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曆山大·沃納的小說《牆中窗》裏，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裏行間穿行。他在這裏變身女人，脖子上的藍色條紋變成了首飾。她脖子上蹲著我童年時的桑椹王。“她接過父親遞給她的玻璃杯，一飲而盡的時候，我注意到她粗壯的脖子上有一根黑絲絨帶，上麵掛著塊獎牌。一個月後，我們明白了父親沒錯。我問他母親是如何殺死自己的，我的問題純粹是個形式，因為我知道，殺死她的是這根黑絲帶??恐怕這勒緊的頸帶（手指稍微往裏一鉤，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著不動的原因吧。”
朋友死後，再看到繩子總讓我感覺異樣，我一直避免接觸它們。公車上的懸掛把手我不會去碰。大衣掛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腦子裏響指一打，腳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隨後離地而去。我在車站的書報亭買了張明信片，講解各式領結的打法。領結是衣領下、環繞脖頸的再明顯不過的繩套。我買得太輕率了，我以為自己能夠直麵這領結的大閱兵。為了驅走恐慌，我長久地盯著它看，直到它不再幹擾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屜的最下麵，一躺就是好幾年。我不會把它寄給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謀殺常常被導演成自殺。反過來，輪到自己人時，自殺也可能被說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層幹部都效仿齊奧塞斯庫打獵的愛好，有的出於自願，有的則是不得已。打獵成了幹部們的一項體育運動，森林裏的黨員活動，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員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個幹部，因為厭倦了生活，在獵鹿時，趁沒人注意，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嘴裏。報紙的“紙房子”說，他在打獵時意外身亡。我認識一個大學生，她父親當時也在場，所以對真實情況有所了解。我們生活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生命的長短全由國家定奪，看到這種報道往往會生出許多苦澀的幽默。我那個四五年後被吊死、檔案中被寫成是自殺的建築工程師朋友，聽到這“狩獵事故”時說：“原本是獵人打鹿，但鹿卻穿過了這位獵人的上齶。”我們就“上齶之鹿”編起了笑話，笑話又帶出新的笑話，成了連環笑話：“寧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寧要村中教堂不要櫃下臭蟲，寧要櫃下臭蟲不要棺上蓋子”。每個人添點油加點醋，編出一篇即興童話，一個由零星圖像拚成的馬賽克，一個壓一個，成為小組的一種詩歌練習，用諷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懼。遊戲產生了一種活力，因為每個人都把前麵一句進一步推向荒謬。我們的作品像德國童話一樣規規矩矩地開始：“從前啊，”緊接著一個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始：“從前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羅馬尼亞童話都是這樣開始的。以這樣一個經典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端，直指政府蹩腳的謊言，已經足夠大家爆笑一場。我們還可以這樣不斷滾動下去：“從前啊，和從前一樣，當時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從前啊，也無所謂怎麽樣。從前的某一次啊，數不清是在第幾次了，和從未發生的一樣。從前啊，從前的最後一次，打獵時啊，一個獵人，和別的獵人一起，不知道啊，總共是多少獵人。當四周啊，不知道方圓多少裏，再沒有第二個獵人的時候啊，除了這一個，也不知那是幾個獵人當中的第幾個??”這種比對要不斷升級直到頂點，句子則變成迷宮。
在縱橫交錯之中的某一個地方，獵人柔弱的粉紅上齶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堅硬的土地上，它必須碰到一隻鹿，要長大，長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夠以假亂真的程度，最後被自己的主人一槍打死。具體如下：“上齶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樹和樹枝和樹葉與別的樹和樹枝和樹葉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別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某個同誌和另一個同誌相像。”我們有個句子迷宮一覽表，很長，那是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把無數路徑和彎道放進去，直到腦子裏亂成一團。
上麵的內容是我自己新編的，原來的早已淡忘，但大致意思是一樣的。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國王。習詩使我們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飾的幽默笑話是對現政權解體的一種想象，同時也是給自己打氣，因為我們嘲諷的對象隨時可能終結我們的生命。與其說集體創作笑話給我們帶來了喜悅，毋寧說那是我們偷來的喜悅。房間裏的確有我們嘲弄的臭蟲——竊聽器。有時，我們已經記不得哪些內容是自己或朋友編的，在天知道第幾次的審訊中，審問者會倒回到這段已被遺忘的時間，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們的“反動觀點”個別對質，一字一句和我們清算。有時，他們還把整個故事翻譯成蹩腳的羅馬尼亞語，翻譯後的文字幽默感蕩然無存。審訊往往要持續半天，直到自己的腦袋都不知道是誰的了。審訊終於結束之後，我們坐在一起商量對策，如何在否認自己言行的同時不致牽連別人。我們的故事翻成羅語後，政治風險沒有降低，文學性卻被嚴重歪曲，詩意喪失殆盡，這是我十分不願看到的結果。審問時，連續幾個小時的反芻讓我漸漸憶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複原文中的詩意，但我必須忍住，否則就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當審問者認為已將死我的時候，總會以一種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事物總是相關聯的。”他說得對。但他不了解，在我頭腦中，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關聯在一起是違背他的。他坐在一個拋光的大寫字台前，而我麵前是一張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這在我就已經是一種關聯。“你瞧。”是的，我瞧見了，桌麵上的許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審的人——對他們我們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留下的。連續幾小時的審問，我必須一直盯著審問者看，這讓他成了國王。他的光頭恐怕需要我祖父戰俘營的理發師來處理，他褲角和襪邊之間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沒有，閃著難看的白光。是的，在他腦子裏，所有事情聯係在一起對我很不利，但我腦子裏聯係的是別的東西：如象棋子中站著一隻王，微微鞠躬，審問者體內也有個王，是殺人的王。那是我剛剛開始受審中的一次，在一個夏日的午後，刨子幽靈也來了。窗玻璃在陽光下泛著波浪形微光，在地板上灑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環。在審問者橫穿房間時，光環爬上他的褲腿。我暗自希望他蹣跚一下，讓光環爬進他的鞋，穿過腳掌將他殺死。
幾個星期後，國王不僅走進他光頭上消失了的頭發，也走進我依然存在的頭發。我們倆的桌子中間，明亮的光環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樣盤旋著，比平時要長。外麵風很大，光環飄忽不定。審問者一忽兒站起來，一忽兒又坐下，顯得神經兮兮。刨子幽靈很不安，審問者一直看著它。我一動不動坐在那兒，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刨子幽靈隻是個影子，像小醜一樣跳來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靈之間失去了控製。他走過來走過去，在我桌邊大聲咆哮著，我感覺耳光就要上來了。但他舉起的手，卻從我肩膀上捏起一根頭發，準備讓它在兩指之間落到地板上。我不知為什麽突然對他說：“請把頭發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鏡頭一樣——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搖搖頭，穿過光環走到窗邊，望著外麵的樹笑起來，他的笑帶著回聲。趁他笑的時候，我順著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頭，他真把頭發按原樣放回去了。這一回，國王之笑也沒用，他對頭發插曲沒有思想準備。他從馬鞍上被甩得太遠，落得個出醜。我感到一陣愚蠢的滿足，好像我從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他的摧毀訓練隻在程序正常時起作用，他隻會按部就班，即興發揮對他來說是一種冒險。這一切並不真實，是純粹的臆想，但對我有用。
頭發與理發師總是和國王有關。我和朋友們離開住所前，會把頭發放在門把手上、櫃子把手上，抽屜裏的手稿上，書架的書上。這是機警而不為人注意的標誌，能告訴主人不在家時是否有過不速之客。“差之毫發”、“發絲般纖細”、“發絲一樣精確”，對我們來說不隻是固定的用法，它們已經變成了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在小說《心獸》中寫道：“我們的心獸像小鼠一樣溜走。它們將皮毛扔到身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我們事後予以談論，它們會更長久地滯留在空氣中。寫信時不要忘記寫日期，永遠記著往信封裏放一根頭發，埃德加說，如果頭發不見了，就說明信被打開過。我心想，一根根頭發，就這樣隨著火車走遍整個國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淺色的是我的，庫爾特和喬治是紅色的。”
我的朋友羅爾夫·波塞特，準備離開羅馬尼亞前往德國的時候，家裏被秘密警察徹底翻了個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帶走了。他們走後，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鏡子前，剪下一縷頭發和一撮胡子。七個星期之後，人們才明白這瘋狂剪刀其實是一次自殺演習。到德國六個星期後，他從收容所的窗戶跳了出去。
男人的發型較之女人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它能顯示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幹預，象征壓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屬於國家後，都會被剃光頭，比如士兵、囚犯、孤兒院的孩子，和犯了錯誤的學生。學校每天都會監督孩子們頭發的長度——脖子到頭頂的下半部分不能留頭發，耳垂要有一指寬不能被遮擋。不隻小學生如此，在中學甚至大學，頭發的長度也沿用這個標準。理發館按性別分開，男男女女在同一間發廊理發是不可想象的。國王要求男女有別，好讓他能夠一覽無餘。
朋友死後，再看到繩子總讓我感覺異樣，我一直避免接觸它們。公車上的懸掛把手我不會去碰。大衣掛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腦子裏響指一打，腳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隨後離地而去。我在車站的書報亭買了張明信片，講解各式領結的打法。領結是衣領下、環繞脖頸的再明顯不過的繩套。我買得太輕率了，我以為自己能夠直麵這領結的大閱兵。為了驅走恐慌，我長久地盯著它看，直到它不再幹擾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屜的最下麵，一躺就是好幾年。我不會把它寄給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謀殺常常被導演成自殺。反過來，輪到自己人時，自殺也可能被說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層幹部都效仿齊奧塞斯庫打獵的愛好，有的出於自願，有的則是不得已。打獵成了幹部們的一項體育運動，森林裏的黨員活動，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員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個幹部，因為厭倦了生活，在獵鹿時，趁沒人注意，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嘴裏。報紙的“紙房子”說，他在打獵時意外身亡。我認識一個大學生，她父親當時也在場，所以對真實情況有所了解。我們生活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生命的長短全由國家定奪，看到這種報道往往會生出許多苦澀的幽默。我那個四五年後被吊死、檔案中被寫成是自殺的建築工程師朋友，聽到這“狩獵事故”時說：“原本是獵人打鹿，但鹿卻穿過了這位獵人的上齶。”我們就“上齶之鹿”編起了笑話，笑話又帶出新的笑話，成了連環笑話：“寧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寧要村中教堂不要櫃下臭蟲，寧要櫃下臭蟲不要棺上蓋子”。每個人添點油加點醋，編出一篇即興童話，一個由零星圖像拚成的馬賽克，一個壓一個，成為小組的一種詩歌練習，用諷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懼。遊戲產生了一種活力，因為每個人都把前麵一句進一步推向荒謬。我們的作品像德國童話一樣規規矩矩地開始：“從前啊，”緊接著一個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始：“從前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羅馬尼亞童話都是這樣開始的。以這樣一個經典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端，直指政府蹩腳的謊言，已經足夠大家爆笑一場。我們還可以這樣不斷滾動下去：“從前啊，和從前一樣，當時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從前啊，也無所謂怎麽樣。從前的某一次啊，數不清是在第幾次了，和從未發生的一樣。從前啊，從前的最後一次，打獵時啊，一個獵人，和別的獵人一起，不知道啊，總共是多少獵人。當四周啊，不知道方圓多少裏，再沒有第二個獵人的時候啊，除了這一個，也不知那是幾個獵人當中的第幾個??”這種比對要不斷升級直到頂點，句子則變成迷宮。
在縱橫交錯之中的某一個地方，獵人柔弱的粉紅上齶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堅硬的土地上，它必須碰到一隻鹿，要長大，長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夠以假亂真的程度，最後被自己的主人一槍打死。具體如下：“上齶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樹和樹枝和樹葉與別的樹和樹枝和樹葉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別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某個同誌和另一個同誌相像。”我們有個句子迷宮一覽表，很長，那是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把無數路徑和彎道放進去，直到腦子裏亂成一團。
上麵的內容是我自己新編的，原來的早已淡忘，但大致意思是一樣的。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國王。習詩使我們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飾的幽默笑話是對現政權解體的一種想象，同時也是給自己打氣，因為我們嘲諷的對象隨時可能終結我們的生命。與其說集體創作笑話給我們帶來了喜悅，毋寧說那是我們偷來的喜悅。房間裏的確有我們嘲弄的臭蟲——竊聽器。有時，我們已經記不得哪些內容是自己或朋友編的，在天知道第幾次的審訊中，審問者會倒回到這段已被遺忘的時間，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們的“反動觀點”個別對質，一字一句和我們清算。有時，他們還把整個故事翻譯成蹩腳的羅馬尼亞語，翻譯後的文字幽默感蕩然無存。審訊往往要持續半天，直到自己的腦袋都不知道是誰的了。審訊終於結束之後，我們坐在一起商量對策，如何在否認自己言行的同時不致牽連別人。我們的故事翻成羅語後，政治風險沒有降低，文學性卻被嚴重歪曲，詩意喪失殆盡，這是我十分不願看到的結果。審問時，連續幾個小時的反芻讓我漸漸憶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複原文中的詩意，但我必須忍住，否則就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當審問者認為已將死我的時候，總會以一種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事物總是相關聯的。”他說得對。但他不了解，在我頭腦中，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關聯在一起是違背他的。他坐在一個拋光的大寫字台前，而我麵前是一張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這在我就已經是一種關聯。“你瞧。”是的，我瞧見了，桌麵上的許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審的人——對他們我們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留下的。連續幾小時的審問，我必須一直盯著審問者看，這讓他成了國王。他的光頭恐怕需要我祖父戰俘營的理發師來處理，他褲角和襪邊之間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沒有，閃著難看的白光。是的，在他腦子裏，所有事情聯係在一起對我很不利，但我腦子裏聯係的是別的東西：如象棋子中站著一隻王，微微鞠躬，審問者體內也有個王，是殺人的王。那是我剛剛開始受審中的一次，在一個夏日的午後，刨子幽靈也來了。窗玻璃在陽光下泛著波浪形微光，在地板上灑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環。在審問者橫穿房間時，光環爬上他的褲腿。我暗自希望他蹣跚一下，讓光環爬進他的鞋，穿過腳掌將他殺死。
幾個星期後，國王不僅走進他光頭上消失了的頭發，也走進我依然存在的頭發。我們倆的桌子中間，明亮的光環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樣盤旋著，比平時要長。外麵風很大，光環飄忽不定。審問者一忽兒站起來，一忽兒又坐下，顯得神經兮兮。刨子幽靈很不安，審問者一直看著它。我一動不動坐在那兒，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刨子幽靈隻是個影子，像小醜一樣跳來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靈之間失去了控製。他走過來走過去，在我桌邊大聲咆哮著，我感覺耳光就要上來了。但他舉起的手，卻從我肩膀上捏起一根頭發，準備讓它在兩指之間落到地板上。我不知為什麽突然對他說：“請把頭發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鏡頭一樣——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搖搖頭，穿過光環走到窗邊，望著外麵的樹笑起來，他的笑帶著回聲。趁他笑的時候，我順著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頭，他真把頭發按原樣放回去了。這一回，國王之笑也沒用，他對頭發插曲沒有思想準備。他從馬鞍上被甩得太遠，落得個出醜。我感到一陣愚蠢的滿足，好像我從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他的摧毀訓練隻在程序正常時起作用，他隻會按部就班，即興發揮對他來說是一種冒險。這一切並不真實，是純粹的臆想，但對我有用。
頭發與理發師總是和國王有關。我和朋友們離開住所前，會把頭發放在門把手上、櫃子把手上，抽屜裏的手稿上，書架的書上。這是機警而不為人注意的標誌，能告訴主人不在家時是否有過不速之客。“差之毫發”、“發絲般纖細”、“發絲一樣精確”，對我們來說不隻是固定的用法，它們已經變成了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在小說《心獸》中寫道：“我們的心獸像小鼠一樣溜走。它們將皮毛扔到身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我們事後予以談論，它們會更長久地滯留在空氣中。寫信時不要忘記寫日期，永遠記著往信封裏放一根頭發，埃德加說，如果頭發不見了，就說明信被打開過。我心想，一根根頭發，就這樣隨著火車走遍整個國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淺色的是我的，庫爾特和喬治是紅色的。”
我的朋友羅爾夫·波塞特，準備離開羅馬尼亞前往德國的時候，家裏被秘密警察徹底翻了個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帶走了。他們走後，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鏡子前，剪下一縷頭發和一撮胡子。七個星期之後，人們才明白這瘋狂剪刀其實是一次自殺演習。到德國六個星期後，他從收容所的窗戶跳了出去。
男人的發型較之女人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它能顯示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幹預，象征壓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屬於國家後，都會被剃光頭，比如士兵、囚犯、孤兒院的孩子，和犯了錯誤的學生。學校每天都會監督孩子們頭發的長度——脖子到頭頂的下半部分不能留頭發，耳垂要有一指寬不能被遮擋。不隻小學生如此，在中學甚至大學，頭發的長度也沿用這個標準。理發館按性別分開，男男女女在同一間發廊理發是不可想象的。國王要求男女有別，好讓他能夠一覽無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