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台一位編導來電話，約請我在關於馬國馨的專題節目裏露麵，我欣然同意。馬國馨，中國工程院院士，建築大師，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代表作有北京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等。電視編導稱我是馬國馨摯友、知音，其實算不上。我和馬國馨在上世紀50年代末是高中同學，畢業後多年沒有聯係，直到近些年，因為我開始嚐試建築評論，才重新有了一點交往，但是我們都很忙，各自忙的領域區別遠大於重疊，彼此對對方事業、生活深處的情況並不怎麽了解，說是朋友都勉強。但是我非常願意在一個關於他的專題片裏發表點議論
，那直接的動力，出自一位年輕朋友對我提出的一個問題。這位年輕朋友的問題是：你們那一代人，青春期正趕上一個文化氛圍越來越趨於貧乏、僵硬的時期，這是不是大大限製了你們文化素養的積累？我覺得，趁著在馬國馨的專題節目裏露麵，恰好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回答。
個體生命無法選擇時代，趕上什麽情況就是什麽情況。但是，無論趕上什麽情況，個體生命也還是能夠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努力吮吸所在空間裏哪怕是稀薄的營養，來充實自己的身心。
馬國馨在高中時品學兼優，課堂內的優異成績這裏略過不談，要講的是他善於在課外活動裏開闊眼界、豐富認知、提升素養。那時候盡管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但也還有各種科技、文化類的展覽存在，我和馬國馨都是展覽迷，星期天常出入於各種科技、文化展覽場所，我們分別去看的時候多，上學時遇到會互相通氣，聊一聊各自的見聞。也有約著一起去看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起去當時的蘇聯展覽館（現在叫北京展覽館）去看齊白石作品回顧展，好像那之前白石大師剛剛去世。那次展出的作品非常豐富，幾個大廳裏展品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接，原來我們以為白石大師作畫的題材無非花鳥蟲魚和靜物玩具，結果看到了許多大幅的山水、人物作品，風格統一而又變化無窮。我們兩個少年在那些作品前心靈受到深深震撼，看到半當中，不知不覺地手拉手慢移步，仿佛以那方式默默傳達各自的感悟。看話劇、看電影也是我們共同的愛好。馬國馨似乎更喜歡看電影。那時候的電影資源當然比現在匱乏，也還沒有錄像帶和光盤，主要是些國產電影和譯製出來的蘇聯電影。馬國馨和我都最愛看蘇聯根據文學名著改編攝製的文藝片，像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奧賽羅》、《第十二夜》，根據普希金小說改編的《上尉的女兒》，根據傑克·倫敦小說改編的《墨西哥人》等等。記得馬國馨曾搞到印製得很精美的“蘇聯電影周”的彩印宣傳材料，他拿給我看，並不送給我，但跟我津津有味地議論那些電影的藝術特色，讓我心裏的嫉妒化為了欣悅。當時我們還常去離學校不遠的中蘇友協北京分會的禮堂去看蘇聯原版電影，像《第四十一》、《雁南飛》都是在那裏看的，沒看懂的地方，倆人討論爭辯，也是一大樂事。那時外文書店裏能買到蘇聯電影雜誌，馬國馨和我經常去買。雖然我們外語課上學到的俄語完全不夠用，我們抱著開卷有益的態度一陣翻閱，也果然受到些熏陶。幾個月前馬國馨跟我通電話，說訪問了俄羅斯，去了莫斯科一處公墓，在那裏看到了許多名人墓碑，其中有羅姆的，言語間很興奮，現在一般人哪裏知道羅姆，這是一位蘇聯電影導演，其作品《列寧在1918》一度在中國婦孺皆知，但我們都更欣賞他的《但丁街凶殺案》（又譯為《第六縱隊》）。馬國馨父母當時都在濟南，他寒暑假都要回家，假期裏我們通信，記得我給他寄去過自己寫的帶自繪插圖的小說，他春節前給我寄過自製的賀年卡，像小人書似的，用彩色玻璃絲紮住一角，裏麵有漫畫和打趣我的語句，讓我又生氣又高興。高中時我體育方麵很差勁，馬國馨卻很注意體育鍛煉，是個全麵發展的學生。
我介紹出這些情況，不僅是為了回答上麵那位青年朋友的問題，也是為了告訴現在所有的年輕人，一定要在青春期裏盡可能地吸收文化營養。你看巨大的榕樹、盆栽的龜背竹，以及許多別的植物，它們除了以入土的根須（這好比課堂裏的主課）吸收營養，還生有若幹氣根，努力地從空氣裏（這好比課外廣闊的空間）捕捉吮吸對自己有益的成分，以豐富、提升自己的素質、品格。正是因為有越來越茁壯的生命氣根，素質上有堅實的童子功，馬國馨才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在專業領域裏攀到了高峰。你看他的代表作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專業方麵的優勢且不去說，那體育館造型上既有西方現代派藝術的韻味，更有齊白石繪畫的大寫意情趣，整個建築區域的造型，從空中鳥瞰是一種效果，在地平上繞看又別是一番景象，而半月形水池的配置，以及周遭園林布局的設計，都可謂步移景換，富有戲劇性，能讓有的人產生出電影蒙太奇的感覺。若是沒有中學時代開始自覺吮吸消化形成的那些素養積累，他後來恐怕是出不來這般精彩設計的。
其實，我和馬國馨這一代還是基本幸運的。比我小一代的，趕上過文化的大斷裂大荒誕大荒蕪，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以生命的氣根盡可能地滋養自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戰勝文化災難，使自己在改革開放後很快能釋放出聰明才智，脫穎而出的例子，也並不鮮見。我就知道一位，他在那荒謬的歲月裏並不隨波逐流，從被焚埋未盡的“四舊書”的坑穴裏，扒出來幾百本殘書，藏起來偷偷苦讀，結果受益匪淺，現在成了一位學識淵博品位很高的出版家。還知道另一位，他在插隊時身邊無書無師，但每到休息日，他都不辭翻越三座高嶺的辛苦，去找腹有經綸的談伴，給自己頭腦增知、為心靈“充電”，現在他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
現在也有些人抱怨，說如今倒是書多了信息大爆炸了加上網絡厲害文化過剩，弄得反倒很容易上“泡沫文化”的當，他們總希望能身處“恰到好處”的文化環境裏，俯拾方便，唾手受益。期盼文化環境日益優化固然有理，社會生活的走向也確實如此，但個體生命不能等待一切都優化後再營養、提升自己，正確的態度應該如馬國馨那樣，不僅強化自己的入土根須，還能自覺生長、延伸自己的生命氣根，在有局限性的成長空間裏，捕捉、篩汰、吮吸、消化有益的成分，厚積薄發，瀟灑創新，結出豔麗的事業碩果。
，那直接的動力，出自一位年輕朋友對我提出的一個問題。這位年輕朋友的問題是：你們那一代人，青春期正趕上一個文化氛圍越來越趨於貧乏、僵硬的時期，這是不是大大限製了你們文化素養的積累？我覺得，趁著在馬國馨的專題節目裏露麵，恰好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回答。
個體生命無法選擇時代，趕上什麽情況就是什麽情況。但是，無論趕上什麽情況，個體生命也還是能夠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努力吮吸所在空間裏哪怕是稀薄的營養，來充實自己的身心。
馬國馨在高中時品學兼優，課堂內的優異成績這裏略過不談，要講的是他善於在課外活動裏開闊眼界、豐富認知、提升素養。那時候盡管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但也還有各種科技、文化類的展覽存在，我和馬國馨都是展覽迷，星期天常出入於各種科技、文化展覽場所，我們分別去看的時候多，上學時遇到會互相通氣，聊一聊各自的見聞。也有約著一起去看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起去當時的蘇聯展覽館（現在叫北京展覽館）去看齊白石作品回顧展，好像那之前白石大師剛剛去世。那次展出的作品非常豐富，幾個大廳裏展品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接，原來我們以為白石大師作畫的題材無非花鳥蟲魚和靜物玩具，結果看到了許多大幅的山水、人物作品，風格統一而又變化無窮。我們兩個少年在那些作品前心靈受到深深震撼，看到半當中，不知不覺地手拉手慢移步，仿佛以那方式默默傳達各自的感悟。看話劇、看電影也是我們共同的愛好。馬國馨似乎更喜歡看電影。那時候的電影資源當然比現在匱乏，也還沒有錄像帶和光盤，主要是些國產電影和譯製出來的蘇聯電影。馬國馨和我都最愛看蘇聯根據文學名著改編攝製的文藝片，像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奧賽羅》、《第十二夜》，根據普希金小說改編的《上尉的女兒》，根據傑克·倫敦小說改編的《墨西哥人》等等。記得馬國馨曾搞到印製得很精美的“蘇聯電影周”的彩印宣傳材料，他拿給我看，並不送給我，但跟我津津有味地議論那些電影的藝術特色，讓我心裏的嫉妒化為了欣悅。當時我們還常去離學校不遠的中蘇友協北京分會的禮堂去看蘇聯原版電影，像《第四十一》、《雁南飛》都是在那裏看的，沒看懂的地方，倆人討論爭辯，也是一大樂事。那時外文書店裏能買到蘇聯電影雜誌，馬國馨和我經常去買。雖然我們外語課上學到的俄語完全不夠用，我們抱著開卷有益的態度一陣翻閱，也果然受到些熏陶。幾個月前馬國馨跟我通電話，說訪問了俄羅斯，去了莫斯科一處公墓，在那裏看到了許多名人墓碑，其中有羅姆的，言語間很興奮，現在一般人哪裏知道羅姆，這是一位蘇聯電影導演，其作品《列寧在1918》一度在中國婦孺皆知，但我們都更欣賞他的《但丁街凶殺案》（又譯為《第六縱隊》）。馬國馨父母當時都在濟南，他寒暑假都要回家，假期裏我們通信，記得我給他寄去過自己寫的帶自繪插圖的小說，他春節前給我寄過自製的賀年卡，像小人書似的，用彩色玻璃絲紮住一角，裏麵有漫畫和打趣我的語句，讓我又生氣又高興。高中時我體育方麵很差勁，馬國馨卻很注意體育鍛煉，是個全麵發展的學生。
我介紹出這些情況，不僅是為了回答上麵那位青年朋友的問題，也是為了告訴現在所有的年輕人，一定要在青春期裏盡可能地吸收文化營養。你看巨大的榕樹、盆栽的龜背竹，以及許多別的植物，它們除了以入土的根須（這好比課堂裏的主課）吸收營養，還生有若幹氣根，努力地從空氣裏（這好比課外廣闊的空間）捕捉吮吸對自己有益的成分，以豐富、提升自己的素質、品格。正是因為有越來越茁壯的生命氣根，素質上有堅實的童子功，馬國馨才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在專業領域裏攀到了高峰。你看他的代表作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專業方麵的優勢且不去說，那體育館造型上既有西方現代派藝術的韻味，更有齊白石繪畫的大寫意情趣，整個建築區域的造型，從空中鳥瞰是一種效果，在地平上繞看又別是一番景象，而半月形水池的配置，以及周遭園林布局的設計，都可謂步移景換，富有戲劇性，能讓有的人產生出電影蒙太奇的感覺。若是沒有中學時代開始自覺吮吸消化形成的那些素養積累，他後來恐怕是出不來這般精彩設計的。
其實，我和馬國馨這一代還是基本幸運的。比我小一代的，趕上過文化的大斷裂大荒誕大荒蕪，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以生命的氣根盡可能地滋養自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戰勝文化災難，使自己在改革開放後很快能釋放出聰明才智，脫穎而出的例子，也並不鮮見。我就知道一位，他在那荒謬的歲月裏並不隨波逐流，從被焚埋未盡的“四舊書”的坑穴裏，扒出來幾百本殘書，藏起來偷偷苦讀，結果受益匪淺，現在成了一位學識淵博品位很高的出版家。還知道另一位，他在插隊時身邊無書無師，但每到休息日，他都不辭翻越三座高嶺的辛苦，去找腹有經綸的談伴，給自己頭腦增知、為心靈“充電”，現在他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
現在也有些人抱怨，說如今倒是書多了信息大爆炸了加上網絡厲害文化過剩，弄得反倒很容易上“泡沫文化”的當，他們總希望能身處“恰到好處”的文化環境裏，俯拾方便，唾手受益。期盼文化環境日益優化固然有理，社會生活的走向也確實如此，但個體生命不能等待一切都優化後再營養、提升自己，正確的態度應該如馬國馨那樣，不僅強化自己的入土根須，還能自覺生長、延伸自己的生命氣根，在有局限性的成長空間裏，捕捉、篩汰、吮吸、消化有益的成分，厚積薄發，瀟灑創新，結出豔麗的事業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