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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阿姐在大學時期還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東北農學院的農業機械係。在哈爾濱。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學院的“飛機大樓”，就是說大樓的形狀從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飛機，展開著寬大的兩翼。在那個時代，那樣的蘇式建築本身便是一種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學院裏有蘇聯專家，高年級聽專家直接用俄語講課。實習中自然都學會了開拖拉機，阿姐自然有從拖拉機駕駛室裏探出頭來大笑的照片——後來全家都懂得了開拖拉機是一樁比較簡單的事，國家辦這樣的大學設這樣的專業請那樣的專家並不是為了培養一些拖拉機手，而是要培養一批能設計和指導製造拖拉機以及能總體運用農業機械的高級人才。阿姐本科畢業後又當了兩年研究生，由蘇聯專家親自擔任導師。
課餘，阿姐和同學們唱《小乖乖》，唱《槐花幾時開》，唱《半個月亮爬上來》，唱《卡秋莎》，唱《紅莓花開》，唱《三套馬車》，也唱《寶貝》，唱《哈！萬隆》，唱《哎喲，媽媽》……而且學校裏流行彈吉他，是夏威夷式彈法，吉他很大，要擱放在台子上，彈時要戴套指，用金屬圓棍壓弦……阿姐仍承襲著中學裏的外號“小辮”，梳兩根粗黑的尾端用鮮豔的布條結紮成蝴蝶結的長辮，夏天一到她便同許多女同學一起及時換上布拉吉或襯衫短裙；那時候學校裏每逢周末必有舞會，跳規規矩矩的交誼舞……有一回舞會結束，旁係一位愛慕阿姐的戴眼鏡的男同學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種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著二三十步的距離，裝作無意，但窮追不舍，企圖找到一個脫離人群和多餘眼光的地點，衝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跡……他已暗中向阿姐遞交過幾封情書，傾述每當從阿姐她們宿舍中傳出阿姐用吉他彈奏《哎喲，媽媽》等曲子時，他在窗外樹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農學院的“飛機大樓”裏有螺旋形樓梯，阿姐沿著螺旋形樓梯向上躲避，那癡心的人兒追蹤著螺旋向上，但最終那人還是飲恨梯間，因為恰好一群人從頂層朝下運動，阿姐又混在那群人裏麵，眼睜睜地從那人身邊返回了底層，並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時候阿姐是屬於達野哥的。盡管因為阿姐到哈爾濱上學，每年隻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達野哥相聚，但雙方的鴻雁來往，是頻繁而準時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經常是還帶來三四個乃至四五個同班或僅僅是同係的女生，她們家在更遠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轉換車或為的是遊覽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沒有親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帶至他們家中，他家外間屋裏便用兩個鋪板拚成一張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們一起擠著睡，常常是必須橫著躺，把腳放在床邊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區上大學的小哥在那種情況下隻好到裏間父母的住房裏另搭臨時鋪位安歇，不過他們全家對阿姐的同學們都毫無厭煩感，而大多數同學住下來時也很隨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學，半夜裏滾到阿姐懷裏嬌滴滴地發起嗲來：“唉喲，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喲……”那一晚別的借宿同學都買到車票離去了，外屋隻有阿姐和那發出“盈波，我肚子疼喲——”呻喚聲的同學，阿姐隻好爬起來給她找藥吃……不知為什麽，這隔著門簾傳進的“盈波，我肚子疼喲——”的聲音，給裏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還大一歲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許多年以後，他和小哥還在阿姐跟前模仿過那嗲聲嗲氣的呻喚：“盈波，我肚子疼喲——”阿姐在他們初次模仿時咯咯樂，後來就僅止微笑，再後來表情冷然，再再後來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這件事時，阿姐竟說：“什麽同學？誰？什麽肚子疼？你們真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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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他們的畢業分配過程，說起來像一個童話。那時候真是爭著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許有人內心裏有畏難情緒，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現於表麵的確實是爭先恐後挑選西藏、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貴州這類地方，還不僅如此，在長達6年的學習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學已經很自然地形成了確定的關係，那麽，如果哪一個省份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單位恰巧需要兩名畢業生，大家就一定請他們先挑，成雙成對的挑剩下了，單撥兒的再挑，沒有發生糾紛，甚至沒有出現過哪怕是初級形態的爭吵與頂牛，非常順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沒有名額，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達野哥等著，都不讓她去離北京遠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動放棄了天津，因為天津是雙名額，恰好有一對從天津考來的同學，理應讓他們回天津去，這樣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農業專科學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開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聽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別的什麽歌，不再彈吉他，並且同家裏人團聚時不再有活潑的言談，都始於去了那所專科學校之後。
很久以後，阿姐同他談過一次，那時他也已經工作，記不得是什麽原因，總之阿姐同他談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眾人中最早徹底冷下來的人。
那所農業專科學校設備很簡陋，生活條件相當艱苦，這對於阿姐來說都算不了什麽，她讀過蘇聯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她作過更加遠離北京更加艱苦的思想準備，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戰勝地域的窮僻和生活的艱苦的……使她冷下來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撲麵而來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猙獰……
那是一所小小的專科學校，教職工合起來隻有一百來個人，阿姐報到後頭一回到食堂打飯，見到別的教師自然都甩著小辮歡快地打招呼，而剛涮完飯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來兩年的王老師便神色緊張地告訴她：“你可不能這樣！你怎麽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還湊到一塊兒吃，還說笑……”阿姐吃了一驚，忙向她打聽哪些人是右派分子，並牢牢記在心中：那個看起來慈眉善眼的老頭兒是，那個衣衫上打著補丁總戴著頂舊製服帽子剪短發的胖女人是，那個白淨臉的戴眼鏡的是，那個看去像個農民身坯粗壯的原來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剛去那學校時，反右鬥爭剛卷過第一波，還沒教完一個學期，便緊接著有第二波、第三波，最驚心動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師有一天在批判別的右派分子的大會上也被校領導點了名，雖然沒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無異於政治上的死刑判決，散會後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說話好還是不跟她說話好，而王老師一張臉不僅變為了抹布般的汙灰色，也簡直不敢讓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觸，兩人同處一屋，隻有墳墓般的寂靜……阿姐心裏怦怦亂跳，走出宿舍，懷著一顆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領導，一個高瘦的右眼皮上有個疤痕的牙齒發黃的男人，問他自己該怎麽同王老師相處，那男人厲聲地指示她：“監視她的一言一行，隨時向組織上揭發匯報！”阿姐一步步仿佛腳踝上拖著鉛塊般地走回宿舍，心裏想：王老師這人是很願意革命的呀，她過去的言行我不知道，來學校以後她的言行我實在找不出右的問題，而從今天起她根本就沒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發她匯報她？……阿姐到了宿舍門前，拉開門——她發出了一聲無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師是教電工學的，她用完全符合電學原理的萬無一失的方法電死了自己，她那張凝固著極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臉如一道淩厲的閃電，擊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類的東西構築成的心靈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間，阿姐結束了她純真的青春期，她的內心裏後來究竟是些什麽，變得深不可測，而顯露出來的，則是遍體清涼後的沉靜與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調離那所小小的專科學校，總算沒有被劃為“右派”或準“右派”(內控“右派”)，據她自己後來講，簡直要算一個奇跡。因為到後來那位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簡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麽言論表現，他就像到菜園子裏拔大蔥一樣，需要幾根便拔出幾根……他是按上級規定的指標拔右派“大蔥”，並且由於他本人對拔“大蔥”有著特別的嗜好，因而他還要盡量地超額，更可怕的是盡管全校教職工一百多個人，按說根據敵人隻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頂多到五的估計，被拔出的幾率隻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卻把眼光單集中到有大學學曆的那二十來個知識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這個範疇內，被拔出的幾率便高達四分之一……
阿姐那幾年一直生活在一種極度的內心恐怖之中，而開會時上課時勞動時乃至走路時吃飯時上廁所時還都不能從臉上從嘴裏從身姿上透露出絲毫的內心跡象。她記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開水提著熱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見那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正在二十步開外同人事幹部交談，她忍不住朝那邊一瞥，而手裏彈著煙灰露出黃牙噴著煙霧的領導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暫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緊，因為她覺得對方分明是一種類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後來跟他講到這細節時一再申明，她說屠夫不是一種隱喻，不帶反抗或控訴的色彩，甚至不帶貶義，那是指作為一種正當職業的屠夫，那樣的屠夫本應具有那樣的職業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為她深感自己作為大學畢業生(不僅是本科還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換個比喻，她自知是菜園子裏已經無可奈何地長得粗大的蔥，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並不意味著罪惡，倒是它自己應深知自己的命運本應如此……
如今再回頭細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時為什麽寡言少歡，為什麽無論做什麽事都缺乏興致，為什麽晚上洗腳一雙腳泡在水裏許久，其實水都涼了，她卻還坐在小板凳上，兩隻胳膊肘支在膝蓋上，雙手托腮，就那麽樣一坐坐許久……
在大的社會境域之中，每個人所處的小社會境域倒並不都是一樣的情形，猶如一場大雨過後，有的地方積著很深的水，多日不幹，有的地方變得泥濘不堪，而有的地方卻隻不過濕上一陣，很快幹燥如初……他記得，表姐田月明她們那個設計院，似乎就沒那麽恐怖，至少從表姐的談吐和情緒上，可以看出來她自身沒有什麽危機感，也對院裏所發生的事情能夠比較鬆弛地認同。有一個星期天她又搖搖擺擺地來到舅舅家，他和母親——就是她舅母——都對她說：“真不巧，崩龍珍才走……”她便毫不大驚小怪地對他們說：“怎麽，她自己說了嗎？他們還都不知道嗎？她怎麽還往這兒跑？她們學校已經把她劃成“右派”了呀！”說完又嘻嘻哈哈地說別的，問舅母要鹵肉和泡菜吃。事後他回憶起這一幕，很是吃驚，吃驚的不僅是崩龍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對反右鬥爭，對多年來一塊兒玩得那麽好的同鄉、同窗被劃成“右派”，都並不感到驚奇與遺憾，當然她也並不積極投入鬥爭或從此真對崩龍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體處境，並且有她特有的應付處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兩張大字報的批判，針對她的一句言論，是什麽言論他記不清了，總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應付辦法，她坦然地對待那兩張大字報，記得有一回她送票給他們全家去看她們文工團的演出，演出的劇場離她們文工團駐地很近，演出結束她便帶著他們全家去文工團，徑直把他們帶到那兩張大字報前，當著團裏的人，自自然然地說：“批判得對啊！警鍾敲得好啊！你們都看看，都來幫助我，監督我啊！”結果反右的火就隻燎到她那麽一下，運動過去她安然無事，並且幾年後還終於被吸收入黨。當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後，鞠琴卻依舊是樂樂嗬嗬的，對社會、人生懷著不見衰減的熱情，或至少是溫情，當然後來他終於知道，其實在鞠琴內心深處，也一直翻卷著困惑的波濤。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來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龍珍在反右一開始便陷了進去。崩龍珍確實有長篇大套的鳴放言論，還同大學裏當時的一個什麽民間油印刊物有關係，根據當時的政治坐標，把她劃為右派那是一點兒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場鬥爭反映到她內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種無辜的恐怖感，而是別的一些情緒……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確實多少顯得有些古怪，那一陣她不僅每逢星期天必從西郊一大早就來到他家，而且總是要吃完晚飯才返回學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日，他作為少先隊員參加了遊行回到家中，發現崩龍珍卻已經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隊員隊伍總是先接受檢閱、先通過天安門的呀，大學的遊行隊伍且排在後頭呢，她怎麽已經遊行完了並且早就到了他家呢？母親擺開一桌子節日菜肴，大家歸座享用時，他問起來，崩龍珍承認自己從遊行隊伍中提前退了出來，因為她感到身體有點不舒服……他至今記得那個國慶節崩龍珍的打扮，她穿著一件很漂亮的咖啡色呢子上裝，領口上別著一束雅致的淡粉色絹花，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頭頂上還勒著一條淡粉色的緞帶，確是一種過節和參加盛典才有的裝束，但其實那時學校裏他們係已經開過她許多次批判會，她已被稱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隻不過沒有最後宣布戴帽子罷了……應該說崩龍珍在那個時候還是相當能夠自持的，她還能為自己找到他家這樣一個避風港，還能在他家的人們麵前鎮定自若不露痕跡，還能打扮成那個樣子，並且說不定她真打算隨隊遊行，不是因為身體不適而是被革命群眾從遊行隊伍裏轟了出來，才到的他家……總之，不管怎麽說，她那時內心的種種變化和煎熬，同阿姐又屬於另一種情況……
阿姐在反右鬥爭中並沒有受到正麵衝擊，事情過去以後她如田月明表姐一樣地清白，然而她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結構卻在那以後有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在阿姐大學畢業分配到河北準備去報到之前，有一天表姐田月明、義姊鞠琴、同窗崩龍珍，她們四個青春女性站在他家屋外的合歡樹下，由他家二哥給她們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四個女性真如四朵正在盡量脹圓花盤的玫瑰，月明表姐美豔如電影明星，鞠琴姐爽朗大方風度翩翩，崩龍珍儼然女教授氣派，惟有阿姐，一根長辮甩在胸前，一根長辮搭在身後，兩隻手不知該怎麽放似的交勾在布拉吉腰下，還不脫學生的味道……
崩龍珍被打成右派以後，阿姐和鞠琴姐都主動燒掉了這張照片，月明表姐則采取了剪去邊上崩龍珍身影的措施，惟有崩龍珍一直留著這張照片，許多年以後，他在崩龍珍家裏看到了那發黃的照片，崩龍珍喃喃地指著照片上自己的影像說：“23歲，才23歲呀……”
在崩龍珍家裏看到那張舊照片後，他曾向阿姐提及，阿姐冷冷地說：“什麽23，崩龍珍中學時候就瞞了歲數，那一年她該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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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暑期裏要大煉鋼鐵，阿姐被指定設計小高爐，限期出鐵，她不能回北京，她寫信讓達野哥去看她，達野哥回信說他們機關裏也要大煉鋼鐵——那時他已經調到區教育局當一個處的副處長，他實在抽不出時間，建議待“1070的捷報傳來後再說”。1070是當年全國老少婦孺皆知的一個數字，就是我們要全民上馬，土法上馬，日夜苦幹，爭取早日超過英國的鋼鐵產量，那“超英趕美”的鋼鐵指標便是1070萬噸。當時不僅是達野哥，而是上下許許多多的人，都充滿信心地認為達到這個指標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一年半載就能實現。
然而暑期將盡時達野哥突然去了河北，去了阿姐那所農業專科學校。他事先沒有通知阿姐，到得很突然。
達野哥的從天而降，一定使阿姐欣喜若狂。乍相見時的情景，至少在阿姐這一方我是可以想見的。然而後來似乎不妙。怎麽不妙，詳情至今仍是個深深的秘密。
阿姐後來隻給我講了一個細節，就是達野哥去看望她時，帶去了一些吃的，其中有兩聽水果罐頭，就是那種至今仍在出售的胖玻璃罐裝鐵皮蓋封口的水果罐頭，這在那年月裏是—種很難得的顯得很昂貴很高級的食品，阿姐接過去很高興很感激很珍視，但阿姐在那樣一個窮地方一時拿不出東西來招待達野哥，便隨口說了一句“要不你就吃一罐糖水菠蘿吧”，而達野哥竟倚在椅子上，說了一聲：“好，你開一罐吧！”阿姐在一種意外的心情下遵從地為他開啟了一罐糖水菠蘿，達野哥馬上接到手中，而且毫不猶豫地接過了阿姐遞上的鐵勺，坦然地用鐵勺舀著菠蘿塊往嘴裏送，不—會兒便在言談話語之間將罐中的菠蘿塊吃了個精光，隻差沒端起罐子把裏頭的汁水喝盡，而在這個過程之中，達野哥竟沒有請阿姐—起吃的絲毫表示……
我在很長的時間裏都不理解，至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阿姐為什麽對達野哥吃掉自己帶來的兩聽水果罐頭中的一聽那麽樣地耿耿於懷……
據說達野哥那一次的突然造訪顯得心神不定，而且煩躁鬱悶，但他又要阿姐迅捷同意，當年國慶節回北京同他結婚，那該是阿姐期待已久的求婚，但阿姐卻加以拒絕了，當然不是拒絕同達野哥結婚，而是拒絕了那突然加以限定如同最後通牒般的婚期……
達野哥在學校的男老師宿舍中借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離去了。全校的員工這下都知道阿姐有了一個北京的未婚夫。但惟有阿姐自己心裏清楚，恰恰在這以後，他們之間的通信出現了問題，要麽是阿姐去信好久達野哥反常地久久不回，要麽是回了信卻全然喪失了往昔的熱情和愛戀……
在經曆了來自政治的恐怖衝擊之後，阿姐又經曆了來自感情的恐怖衝擊……她驚恐地發現，即使是她同達野哥那樣的原來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初戀花朵，也完全可能突然凋零萎落，全然結不出果實……下一年春節前她回到北京，人生向她呈現出更其殘酷的一麵，而且清晰無誤——達野哥向她承認，已經有3年之久了，那就是說早在她從東北農學院畢業之前，一個中學的語文教師就追求上了他，那女教師會寫詩，會彈鋼琴，開始他拒絕，他回避，但畢竟阿姐總在外地，而那寫詩和彈琴的西施就在北京，隨時可以出現在身邊，他終於被她俘虜，他由感動而生好感而投桃報李地也愛上了她……
達野哥突然跑到河北阿姐任教的學校去，是一種內心掙紮的表現，他對阿姐有一種愧疚感乃至於犯罪感，他知道自己已經並不真的愛戀著阿姐了，但他應該還愛阿姐，並且應當履行一種似乎早已設定的義務同阿姐結婚，而當他向阿姐提出那一年的國慶節結婚時，萬沒想到卻受到了阿姐滿懷尊嚴的拒絕，於是回到北京，他更深地陷入到了那位語文教師用詩句和樂音編織的情網之中……
阿姐心中神聖而美好的東西破碎得實在太多了！
阿姐在那個寒假回河北以前有一個驚人的舉動，她在事先沒跟達野哥打招呼的情況下，突然在教育局下班之前抵達了達野哥辦公室，並且帶去了夾好豬頭肉的火燒和水果，當著達野哥的上下級，就如同她和達野哥早約定好了似的，說是要在辦公室同達野哥就著茶水共進晚餐並且晚上一塊兒去看鞠琴她們文工團的歌舞晚會。
達野哥的同事們都走光了，達野哥和阿姐在那間辦公室裏待了許久許久，他們既沒有吃掉那些吃食更沒有去觀看什麽歌舞晚會。
達野哥說過這樣的話：“別老在這兒待著，有值夜班的人，別造成不良影響……”
阿姐說過這樣的話：“你跑到河北我們學校去，給我造成了什麽影響？你甩了我，我回到學校去怎麽做人？”
不再是談情說愛。
蛻變成了一種古怪的談判。
阿姐對達野哥動之以情、循之以理、繩之以義。
最可憐的是還要動之以情。阿姐撫摸達野哥放在桌上的手，還趁勢依偎到達野哥的懷抱中……
達野哥卻殘酷地將阿姐輕輕地推拒開了。他告訴阿姐，已無挽回的餘地，他準備同那位語文教師結婚，他承認自己對阿姐有罪，他說他內心裏很痛苦，他懇求阿姐原諒……
阿姐那天晚上回到家裏，變得更加冷峻。沒有眼淚，沒有話語，沒有表情，她靜靜地洗漱，默默地躺下，卻一夜沒有合眼，仰麵望著天花板，心裏隻充塞著一個冰冷而堅硬的念頭：我一定要在北京另找一個對象，隻有這樣我才能逃離那所可怕的農業專科學校。
從此達野哥從我家消失。
對於我來說，他也不再是什麽哥了，他是一個姓達野的人，一個同我沒有絲毫關係的不相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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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野消失了。
勇哥進入了阿姐的生活，並且成為我們家族中的一員。
勇哥是鞠琴介紹給阿姐的。更準確地說，是鞠琴和她的愛人常延茂共同介紹給阿姐的。
常延茂是文工團裏歌劇隊的。他年齡那時並不大，導演派角色時卻總派他演老頭，或許是因為他的聲音基本上屬於低音，還有他那沉穩的氣質；他上戲時化起妝來總比較麻煩，因為老得粘胡須、畫皺紋什麽的，漸漸的他的麵部皮膚變得相當粗糙，在台下不化妝時望去給人的印象也總大於他的實際年齡；常延茂結婚以前住兩人一屋的單身宿舍，他的舍友始終沒換過，便是屈晉勇。屈晉勇比常延茂大好幾歲，參軍早——他在1945年東北一解放就參軍了，參軍以前是店鋪的夥計，再以前在農村幫著父兄給地主扛活；參軍以後先幹過一段後勤，後來因為文工團的導演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上了他那工農型的健壯大方的相貌，又聽他數來寶數得好，便把他吸收進了文工團，從演簡單的小節目到演二人轉到演小歌劇到調入北京的大文工團演大歌劇，他一步步成為歌劇團裏不可或缺的演員——因為嗓子並不怎麽好唱不了掛頭牌的主角，但從雄武的政委這種正麵角色到奸詐的叛徒那樣的反麵角色，他都拿得起來，因此幾乎歌劇團排演的每一出新戲裏，他總能列在廣告中的“主要演員”名單裏，一般在第四位到第七位之間。
他還記得勇哥第一回到家裏來拜見他父母的情形，那天沒穿軍裝，穿的是便裝，進屋時身穿一件料子好高級的黑呢子大衣，戴著呢子的製服帽，好魁梧挺拔的身板，好一副洋溢著陽剛之氣的相貌，隻是望去實在是年齡已然不輕，盡管他把胡子刮得幹幹淨淨，呢子帽下露出的頭發茬和鬢角也烏黑整齊，他見到他時還是總覺得是位叔叔而不是個哥哥。
阿姐很快同勇哥確定了關係，並開始著手根據這關係調來北京。“五一”的短期休假阿姐也回了北京，同勇哥“對了幾天象”又匆匆趕回河北那所專科學校，他同勇哥兩人到火車站送阿姐，買了站台票一直送到月台，送到火車開動並且從視野中消失。他又捕捉到了一次兩個人的對視，默默地對視，一方還是阿姐，另一方卻已不是達野哥而是勇哥，場景也不再是家中裏屋的五鬥櫥前，而是火車站，阿姐已經上車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把吊窗推了上去，露出胸部以上，她兩隻眼睛出奇的大，比以往他任何時候看到她時都顯得更大，那眼睛分明在說話，那話語並不複雜，很好解讀，連剛剛16歲的他也能了然於心，那是很單純但也很強烈並且具有命令性卻又飽含誘惑力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不能改變，並且要盡快把我調來北京”；勇哥站在月台上，衣衫筆挺，英姿勃勃，但卻並不能報之以豐富的表情和裸露心跡的目光；勇哥站立的位置盡管正對著阿姐露臉的車窗，卻並不貼近，保持著幾步的距離，火車啟動後他隻是舉臂招手，也並沒有衝過去再與阿姐握別，依16歲的他當時心中的估測，是以為勇哥既然在台上可以那樣放開地表演，那麽在這月台上就是衝過去吻吻阿姐的臉蛋也並不出格，不過他預測得一點也不準，勇哥隻是以立正姿勢向阿姐揮別，臉上隻有一個淡淡的含蓄的微笑，當然勇哥的目光一直同阿姐的目光對接著，做越來越延長的斜線運動，直到終於不得不扯斷，但從旁看去，那整個情景實在不像是戀人之間的對視和生離，而仿佛是兄長或首長在歡送弟妹或下級奔赴某個“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許多年後，阿姐同達野哥在五鬥櫥前的默默對視，阿姐同勇哥在火車站月台車窗內外的默默對視，這兩個情景，兩部“電影”，曾在他腦海中多次重現、放映，不知道為什麽他有一種酸辛感，為阿姐，為人生，為莫測的命運，為一些珍貴東西的破碎，為一些滿心滿意爭取到迎接來的東西其實具有潛在的危險品的性質，以及為一些簡直說不出道不明卻又尖利而殘酷的思緒，是的，他早就想寫一本叫做《阿姐》的書，開頭為什麽沒寫，不知道，後來為什麽也總不寫？現在憬悟出，也許是由於不忍，是的，不忍，不忍心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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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在那一年的國慶節和勇哥結了婚。離開我家的時候，我看見媽媽從她那古舊的銅片包邊的小樟木箱中取出一對金鐲子，鄭重地遞給了阿姐，而阿姐則把一厚摞高中和大學時代的日記本捆在一起，遞給了媽媽，說：“別保存，抽空燒了它！媽，您記住，燒了它！我不想自己燒，您替我燒，啊，媽？”媽媽有點吃驚地接了過去……
阿姐婚後的頭5年間，看去是幸福而滿足，安適而平順的。
鞠琴姐真是阿姐命中的福星。難道僅僅因為當年的大火災之後，阿姐挽著父母雙亡的鞠琴姐的胳膊，在蜀香中學的操場上默默地兜過圈子，冥冥中的主宰就總讓鞠琴姐在阿姐人生途程的轉換站上，為阿姐出力幫忙並且總能玉成好事？
鞠琴姐給阿姐介紹了對象，促成了阿姐和屈晉勇的婚事，在阿姐聯係調動的過程中，鞠琴姐偏又認識阿姐想去的那個單位的人事幹部(當年一起參軍，但因不適應舞台演出而早就轉業的一位男同誌)，結果婚事辦完不到兩個月便調動成功，那是一個專業與阿姐所學對口的研究機構，那裏可能也有愛拔“大蔥”的人，但至少總不會如同河北那所專科學校的那位瘦高個黃牙齒的“拔蔥將”那般粗鄙和顢頇，再說，阿姐所嫁的屈晉勇有大尉軍銜，出身貧苦，在演員隊中任黨支部副書記，阿姐因此屬於軍屬，這樣，你也就難以再把她視做一棵“大蔥”……我想，阿姐心中曾經籠罩著的恐怖感，那幾年裏至少是濃縮冷凍深儲在了靈魂的角落之中。
然而阿姐更加不複是學生時代的阿姐。當年的那具吉他她沒有扔掉，卻再沒有撫彈過，裝在烏黑的大盒子裏，擱到了雙人床下麵靠牆的深處。
“晉勇！別摘那老的！摘上頭的！摘嫩的！”
阿姐從樓窗裏探出胸部以上，剛用香皂洗過臉，短發梳得整整齊齊，紅光滿麵，牙齒雪白，愉快地指揮著。
屈晉勇在窗外的空地上摘野生的莧菜葉。
這個鏡頭我永遠記得，這鏡頭對阿姐那一階段的生活具有某種象征意義。
阿姐婚後隨屈晉勇住在文工團裏麵，那是近郊的一個大院，院裏有許多座樓房，有的用作辦公、排練，有的用作宿舍，但那時候那大院裏還沒有蓋起單元樓，每座樓都是所謂的“筒子樓”，就是每層當中是一條大走廊，走廊兩邊是一間一間的大房子，兩頭是廁所和水房，當時那文工團就安排團員們住那樣的“筒子樓”，結了婚的自然夫妻合住一間，還沒結婚的就兩個甚或四個同性別的合住一間，倘若婚後生下了孩子，那麽就另有一座樓，也是“筒子樓”，專供保姆和孩子住，倘若接來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樓住，那座樓裏每層都有一至兩間屋辟為公用廚房，當年還沒有液化煤氣罐，更不通管道煤氣，公用廚房裏是近牆一溜的煤爐子，燒的蜂窩煤就堆在走廊裏，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數……阿姐和屈晉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樓裏，阿姐他們在一樓，鞠琴他們在二樓，方位一樣，當中隻隔一層樓板；鞠琴他們先有了女兒，阿姐他們很快也有了兒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樓中，兩家的“育兒室”也緊挨著；吃飯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兒室”裏去吃，偶爾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時正在師範學院上學，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們住的房間裏玩，並在那裏用煤油爐子單燒一些東西來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別的菜以外，還打算炒一個莧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樓後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叢生著許多野生狀態的花草樹木，時有鳥兒蜂蝶鳴囀飛舞，我說挺美麗的，阿姐卻皺眉說：“美什麽，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飛進來，叮死人！”盡管阿姐說過這樣的話，那一天她打開樓窗探出半個身子去指揮勇哥時，顯然是頗為知足，心情大暢的。
那種“筒子樓”的房間開間很大，每間麵積總有20平方米說不定還多，當時阿姐和勇哥置備了新的雙人床新的帶大穿衣鏡的立櫃，新的帶玻璃拉門的小櫃櫥，以及一對新的木扶手沙發帶茶幾和一套新的折疊桌和折疊椅，還有新的臉盆架什麽的，加上勇哥早置買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電那麽大體積的三個波段的當年最昂貴聲音也確實最好樣式也實在新穎堂皇的收音機，還有牆上掛的在王府井中國照相館照的放大成20英寸並且由高級技師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結婚照片，那時候很難得到的用全開道林紙精印的不在國內公開發行隻作為對外宣傳品的畫麵全是北京“十大建築”的大掛曆，以及擱衣小櫃櫥玻璃拉門裏麵顯露出耀目圖案的上海金雞餅幹的大餅幹桶及圓筒狀的“樂口福”及幾種方形的茶葉罐……都使我覺得我的阿姐過上了相當富裕和相當高級的生活。更何況每回一走近他們住的樓房，因為有的演員夫婦自購了鋼琴，正在房間裏練聲，便有“椅義伊義椅”、“喔臥窩臥喔”一類單純而優美的歌聲和不斷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聲傳來，使我有一種步入藝術殿堂的神聖感。
他記得，勇哥每回來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嶽父嶽母，總要提一大兜乃至兩大兜滿滿當當的水果、點心或別的什麽禮品來，即使到了“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已經很難買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來時也還是總提著大兜的東西，有時是赴部隊演出歸來帶回的某些犒勞品，有時是文工團作為內部福利發下的雞蛋或黃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總怕自己奉獻給別人的東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難辦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應好轉了，他能一次提來5斤高級點心或10斤桃子，那時又沒有冰箱，結果總要造成吃不完的點心長毛或桃子潰爛的後果，阿姐就當著全家人說過他：“怎麽勸也沒有用，他非要這麽著心裏頭才過得去，就是這麽個人，我勸多了他還以為我是小氣……”他記得他去文工團阿姐勇哥那裏玩也是一樣，勇哥給他衝茶時總恨不能在茶杯裏裝進半杯茶葉再用滾水去衝，結果那高級茶葉沏出的茶水反而難以下咽，幾次以後他便不得不在勇哥一取茶葉罐時便高聲嚷：“勇哥，我不要那麽多茶葉！”吃飯時給他添飯總要添成個“帽兒頭”，夾菜也總要隨時堆滿他的飯碗才甘心……
他記得，與勇哥在物的給予方麵的過度慷慨相對應的，卻是勇哥的過度寡言，這很出乎他的意料，因為台上的勇哥很少扮演寡言的角色，而且都頗稱職，他萬沒想到台下的勇哥不僅不擅言談，而且也並不練聲，他去阿姐勇哥那裏玩時，總希望勇哥唱一段或至少趁他在時像別的屋裏的演員們那樣練練聲，哪怕就“椅義伊義椅”一番也好，但，古怪，竟一次沒有過，他、二哥、小哥都曾當著阿姐的麵求過勇哥：“給我們唱一段吧！”他隻是繼續做些切菜剁餡拌餡合麵擀皮兒給他們包餃子吃一類的事，微笑著，也並不解釋，隻是不唱，阿姐實在看不過，便代他向兄弟們解釋說：“你們想想他台上演的都是些什麽角色？幾乎一個完整的唱段都沒有的角色嘛，說實在的是主角在唱歌劇，而他隻是在演話劇！”可鞠琴、常延茂就不一樣，他們家有鋼琴，他和二哥、小哥都聽過他們練聲，他們也應邀在家裏為親友們唱過歌……
他記得，勇哥很會包餃子，很會燉紅燒肉，他或二哥、小哥一去，勇哥便立即張羅起來，或趕緊騎車去附近菜市場采購或趕緊洗菜切肉淘米備鍋，一般是阿姐陪著來客說話，到掌勺時才去爐邊……當然飯後飲茶時勇哥也來坐著聊天，很愉快的樣子，但基本上隻是有問必答，難得有長過三分鍾的敘述或議論……
他記得，阿姐透露過，勇哥有一回無端地嫉妒起來，起因是他的表哥阿姐的表弟田月明的弟弟田星明從上海出差北京，事前也沒來封信沒打個電話，突然闖到阿姐那裏，阿姐一見田星明便歡叫起來，田星明也一臉滑稽相的怪腔怪調地高叫“小表姐”，兩個人“驚呼熱中腸”之後，便你一句我一句不間歇地聊了起來。勇哥如同小舅子等等常客去了一樣地立即張羅起飯菜來，吃飯時也是大勺地舀飯大筷子地夾菜，吃完飯也是大把的茶葉沏出釅得人的茶水……然而田星明走後勇哥的臉色陰沉得如冷透的生鐵，阿姐形容那簡直有點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賽羅的勁頭，臨到上床睡覺前終於發作了出來，悶聲悶氣地問阿姐：“什麽叫做‘毛旋’？你跟他究竟是怎麽回事兒？！”阿姐費了好大勁向他解釋，告訴他自己家同姑媽家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間的關係非常之好，小時候有好幾年兩家根本就住在一起，每天晚上牆根下一溜搪瓷尿罐，未成年的表親們一個挨一個地坐在罐上，一邊撒尿拉屎一邊逗貧嘴乃至推搡嬉鬧，阿姐同田星明年齡最接近，總坐在相鄰的罐罐上，因為田星明額頭上的毛發中多出一個旋來，所以小名叫“毛旋”，家族裏都這麽叫他，並非是阿姐個人的發明……“毛旋”當時在上海的運動隊裏當隨隊醫生，他是學運動醫學的……他記得阿姐告訴他，勇哥那“奧賽羅”的狀態持續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才終於淡化下去，他很納悶，勇哥是個歌劇演員，還到戲劇學院和音樂學院上過短訓班，他怎麽連表姐表弟之間的一般性親情也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不是都說文藝界的人士在男女關係問題上都比較開通或者說比較隨便嗎？勇哥他們文工團的風流韻事就很不少，也不斷有人因為“生活問題”而“犯錯誤”受處分，那勇哥怎麽還會那麽樣地狹隘、那麽樣地僵硬？
他記得，後來二哥分析過，勇哥他們文工團裏，女演員們一般不是嫁給本團或兄弟文工團的男演員，就是去當首長的夫人，很少有嫁到部隊之外特別是嫁給平頭百姓的，男演員們則不然，倘若娶不到本團或兄弟文工團的女演員女美工女劇務或其他方麵的女子，那就很難再在文藝界的圈子裏締結良緣，多半是由親友介紹娶一位部隊外的社會上的一般女子，學曆和職業大多不太高，有小學教師、銀行出納、商場售貨員、工廠女工乃至於農村來的不工作的家庭婦女，等等，娶到有大專文憑和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幹部妻子已屬不易了，娶到有研究生文憑儼然在科研機構工作並且相貌又不錯第一胎又馬上生下一個胖大小子的如阿姐者，則勇哥他們那個文工團中勇哥是一個孤例，人們背後都說他雖然耽誤到三十多歲才終於成家，那可真是“後來者居上”，是令全團上下豔羨。他細加回憶，勇哥對阿姐確實是奉為掌上明珠，而團裏的許多演員，包括總是在歌劇中演一號角色的社會上名氣不小的女高音某某某，據說因有首長寵愛觀眾崇拜是傲焰萬丈百人不理的，卻對阿姐刮目相看，極願結交，他就曾在一次去阿姐處時遇上了那位劇裝頭像登在雜誌封麵上的大演員，大演員手裏捧著一杯自己屋裏沏好帶來的茶，站在阿姐屋子當中，麵對著倚在床上枕頭垛埋頭編織小孩毛褲的阿姐，左一聲“盈波”，右一聲“盈波”討好似的跟阿姐聊著，而阿姐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他對阿姐竟始終並不向那大演員讓座極感驚異，而當阿姐似乎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議論到大演員新上的一出歌劇中的一個唱段“聽起來挺有味”時，那大演員竟心甘情願地喝一口茶清清嗓子，唱了整整兩句以取悅於阿姐，那如同正式登台演唱的共鳴音把屋子裏每一樣有空穴的東西都震得嗡嗡作響，其情景更令他驚異莫名；而阿姐卻依舊隻是倚在枕頭垛上織她的毛活，雖說麵有微笑，頭並不抬起眼光更不投向演唱者……
他記得這些事，當許多年後勇哥生命垂危竟被死神玩弄獵物般地摧得皮包骨頭不忍目睹時，他想起阿姐當年對勇哥雄偉身體的一句評論：“哎呀，他胸脯上的肉好厚，任你怎麽使勁地抓就是抓不到他肋巴骨……”
他記得，這些都已逝去的、瑣屑的、隻同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步入老太婆範疇的阿姐有關的，就整個世界和人類而言實在是可有可無輕若鴻毛如霧如煙的往事……
他偏記得。
偏他記得！
他知道阿姐在大學時期還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東北農學院的農業機械係。在哈爾濱。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學院的“飛機大樓”，就是說大樓的形狀從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飛機，展開著寬大的兩翼。在那個時代，那樣的蘇式建築本身便是一種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學院裏有蘇聯專家，高年級聽專家直接用俄語講課。實習中自然都學會了開拖拉機，阿姐自然有從拖拉機駕駛室裏探出頭來大笑的照片——後來全家都懂得了開拖拉機是一樁比較簡單的事，國家辦這樣的大學設這樣的專業請那樣的專家並不是為了培養一些拖拉機手，而是要培養一批能設計和指導製造拖拉機以及能總體運用農業機械的高級人才。阿姐本科畢業後又當了兩年研究生，由蘇聯專家親自擔任導師。
課餘，阿姐和同學們唱《小乖乖》，唱《槐花幾時開》，唱《半個月亮爬上來》，唱《卡秋莎》，唱《紅莓花開》，唱《三套馬車》，也唱《寶貝》，唱《哈！萬隆》，唱《哎喲，媽媽》……而且學校裏流行彈吉他，是夏威夷式彈法，吉他很大，要擱放在台子上，彈時要戴套指，用金屬圓棍壓弦……阿姐仍承襲著中學裏的外號“小辮”，梳兩根粗黑的尾端用鮮豔的布條結紮成蝴蝶結的長辮，夏天一到她便同許多女同學一起及時換上布拉吉或襯衫短裙；那時候學校裏每逢周末必有舞會，跳規規矩矩的交誼舞……有一回舞會結束，旁係一位愛慕阿姐的戴眼鏡的男同學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種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著二三十步的距離，裝作無意，但窮追不舍，企圖找到一個脫離人群和多餘眼光的地點，衝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跡……他已暗中向阿姐遞交過幾封情書，傾述每當從阿姐她們宿舍中傳出阿姐用吉他彈奏《哎喲，媽媽》等曲子時，他在窗外樹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農學院的“飛機大樓”裏有螺旋形樓梯，阿姐沿著螺旋形樓梯向上躲避，那癡心的人兒追蹤著螺旋向上，但最終那人還是飲恨梯間，因為恰好一群人從頂層朝下運動，阿姐又混在那群人裏麵，眼睜睜地從那人身邊返回了底層，並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時候阿姐是屬於達野哥的。盡管因為阿姐到哈爾濱上學，每年隻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達野哥相聚，但雙方的鴻雁來往，是頻繁而準時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經常是還帶來三四個乃至四五個同班或僅僅是同係的女生，她們家在更遠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轉換車或為的是遊覽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沒有親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帶至他們家中，他家外間屋裏便用兩個鋪板拚成一張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們一起擠著睡，常常是必須橫著躺，把腳放在床邊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區上大學的小哥在那種情況下隻好到裏間父母的住房裏另搭臨時鋪位安歇，不過他們全家對阿姐的同學們都毫無厭煩感，而大多數同學住下來時也很隨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學，半夜裏滾到阿姐懷裏嬌滴滴地發起嗲來：“唉喲，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喲……”那一晚別的借宿同學都買到車票離去了，外屋隻有阿姐和那發出“盈波，我肚子疼喲——”呻喚聲的同學，阿姐隻好爬起來給她找藥吃……不知為什麽，這隔著門簾傳進的“盈波，我肚子疼喲——”的聲音，給裏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還大一歲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許多年以後，他和小哥還在阿姐跟前模仿過那嗲聲嗲氣的呻喚：“盈波，我肚子疼喲——”阿姐在他們初次模仿時咯咯樂，後來就僅止微笑，再後來表情冷然，再再後來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這件事時，阿姐竟說：“什麽同學？誰？什麽肚子疼？你們真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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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他們的畢業分配過程，說起來像一個童話。那時候真是爭著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許有人內心裏有畏難情緒，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現於表麵的確實是爭先恐後挑選西藏、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貴州這類地方，還不僅如此，在長達6年的學習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學已經很自然地形成了確定的關係，那麽，如果哪一個省份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單位恰巧需要兩名畢業生，大家就一定請他們先挑，成雙成對的挑剩下了，單撥兒的再挑，沒有發生糾紛，甚至沒有出現過哪怕是初級形態的爭吵與頂牛，非常順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沒有名額，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達野哥等著，都不讓她去離北京遠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動放棄了天津，因為天津是雙名額，恰好有一對從天津考來的同學，理應讓他們回天津去，這樣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農業專科學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開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聽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別的什麽歌，不再彈吉他，並且同家裏人團聚時不再有活潑的言談，都始於去了那所專科學校之後。
很久以後，阿姐同他談過一次，那時他也已經工作，記不得是什麽原因，總之阿姐同他談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眾人中最早徹底冷下來的人。
那所農業專科學校設備很簡陋，生活條件相當艱苦，這對於阿姐來說都算不了什麽，她讀過蘇聯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她作過更加遠離北京更加艱苦的思想準備，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戰勝地域的窮僻和生活的艱苦的……使她冷下來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撲麵而來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猙獰……
那是一所小小的專科學校，教職工合起來隻有一百來個人，阿姐報到後頭一回到食堂打飯，見到別的教師自然都甩著小辮歡快地打招呼，而剛涮完飯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來兩年的王老師便神色緊張地告訴她：“你可不能這樣！你怎麽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還湊到一塊兒吃，還說笑……”阿姐吃了一驚，忙向她打聽哪些人是右派分子，並牢牢記在心中：那個看起來慈眉善眼的老頭兒是，那個衣衫上打著補丁總戴著頂舊製服帽子剪短發的胖女人是，那個白淨臉的戴眼鏡的是，那個看去像個農民身坯粗壯的原來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剛去那學校時，反右鬥爭剛卷過第一波，還沒教完一個學期，便緊接著有第二波、第三波，最驚心動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師有一天在批判別的右派分子的大會上也被校領導點了名，雖然沒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無異於政治上的死刑判決，散會後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說話好還是不跟她說話好，而王老師一張臉不僅變為了抹布般的汙灰色，也簡直不敢讓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觸，兩人同處一屋，隻有墳墓般的寂靜……阿姐心裏怦怦亂跳，走出宿舍，懷著一顆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領導，一個高瘦的右眼皮上有個疤痕的牙齒發黃的男人，問他自己該怎麽同王老師相處，那男人厲聲地指示她：“監視她的一言一行，隨時向組織上揭發匯報！”阿姐一步步仿佛腳踝上拖著鉛塊般地走回宿舍，心裏想：王老師這人是很願意革命的呀，她過去的言行我不知道，來學校以後她的言行我實在找不出右的問題，而從今天起她根本就沒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發她匯報她？……阿姐到了宿舍門前，拉開門——她發出了一聲無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師是教電工學的，她用完全符合電學原理的萬無一失的方法電死了自己，她那張凝固著極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臉如一道淩厲的閃電，擊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類的東西構築成的心靈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間，阿姐結束了她純真的青春期，她的內心裏後來究竟是些什麽，變得深不可測，而顯露出來的，則是遍體清涼後的沉靜與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調離那所小小的專科學校，總算沒有被劃為“右派”或準“右派”(內控“右派”)，據她自己後來講，簡直要算一個奇跡。因為到後來那位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簡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麽言論表現，他就像到菜園子裏拔大蔥一樣，需要幾根便拔出幾根……他是按上級規定的指標拔右派“大蔥”，並且由於他本人對拔“大蔥”有著特別的嗜好，因而他還要盡量地超額，更可怕的是盡管全校教職工一百多個人，按說根據敵人隻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頂多到五的估計，被拔出的幾率隻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卻把眼光單集中到有大學學曆的那二十來個知識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這個範疇內，被拔出的幾率便高達四分之一……
阿姐那幾年一直生活在一種極度的內心恐怖之中，而開會時上課時勞動時乃至走路時吃飯時上廁所時還都不能從臉上從嘴裏從身姿上透露出絲毫的內心跡象。她記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開水提著熱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見那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正在二十步開外同人事幹部交談，她忍不住朝那邊一瞥，而手裏彈著煙灰露出黃牙噴著煙霧的領導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暫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緊，因為她覺得對方分明是一種類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後來跟他講到這細節時一再申明，她說屠夫不是一種隱喻，不帶反抗或控訴的色彩，甚至不帶貶義，那是指作為一種正當職業的屠夫，那樣的屠夫本應具有那樣的職業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為她深感自己作為大學畢業生(不僅是本科還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換個比喻，她自知是菜園子裏已經無可奈何地長得粗大的蔥，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並不意味著罪惡，倒是它自己應深知自己的命運本應如此……
如今再回頭細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時為什麽寡言少歡，為什麽無論做什麽事都缺乏興致，為什麽晚上洗腳一雙腳泡在水裏許久，其實水都涼了，她卻還坐在小板凳上，兩隻胳膊肘支在膝蓋上，雙手托腮，就那麽樣一坐坐許久……
在大的社會境域之中，每個人所處的小社會境域倒並不都是一樣的情形，猶如一場大雨過後，有的地方積著很深的水，多日不幹，有的地方變得泥濘不堪，而有的地方卻隻不過濕上一陣，很快幹燥如初……他記得，表姐田月明她們那個設計院，似乎就沒那麽恐怖，至少從表姐的談吐和情緒上，可以看出來她自身沒有什麽危機感，也對院裏所發生的事情能夠比較鬆弛地認同。有一個星期天她又搖搖擺擺地來到舅舅家，他和母親——就是她舅母——都對她說：“真不巧，崩龍珍才走……”她便毫不大驚小怪地對他們說：“怎麽，她自己說了嗎？他們還都不知道嗎？她怎麽還往這兒跑？她們學校已經把她劃成“右派”了呀！”說完又嘻嘻哈哈地說別的，問舅母要鹵肉和泡菜吃。事後他回憶起這一幕，很是吃驚，吃驚的不僅是崩龍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對反右鬥爭，對多年來一塊兒玩得那麽好的同鄉、同窗被劃成“右派”，都並不感到驚奇與遺憾，當然她也並不積極投入鬥爭或從此真對崩龍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體處境，並且有她特有的應付處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兩張大字報的批判，針對她的一句言論，是什麽言論他記不清了，總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應付辦法，她坦然地對待那兩張大字報，記得有一回她送票給他們全家去看她們文工團的演出，演出的劇場離她們文工團駐地很近，演出結束她便帶著他們全家去文工團，徑直把他們帶到那兩張大字報前，當著團裏的人，自自然然地說：“批判得對啊！警鍾敲得好啊！你們都看看，都來幫助我，監督我啊！”結果反右的火就隻燎到她那麽一下，運動過去她安然無事，並且幾年後還終於被吸收入黨。當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後，鞠琴卻依舊是樂樂嗬嗬的，對社會、人生懷著不見衰減的熱情，或至少是溫情，當然後來他終於知道，其實在鞠琴內心深處，也一直翻卷著困惑的波濤。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來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龍珍在反右一開始便陷了進去。崩龍珍確實有長篇大套的鳴放言論，還同大學裏當時的一個什麽民間油印刊物有關係，根據當時的政治坐標，把她劃為右派那是一點兒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場鬥爭反映到她內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種無辜的恐怖感，而是別的一些情緒……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確實多少顯得有些古怪，那一陣她不僅每逢星期天必從西郊一大早就來到他家，而且總是要吃完晚飯才返回學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日，他作為少先隊員參加了遊行回到家中，發現崩龍珍卻已經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隊員隊伍總是先接受檢閱、先通過天安門的呀，大學的遊行隊伍且排在後頭呢，她怎麽已經遊行完了並且早就到了他家呢？母親擺開一桌子節日菜肴，大家歸座享用時，他問起來，崩龍珍承認自己從遊行隊伍中提前退了出來，因為她感到身體有點不舒服……他至今記得那個國慶節崩龍珍的打扮，她穿著一件很漂亮的咖啡色呢子上裝，領口上別著一束雅致的淡粉色絹花，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頭頂上還勒著一條淡粉色的緞帶，確是一種過節和參加盛典才有的裝束，但其實那時學校裏他們係已經開過她許多次批判會，她已被稱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隻不過沒有最後宣布戴帽子罷了……應該說崩龍珍在那個時候還是相當能夠自持的，她還能為自己找到他家這樣一個避風港，還能在他家的人們麵前鎮定自若不露痕跡，還能打扮成那個樣子，並且說不定她真打算隨隊遊行，不是因為身體不適而是被革命群眾從遊行隊伍裏轟了出來，才到的他家……總之，不管怎麽說，她那時內心的種種變化和煎熬，同阿姐又屬於另一種情況……
阿姐在反右鬥爭中並沒有受到正麵衝擊，事情過去以後她如田月明表姐一樣地清白，然而她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結構卻在那以後有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在阿姐大學畢業分配到河北準備去報到之前，有一天表姐田月明、義姊鞠琴、同窗崩龍珍，她們四個青春女性站在他家屋外的合歡樹下，由他家二哥給她們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四個女性真如四朵正在盡量脹圓花盤的玫瑰，月明表姐美豔如電影明星，鞠琴姐爽朗大方風度翩翩，崩龍珍儼然女教授氣派，惟有阿姐，一根長辮甩在胸前，一根長辮搭在身後，兩隻手不知該怎麽放似的交勾在布拉吉腰下，還不脫學生的味道……
崩龍珍被打成右派以後，阿姐和鞠琴姐都主動燒掉了這張照片，月明表姐則采取了剪去邊上崩龍珍身影的措施，惟有崩龍珍一直留著這張照片，許多年以後，他在崩龍珍家裏看到了那發黃的照片，崩龍珍喃喃地指著照片上自己的影像說：“23歲，才23歲呀……”
在崩龍珍家裏看到那張舊照片後，他曾向阿姐提及，阿姐冷冷地說：“什麽23，崩龍珍中學時候就瞞了歲數，那一年她該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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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暑期裏要大煉鋼鐵，阿姐被指定設計小高爐，限期出鐵，她不能回北京，她寫信讓達野哥去看她，達野哥回信說他們機關裏也要大煉鋼鐵——那時他已經調到區教育局當一個處的副處長，他實在抽不出時間，建議待“1070的捷報傳來後再說”。1070是當年全國老少婦孺皆知的一個數字，就是我們要全民上馬，土法上馬，日夜苦幹，爭取早日超過英國的鋼鐵產量，那“超英趕美”的鋼鐵指標便是1070萬噸。當時不僅是達野哥，而是上下許許多多的人，都充滿信心地認為達到這個指標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一年半載就能實現。
然而暑期將盡時達野哥突然去了河北，去了阿姐那所農業專科學校。他事先沒有通知阿姐，到得很突然。
達野哥的從天而降，一定使阿姐欣喜若狂。乍相見時的情景，至少在阿姐這一方我是可以想見的。然而後來似乎不妙。怎麽不妙，詳情至今仍是個深深的秘密。
阿姐後來隻給我講了一個細節，就是達野哥去看望她時，帶去了一些吃的，其中有兩聽水果罐頭，就是那種至今仍在出售的胖玻璃罐裝鐵皮蓋封口的水果罐頭，這在那年月裏是—種很難得的顯得很昂貴很高級的食品，阿姐接過去很高興很感激很珍視，但阿姐在那樣一個窮地方一時拿不出東西來招待達野哥，便隨口說了一句“要不你就吃一罐糖水菠蘿吧”，而達野哥竟倚在椅子上，說了一聲：“好，你開一罐吧！”阿姐在一種意外的心情下遵從地為他開啟了一罐糖水菠蘿，達野哥馬上接到手中，而且毫不猶豫地接過了阿姐遞上的鐵勺，坦然地用鐵勺舀著菠蘿塊往嘴裏送，不—會兒便在言談話語之間將罐中的菠蘿塊吃了個精光，隻差沒端起罐子把裏頭的汁水喝盡，而在這個過程之中，達野哥竟沒有請阿姐—起吃的絲毫表示……
我在很長的時間裏都不理解，至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阿姐為什麽對達野哥吃掉自己帶來的兩聽水果罐頭中的一聽那麽樣地耿耿於懷……
據說達野哥那一次的突然造訪顯得心神不定，而且煩躁鬱悶，但他又要阿姐迅捷同意，當年國慶節回北京同他結婚，那該是阿姐期待已久的求婚，但阿姐卻加以拒絕了，當然不是拒絕同達野哥結婚，而是拒絕了那突然加以限定如同最後通牒般的婚期……
達野哥在學校的男老師宿舍中借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離去了。全校的員工這下都知道阿姐有了一個北京的未婚夫。但惟有阿姐自己心裏清楚，恰恰在這以後，他們之間的通信出現了問題，要麽是阿姐去信好久達野哥反常地久久不回，要麽是回了信卻全然喪失了往昔的熱情和愛戀……
在經曆了來自政治的恐怖衝擊之後，阿姐又經曆了來自感情的恐怖衝擊……她驚恐地發現，即使是她同達野哥那樣的原來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初戀花朵，也完全可能突然凋零萎落，全然結不出果實……下一年春節前她回到北京，人生向她呈現出更其殘酷的一麵，而且清晰無誤——達野哥向她承認，已經有3年之久了，那就是說早在她從東北農學院畢業之前，一個中學的語文教師就追求上了他，那女教師會寫詩，會彈鋼琴，開始他拒絕，他回避，但畢竟阿姐總在外地，而那寫詩和彈琴的西施就在北京，隨時可以出現在身邊，他終於被她俘虜，他由感動而生好感而投桃報李地也愛上了她……
達野哥突然跑到河北阿姐任教的學校去，是一種內心掙紮的表現，他對阿姐有一種愧疚感乃至於犯罪感，他知道自己已經並不真的愛戀著阿姐了，但他應該還愛阿姐，並且應當履行一種似乎早已設定的義務同阿姐結婚，而當他向阿姐提出那一年的國慶節結婚時，萬沒想到卻受到了阿姐滿懷尊嚴的拒絕，於是回到北京，他更深地陷入到了那位語文教師用詩句和樂音編織的情網之中……
阿姐心中神聖而美好的東西破碎得實在太多了！
阿姐在那個寒假回河北以前有一個驚人的舉動，她在事先沒跟達野哥打招呼的情況下，突然在教育局下班之前抵達了達野哥辦公室，並且帶去了夾好豬頭肉的火燒和水果，當著達野哥的上下級，就如同她和達野哥早約定好了似的，說是要在辦公室同達野哥就著茶水共進晚餐並且晚上一塊兒去看鞠琴她們文工團的歌舞晚會。
達野哥的同事們都走光了，達野哥和阿姐在那間辦公室裏待了許久許久，他們既沒有吃掉那些吃食更沒有去觀看什麽歌舞晚會。
達野哥說過這樣的話：“別老在這兒待著，有值夜班的人，別造成不良影響……”
阿姐說過這樣的話：“你跑到河北我們學校去，給我造成了什麽影響？你甩了我，我回到學校去怎麽做人？”
不再是談情說愛。
蛻變成了一種古怪的談判。
阿姐對達野哥動之以情、循之以理、繩之以義。
最可憐的是還要動之以情。阿姐撫摸達野哥放在桌上的手，還趁勢依偎到達野哥的懷抱中……
達野哥卻殘酷地將阿姐輕輕地推拒開了。他告訴阿姐，已無挽回的餘地，他準備同那位語文教師結婚，他承認自己對阿姐有罪，他說他內心裏很痛苦，他懇求阿姐原諒……
阿姐那天晚上回到家裏，變得更加冷峻。沒有眼淚，沒有話語，沒有表情，她靜靜地洗漱，默默地躺下，卻一夜沒有合眼，仰麵望著天花板，心裏隻充塞著一個冰冷而堅硬的念頭：我一定要在北京另找一個對象，隻有這樣我才能逃離那所可怕的農業專科學校。
從此達野哥從我家消失。
對於我來說，他也不再是什麽哥了，他是一個姓達野的人，一個同我沒有絲毫關係的不相幹的人。
4
達野消失了。
勇哥進入了阿姐的生活，並且成為我們家族中的一員。
勇哥是鞠琴介紹給阿姐的。更準確地說，是鞠琴和她的愛人常延茂共同介紹給阿姐的。
常延茂是文工團裏歌劇隊的。他年齡那時並不大，導演派角色時卻總派他演老頭，或許是因為他的聲音基本上屬於低音，還有他那沉穩的氣質；他上戲時化起妝來總比較麻煩，因為老得粘胡須、畫皺紋什麽的，漸漸的他的麵部皮膚變得相當粗糙，在台下不化妝時望去給人的印象也總大於他的實際年齡；常延茂結婚以前住兩人一屋的單身宿舍，他的舍友始終沒換過，便是屈晉勇。屈晉勇比常延茂大好幾歲，參軍早——他在1945年東北一解放就參軍了，參軍以前是店鋪的夥計，再以前在農村幫著父兄給地主扛活；參軍以後先幹過一段後勤，後來因為文工團的導演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上了他那工農型的健壯大方的相貌，又聽他數來寶數得好，便把他吸收進了文工團，從演簡單的小節目到演二人轉到演小歌劇到調入北京的大文工團演大歌劇，他一步步成為歌劇團裏不可或缺的演員——因為嗓子並不怎麽好唱不了掛頭牌的主角，但從雄武的政委這種正麵角色到奸詐的叛徒那樣的反麵角色，他都拿得起來，因此幾乎歌劇團排演的每一出新戲裏，他總能列在廣告中的“主要演員”名單裏，一般在第四位到第七位之間。
他還記得勇哥第一回到家裏來拜見他父母的情形，那天沒穿軍裝，穿的是便裝，進屋時身穿一件料子好高級的黑呢子大衣，戴著呢子的製服帽，好魁梧挺拔的身板，好一副洋溢著陽剛之氣的相貌，隻是望去實在是年齡已然不輕，盡管他把胡子刮得幹幹淨淨，呢子帽下露出的頭發茬和鬢角也烏黑整齊，他見到他時還是總覺得是位叔叔而不是個哥哥。
阿姐很快同勇哥確定了關係，並開始著手根據這關係調來北京。“五一”的短期休假阿姐也回了北京，同勇哥“對了幾天象”又匆匆趕回河北那所專科學校，他同勇哥兩人到火車站送阿姐，買了站台票一直送到月台，送到火車開動並且從視野中消失。他又捕捉到了一次兩個人的對視，默默地對視，一方還是阿姐，另一方卻已不是達野哥而是勇哥，場景也不再是家中裏屋的五鬥櫥前，而是火車站，阿姐已經上車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把吊窗推了上去，露出胸部以上，她兩隻眼睛出奇的大，比以往他任何時候看到她時都顯得更大，那眼睛分明在說話，那話語並不複雜，很好解讀，連剛剛16歲的他也能了然於心，那是很單純但也很強烈並且具有命令性卻又飽含誘惑力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不能改變，並且要盡快把我調來北京”；勇哥站在月台上，衣衫筆挺，英姿勃勃，但卻並不能報之以豐富的表情和裸露心跡的目光；勇哥站立的位置盡管正對著阿姐露臉的車窗，卻並不貼近，保持著幾步的距離，火車啟動後他隻是舉臂招手，也並沒有衝過去再與阿姐握別，依16歲的他當時心中的估測，是以為勇哥既然在台上可以那樣放開地表演，那麽在這月台上就是衝過去吻吻阿姐的臉蛋也並不出格，不過他預測得一點也不準，勇哥隻是以立正姿勢向阿姐揮別，臉上隻有一個淡淡的含蓄的微笑，當然勇哥的目光一直同阿姐的目光對接著，做越來越延長的斜線運動，直到終於不得不扯斷，但從旁看去，那整個情景實在不像是戀人之間的對視和生離，而仿佛是兄長或首長在歡送弟妹或下級奔赴某個“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許多年後，阿姐同達野哥在五鬥櫥前的默默對視，阿姐同勇哥在火車站月台車窗內外的默默對視，這兩個情景，兩部“電影”，曾在他腦海中多次重現、放映，不知道為什麽他有一種酸辛感，為阿姐，為人生，為莫測的命運，為一些珍貴東西的破碎，為一些滿心滿意爭取到迎接來的東西其實具有潛在的危險品的性質，以及為一些簡直說不出道不明卻又尖利而殘酷的思緒，是的，他早就想寫一本叫做《阿姐》的書，開頭為什麽沒寫，不知道，後來為什麽也總不寫？現在憬悟出，也許是由於不忍，是的，不忍，不忍心下筆……
5
阿姐在那一年的國慶節和勇哥結了婚。離開我家的時候，我看見媽媽從她那古舊的銅片包邊的小樟木箱中取出一對金鐲子，鄭重地遞給了阿姐，而阿姐則把一厚摞高中和大學時代的日記本捆在一起，遞給了媽媽，說：“別保存，抽空燒了它！媽，您記住，燒了它！我不想自己燒，您替我燒，啊，媽？”媽媽有點吃驚地接了過去……
阿姐婚後的頭5年間，看去是幸福而滿足，安適而平順的。
鞠琴姐真是阿姐命中的福星。難道僅僅因為當年的大火災之後，阿姐挽著父母雙亡的鞠琴姐的胳膊，在蜀香中學的操場上默默地兜過圈子，冥冥中的主宰就總讓鞠琴姐在阿姐人生途程的轉換站上，為阿姐出力幫忙並且總能玉成好事？
鞠琴姐給阿姐介紹了對象，促成了阿姐和屈晉勇的婚事，在阿姐聯係調動的過程中，鞠琴姐偏又認識阿姐想去的那個單位的人事幹部(當年一起參軍，但因不適應舞台演出而早就轉業的一位男同誌)，結果婚事辦完不到兩個月便調動成功，那是一個專業與阿姐所學對口的研究機構，那裏可能也有愛拔“大蔥”的人，但至少總不會如同河北那所專科學校的那位瘦高個黃牙齒的“拔蔥將”那般粗鄙和顢頇，再說，阿姐所嫁的屈晉勇有大尉軍銜，出身貧苦，在演員隊中任黨支部副書記，阿姐因此屬於軍屬，這樣，你也就難以再把她視做一棵“大蔥”……我想，阿姐心中曾經籠罩著的恐怖感，那幾年裏至少是濃縮冷凍深儲在了靈魂的角落之中。
然而阿姐更加不複是學生時代的阿姐。當年的那具吉他她沒有扔掉，卻再沒有撫彈過，裝在烏黑的大盒子裏，擱到了雙人床下麵靠牆的深處。
“晉勇！別摘那老的！摘上頭的！摘嫩的！”
阿姐從樓窗裏探出胸部以上，剛用香皂洗過臉，短發梳得整整齊齊，紅光滿麵，牙齒雪白，愉快地指揮著。
屈晉勇在窗外的空地上摘野生的莧菜葉。
這個鏡頭我永遠記得，這鏡頭對阿姐那一階段的生活具有某種象征意義。
阿姐婚後隨屈晉勇住在文工團裏麵，那是近郊的一個大院，院裏有許多座樓房，有的用作辦公、排練，有的用作宿舍，但那時候那大院裏還沒有蓋起單元樓，每座樓都是所謂的“筒子樓”，就是每層當中是一條大走廊，走廊兩邊是一間一間的大房子，兩頭是廁所和水房，當時那文工團就安排團員們住那樣的“筒子樓”，結了婚的自然夫妻合住一間，還沒結婚的就兩個甚或四個同性別的合住一間，倘若婚後生下了孩子，那麽就另有一座樓，也是“筒子樓”，專供保姆和孩子住，倘若接來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樓住，那座樓裏每層都有一至兩間屋辟為公用廚房，當年還沒有液化煤氣罐，更不通管道煤氣，公用廚房裏是近牆一溜的煤爐子，燒的蜂窩煤就堆在走廊裏，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數……阿姐和屈晉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樓裏，阿姐他們在一樓，鞠琴他們在二樓，方位一樣，當中隻隔一層樓板；鞠琴他們先有了女兒，阿姐他們很快也有了兒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樓中，兩家的“育兒室”也緊挨著；吃飯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兒室”裏去吃，偶爾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時正在師範學院上學，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們住的房間裏玩，並在那裏用煤油爐子單燒一些東西來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別的菜以外，還打算炒一個莧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樓後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叢生著許多野生狀態的花草樹木，時有鳥兒蜂蝶鳴囀飛舞，我說挺美麗的，阿姐卻皺眉說：“美什麽，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飛進來，叮死人！”盡管阿姐說過這樣的話，那一天她打開樓窗探出半個身子去指揮勇哥時，顯然是頗為知足，心情大暢的。
那種“筒子樓”的房間開間很大，每間麵積總有20平方米說不定還多，當時阿姐和勇哥置備了新的雙人床新的帶大穿衣鏡的立櫃，新的帶玻璃拉門的小櫃櫥，以及一對新的木扶手沙發帶茶幾和一套新的折疊桌和折疊椅，還有新的臉盆架什麽的，加上勇哥早置買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電那麽大體積的三個波段的當年最昂貴聲音也確實最好樣式也實在新穎堂皇的收音機，還有牆上掛的在王府井中國照相館照的放大成20英寸並且由高級技師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結婚照片，那時候很難得到的用全開道林紙精印的不在國內公開發行隻作為對外宣傳品的畫麵全是北京“十大建築”的大掛曆，以及擱衣小櫃櫥玻璃拉門裏麵顯露出耀目圖案的上海金雞餅幹的大餅幹桶及圓筒狀的“樂口福”及幾種方形的茶葉罐……都使我覺得我的阿姐過上了相當富裕和相當高級的生活。更何況每回一走近他們住的樓房，因為有的演員夫婦自購了鋼琴，正在房間裏練聲，便有“椅義伊義椅”、“喔臥窩臥喔”一類單純而優美的歌聲和不斷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聲傳來，使我有一種步入藝術殿堂的神聖感。
他記得，勇哥每回來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嶽父嶽母，總要提一大兜乃至兩大兜滿滿當當的水果、點心或別的什麽禮品來，即使到了“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已經很難買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來時也還是總提著大兜的東西，有時是赴部隊演出歸來帶回的某些犒勞品，有時是文工團作為內部福利發下的雞蛋或黃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總怕自己奉獻給別人的東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難辦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應好轉了，他能一次提來5斤高級點心或10斤桃子，那時又沒有冰箱，結果總要造成吃不完的點心長毛或桃子潰爛的後果，阿姐就當著全家人說過他：“怎麽勸也沒有用，他非要這麽著心裏頭才過得去，就是這麽個人，我勸多了他還以為我是小氣……”他記得他去文工團阿姐勇哥那裏玩也是一樣，勇哥給他衝茶時總恨不能在茶杯裏裝進半杯茶葉再用滾水去衝，結果那高級茶葉沏出的茶水反而難以下咽，幾次以後他便不得不在勇哥一取茶葉罐時便高聲嚷：“勇哥，我不要那麽多茶葉！”吃飯時給他添飯總要添成個“帽兒頭”，夾菜也總要隨時堆滿他的飯碗才甘心……
他記得，與勇哥在物的給予方麵的過度慷慨相對應的，卻是勇哥的過度寡言，這很出乎他的意料，因為台上的勇哥很少扮演寡言的角色，而且都頗稱職，他萬沒想到台下的勇哥不僅不擅言談，而且也並不練聲，他去阿姐勇哥那裏玩時，總希望勇哥唱一段或至少趁他在時像別的屋裏的演員們那樣練練聲，哪怕就“椅義伊義椅”一番也好，但，古怪，竟一次沒有過，他、二哥、小哥都曾當著阿姐的麵求過勇哥：“給我們唱一段吧！”他隻是繼續做些切菜剁餡拌餡合麵擀皮兒給他們包餃子吃一類的事，微笑著，也並不解釋，隻是不唱，阿姐實在看不過，便代他向兄弟們解釋說：“你們想想他台上演的都是些什麽角色？幾乎一個完整的唱段都沒有的角色嘛，說實在的是主角在唱歌劇，而他隻是在演話劇！”可鞠琴、常延茂就不一樣，他們家有鋼琴，他和二哥、小哥都聽過他們練聲，他們也應邀在家裏為親友們唱過歌……
他記得，勇哥很會包餃子，很會燉紅燒肉，他或二哥、小哥一去，勇哥便立即張羅起來，或趕緊騎車去附近菜市場采購或趕緊洗菜切肉淘米備鍋，一般是阿姐陪著來客說話，到掌勺時才去爐邊……當然飯後飲茶時勇哥也來坐著聊天，很愉快的樣子，但基本上隻是有問必答，難得有長過三分鍾的敘述或議論……
他記得，阿姐透露過，勇哥有一回無端地嫉妒起來，起因是他的表哥阿姐的表弟田月明的弟弟田星明從上海出差北京，事前也沒來封信沒打個電話，突然闖到阿姐那裏，阿姐一見田星明便歡叫起來，田星明也一臉滑稽相的怪腔怪調地高叫“小表姐”，兩個人“驚呼熱中腸”之後，便你一句我一句不間歇地聊了起來。勇哥如同小舅子等等常客去了一樣地立即張羅起飯菜來，吃飯時也是大勺地舀飯大筷子地夾菜，吃完飯也是大把的茶葉沏出釅得人的茶水……然而田星明走後勇哥的臉色陰沉得如冷透的生鐵，阿姐形容那簡直有點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賽羅的勁頭，臨到上床睡覺前終於發作了出來，悶聲悶氣地問阿姐：“什麽叫做‘毛旋’？你跟他究竟是怎麽回事兒？！”阿姐費了好大勁向他解釋，告訴他自己家同姑媽家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間的關係非常之好，小時候有好幾年兩家根本就住在一起，每天晚上牆根下一溜搪瓷尿罐，未成年的表親們一個挨一個地坐在罐上，一邊撒尿拉屎一邊逗貧嘴乃至推搡嬉鬧，阿姐同田星明年齡最接近，總坐在相鄰的罐罐上，因為田星明額頭上的毛發中多出一個旋來，所以小名叫“毛旋”，家族裏都這麽叫他，並非是阿姐個人的發明……“毛旋”當時在上海的運動隊裏當隨隊醫生，他是學運動醫學的……他記得阿姐告訴他，勇哥那“奧賽羅”的狀態持續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才終於淡化下去，他很納悶，勇哥是個歌劇演員，還到戲劇學院和音樂學院上過短訓班，他怎麽連表姐表弟之間的一般性親情也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不是都說文藝界的人士在男女關係問題上都比較開通或者說比較隨便嗎？勇哥他們文工團的風流韻事就很不少，也不斷有人因為“生活問題”而“犯錯誤”受處分，那勇哥怎麽還會那麽樣地狹隘、那麽樣地僵硬？
他記得，後來二哥分析過，勇哥他們文工團裏，女演員們一般不是嫁給本團或兄弟文工團的男演員，就是去當首長的夫人，很少有嫁到部隊之外特別是嫁給平頭百姓的，男演員們則不然，倘若娶不到本團或兄弟文工團的女演員女美工女劇務或其他方麵的女子，那就很難再在文藝界的圈子裏締結良緣，多半是由親友介紹娶一位部隊外的社會上的一般女子，學曆和職業大多不太高，有小學教師、銀行出納、商場售貨員、工廠女工乃至於農村來的不工作的家庭婦女，等等，娶到有大專文憑和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幹部妻子已屬不易了，娶到有研究生文憑儼然在科研機構工作並且相貌又不錯第一胎又馬上生下一個胖大小子的如阿姐者，則勇哥他們那個文工團中勇哥是一個孤例，人們背後都說他雖然耽誤到三十多歲才終於成家，那可真是“後來者居上”，是令全團上下豔羨。他細加回憶，勇哥對阿姐確實是奉為掌上明珠，而團裏的許多演員，包括總是在歌劇中演一號角色的社會上名氣不小的女高音某某某，據說因有首長寵愛觀眾崇拜是傲焰萬丈百人不理的，卻對阿姐刮目相看，極願結交，他就曾在一次去阿姐處時遇上了那位劇裝頭像登在雜誌封麵上的大演員，大演員手裏捧著一杯自己屋裏沏好帶來的茶，站在阿姐屋子當中，麵對著倚在床上枕頭垛埋頭編織小孩毛褲的阿姐，左一聲“盈波”，右一聲“盈波”討好似的跟阿姐聊著，而阿姐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他對阿姐竟始終並不向那大演員讓座極感驚異，而當阿姐似乎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議論到大演員新上的一出歌劇中的一個唱段“聽起來挺有味”時，那大演員竟心甘情願地喝一口茶清清嗓子，唱了整整兩句以取悅於阿姐，那如同正式登台演唱的共鳴音把屋子裏每一樣有空穴的東西都震得嗡嗡作響，其情景更令他驚異莫名；而阿姐卻依舊隻是倚在枕頭垛上織她的毛活，雖說麵有微笑，頭並不抬起眼光更不投向演唱者……
他記得這些事，當許多年後勇哥生命垂危竟被死神玩弄獵物般地摧得皮包骨頭不忍目睹時，他想起阿姐當年對勇哥雄偉身體的一句評論：“哎呀，他胸脯上的肉好厚，任你怎麽使勁地抓就是抓不到他肋巴骨……”
他記得，這些都已逝去的、瑣屑的、隻同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步入老太婆範疇的阿姐有關的，就整個世界和人類而言實在是可有可無輕若鴻毛如霧如煙的往事……
他偏記得。
偏他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