬文學作品，或屬非文學文字，寫了，很少藏之抽屜，多半覓可容納的園地發表，發表了，很好，此處發不出，再試彼處，總發不出，也就算了；我受“文以載道”一類的觀念影響較深，注重文字的思想內涵，但近年來我越來越自覺，也自如地，隻遵命於我自己生命體驗與良知，而非另外的指令。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很好，但這恐怕不是我的一項義務；就我自己寫出的文字而言，有一部分本土讀者能樂於閱讀，我覺得自己的寫作使命已經完成了。中國作家要走向世界？如果從狹意上理解，那我也算是多次地出境訪問，已然“達標”了，但要我成為所謂“世界型作家”，比如一旦出現在紐約或巴黎的書店裏，便會有金發碧眼的崇拜者湧上來簽名，那麽，饒了我吧，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那真是中國作家整體應為民族榮譽爭取到的一種境界，請把那重任，“曆史地落在”別的有那誌向的作家身上吧。
也是那位記者，逼出了我上麵一番話後，尖刻地說：“你是因為自己失去了‘走向’的可能性，所以才取這種姿態。其實你這人野心勃勃，你說你邊緣化了，又是什麽讀者群不大了，可是就拿最近來說，又發表著新的長篇小說，又繼續在搞《紅樓夢》探佚，寫出了《妙玉之死》；還涉足建築評論；更別說時不時地甩出非文學的隨筆，散見於各地報刊……難道這能叫‘守著多大碗，吃多大飯’嗎？”
我笑辯道，這恰恰說明，我是“守碗派”。北京賣美式比薩餅的“必勝客”連鎖店，有一個規矩，就是你花一份錢，可以用他們提供的一樣大小的碗，一次性地到“沙拉吧”去自取沙拉。為了在一隻規定的碗裏，盡可能地多裝些沙拉，有的顧客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比如他們先用青豌豆填入碗底，再把黃瓜片斜貼在碗邊，使其上半截露出碗沿，這就無形中擴大了碗的容積，然後再往裏麵裝其他東西，“結實”的放底下，“蓬鬆”的放最上麵，裝一層，澆一層沙拉醬，最後裝出的一碗，比不會那麽裝的顧客所取用的，一倍不止。這很不雅麽？我問過一位駐京公司的美國人，她的回答是：“隻要確實吃得完，沒什麽不好。”也就是說，隻要遵守了“遊戲規則”，一份錢隻取一次，又真有好胃口，不剩下，不浪費，則究竟你怎麽取用，吃多吃少，完全是你個人的事，別人毋庸置喙。我曾對北京“必勝客”裏，用巧思妙法將自己的沙拉碗裝得冒尖的食客，很是鄙夷，也曾對那裏的經理建議，為什麽不可以改為允許多次取用？隻保留不帶出店外一條限製就夠了嘛，一個食客在店內能吃掉你多少沙拉呢？經理回答我說，不怕食客多吃，怕的是多拿多剩，他們試過，結論是，現在這樣“守著一隻碗吃”的規矩下，雖也有浪費，但剩棄的畢竟不多。由此想到我自己的寫作，其實，也無非是在守著一隻碗的情況下，因為胃口確實還不錯，把它裝得比較滿罷了。我想，過些時候，我自己的胃口衰退了，尤其是，閱讀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對我的胃口衰退了，那我往碗裏裝的，該有所減少吧。倏地回憶起幼年時，家鄉一位遠親，那時他很精實，每餐吃飯，都要盛成一碗“帽兒頭”，上麵澆以辣豆花，吃得好香。後來再見到他，已是哮喘的老人，每餐吃飯，盛的飯都不過碗邊了——但無論他盛了多少飯，總是吃得粒米不剩。人生也好，食欲也好，寫作也好，發表也好，守著一隻碗，不逾矩，不浪費，不欺人，不愚己，順其自然，平平實實地，也許便算有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