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周汝昌先生《紅樓家世》有感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沒有意義？我以為，如果單隻是就祖籍論祖籍，縱然寫出大部頭宏著，論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貫，打個比方，也就好比是拉個滿弓，顯示超人的氣力，屬於雜技性的表演罷了。周汝昌先生對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卻好比是立了明確的鵠的，滿弓拉起，飛箭出弦，直逼鵠心，這裏麵當然含有高超的技藝，但不僅僅是技藝的展現，更重要的
，是體現出一種執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紅樓家世》一書，副題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觀”，這副題把其滿弓所射的鵠的，清楚地告知了讀者。周先生射出的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鵠心？一共中了多少環？我以為很有幾箭射中了鵠心，總環數很不少，成績斐然。當然，大家可以各自評定，抒發己見。關鍵是，周先生以入八十五歲的高齡，滿弓射鵠誌銳尖，令人感佩，引人注目。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涉及各個“紅學”分支，而用力最多的，當屬“曹學”。在這個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證，甚至要窮搜細辨，於是有人遠遠一望，便大不以為然，指斥為“離開了《紅樓夢》文本”，“屬於煩瑣考證”。讀《紅樓夢》當然不能離開其文本，但《紅樓夢》的文本是中華古典文化的巔峰結晶，並且極其獨特，對其解讀不能圖省事，走捷徑，西方的古典、現代、後現代文論固然可以引為借鏡，如王國維借叔本華的理論來抒發自己讀《紅樓夢》的審美感受，頗能啟人，但終究還是給人附會之感；中國以往的文論，當然更可以用來作為解讀《紅樓夢》的工具，脂硯齋批書，就使用頻仍，但因為曹雪芹的筆力有超越他以前全部中國文化的性質，因此以這些工具來衡量，往往也力不從心；這就說明，要解讀《紅樓夢》，到頭來還是必須徹底弄清曹雪芹寫作這部偉著的時代背景，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風雲、社會變遷、文化習尚，這也就必須攻史，舉例來說，不通史，怎麽能讀懂“義忠親王老千歲”“壞了事”以及“雙懸日月照乾坤”這些文本字句的深刻內涵？而流傳下來的曆史記載，往往是“勝利者寫的”，比如雍正在與其十幾個兄弟爭鬥王位的鬥爭中終於勝出，那麽，他就要改寫甚至刪削康熙時的大量記載，乾隆雖是和平順利地繼承了王位，他本人甫上台也很注意實行皇族親睦的懷柔政策，但沒想到權力鬥爭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他再怎麽不願出事，也還是發生了“弘皙逆案”，乾隆果斷麻利地處理了這一政治危機，他勝利了，於是，他采取了銷毀相關記載的“留白”史筆，今人要弄清那時的真情實況——這對研究《紅樓夢》文本至關重要，曹雪芹家族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正是這個時期，《紅樓夢》中賈府的大悲劇展開的時代背景也正是此前此後——還曆史真麵目，“補白”，不搜集資料，作細致研究，那怎麽能有成果？這樣的“煩瑣”，是麵對鵠的，拉弓以射靶心的必要。
周先生的這部新著，不僅體現出他對曆史特別是清史的熟稔，還有對中華古典文化的飽學與融通，更凸顯現出了他治“曹學”的完整體係，就是把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放在氏族文化的大框架內來加以研究，何謂“詩禮簪纓之族”，曹雪芹祖上的文化積累如何承傳到了他的筆下，其明末清初的祖輩如何從南方遷播到北方，後來他祖上那一支又如何從豐潤遷往鐵嶺腰堡並在那裏被俘為奴，以至考出曹雪芹的生日是雍正二年的閏月四月二十六日……這些“曹學”文章絕不是些拉弓無鵠的花架子，而是整合為一把解讀《紅樓夢》的鑰匙。有人置疑這樣的研究是否以“曆史”取代了《紅樓夢》的“本事”，甚至認為這樣研究是不懂得小說屬於虛構的產物。周先生早在其第一部“紅學”著作《紅樓夢新證》中就明白寫出，“至於穿插拆借、點綴渲染，乃小說家之故常”，後來在其著作中又多次申解從生活素材到小說文本必經加工改造虛構渲染的討論前提。英國人研究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認為那是一部自傳性小說，並從狄更斯生平史料出發，解讀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如果我們不以為怪，為什麽一到研究《紅樓夢》時，指出其具有自傳性質，利用史料與小說文本互證細考，就如此的大驚小怪、不能容忍呢？周先生以氏族文化的框架為研究“曹學”的體係，在這本書裏滿弓射鵠，收獲極豐，如全書最後一篇2002年新作《青史紅樓一望中》，從史實上論證了“曹雪芹家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釘”，又以此為鑰匙，精確地解讀了《紅樓夢》第三回裏金匾“榮禧堂”和銀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的生活依據與深刻內涵，像這樣以鞭辟入裏的探究所奉獻出的鑰匙，對熱愛《紅樓夢》的讀者們來說，難道不是最好的學術禮物嗎？
“紅學”研究是一個公眾共享的話語空間，誰也不能壟斷。周先生在自序裏說：“錯謬不當，誠望指正——擺事實，講道理，舉反證，揭破綻，有利於大家共同勉勵求進。”周先生目前已經近乎目盲耳聾，又痛失老伴，仍以錚錚學術骨氣，鍥而不舍地奮力拉弓射鵠，他還特別能夠提攜後進，鼓勵創新，平等切磋，親切交流，拜讀《紅樓家世》，真有早春幽穀中忽見老梅盛開的感覺，這樣的老梅堪稱國寶，願樹長在，花常開！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沒有意義？我以為，如果單隻是就祖籍論祖籍，縱然寫出大部頭宏著，論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貫，打個比方，也就好比是拉個滿弓，顯示超人的氣力，屬於雜技性的表演罷了。周汝昌先生對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卻好比是立了明確的鵠的，滿弓拉起，飛箭出弦，直逼鵠心，這裏麵當然含有高超的技藝，但不僅僅是技藝的展現，更重要的
，是體現出一種執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紅樓家世》一書，副題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觀”，這副題把其滿弓所射的鵠的，清楚地告知了讀者。周先生射出的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鵠心？一共中了多少環？我以為很有幾箭射中了鵠心，總環數很不少，成績斐然。當然，大家可以各自評定，抒發己見。關鍵是，周先生以入八十五歲的高齡，滿弓射鵠誌銳尖，令人感佩，引人注目。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涉及各個“紅學”分支，而用力最多的，當屬“曹學”。在這個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證，甚至要窮搜細辨，於是有人遠遠一望，便大不以為然，指斥為“離開了《紅樓夢》文本”，“屬於煩瑣考證”。讀《紅樓夢》當然不能離開其文本，但《紅樓夢》的文本是中華古典文化的巔峰結晶，並且極其獨特，對其解讀不能圖省事，走捷徑，西方的古典、現代、後現代文論固然可以引為借鏡，如王國維借叔本華的理論來抒發自己讀《紅樓夢》的審美感受，頗能啟人，但終究還是給人附會之感；中國以往的文論，當然更可以用來作為解讀《紅樓夢》的工具，脂硯齋批書，就使用頻仍，但因為曹雪芹的筆力有超越他以前全部中國文化的性質，因此以這些工具來衡量，往往也力不從心；這就說明，要解讀《紅樓夢》，到頭來還是必須徹底弄清曹雪芹寫作這部偉著的時代背景，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風雲、社會變遷、文化習尚，這也就必須攻史，舉例來說，不通史，怎麽能讀懂“義忠親王老千歲”“壞了事”以及“雙懸日月照乾坤”這些文本字句的深刻內涵？而流傳下來的曆史記載，往往是“勝利者寫的”，比如雍正在與其十幾個兄弟爭鬥王位的鬥爭中終於勝出，那麽，他就要改寫甚至刪削康熙時的大量記載，乾隆雖是和平順利地繼承了王位，他本人甫上台也很注意實行皇族親睦的懷柔政策，但沒想到權力鬥爭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他再怎麽不願出事，也還是發生了“弘皙逆案”，乾隆果斷麻利地處理了這一政治危機，他勝利了，於是，他采取了銷毀相關記載的“留白”史筆，今人要弄清那時的真情實況——這對研究《紅樓夢》文本至關重要，曹雪芹家族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正是這個時期，《紅樓夢》中賈府的大悲劇展開的時代背景也正是此前此後——還曆史真麵目，“補白”，不搜集資料，作細致研究，那怎麽能有成果？這樣的“煩瑣”，是麵對鵠的，拉弓以射靶心的必要。
周先生的這部新著，不僅體現出他對曆史特別是清史的熟稔，還有對中華古典文化的飽學與融通，更凸顯現出了他治“曹學”的完整體係，就是把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放在氏族文化的大框架內來加以研究，何謂“詩禮簪纓之族”，曹雪芹祖上的文化積累如何承傳到了他的筆下，其明末清初的祖輩如何從南方遷播到北方，後來他祖上那一支又如何從豐潤遷往鐵嶺腰堡並在那裏被俘為奴，以至考出曹雪芹的生日是雍正二年的閏月四月二十六日……這些“曹學”文章絕不是些拉弓無鵠的花架子，而是整合為一把解讀《紅樓夢》的鑰匙。有人置疑這樣的研究是否以“曆史”取代了《紅樓夢》的“本事”，甚至認為這樣研究是不懂得小說屬於虛構的產物。周先生早在其第一部“紅學”著作《紅樓夢新證》中就明白寫出，“至於穿插拆借、點綴渲染，乃小說家之故常”，後來在其著作中又多次申解從生活素材到小說文本必經加工改造虛構渲染的討論前提。英國人研究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認為那是一部自傳性小說，並從狄更斯生平史料出發，解讀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如果我們不以為怪，為什麽一到研究《紅樓夢》時，指出其具有自傳性質，利用史料與小說文本互證細考，就如此的大驚小怪、不能容忍呢？周先生以氏族文化的框架為研究“曹學”的體係，在這本書裏滿弓射鵠，收獲極豐，如全書最後一篇2002年新作《青史紅樓一望中》，從史實上論證了“曹雪芹家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釘”，又以此為鑰匙，精確地解讀了《紅樓夢》第三回裏金匾“榮禧堂”和銀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的生活依據與深刻內涵，像這樣以鞭辟入裏的探究所奉獻出的鑰匙，對熱愛《紅樓夢》的讀者們來說，難道不是最好的學術禮物嗎？
“紅學”研究是一個公眾共享的話語空間，誰也不能壟斷。周先生在自序裏說：“錯謬不當，誠望指正——擺事實，講道理，舉反證，揭破綻，有利於大家共同勉勵求進。”周先生目前已經近乎目盲耳聾，又痛失老伴，仍以錚錚學術骨氣，鍥而不舍地奮力拉弓射鵠，他還特別能夠提攜後進，鼓勵創新，平等切磋，親切交流，拜讀《紅樓家世》，真有早春幽穀中忽見老梅盛開的感覺，這樣的老梅堪稱國寶，願樹長在，花常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