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為一本書簽約事短期赴港，住在彌頓道新樂酒店，出酒店往南不遠就是九龍公園，公園門外有著名的佰麗購物走廊，一字排開著若幹中檔服裝精品店。因為去香港次數多了，加以對購物了無興致，所以那天經過時腳步匆匆，目不斜視。就在我剛要把那段路走完時，迎麵遇上了三個遊人，看模樣是兩位中年夫婦和他們的兒子。那兒子透著營養充足，該是高中生吧，雖說人高馬大，滿臉卻溢出稚氣。本來我們可以擦身而過，那父親卻突然站住，問兒子："還去那家店做什麽？"兒子以一個強烈的肢體語言帶出一句話來："再給媽咪看看那件衫啊！"於是母親臉上放出光來。這短暫的場景被我無意中撞見。我暫停數秒後，繞過他們往前走，沒有回頭，卻久久回味著這熙攘人世中最平凡的一幕。
那家遊客來自內地南方何省？反正，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家庭吧。大概是，他們興致勃勃地逛過了許多商店以後，貨比三家，最後，那兒子覺得還是該促進母親返回佰麗廊的某家專賣店，把那件非常中意卻當時嫌貴的華衫買下。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維、做派、情調，是否太庸俗、瑣屑、渺小？本來，他們自己一家人之間，有這些微渺的情愫表露，是很自然的，但被我這麽個冷眼人從旁看到聽見，仿佛不僅窺視了別家的鑰匙孔，還要把那鎖孔裏的情景顯微放映，即使他們自己不難為情，我也為他們難為情。
記得以前讀過葉聖陶的一篇小說《潘先生在難中》，具體情節忘光了，其深刻的思想內涵也不能複述，隻是留下個印象，那潘先生的小資產階級做派，非常地卑微，令讀者為他難為情。現在不是"潘先生在難中"，而是"潘先生在福中"，他和妻子兒子，一起利用暑假遊香港。香港的零售業是否有些萎縮？其"購物天堂"的地位是否仍舊穩固？如何使香港持續繁榮……還有一些更其嚴肅宏大的話題，但"潘先生"一家卻沒進入那些話題，他們隻是享受著當下，逛街，觀光，購物，下飯館……以至於那位"小潘"當街搖晃著已經發育得很足的身子，頓腳撒嬌說："再給媽咪看看那件衫啊！"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就一直受到嚴格的批判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教育。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每逢暑假，我所在的那個班級的班幹部總是要發動全班同學搞活動，不是集中在教室學政治，就是到工地義務勞動，要麽就搞軍事遊戲。這些活動當然很有意義，我也盡量積極參加，但是，暑假畢竟是暑假呀，我姐姐在哈爾濱上大學，暑假回北京，我總想跟姐姐一起單獨地玩玩，就是姐姐在家裏用縫紉機給她自己做布拉吉（蘇式連衣裙），我守在一旁說笑，也覺得特別愜意。有幾回我就沒參加那說是"自願參加"的集體活動，留在家裏跟姐姐玩，結果就被某班幹部猛批："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情調！你是要姐姐還是要革命？"我心想姐姐和革命我都要，不行麽？
革命不是要讓人死，而是要讓人活；不是要讓人活得難受，而是要讓人活得舒服；革命不是要輕視生產蔑視消費，而是要發展生產促進消費。如今革命的代名詞是改革開放，在其途程中，巨富應當受到抑製，貧困應當逐步解脫，而小資產階級的"潘先生"，亦即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有牢靠的醫療與養老保險、有不可隨意侵犯的休假期，比如說暑期就舉家到香港旅遊購物，而其沒有過饑餓記憶的兒子會對母親買一件價值不菲的衣衫大表孝心。那樣的社會族群，應該得到擴展，他們的思維與情感應該得到充分尊重、理解，包括他們那看似卑微的哀樂，那溶解在日常存在之中的瑣屑的人生樂趣。
說到底，究竟誰應該感到難為情？究竟應該為什麽感到難為情？從香港回到北京，我有時還在回味佰麗購物廊前的一幕，還在往深裏思索。
那家遊客來自內地南方何省？反正，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家庭吧。大概是，他們興致勃勃地逛過了許多商店以後，貨比三家，最後，那兒子覺得還是該促進母親返回佰麗廊的某家專賣店，把那件非常中意卻當時嫌貴的華衫買下。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維、做派、情調，是否太庸俗、瑣屑、渺小？本來，他們自己一家人之間，有這些微渺的情愫表露，是很自然的，但被我這麽個冷眼人從旁看到聽見，仿佛不僅窺視了別家的鑰匙孔，還要把那鎖孔裏的情景顯微放映，即使他們自己不難為情，我也為他們難為情。
記得以前讀過葉聖陶的一篇小說《潘先生在難中》，具體情節忘光了，其深刻的思想內涵也不能複述，隻是留下個印象，那潘先生的小資產階級做派，非常地卑微，令讀者為他難為情。現在不是"潘先生在難中"，而是"潘先生在福中"，他和妻子兒子，一起利用暑假遊香港。香港的零售業是否有些萎縮？其"購物天堂"的地位是否仍舊穩固？如何使香港持續繁榮……還有一些更其嚴肅宏大的話題，但"潘先生"一家卻沒進入那些話題，他們隻是享受著當下，逛街，觀光，購物，下飯館……以至於那位"小潘"當街搖晃著已經發育得很足的身子，頓腳撒嬌說："再給媽咪看看那件衫啊！"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就一直受到嚴格的批判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教育。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每逢暑假，我所在的那個班級的班幹部總是要發動全班同學搞活動，不是集中在教室學政治，就是到工地義務勞動，要麽就搞軍事遊戲。這些活動當然很有意義，我也盡量積極參加，但是，暑假畢竟是暑假呀，我姐姐在哈爾濱上大學，暑假回北京，我總想跟姐姐一起單獨地玩玩，就是姐姐在家裏用縫紉機給她自己做布拉吉（蘇式連衣裙），我守在一旁說笑，也覺得特別愜意。有幾回我就沒參加那說是"自願參加"的集體活動，留在家裏跟姐姐玩，結果就被某班幹部猛批："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情調！你是要姐姐還是要革命？"我心想姐姐和革命我都要，不行麽？
革命不是要讓人死，而是要讓人活；不是要讓人活得難受，而是要讓人活得舒服；革命不是要輕視生產蔑視消費，而是要發展生產促進消費。如今革命的代名詞是改革開放，在其途程中，巨富應當受到抑製，貧困應當逐步解脫，而小資產階級的"潘先生"，亦即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有牢靠的醫療與養老保險、有不可隨意侵犯的休假期，比如說暑期就舉家到香港旅遊購物，而其沒有過饑餓記憶的兒子會對母親買一件價值不菲的衣衫大表孝心。那樣的社會族群，應該得到擴展，他們的思維與情感應該得到充分尊重、理解，包括他們那看似卑微的哀樂，那溶解在日常存在之中的瑣屑的人生樂趣。
說到底，究竟誰應該感到難為情？究竟應該為什麽感到難為情？從香港回到北京，我有時還在回味佰麗購物廊前的一幕，還在往深裏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