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令人厭煩的熱心人。
“喲，你們這味兒可不對呀！”
隨著聲音，一個人走進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純正在弄涼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聽這話音，心裏頭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頭也不回，一邊使勁用鍋鏟翻米，一邊敷衍地招呼著：“他詹姨起來啦？”
被叫做“他詹姨”的，是一位48歲的婦女，名叫詹麗穎，住在這個四合院裏院的兩間東屋裏，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對屋。她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過那麽多不公正的打擊，乃至於一般人難以忍受的懲罰——可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同情她的人總是不多。為什麽呢？……
按說人家薛家辦喜事，薛大娘又是個相當講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邊去，頭一句話無論如何不該是“你們這味兒可不對”，可詹麗穎想不到這一點。她絕對是善意的，並且，願意以一切方式來幫忙操弄，可她就那麽個做派——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個懶覺，剛剛起床，洗了臉，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頭。也許因為心情特別好的緣故吧，她的嗅覺似乎比任何時候都靈敏——聞出對過的炒米似乎散發出了焦糊的氣味，便立即跑過去，仍舊用梳子梳著頭，甩著嗓門建議說：“快往裏頭灑點醋！快呀！”
正拌涼菜的路喜純，瞟了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過他搞不清薛家同這位詹姨的關係，所以，一時便沒有張嘴發話。
薛大娘被詹麗穎的幾嗓子弄得慌了手腳。詹麗穎光咋呼還不算，還把頭直伸到鍋上來嗅，一邊嗅還一邊繼續梳她的頭發，薛大娘厭惡得恨不能用鍋鏟敲她兩下——她那頭屑不知掉進了鍋裏多少，有這麽管閑事的嗎？
詹麗穎卻一點沒有覺察出別人對她的厭惡——她一生就吃虧在總不能及時體察出這一點，而及時抑製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頭發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開瓶蓋就要往鍋裏倒醋。
“別倒別倒，”路喜純不得不站過來幹預了，他從詹麗穎手裏奪過醋瓶子，解釋說，“倒醋可解不了這味兒。等一會兒進鍋蒸的時候，拌一點兒辣椒末、灑一點兒酒，味兒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為把醋瓶子這麽一奪，對方非生氣不可，誰知那詹姨跟他臉對臉以後，卻忽然瞪圓眼睛，嘻開嘴巴，滿麵笑容地驚呼起來：“咦，你不是嵇誌滿教過的那個學生嗎？”
路喜純倒給她弄得一愣。冷靜地一想，對了，在嵇老師宿舍裏，見過這位婦女。原來她也住在這個院裏。嵇老師那麽個穩穩當當的人，怎麽會有這麽個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況還是個女的！
薛大娘見詹姨同這位請來掌勺的小師傅拉上了近乎，心裏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著鍋邊，提醒著詹麗穎不要礙別人的事。詹麗穎卻渾然不覺，甩著嗓門同路喜純問答了幾句以後，才仿佛忽然想起什麽來似的，徑自跑回自家屋裏去了。
“你們怎麽認識的？”詹麗穎那邊合上了門，薛大娘便問路喜純。
“咳，就見過一回。您這街坊可真夠各1的！”路喜純可不覺得認識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麽說呢？真不招人喜歡，”薛大娘忍不住壓低聲音對路喜純說，“她當過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當中，盡管新政策幾乎已經給當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還是覺得戴過“右派”帽子是樁丟人的事。路喜純卻一聽“她當過右派”，反而對這位詹姨生出了幾分敬重。近年來的小說、電影、電視劇等文藝作品當中所出現的“右派”形象，幾乎都是些品質高尚、才學超群的人物，因此給了路喜純這一茬人這樣的感受——戴過“右派”帽子，實在是一樁光榮的事。這位詹姨，別看咋咋呼呼的，說不定倒是個女中豪傑呢！難怪嵇老師肯同她交朋友……
詹麗穎的確當過“右派”。她究竟是怎麽個情況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間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時刻企盼著台灣的蔣介石“反攻大陸”嗎？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同“走資派”勾結在一起，對抗過“革命造反派”對“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衝擊嗎？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躲在陰暗的角落裏，操縱著名為“革命造反派”實為“四人幫”的爪牙們，向被誣為“走資派”而實際上是革命的老幹部奪權嗎？要不，就像近年來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為捍衛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擊，但在人民群眾的關懷和支持下經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難，終於使那顆忠於革命、摯愛祖國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認和景仰嗎？
她全然不是那麽個情況。
“反右”期間，她已從大學畢業，分到了設計院當技術員。她的專業水平在設計院中至少屬於中上之列，工作態度總的來說也無可挑剔，然而她這人的性格實在不討人喜歡。
她啞嗓子、大嗓門，說話驚驚咋咋。這倒罷了，頭一條她最愛誇張，什麽事情經她嘴裏一說，不誇張十倍以上絕不罷休。比如她就曾經在設計院的工休時間甩著嗓門大聲宣布：“嘿，知道嗎？黨委辦公室新來了個副主任，是位部長夫人，個子那個矮啊——真叫‘三寸丁穀樹皮’，北京土話叫‘地出溜’……”即使真是這樣，她這種談吐也是不禮貌的表現，更何況當人們都看到這位副主任以後，發現人家隻不過是個子稍矮而已，體態還是自成比例的，並且也並非部長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長的夫人。你想當同誌們再聽詹麗穎報道類似消息時，能不懷疑嗎？當他們耳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詹麗穎的這種聒噪時，能不厭煩嗎？
再一條她不懂得理解別人、體貼別人。固然她從未有意去傷害過別人，但她說出的話，總在無意之間讓別人難以忍受。她會沒心沒肺地對一位為自己發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聲地宣布：“喲，你又長膘啦？你愛人淨弄什麽好的給你吃，把你揣得這麽肥啊？”這還不算什麽，人家剛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卻把這檔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電影，還是部外國喜劇片，人家說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著人家肩膀說：“裝什麽假正經喲！誰不想開開心，樂一樂？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隻好跟她撂下臉來；她恍然以後，也並不道歉，隻是歪歪嘴，便又纏另一位去了。在這類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連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條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來，不僅跟爭吵的對象鬧個天翻地覆，去從中勸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邊維護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認，有時反而把那本是向著她的人，激怒得成為了她最主要的爭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飯，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員爭吵了起來。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裏有條青蟲，嚴詞批評了食堂，要求給她另盛別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員隻把她碗中的青蟲挑出去完事，強詞奪理地為食堂辯護——這時那位曾被她譏為“三寸丁穀樹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隊排在她後麵，為了支持她對食堂的批評，便站攏售菜的窗口，對那位炊事員說：“小詹的批評雖然態度急躁了一點，可你們食堂的工作確實——”話沒說完，反倒被詹麗穎氣呼呼地截斷了：“我態度急躁？我倒犯錯誤了？我就該心平氣和地把那條蟲子吞進肚子去嗎？他們熬出一鍋蟲子你們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條蟲子要盛在你碗裏，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開始還耐心地對她說：“小詹同誌，你冷靜一點嘛。你對食堂的批評，我是支持的嘛……”可詹麗穎居然又截斷了她的話，又氣勢洶洶地發泄了一通火氣，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臉紅氣粗起來：“詹麗穎同誌，我們飯後再談好不好？後麵的同誌還等著打菜呢！”詹麗穎竟把搪瓷碗裏的菜往地上一潑，氣衝衝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觀者們對她是怎麽個印象，她連想也沒想。
“反右”運動起來了。她難免有些按當時的標準衡量算是錯誤的言論，這些言論屬於可劃“右派”可不劃“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屬於“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據她出身並不算壞和她工作中表現尚屬努力，撤下一個砝碼，她便偏到了“不劃”一邊，但最後卻因為她上述的性格弱點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惡感，反給她加上了一個砝碼，於是她便偏到了“應劃”一邊。當在設計室召開了她的批判會，並宣布她為“右派分子”時，她才頭一回失去了大嗓門和任性的勁頭，變得像個石頭人一般。劃“右”以後她當了一段時間的曬圖員，後來便被送往農村勞動改造。臨去農村的時候，那位辦公室副主任找她個別談話。她問：“我該怎麽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該改造什麽呢？”副主任見她眼裏噙著淚水，動了惻隱之心，見屋裏沒有別人，便誠懇地對她說：“你怕主要是個修養問題。你太缺乏修養了。你吃的就是這個虧。”說完，便打開辦公桌抽屜，拿出一本劉少奇同誌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遞給了她。她惶恐地接了過來，心想，我是反動派了，人家還讓我看共產黨員該怎麽修養，以前真不該對人家那樣……心裏一感動，她便放開嗓子痛哭起來，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嚇壞了，忙過去把辦公室門打開，好讓從走廊上路過的人看見和聽見自己是怎樣在同詹麗穎談話；當詹麗穎放縱完自己的感情，聽到那副主任已經變換了誠懇的勸諭口氣，而是冷冰冰地在訓斥自己時，不由得納悶，剛才不是還那樣嗎？怎麽……
詹麗穎從此經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幹過最粗笨的活，忍受過最粗鄙的侮辱，被人們當麵無數次地訓斥批判，也被人們背後無數次地戳脊梁骨；她寫過鋪開來大概能繞北京城一周的該寫和不該寫、真誠和半真誠乃至虛偽的檢查；她對社會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於正確和更趨向於深刻的認識，然而她的性格卻變化不大——這真是一件萬分遺憾的事。後來接收她的各個單位，隻要求她改造思想，而並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後來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沒有遇上過像那位矮個子的辦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現在回想起來，惟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麽虧。
更糟糕的是，倘若說過去的境遇多少總能使她對自己的性格弱點無形中有所抑製，那麽，四年前她那“右派”問題的徹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點更加放縱地顯現出來。正像當年在設計院定她成為“右派”時，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樣，當她因落實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設計院時，也很少有人對她表現出撫慰和親近。那惟一的一位比較能理解她和幫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曆程中，再獲得那樣的一位上級或同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對於人來說，最難以改造的確實莫過於性格。對於描寫一個人來說，最難以表現充分的也莫過於性格。誰的性格隻有一種成分，呈現出的隻是一種狀態呢？詹麗穎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黴，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與沒心沒肺並存的豪爽，與出語粗俗並存的能夠吃苦耐勞，與任性縱情並存的不記仇不報複，與咋咋呼呼並存的樂於助人……卻也使得她獲得了愛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後，經人介紹，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術員結婚了。那位技術員也是個“摘帽右派”。他們每年隻能相聚一個月左右，因此雙方來不及細察對方性格上的弱點，而隻從對方表現出來的性格優勢上獲得一種甜蜜的滿足。現在他們都被評為工程師，並有了結束兩地分居狀態的最大可能。詹麗穎聽說北京市中學缺少外語師資，外地可勝任中學外語教學任務的大學畢業生，最容易調入北京，因此積極地展開了活動，去找當年大學同學嵇誌滿，也正是為了驗證這方麵的消息。
找嵇誌滿，本是為了解決她自己的問題，可是談話之間，知道嵇誌滿這麽多年竟然還沒結婚，她又突然勃發出一種熱情，不管人家嵇誌滿是怎麽個想法，積極地為嵇誌滿介紹起對象來。
詹麗穎就是這麽個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歡迎的方式去熱情地幫助別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興衝衝地跑回自己家，找出來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興衝衝地跑到薛家權作廚房的苫棚中，一把奪過薛大娘手裏的擀麵杖——其時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將自己帶去的炒米粉口袋撕開，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聲地笑著說：“甭費那份力氣啦！瞧我這個，多黃多香！這是我們那口子秋天探親時候，帶回來的，夠你們蒸一大鍋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來惹人討厭，但當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湊攏鼻際嗅了嗅以後，卻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細，連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現成的賣，早知如此，又何必現炒生米呢？
薛大娘臉上有了笑容，對詹麗穎說：“你們那口子大老遠帶來的，不容易，你自己留著用吧……”詹麗穎滿臉真誠、渾身熱情，連連說：“哪的話，哪的話，我讓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給我捎來嗎？今天是紀躍的好日子，我貢獻點這個算得了什麽呀？還有什麽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別客氣，您發話就是！”
薛大娘愛聽這樣的話，她臉上的笑紋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給路喜純看，問：“就使她這個吧？”路喜純看了，點點頭說：“使上吧。您炒的那些個也使上，不用擀碎了，合弄到一塊使，多蒸會兒就是。”
正在這時，薛大娘聽見一聲喚：“媽！”她朝苫棚外一看，原來是兒媳婦孟昭英牽著孫女小蓮蓬來了。
“喲，你們這味兒可不對呀！”
隨著聲音，一個人走進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純正在弄涼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聽這話音，心裏頭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頭也不回，一邊使勁用鍋鏟翻米，一邊敷衍地招呼著：“他詹姨起來啦？”
被叫做“他詹姨”的，是一位48歲的婦女，名叫詹麗穎，住在這個四合院裏院的兩間東屋裏，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對屋。她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過那麽多不公正的打擊，乃至於一般人難以忍受的懲罰——可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同情她的人總是不多。為什麽呢？……
按說人家薛家辦喜事，薛大娘又是個相當講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邊去，頭一句話無論如何不該是“你們這味兒可不對”，可詹麗穎想不到這一點。她絕對是善意的，並且，願意以一切方式來幫忙操弄，可她就那麽個做派——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個懶覺，剛剛起床，洗了臉，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頭。也許因為心情特別好的緣故吧，她的嗅覺似乎比任何時候都靈敏——聞出對過的炒米似乎散發出了焦糊的氣味，便立即跑過去，仍舊用梳子梳著頭，甩著嗓門建議說：“快往裏頭灑點醋！快呀！”
正拌涼菜的路喜純，瞟了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過他搞不清薛家同這位詹姨的關係，所以，一時便沒有張嘴發話。
薛大娘被詹麗穎的幾嗓子弄得慌了手腳。詹麗穎光咋呼還不算，還把頭直伸到鍋上來嗅，一邊嗅還一邊繼續梳她的頭發，薛大娘厭惡得恨不能用鍋鏟敲她兩下——她那頭屑不知掉進了鍋裏多少，有這麽管閑事的嗎？
詹麗穎卻一點沒有覺察出別人對她的厭惡——她一生就吃虧在總不能及時體察出這一點，而及時抑製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頭發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開瓶蓋就要往鍋裏倒醋。
“別倒別倒，”路喜純不得不站過來幹預了，他從詹麗穎手裏奪過醋瓶子，解釋說，“倒醋可解不了這味兒。等一會兒進鍋蒸的時候，拌一點兒辣椒末、灑一點兒酒，味兒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為把醋瓶子這麽一奪，對方非生氣不可，誰知那詹姨跟他臉對臉以後，卻忽然瞪圓眼睛，嘻開嘴巴，滿麵笑容地驚呼起來：“咦，你不是嵇誌滿教過的那個學生嗎？”
路喜純倒給她弄得一愣。冷靜地一想，對了，在嵇老師宿舍裏，見過這位婦女。原來她也住在這個院裏。嵇老師那麽個穩穩當當的人，怎麽會有這麽個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況還是個女的！
薛大娘見詹姨同這位請來掌勺的小師傅拉上了近乎，心裏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著鍋邊，提醒著詹麗穎不要礙別人的事。詹麗穎卻渾然不覺，甩著嗓門同路喜純問答了幾句以後，才仿佛忽然想起什麽來似的，徑自跑回自家屋裏去了。
“你們怎麽認識的？”詹麗穎那邊合上了門，薛大娘便問路喜純。
“咳，就見過一回。您這街坊可真夠各1的！”路喜純可不覺得認識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麽說呢？真不招人喜歡，”薛大娘忍不住壓低聲音對路喜純說，“她當過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當中，盡管新政策幾乎已經給當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還是覺得戴過“右派”帽子是樁丟人的事。路喜純卻一聽“她當過右派”，反而對這位詹姨生出了幾分敬重。近年來的小說、電影、電視劇等文藝作品當中所出現的“右派”形象，幾乎都是些品質高尚、才學超群的人物，因此給了路喜純這一茬人這樣的感受——戴過“右派”帽子，實在是一樁光榮的事。這位詹姨，別看咋咋呼呼的，說不定倒是個女中豪傑呢！難怪嵇老師肯同她交朋友……
詹麗穎的確當過“右派”。她究竟是怎麽個情況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間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時刻企盼著台灣的蔣介石“反攻大陸”嗎？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同“走資派”勾結在一起，對抗過“革命造反派”對“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衝擊嗎？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躲在陰暗的角落裏，操縱著名為“革命造反派”實為“四人幫”的爪牙們，向被誣為“走資派”而實際上是革命的老幹部奪權嗎？要不，就像近年來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為捍衛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擊，但在人民群眾的關懷和支持下經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難，終於使那顆忠於革命、摯愛祖國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認和景仰嗎？
她全然不是那麽個情況。
“反右”期間，她已從大學畢業，分到了設計院當技術員。她的專業水平在設計院中至少屬於中上之列，工作態度總的來說也無可挑剔，然而她這人的性格實在不討人喜歡。
她啞嗓子、大嗓門，說話驚驚咋咋。這倒罷了，頭一條她最愛誇張，什麽事情經她嘴裏一說，不誇張十倍以上絕不罷休。比如她就曾經在設計院的工休時間甩著嗓門大聲宣布：“嘿，知道嗎？黨委辦公室新來了個副主任，是位部長夫人，個子那個矮啊——真叫‘三寸丁穀樹皮’，北京土話叫‘地出溜’……”即使真是這樣，她這種談吐也是不禮貌的表現，更何況當人們都看到這位副主任以後，發現人家隻不過是個子稍矮而已，體態還是自成比例的，並且也並非部長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長的夫人。你想當同誌們再聽詹麗穎報道類似消息時，能不懷疑嗎？當他們耳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詹麗穎的這種聒噪時，能不厭煩嗎？
再一條她不懂得理解別人、體貼別人。固然她從未有意去傷害過別人，但她說出的話，總在無意之間讓別人難以忍受。她會沒心沒肺地對一位為自己發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聲地宣布：“喲，你又長膘啦？你愛人淨弄什麽好的給你吃，把你揣得這麽肥啊？”這還不算什麽，人家剛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卻把這檔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電影，還是部外國喜劇片，人家說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著人家肩膀說：“裝什麽假正經喲！誰不想開開心，樂一樂？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隻好跟她撂下臉來；她恍然以後，也並不道歉，隻是歪歪嘴，便又纏另一位去了。在這類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連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條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來，不僅跟爭吵的對象鬧個天翻地覆，去從中勸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邊維護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認，有時反而把那本是向著她的人，激怒得成為了她最主要的爭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飯，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員爭吵了起來。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裏有條青蟲，嚴詞批評了食堂，要求給她另盛別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員隻把她碗中的青蟲挑出去完事，強詞奪理地為食堂辯護——這時那位曾被她譏為“三寸丁穀樹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隊排在她後麵，為了支持她對食堂的批評，便站攏售菜的窗口，對那位炊事員說：“小詹的批評雖然態度急躁了一點，可你們食堂的工作確實——”話沒說完，反倒被詹麗穎氣呼呼地截斷了：“我態度急躁？我倒犯錯誤了？我就該心平氣和地把那條蟲子吞進肚子去嗎？他們熬出一鍋蟲子你們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條蟲子要盛在你碗裏，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開始還耐心地對她說：“小詹同誌，你冷靜一點嘛。你對食堂的批評，我是支持的嘛……”可詹麗穎居然又截斷了她的話，又氣勢洶洶地發泄了一通火氣，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臉紅氣粗起來：“詹麗穎同誌，我們飯後再談好不好？後麵的同誌還等著打菜呢！”詹麗穎竟把搪瓷碗裏的菜往地上一潑，氣衝衝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觀者們對她是怎麽個印象，她連想也沒想。
“反右”運動起來了。她難免有些按當時的標準衡量算是錯誤的言論，這些言論屬於可劃“右派”可不劃“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屬於“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據她出身並不算壞和她工作中表現尚屬努力，撤下一個砝碼，她便偏到了“不劃”一邊，但最後卻因為她上述的性格弱點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惡感，反給她加上了一個砝碼，於是她便偏到了“應劃”一邊。當在設計室召開了她的批判會，並宣布她為“右派分子”時，她才頭一回失去了大嗓門和任性的勁頭，變得像個石頭人一般。劃“右”以後她當了一段時間的曬圖員，後來便被送往農村勞動改造。臨去農村的時候，那位辦公室副主任找她個別談話。她問：“我該怎麽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該改造什麽呢？”副主任見她眼裏噙著淚水，動了惻隱之心，見屋裏沒有別人，便誠懇地對她說：“你怕主要是個修養問題。你太缺乏修養了。你吃的就是這個虧。”說完，便打開辦公桌抽屜，拿出一本劉少奇同誌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遞給了她。她惶恐地接了過來，心想，我是反動派了，人家還讓我看共產黨員該怎麽修養，以前真不該對人家那樣……心裏一感動，她便放開嗓子痛哭起來，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嚇壞了，忙過去把辦公室門打開，好讓從走廊上路過的人看見和聽見自己是怎樣在同詹麗穎談話；當詹麗穎放縱完自己的感情，聽到那副主任已經變換了誠懇的勸諭口氣，而是冷冰冰地在訓斥自己時，不由得納悶，剛才不是還那樣嗎？怎麽……
詹麗穎從此經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幹過最粗笨的活，忍受過最粗鄙的侮辱，被人們當麵無數次地訓斥批判，也被人們背後無數次地戳脊梁骨；她寫過鋪開來大概能繞北京城一周的該寫和不該寫、真誠和半真誠乃至虛偽的檢查；她對社會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於正確和更趨向於深刻的認識，然而她的性格卻變化不大——這真是一件萬分遺憾的事。後來接收她的各個單位，隻要求她改造思想，而並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後來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沒有遇上過像那位矮個子的辦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現在回想起來，惟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麽虧。
更糟糕的是，倘若說過去的境遇多少總能使她對自己的性格弱點無形中有所抑製，那麽，四年前她那“右派”問題的徹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點更加放縱地顯現出來。正像當年在設計院定她成為“右派”時，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樣，當她因落實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設計院時，也很少有人對她表現出撫慰和親近。那惟一的一位比較能理解她和幫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曆程中，再獲得那樣的一位上級或同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對於人來說，最難以改造的確實莫過於性格。對於描寫一個人來說，最難以表現充分的也莫過於性格。誰的性格隻有一種成分，呈現出的隻是一種狀態呢？詹麗穎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黴，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與沒心沒肺並存的豪爽，與出語粗俗並存的能夠吃苦耐勞，與任性縱情並存的不記仇不報複，與咋咋呼呼並存的樂於助人……卻也使得她獲得了愛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後，經人介紹，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術員結婚了。那位技術員也是個“摘帽右派”。他們每年隻能相聚一個月左右，因此雙方來不及細察對方性格上的弱點，而隻從對方表現出來的性格優勢上獲得一種甜蜜的滿足。現在他們都被評為工程師，並有了結束兩地分居狀態的最大可能。詹麗穎聽說北京市中學缺少外語師資，外地可勝任中學外語教學任務的大學畢業生，最容易調入北京，因此積極地展開了活動，去找當年大學同學嵇誌滿，也正是為了驗證這方麵的消息。
找嵇誌滿，本是為了解決她自己的問題，可是談話之間，知道嵇誌滿這麽多年竟然還沒結婚，她又突然勃發出一種熱情，不管人家嵇誌滿是怎麽個想法，積極地為嵇誌滿介紹起對象來。
詹麗穎就是這麽個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歡迎的方式去熱情地幫助別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興衝衝地跑回自己家，找出來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興衝衝地跑到薛家權作廚房的苫棚中，一把奪過薛大娘手裏的擀麵杖——其時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將自己帶去的炒米粉口袋撕開，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聲地笑著說：“甭費那份力氣啦！瞧我這個，多黃多香！這是我們那口子秋天探親時候，帶回來的，夠你們蒸一大鍋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來惹人討厭，但當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湊攏鼻際嗅了嗅以後，卻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細，連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現成的賣，早知如此，又何必現炒生米呢？
薛大娘臉上有了笑容，對詹麗穎說：“你們那口子大老遠帶來的，不容易，你自己留著用吧……”詹麗穎滿臉真誠、渾身熱情，連連說：“哪的話，哪的話，我讓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給我捎來嗎？今天是紀躍的好日子，我貢獻點這個算得了什麽呀？還有什麽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別客氣，您發話就是！”
薛大娘愛聽這樣的話，她臉上的笑紋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給路喜純看，問：“就使她這個吧？”路喜純看了，點點頭說：“使上吧。您炒的那些個也使上，不用擀碎了，合弄到一塊使，多蒸會兒就是。”
正在這時，薛大娘聽見一聲喚：“媽！”她朝苫棚外一看，原來是兒媳婦孟昭英牽著孫女小蓮蓬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