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安門大街上，來了一位給婚事幫廚的人。他為什麽不要茶壺？
地安門的十字路口，顯得過分寬闊。那是因為當年有座龐大的地安門，50年代初將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這樣。不知道為什麽，30年來，人們始終沒有在那寬闊的街心，開辟一個轉盤式的大花壇。人們淨忙著幹別的了。現在也還是這樣。天還沒有大亮，這裏已經熱鬧起來。當然不是那種公園或商場式的熱鬧，而是一種缺乏色彩的、嚴肅的熱鬧——人們急匆匆地趕著去上班。公共汽車、電車裏擠得滿滿當當。車站上既有循規蹈矩排隊候車的人，也有無視公德、幾乎站到快車道上、打算車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們。而構成總體氣氛的關鍵，還是那些騎自行車的人。多數騎自行車的人隻是被動地隨著車流前進，但總有少數屁股不怎麽沾車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過每一個能利用的車隙，驚心動魄地飛馳向前。
這天總算比平日景況稍鬆緩一點。因為是星期日，機關幹部和學生們退出了清晨的這股人潮。不過需要通過這個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貨、辦事的人還是不少。北麵高踞的鼓樓和南麵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著這裏，它們也許在沉思：為什麽這裏的生活既有驚人的變遷，也有似乎是單調的重複？
路喜純在自行車的車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勻蹬車，邊想心事邊隨車流向前。
這是個26歲的小夥子，從他的年齡來說，他或許要算胖子，但其實他的臉蛋、胳膊、胸脯都還是緊繃繃而富有彈性的，隻不過比一般的同齡人鼓脹而缺乏棱角罷了。他在崇文門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工作。那小飯館可以說是北京市最基層最不起眼、甚而會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視為最低級最不屑一顧的社會細胞。但“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其實整個北京城的陰晴風雨、喜怒悲樂，都能從那小小的飯館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響。
路喜純已然父母雙亡。常有人問及他的父母，他總是極簡單地回答。倘若有人多問幾句，他便仿佛不高興起來。他那故去的雙親，似乎有著某種神秘的色彩。
其實說起來也很平常。路喜純的父親生前是個蹬平板三輪車的運輸工人，母親一直是個家庭婦女。他父母收入雖然不多，對他這個獨生子卻保證著絕不低於一般富裕家庭的供應，因此，上小學時，那位戴眼鏡的班主任老師常以他為例，來教育全班同學：“新舊社會兩重天。要是在舊社會，路喜純還不得穿著破衣爛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兒去嗎？……”這位老師還曾到他家裏去，動員他父親到班上去憶苦思甜。那天路喜純父親正就著一頭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來總得喝上三兩白幹。出乎老師、也出乎路喜純意料，父親不但予以拒絕，還紫漲著臉，瞪著發紅的眼睛，說出了這樣蠻不講理的話：“甭拿咱們開心！甭跟我來這套！”母親趕緊來打圓場，說他那是發酒瘋，“甭搭理他！”老師掃興地走了，從此講話不再以路喜純為例。路喜純為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親便腦溢血去世了。
父親去世後，母親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原來，母親做挑花活不過是補助家用，這以後她每月幾乎要多領兩倍的活計，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點來鍾。通過她的努力，路喜純的生活水平一點沒有下降。但在路喜純的記憶之中，他母親絕不是文藝作品中慣常描寫的那種手持慈母線的賢良形象。她都快50歲了，每天起碼還要照十多次鏡子。她又很愛給自己拔痧，經常在額頭上、太陽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縫，使勁揪出排列整齊的紫紅印子來。他們難得吃肉，但母親頓頓飯後總要坐到屋門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時候母親還要同鄰居吵架，盡管這種時候不多，而且往往母親確實占了幾分理，但母親吵架時那種豁出去的勁頭，以及夾帶著的那些極難聽的髒話，事後總要讓路喜純偷偷地害上幾天臊。母親是1972年冬天查出來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純家住著院裏一間南屋。父母雙亡後，鄰居們原以為這間屋子很快便會變成無處下腳的雞窩，甚至會成為胡同裏小流氓們的聚會之所。誰想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僅僅16歲的路喜純卻在三天之內，使那間房子煥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開了證明，去信托商店賣掉了家裏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個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筆對他來說相當豐厚的現款。然後，他便重新粉刷了屋牆，用草根刷子刷淨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來。他在窗明幾淨的屋子裏，沉著地等待有關部門給他安排工作。當他手頭隻剩五塊多錢時，給了他通知，讓他去那家小飯館。
按某些人從旁推論，路喜純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謂“胡同串子”1，最易墮落而難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頗令人迷惑不解的行為外，他竟不但沒有墮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給過他強烈影響、給予他這樣去生活的啟示人，一共有兩個。一個是他中學時的老師嵇誌滿，一個是他們那個小飯館的何師傅。嵇老師並非什麽知名的優秀教師，何師傅在飲食行業中也並非突出的先進人物，但他們靈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東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純的靈魂之中。
先是為了盡可能不去上山下鄉，後是因為安排就業困難，路喜純所在的那個小飯館裏的年輕人，竟然大多是從後門安排進去的。這也許會讓那些對小飯館的前門也不屑一顧的人們啞然失笑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這座北京城裏的市民盡管共享著同一個空間和同一份時間，但人們所生活的層次畢竟有所不同。路喜純所在的這一層也許並非最底層，但即使在最底層裏，也會有許許多多同上麵那些層次相通的東西。因為是飲食基層店經理安排來的，因此便在同事們麵前趾高氣揚，這同因為是某個“大人物”的侄子而進了市府機關，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麽不同呢？路喜純到了飯館便想學掌勺炒菜，誰知那個差使至今輪不到他——因為那是紅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檔。在飯館這個天地裏，路喜純的來路和背景都還不足以使他獲得那個位置，於是乎一個總噘著嘴的比他“來路硬”的小夥子便占據了那個崗位——偏偏那小夥子滿心滿意想找個機會調到高一個層次的行業中去，他還不樂意學那個紅案呢；但飯館的小頭頭卻寧願要他學紅案而不要路喜純學。
路喜純為自己這樣的遭遇和身邊這樣的現實深深地痛苦過。他那痛苦的價值，比一位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的痛苦的價值低嗎？比一位有才華的作家的嘔心瀝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嗎？比一位高級幹部的正確的改革計劃遭到保守者抵製的痛苦低嗎？不見得吧。特別是當那個小夥子並不虛心聽取老師傅指教，漫不經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來顧客的抗議時，路喜純便格外痛苦，有時他會禁不住把饅頭機瀉下的饅頭，撿起來捏得濕麵滋出每一條指縫，然後再重重地把那團麵甩回到機器裏去……
前幾天路喜純還去學校找過嵇老師，向他傾訴過內心的痛苦。嵇老師是教數學的。路喜純在那所中學上學時，還是“四人幫”得勢的時期。從那時的數學課上學不到多少知識，但從課下的談話中，路喜純卻從嵇老師那裏獲得了不少實實在在的真理。嵇老師總是給他講曆史，特別是近代史。嵇老師所講的，往往都是曆史課上聽不到的。他記住了嵇老師一句幾乎是口頭禪的話：“你要有曆史的眼光！”
嵇老師一直住在學校一角的一間小屋中。不知為什麽他總沒有結婚。但路喜純每次去，卻幾乎又總會在嵇老師那淩亂的宿舍中發現一位女客，有的顯得很年輕，長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時髦；有的徐娘半老，穿著樸素，卻風韻猶存。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圓臉龐，鼓眼睛，說話嗓門挺大。瞧那做派，簡直跟嵇老師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純跟嵇老師說話的時候，她就坐在嵇老師床上，抽著一根煙，極隨便地翻閱著嵇老師的一本集郵冊，還不時發出像男人那樣粗嗄的笑聲。
路喜純傾訴了他的苦悶。嵇老師照例沒有什麽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裏的一個圓形塑料立體梳，慢慢梳理著日漸稀疏的頭發，待路喜純說完了，便從桌上取過一本書來，遞給路喜純，簡單地說：“你看看這個。”
那是一冊紙已發黃的《文史資料選編》，路喜純翻開，溜了一下目錄，有什麽溥佳的《清官回憶》、溥傑的《回憶醇親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官太監回憶錄》之類。看這些東西，能解決什麽問題呢？
“你看看這個。”嵇老師慢騰騰地對路喜純說，“你要有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沒有一刀切的時候，沒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滿的時候，問題是你怎麽看發展趨勢，怎麽跟殘留的舊東西抗爭……你以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後，成了民國，到處就都是民國景象了麽？舊事物的慣性是很強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儀被轟出紫禁城前後，北京的鍾樓還在鳴鍾報時呢！這還不算什麽，你知道嗎？鍾鼓樓‘定更’以後，街上還要出來‘手打梆子腚搖鈴’的人；‘腚搖鈴’就是腰上係個鈴鐺，他們是巡夜的；誰領著他們巡夜？還是由清朝九門提督衙門的巡街老爺們領著，前頭打著名叫‘氣死風’的燈籠，一路順街那麽走下去……那時候，“五四”運動已經過去5年，中國共產黨也已經成立3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罷工也已經發生過，但北京的街頭，居然還有這種景象……這本書還能告訴你更多的這種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驚訝地發現，溥佳的所謂《清官回憶》，寫的是1919年以後的事，也就是說，那許多醜惡的封建景象，在民國以後居然長時間“依然故我”；而溥傑關於醇親王府的回憶，更告訴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內部依舊保持著森嚴的等級製度；至於幾位老太監的回憶，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親為了讓兒子能進宮而使家庭狀況有所改變，竟親手為兒子血淋淋地“淨身”，然後將兒子賣給了專為宮裏提供太監的內務府官員。這事實本身已令人發指，發生的時代呢？已是民國以後！讀完了這些文史資料，掩卷深思，路喜純的心理狀態漸趨平衡——他何必對眼前的某些陰暗的東西那麽痛不欲生呢？時代的步伐既然邁進得這麽快，它所來不及清掃的舊時代積垢必然顯得更加觸目驚心，問題確實在於你要有曆史的眼光，冷靜、沉著地去對待這些東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飯館裏有那麽一個小頭頭，仍舊有著一雙為舊時代所汙染的勢利眼，這又有什麽稀奇呢？
這位勢利眼不讓路喜純上紅案，當紅案的何師傅卻偏偏把路喜純收為了私人徒弟，把他帶到家裏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麵菜，還教給了他幾樣“絕活”。何師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師傅，為讓兒子頂替，他提前兩年退休了，退休後為了補差，這才到了離他家不遠的這個小飯館。其實還有好幾家僅次於同和居的大飯館爭著請他去當教席，甚至答應給他很高的“補助”，他卻一一謝絕了。他說：“也該讓進小飯館的人吃到點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錢的燒豆腐，他也精心地製作，使那小飯館幾個月後便頗有點口碑，不過，那口碑的前半句是誇讚，後半句卻是“質量不穩定”五個字。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夥子。路喜純多麽想替他來為飯館掙個“質量穩定”的聲譽啊，但至今還不能如願……
路喜純常往何師傅家跑，翻著菜譜請教細節時，何師傅一般隻是咬著煙嘴，皺眉搖頭，難得進出一兩句指點的話來；可一旦路喜純帶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廚房裏擺弄起來時，何師傅就把煙嘴擱到一邊，眉飛色舞地一連串地支上嘴了……當一盤芙蓉雞片，或者一盤糟溜魚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現在白瓷盤中時，何師傅總讓路喜純給他同院的鄰居端去，他說：“咱們的玩意靈不靈，讓人家嚐了發話！”鄰居們驚喜之餘總要報之以答禮，或是一盤水果，或是一碟蜜餞。何師傅不讓路喜純謝絕，他主動接過來，拿出“二鍋頭”，坐下約路喜純就著水果、蜜餞喝上一盅，邊喝，邊指出他今天製作過程中還有哪些失誤。路喜純發現，菜譜上所寫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謬誤之處，何師傅的言傳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譜都要有價值……
“甭跟那起人置氣1，”何師傅常在喝一口酒後，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純說，“有你掌勺的時候……”
何師傅真是喜歡他這個徒弟。不過，路喜純有時候也確實讓人感到奇怪——頭些天他們飯館不知從哪兒弄來了20個大瓷壺，除了留下幾個在廚房裏裝醬油、醋以外，剩下的作為福利每人分上一個，別人都把壺收下了，惟獨路喜純不要。何師傅跟他說：“別嫌式樣老，用它晾涼白開，比那玻璃涼水瓶還實用，你就拿回去吧！”他還是不要；問他為個什麽，他又不說；別人硬把那壺塞到他懷裏，他不接，壺摔到地上碎成幾半；大夥都說可惜，他卻一聲不吭地轉身走開了。
除了這種偶然出現的令人費解的表現，路喜純總體來說是一個心地純正、力求上進的好青年。他渴望著何師傅所說的那樣一個時候早日到來，他將不僅要掌勺，還要掌握整個飯館，他要興利除弊，讓飯館徹底改變麵貌，使每一個進去的顧客都能一輩子忘不了它。
為此，他不放過每一次練功的機會。今天，他就是頂替何師傅，到鍾鼓樓那邊，去幫薛家操持婚宴的。聽說這家人備的料相當齊全，打下手的人也不會短缺，他將施展出自己的渾身解數，讓那家人及其親友吃得眉開眼笑！
地安門的十字路口，顯得過分寬闊。那是因為當年有座龐大的地安門，50年代初將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這樣。不知道為什麽，30年來，人們始終沒有在那寬闊的街心，開辟一個轉盤式的大花壇。人們淨忙著幹別的了。現在也還是這樣。天還沒有大亮，這裏已經熱鬧起來。當然不是那種公園或商場式的熱鬧，而是一種缺乏色彩的、嚴肅的熱鬧——人們急匆匆地趕著去上班。公共汽車、電車裏擠得滿滿當當。車站上既有循規蹈矩排隊候車的人，也有無視公德、幾乎站到快車道上、打算車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們。而構成總體氣氛的關鍵，還是那些騎自行車的人。多數騎自行車的人隻是被動地隨著車流前進，但總有少數屁股不怎麽沾車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過每一個能利用的車隙，驚心動魄地飛馳向前。
這天總算比平日景況稍鬆緩一點。因為是星期日，機關幹部和學生們退出了清晨的這股人潮。不過需要通過這個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貨、辦事的人還是不少。北麵高踞的鼓樓和南麵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著這裏，它們也許在沉思：為什麽這裏的生活既有驚人的變遷，也有似乎是單調的重複？
路喜純在自行車的車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勻蹬車，邊想心事邊隨車流向前。
這是個26歲的小夥子，從他的年齡來說，他或許要算胖子，但其實他的臉蛋、胳膊、胸脯都還是緊繃繃而富有彈性的，隻不過比一般的同齡人鼓脹而缺乏棱角罷了。他在崇文門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工作。那小飯館可以說是北京市最基層最不起眼、甚而會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視為最低級最不屑一顧的社會細胞。但“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其實整個北京城的陰晴風雨、喜怒悲樂，都能從那小小的飯館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響。
路喜純已然父母雙亡。常有人問及他的父母，他總是極簡單地回答。倘若有人多問幾句，他便仿佛不高興起來。他那故去的雙親，似乎有著某種神秘的色彩。
其實說起來也很平常。路喜純的父親生前是個蹬平板三輪車的運輸工人，母親一直是個家庭婦女。他父母收入雖然不多，對他這個獨生子卻保證著絕不低於一般富裕家庭的供應，因此，上小學時，那位戴眼鏡的班主任老師常以他為例，來教育全班同學：“新舊社會兩重天。要是在舊社會，路喜純還不得穿著破衣爛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兒去嗎？……”這位老師還曾到他家裏去，動員他父親到班上去憶苦思甜。那天路喜純父親正就著一頭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來總得喝上三兩白幹。出乎老師、也出乎路喜純意料，父親不但予以拒絕，還紫漲著臉，瞪著發紅的眼睛，說出了這樣蠻不講理的話：“甭拿咱們開心！甭跟我來這套！”母親趕緊來打圓場，說他那是發酒瘋，“甭搭理他！”老師掃興地走了，從此講話不再以路喜純為例。路喜純為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親便腦溢血去世了。
父親去世後，母親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原來，母親做挑花活不過是補助家用，這以後她每月幾乎要多領兩倍的活計，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點來鍾。通過她的努力，路喜純的生活水平一點沒有下降。但在路喜純的記憶之中，他母親絕不是文藝作品中慣常描寫的那種手持慈母線的賢良形象。她都快50歲了，每天起碼還要照十多次鏡子。她又很愛給自己拔痧，經常在額頭上、太陽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縫，使勁揪出排列整齊的紫紅印子來。他們難得吃肉，但母親頓頓飯後總要坐到屋門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時候母親還要同鄰居吵架，盡管這種時候不多，而且往往母親確實占了幾分理，但母親吵架時那種豁出去的勁頭，以及夾帶著的那些極難聽的髒話，事後總要讓路喜純偷偷地害上幾天臊。母親是1972年冬天查出來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純家住著院裏一間南屋。父母雙亡後，鄰居們原以為這間屋子很快便會變成無處下腳的雞窩，甚至會成為胡同裏小流氓們的聚會之所。誰想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僅僅16歲的路喜純卻在三天之內，使那間房子煥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開了證明，去信托商店賣掉了家裏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個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筆對他來說相當豐厚的現款。然後，他便重新粉刷了屋牆，用草根刷子刷淨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來。他在窗明幾淨的屋子裏，沉著地等待有關部門給他安排工作。當他手頭隻剩五塊多錢時，給了他通知，讓他去那家小飯館。
按某些人從旁推論，路喜純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謂“胡同串子”1，最易墮落而難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頗令人迷惑不解的行為外，他竟不但沒有墮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給過他強烈影響、給予他這樣去生活的啟示人，一共有兩個。一個是他中學時的老師嵇誌滿，一個是他們那個小飯館的何師傅。嵇老師並非什麽知名的優秀教師，何師傅在飲食行業中也並非突出的先進人物，但他們靈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東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純的靈魂之中。
先是為了盡可能不去上山下鄉，後是因為安排就業困難，路喜純所在的那個小飯館裏的年輕人，竟然大多是從後門安排進去的。這也許會讓那些對小飯館的前門也不屑一顧的人們啞然失笑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這座北京城裏的市民盡管共享著同一個空間和同一份時間，但人們所生活的層次畢竟有所不同。路喜純所在的這一層也許並非最底層，但即使在最底層裏，也會有許許多多同上麵那些層次相通的東西。因為是飲食基層店經理安排來的，因此便在同事們麵前趾高氣揚，這同因為是某個“大人物”的侄子而進了市府機關，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麽不同呢？路喜純到了飯館便想學掌勺炒菜，誰知那個差使至今輪不到他——因為那是紅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檔。在飯館這個天地裏，路喜純的來路和背景都還不足以使他獲得那個位置，於是乎一個總噘著嘴的比他“來路硬”的小夥子便占據了那個崗位——偏偏那小夥子滿心滿意想找個機會調到高一個層次的行業中去，他還不樂意學那個紅案呢；但飯館的小頭頭卻寧願要他學紅案而不要路喜純學。
路喜純為自己這樣的遭遇和身邊這樣的現實深深地痛苦過。他那痛苦的價值，比一位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的痛苦的價值低嗎？比一位有才華的作家的嘔心瀝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嗎？比一位高級幹部的正確的改革計劃遭到保守者抵製的痛苦低嗎？不見得吧。特別是當那個小夥子並不虛心聽取老師傅指教，漫不經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來顧客的抗議時，路喜純便格外痛苦，有時他會禁不住把饅頭機瀉下的饅頭，撿起來捏得濕麵滋出每一條指縫，然後再重重地把那團麵甩回到機器裏去……
前幾天路喜純還去學校找過嵇老師，向他傾訴過內心的痛苦。嵇老師是教數學的。路喜純在那所中學上學時，還是“四人幫”得勢的時期。從那時的數學課上學不到多少知識，但從課下的談話中，路喜純卻從嵇老師那裏獲得了不少實實在在的真理。嵇老師總是給他講曆史，特別是近代史。嵇老師所講的，往往都是曆史課上聽不到的。他記住了嵇老師一句幾乎是口頭禪的話：“你要有曆史的眼光！”
嵇老師一直住在學校一角的一間小屋中。不知為什麽他總沒有結婚。但路喜純每次去，卻幾乎又總會在嵇老師那淩亂的宿舍中發現一位女客，有的顯得很年輕，長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時髦；有的徐娘半老，穿著樸素，卻風韻猶存。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圓臉龐，鼓眼睛，說話嗓門挺大。瞧那做派，簡直跟嵇老師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純跟嵇老師說話的時候，她就坐在嵇老師床上，抽著一根煙，極隨便地翻閱著嵇老師的一本集郵冊，還不時發出像男人那樣粗嗄的笑聲。
路喜純傾訴了他的苦悶。嵇老師照例沒有什麽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裏的一個圓形塑料立體梳，慢慢梳理著日漸稀疏的頭發，待路喜純說完了，便從桌上取過一本書來，遞給路喜純，簡單地說：“你看看這個。”
那是一冊紙已發黃的《文史資料選編》，路喜純翻開，溜了一下目錄，有什麽溥佳的《清官回憶》、溥傑的《回憶醇親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官太監回憶錄》之類。看這些東西，能解決什麽問題呢？
“你看看這個。”嵇老師慢騰騰地對路喜純說，“你要有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沒有一刀切的時候，沒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滿的時候，問題是你怎麽看發展趨勢，怎麽跟殘留的舊東西抗爭……你以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後，成了民國，到處就都是民國景象了麽？舊事物的慣性是很強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儀被轟出紫禁城前後，北京的鍾樓還在鳴鍾報時呢！這還不算什麽，你知道嗎？鍾鼓樓‘定更’以後，街上還要出來‘手打梆子腚搖鈴’的人；‘腚搖鈴’就是腰上係個鈴鐺，他們是巡夜的；誰領著他們巡夜？還是由清朝九門提督衙門的巡街老爺們領著，前頭打著名叫‘氣死風’的燈籠，一路順街那麽走下去……那時候，“五四”運動已經過去5年，中國共產黨也已經成立3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罷工也已經發生過，但北京的街頭，居然還有這種景象……這本書還能告訴你更多的這種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驚訝地發現，溥佳的所謂《清官回憶》，寫的是1919年以後的事，也就是說，那許多醜惡的封建景象，在民國以後居然長時間“依然故我”；而溥傑關於醇親王府的回憶，更告訴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內部依舊保持著森嚴的等級製度；至於幾位老太監的回憶，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親為了讓兒子能進宮而使家庭狀況有所改變，竟親手為兒子血淋淋地“淨身”，然後將兒子賣給了專為宮裏提供太監的內務府官員。這事實本身已令人發指，發生的時代呢？已是民國以後！讀完了這些文史資料，掩卷深思，路喜純的心理狀態漸趨平衡——他何必對眼前的某些陰暗的東西那麽痛不欲生呢？時代的步伐既然邁進得這麽快，它所來不及清掃的舊時代積垢必然顯得更加觸目驚心，問題確實在於你要有曆史的眼光，冷靜、沉著地去對待這些東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飯館裏有那麽一個小頭頭，仍舊有著一雙為舊時代所汙染的勢利眼，這又有什麽稀奇呢？
這位勢利眼不讓路喜純上紅案，當紅案的何師傅卻偏偏把路喜純收為了私人徒弟，把他帶到家裏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麵菜，還教給了他幾樣“絕活”。何師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師傅，為讓兒子頂替，他提前兩年退休了，退休後為了補差，這才到了離他家不遠的這個小飯館。其實還有好幾家僅次於同和居的大飯館爭著請他去當教席，甚至答應給他很高的“補助”，他卻一一謝絕了。他說：“也該讓進小飯館的人吃到點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錢的燒豆腐，他也精心地製作，使那小飯館幾個月後便頗有點口碑，不過，那口碑的前半句是誇讚，後半句卻是“質量不穩定”五個字。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夥子。路喜純多麽想替他來為飯館掙個“質量穩定”的聲譽啊，但至今還不能如願……
路喜純常往何師傅家跑，翻著菜譜請教細節時，何師傅一般隻是咬著煙嘴，皺眉搖頭，難得進出一兩句指點的話來；可一旦路喜純帶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廚房裏擺弄起來時，何師傅就把煙嘴擱到一邊，眉飛色舞地一連串地支上嘴了……當一盤芙蓉雞片，或者一盤糟溜魚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現在白瓷盤中時，何師傅總讓路喜純給他同院的鄰居端去，他說：“咱們的玩意靈不靈，讓人家嚐了發話！”鄰居們驚喜之餘總要報之以答禮，或是一盤水果，或是一碟蜜餞。何師傅不讓路喜純謝絕，他主動接過來，拿出“二鍋頭”，坐下約路喜純就著水果、蜜餞喝上一盅，邊喝，邊指出他今天製作過程中還有哪些失誤。路喜純發現，菜譜上所寫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謬誤之處，何師傅的言傳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譜都要有價值……
“甭跟那起人置氣1，”何師傅常在喝一口酒後，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純說，“有你掌勺的時候……”
何師傅真是喜歡他這個徒弟。不過，路喜純有時候也確實讓人感到奇怪——頭些天他們飯館不知從哪兒弄來了20個大瓷壺，除了留下幾個在廚房裏裝醬油、醋以外，剩下的作為福利每人分上一個，別人都把壺收下了，惟獨路喜純不要。何師傅跟他說：“別嫌式樣老，用它晾涼白開，比那玻璃涼水瓶還實用，你就拿回去吧！”他還是不要；問他為個什麽，他又不說；別人硬把那壺塞到他懷裏，他不接，壺摔到地上碎成幾半；大夥都說可惜，他卻一聲不吭地轉身走開了。
除了這種偶然出現的令人費解的表現，路喜純總體來說是一個心地純正、力求上進的好青年。他渴望著何師傅所說的那樣一個時候早日到來，他將不僅要掌勺，還要掌握整個飯館，他要興利除弊，讓飯館徹底改變麵貌，使每一個進去的顧客都能一輩子忘不了它。
為此，他不放過每一次練功的機會。今天，他就是頂替何師傅，到鍾鼓樓那邊，去幫薛家操持婚宴的。聽說這家人備的料相當齊全，打下手的人也不會短缺，他將施展出自己的渾身解數，讓那家人及其親友吃得眉開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