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倒在地上，在騎樓靠馬路的邊上。他渾身髒臭，像隻垃圾堆裏鑽出來的狗。手臂細長，是那種常出現在集中營照片中饑餓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陽光照著他赤裸的下半身；肮髒的屁股上沾著黑色的蒼蠅。
我以為已經死了，卻發覺他手動了一下。
我衝進旅館，買了一個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礦泉水，又回到騎樓。路過的女人已經將他扶起，靠牆坐著。下體圍著一個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閉著眼開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沒有力氣扭開礦泉水的瓶蓋。女人打開了瓶蓋，將水瓶湊進他的嘴。當他眼睛睜開時，啊，那樣明亮純淨的大眼！我發現他隻是個20歲上下的年輕人，雖然他的身體殘敗像個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來，“他”是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命不算太壞。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亞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於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沒人理睬，餓死後像野狗一樣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過的行人顯然還不習慣路有餓死骨，紛紛停下來，四處找塑料布為她遮羞；不嫌她髒將她扶起來；有人打電話叫了警察。20分鍾後，警察就到了，將她送往醫院。在社會主義的古巴，她可以免費接受治療。
可是，像她一樣的人越來越多。1989年東歐劇變之後，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經濟上更失去了支援。原來和蘇聯以貨換貨，譬如說，白糖換車輛零件，1991年全麵停頓。古巴進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時期”。
石油沒有了，機器零件沒有了。國內的工業和農業無法運作。糖產量減少了一半，肥料從1989年的100萬噸降到1995年的10萬噸。水泥生產少了3／4，鋼產量減到l／3。貨運卡車壞了的無法修複，好的沒有油可以開動。1996年的國民平均生產額比1989年低了40％。
這是一個黑色的惡性循環；生產量減少，所以無法賺得外匯；沒有外匯，就買不起石油和機器零件；沒有石油和機器零件，所以農工停滯，無法生產。
唯一可以開拓的，是觀光業。古巴的經濟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為社會主義集團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唯一剩餘的社會主義國家，卻招來了大批觀光客，爭先來看這活的博物館。1989年古巴隻有31萬個來訪旅客，1995年卻有74萬。觀光客帶來的外匯成為這個主義博物館的生命線。
做為博物館裏頭被觀看的人，日子可不好過。糧食由國家限量配給：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類半公斤、80公克的麵包每天一個。80公克的麵包比一個孩子的拳頭還小。魚和肉一年難得有幾回。牛奶隻有7歲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說，一個8歲正在換牙的小孩已經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鈣質。
家庭主婦的一天充滿緊張和計算。她掐緊手裏的糧食簿，天一亮就趕到指定的商店去等開門。門一開，眼睛先找花生油。糧食簿上寫著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經有半年多沒見到油。然後找雞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個蛋，但是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到雞蛋了。肉，很久很久沒聞到了。
下午4點半，商店在午休之後再度開門。家庭主婦一擁而上，心裏抱著希望：也許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雞蛋，說不定竟然有肉。
家裏有孩子的人勢必要在自由市場向農人額外去買牛奶和雞蛋。可是，誰負擔得起？木匠阿曼告訴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買不到6盒牛奶。
而市場裏其實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雞蛋。養了一隻羊、3隻母豬、一堆雞飛狗跳的農婦解釋說，沒辦法呀，人的糧食都不夠，沒東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沒有奶，雞也不下蛋。他們自己喝一點豬奶。
日子困難，人就聰明起來。阿曼在他市區中心的公寓裏頭養了兩隻雞。當我看見陽台上的雞籠時，突然恍然大悟。從我敞開的旅館窗口，每天清晨聽見此起彼落的雞叫，我納悶著：在這樣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樓房和馬路，怎麽會有雞鳴人家？認識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陽台上養著雞呢。甚至有許多人在廚房裏養著一頭羊，擠羊奶喝。
更大膽的人，就往觀光客身邊走去。煙廠工人從工廠裏“節省”下幾盒煙，低價賣給外國人。一盒煙賺到的錢可能10倍於他的月薪。博物館裏的解說員私下為觀光客做翻譯。月薪20美元的教授離開了研究室，工程師離開了工廠，小學老師離開了學校。為我們開車的一對夫妻，50多歲，原來是工程師和老師，現在開一輛破舊的小車，每天在觀光飯店附近尋找客人。從旅館到機場的車資我給了他們20美元，已是一個資深工程師的月薪。
農人在田裏犁田；兩頭黃牛拖著木犁，人在後頭推著走。正午12點的太陽曬著。老農叫阿提拉，隻有54歲，但有心髒病，所以提早退休。一個月領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夠活，所以又來種地，當然是國家的地，他偷偷來種，還用鐵絲圍了起來，誰也不知道是“竊居國有地”。他種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場去賣。
“國家欠我的，”人們覺得，所以從公家工廠裏偷一盒煙出來賣或者挖一塊地來種，都是臨機應變的正當行為。揩公家的油來彌補自己困窘還有一個特別名詞，叫“左轉”。要懂得“左轉”，在這“非常時期”才過得下日子。
走過哈瓦那的老城區是驚心動魄的。三百年來，靠蔗糖和煙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後裔住在這裏，用最昂貴的大理石做階梯，用最精美的鏤刻鐵欄做陽台。深藍色的馬賽克洋溢著地中海的風味，細致的門雕襯托出閑適的生活情調。上海外灘也許有23棟華麗的歐洲建築，哈瓦那卻有23000棟，一個美麗的建築博物館。
可是，是如何殘破不堪的博物館啊！1959年卡斯特羅革命成功之後，就蓄意讓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區衰敗，轉而致力於農村建設。共產黨執政之後，資產階級大量外移，老區的深宅大院一棟一棟空下來。無產階級搬進去，深宅大院變成大雜院。40年下來，牆壁倒了，露出裏頭的泥土。窗子破了，沒有補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東一塊西一塊。鏤花鐵欄鏽了斷了，危險地向人刺來。雕梁畫棟垮下來，散出腐朽的濕氣。壁紙翻下來，露出肮髒斑駁的裏牆。人，像老鼠一樣寄居在這黑影幢幢斷垣殘壁之中。
“觀光客初看我們的老城都會嚇一跳，”我的翻譯說，“他們都問：你們打過什麽戰爭？我隻好笑。我們沒打過仗，隻是自然地爛掉！”
在“非常時期”，老城連自來水都沒有了。運水車停在街頭，居民用桶子來接水，然後回到自己往的危樓前，不知是第幾層的樓上有人垂下繩索，打個結，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屬於老城的市中心，殘破得沒有老城那麽觸目驚心，卻也窘態畢露。國家買不起汽油了，公車班數減少了，路上有長長的隊伍等著班車回郊區的家，等到天黑。許多人早上要等三個小時來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時車才回得了家。
等車的隊伍旁有堆積起來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沒有汽油，垃圾車也沒辦法來收垃圾。家家戶戶的垃圾堆起來，堆得太高了就垮下來。一個老頭，穿得整整齊齊的老頭，看見垃圾雄裏有三個空塑料袋。他拾起來翻來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丟掉，這三個都是破的。他咒罵一聲，仍舊撿起來，帶走了。
街上因為貧窮而帶來的髒，不會使人想到人們的家裏如何幹淨。古巴人對人毫無防禦，每個人都敞開著家門歡迎你進去看，沒有掩飾，沒有秘密，沒有扭捏不安。你可以進人每一家的廚房、臥房、廁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發現他們的地板都拖得幹幹淨淨，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麵。他們的鍋子，由於用得太久了，都顯得有點薄，但是刷得潔白光亮，沒有一點油汙。他們的床，不管是中午還是下午，都整得幹幹淨淨，而且一定罩著幹淨的床單。他們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帶一點氣味。老媽媽坐在廚房裏，手上一把白米。她戴著老花眼鏡，把白米裏頭的小石子一顆一顆挑出來。
在古巴，連最勤奮苦幹、最會致富的華人都窮得像“教堂裏的老鼠”，這個社會實在“均貧”得夠徹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這白人殖民的貧富不均的社會，1959年之後變成一個自主的但是均貧的社會。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呢？
有些進步是眾口皆碑的。卡斯特羅在1961年展開消滅文盲運動，動員了27萬人深入窮鄉僻壤教了100萬人識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國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強美國低0.3％。在如此貧窮的國家裏，每600個人有一個醫生，嬰兒死亡率隻有15‰，可以與先進國家相提並論。人民的平均壽命高達73歲。卡斯特羅的社會主義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領袖一樣，卡斯特羅也是一個墮落的英雄，從理想走向理想反麵，從反獨裁變成獨裁。1953年，27歲的青年律師卡斯特羅率領著學生攻進軍營，與獨裁者巴提斯塔誓不兩立，他是如何的意氣風發，代表著正義，代表著真理，代表著人民的力量。當巴提斯塔的軍事法庭審判他時，他麵帶微笑，口若懸河，說“曆史將判我無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為他風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權力，他就變成了壓迫別人的獨裁者。成千上萬的古巴人往外逃亡，異議分子不是被關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訴我，“每五個古巴人就有一個是秘密警察。”翻譯告訴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觸了地下人權組織之後就“失蹤”了，已經失蹤3年。當我問木匠阿曼對卡斯特羅的看法時，他眼睛一睜，“你是秘密警察嗎？”聲音立即小了下來。表麵上人人都在為生計奔走；在看不見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熱帶民族。來古巴之前，我已經覺得有點難以想象共產主義的古巴。說西班牙語的民族，發明了“倫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愛喝酒唱歌縱情享受的民族——怎麽和共產主義結合呢？認識了古巴之後，發覺這樣想的不隻我一個。
幾個長頭發的年輕人坐著喝啤酒。一個說：“共產主義是蘇聯人搞的東西。他們是冰天雪地裏的動物，什麽都是硬梆梆的、悲壯嚴肅的。卡斯特羅出了一個大紕漏：他忘了我們是拉美人。”
另一個說：“我們的共產主義是逗笑的。”
另一個摸摸肚皮說：“不是逗笑，是饑餓的。”
於是我說：“你們很快就會成為世界唯一的共產黨國家，也許應該把現狀保留起來，作為共產主義博物館？！”
3個人同時轉過臉來麵對著我，異口同聲說：“這個玩笑開不得！”
畢竟還是椰子樹下愛跳舞愛音樂的民族。每天照例停電數小時，人們會湧向街上，無所事事地坐在門廊階梯大聲地笑談。孩子們打著赤腳在廢墟上玩起棒球。球，是個軟木頭塞；棒，是廢銅爛鐵堆裏撿來的木柴。叫“全壘打”的歡呼響遍街頭。老頭們湊上4個就在街心擺上一張小方桌，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運貨的木盒上，打起牌來。4個老頭坐著打，肯定有8個老頭坐著看。海灘上，不要付錢的清風吹著，明月亮著，情侶一對一對依傍著散步。一個樂隊組合了起來，就在一棟破舊似鬼屋的房子前頭，麵對著大海，乒乒乓乓敲打起來。路過的人全扭著身體邊舞邊走……
1997年1月
我以為已經死了，卻發覺他手動了一下。
我衝進旅館，買了一個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礦泉水，又回到騎樓。路過的女人已經將他扶起，靠牆坐著。下體圍著一個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閉著眼開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沒有力氣扭開礦泉水的瓶蓋。女人打開了瓶蓋，將水瓶湊進他的嘴。當他眼睛睜開時，啊，那樣明亮純淨的大眼！我發現他隻是個20歲上下的年輕人，雖然他的身體殘敗像個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來，“他”是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命不算太壞。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亞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於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沒人理睬，餓死後像野狗一樣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過的行人顯然還不習慣路有餓死骨，紛紛停下來，四處找塑料布為她遮羞；不嫌她髒將她扶起來；有人打電話叫了警察。20分鍾後，警察就到了，將她送往醫院。在社會主義的古巴，她可以免費接受治療。
可是，像她一樣的人越來越多。1989年東歐劇變之後，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經濟上更失去了支援。原來和蘇聯以貨換貨，譬如說，白糖換車輛零件，1991年全麵停頓。古巴進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時期”。
石油沒有了，機器零件沒有了。國內的工業和農業無法運作。糖產量減少了一半，肥料從1989年的100萬噸降到1995年的10萬噸。水泥生產少了3／4，鋼產量減到l／3。貨運卡車壞了的無法修複，好的沒有油可以開動。1996年的國民平均生產額比1989年低了40％。
這是一個黑色的惡性循環；生產量減少，所以無法賺得外匯；沒有外匯，就買不起石油和機器零件；沒有石油和機器零件，所以農工停滯，無法生產。
唯一可以開拓的，是觀光業。古巴的經濟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為社會主義集團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唯一剩餘的社會主義國家，卻招來了大批觀光客，爭先來看這活的博物館。1989年古巴隻有31萬個來訪旅客，1995年卻有74萬。觀光客帶來的外匯成為這個主義博物館的生命線。
做為博物館裏頭被觀看的人，日子可不好過。糧食由國家限量配給：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類半公斤、80公克的麵包每天一個。80公克的麵包比一個孩子的拳頭還小。魚和肉一年難得有幾回。牛奶隻有7歲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說，一個8歲正在換牙的小孩已經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鈣質。
家庭主婦的一天充滿緊張和計算。她掐緊手裏的糧食簿，天一亮就趕到指定的商店去等開門。門一開，眼睛先找花生油。糧食簿上寫著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經有半年多沒見到油。然後找雞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個蛋，但是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到雞蛋了。肉，很久很久沒聞到了。
下午4點半，商店在午休之後再度開門。家庭主婦一擁而上，心裏抱著希望：也許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雞蛋，說不定竟然有肉。
家裏有孩子的人勢必要在自由市場向農人額外去買牛奶和雞蛋。可是，誰負擔得起？木匠阿曼告訴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買不到6盒牛奶。
而市場裏其實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雞蛋。養了一隻羊、3隻母豬、一堆雞飛狗跳的農婦解釋說，沒辦法呀，人的糧食都不夠，沒東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沒有奶，雞也不下蛋。他們自己喝一點豬奶。
日子困難，人就聰明起來。阿曼在他市區中心的公寓裏頭養了兩隻雞。當我看見陽台上的雞籠時，突然恍然大悟。從我敞開的旅館窗口，每天清晨聽見此起彼落的雞叫，我納悶著：在這樣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樓房和馬路，怎麽會有雞鳴人家？認識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陽台上養著雞呢。甚至有許多人在廚房裏養著一頭羊，擠羊奶喝。
更大膽的人，就往觀光客身邊走去。煙廠工人從工廠裏“節省”下幾盒煙，低價賣給外國人。一盒煙賺到的錢可能10倍於他的月薪。博物館裏的解說員私下為觀光客做翻譯。月薪20美元的教授離開了研究室，工程師離開了工廠，小學老師離開了學校。為我們開車的一對夫妻，50多歲，原來是工程師和老師，現在開一輛破舊的小車，每天在觀光飯店附近尋找客人。從旅館到機場的車資我給了他們20美元，已是一個資深工程師的月薪。
農人在田裏犁田；兩頭黃牛拖著木犁，人在後頭推著走。正午12點的太陽曬著。老農叫阿提拉，隻有54歲，但有心髒病，所以提早退休。一個月領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夠活，所以又來種地，當然是國家的地，他偷偷來種，還用鐵絲圍了起來，誰也不知道是“竊居國有地”。他種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場去賣。
“國家欠我的，”人們覺得，所以從公家工廠裏偷一盒煙出來賣或者挖一塊地來種，都是臨機應變的正當行為。揩公家的油來彌補自己困窘還有一個特別名詞，叫“左轉”。要懂得“左轉”，在這“非常時期”才過得下日子。
走過哈瓦那的老城區是驚心動魄的。三百年來，靠蔗糖和煙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後裔住在這裏，用最昂貴的大理石做階梯，用最精美的鏤刻鐵欄做陽台。深藍色的馬賽克洋溢著地中海的風味，細致的門雕襯托出閑適的生活情調。上海外灘也許有23棟華麗的歐洲建築，哈瓦那卻有23000棟，一個美麗的建築博物館。
可是，是如何殘破不堪的博物館啊！1959年卡斯特羅革命成功之後，就蓄意讓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區衰敗，轉而致力於農村建設。共產黨執政之後，資產階級大量外移，老區的深宅大院一棟一棟空下來。無產階級搬進去，深宅大院變成大雜院。40年下來，牆壁倒了，露出裏頭的泥土。窗子破了，沒有補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東一塊西一塊。鏤花鐵欄鏽了斷了，危險地向人刺來。雕梁畫棟垮下來，散出腐朽的濕氣。壁紙翻下來，露出肮髒斑駁的裏牆。人，像老鼠一樣寄居在這黑影幢幢斷垣殘壁之中。
“觀光客初看我們的老城都會嚇一跳，”我的翻譯說，“他們都問：你們打過什麽戰爭？我隻好笑。我們沒打過仗，隻是自然地爛掉！”
在“非常時期”，老城連自來水都沒有了。運水車停在街頭，居民用桶子來接水，然後回到自己往的危樓前，不知是第幾層的樓上有人垂下繩索，打個結，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屬於老城的市中心，殘破得沒有老城那麽觸目驚心，卻也窘態畢露。國家買不起汽油了，公車班數減少了，路上有長長的隊伍等著班車回郊區的家，等到天黑。許多人早上要等三個小時來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時車才回得了家。
等車的隊伍旁有堆積起來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沒有汽油，垃圾車也沒辦法來收垃圾。家家戶戶的垃圾堆起來，堆得太高了就垮下來。一個老頭，穿得整整齊齊的老頭，看見垃圾雄裏有三個空塑料袋。他拾起來翻來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丟掉，這三個都是破的。他咒罵一聲，仍舊撿起來，帶走了。
街上因為貧窮而帶來的髒，不會使人想到人們的家裏如何幹淨。古巴人對人毫無防禦，每個人都敞開著家門歡迎你進去看，沒有掩飾，沒有秘密，沒有扭捏不安。你可以進人每一家的廚房、臥房、廁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發現他們的地板都拖得幹幹淨淨，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麵。他們的鍋子，由於用得太久了，都顯得有點薄，但是刷得潔白光亮，沒有一點油汙。他們的床，不管是中午還是下午，都整得幹幹淨淨，而且一定罩著幹淨的床單。他們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帶一點氣味。老媽媽坐在廚房裏，手上一把白米。她戴著老花眼鏡，把白米裏頭的小石子一顆一顆挑出來。
在古巴，連最勤奮苦幹、最會致富的華人都窮得像“教堂裏的老鼠”，這個社會實在“均貧”得夠徹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這白人殖民的貧富不均的社會，1959年之後變成一個自主的但是均貧的社會。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呢？
有些進步是眾口皆碑的。卡斯特羅在1961年展開消滅文盲運動，動員了27萬人深入窮鄉僻壤教了100萬人識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國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強美國低0.3％。在如此貧窮的國家裏，每600個人有一個醫生，嬰兒死亡率隻有15‰，可以與先進國家相提並論。人民的平均壽命高達73歲。卡斯特羅的社會主義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領袖一樣，卡斯特羅也是一個墮落的英雄，從理想走向理想反麵，從反獨裁變成獨裁。1953年，27歲的青年律師卡斯特羅率領著學生攻進軍營，與獨裁者巴提斯塔誓不兩立，他是如何的意氣風發，代表著正義，代表著真理，代表著人民的力量。當巴提斯塔的軍事法庭審判他時，他麵帶微笑，口若懸河，說“曆史將判我無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為他風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權力，他就變成了壓迫別人的獨裁者。成千上萬的古巴人往外逃亡，異議分子不是被關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訴我，“每五個古巴人就有一個是秘密警察。”翻譯告訴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觸了地下人權組織之後就“失蹤”了，已經失蹤3年。當我問木匠阿曼對卡斯特羅的看法時，他眼睛一睜，“你是秘密警察嗎？”聲音立即小了下來。表麵上人人都在為生計奔走；在看不見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熱帶民族。來古巴之前，我已經覺得有點難以想象共產主義的古巴。說西班牙語的民族，發明了“倫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愛喝酒唱歌縱情享受的民族——怎麽和共產主義結合呢？認識了古巴之後，發覺這樣想的不隻我一個。
幾個長頭發的年輕人坐著喝啤酒。一個說：“共產主義是蘇聯人搞的東西。他們是冰天雪地裏的動物，什麽都是硬梆梆的、悲壯嚴肅的。卡斯特羅出了一個大紕漏：他忘了我們是拉美人。”
另一個說：“我們的共產主義是逗笑的。”
另一個摸摸肚皮說：“不是逗笑，是饑餓的。”
於是我說：“你們很快就會成為世界唯一的共產黨國家，也許應該把現狀保留起來，作為共產主義博物館？！”
3個人同時轉過臉來麵對著我，異口同聲說：“這個玩笑開不得！”
畢竟還是椰子樹下愛跳舞愛音樂的民族。每天照例停電數小時，人們會湧向街上，無所事事地坐在門廊階梯大聲地笑談。孩子們打著赤腳在廢墟上玩起棒球。球，是個軟木頭塞；棒，是廢銅爛鐵堆裏撿來的木柴。叫“全壘打”的歡呼響遍街頭。老頭們湊上4個就在街心擺上一張小方桌，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運貨的木盒上，打起牌來。4個老頭坐著打，肯定有8個老頭坐著看。海灘上，不要付錢的清風吹著，明月亮著，情侶一對一對依傍著散步。一個樂隊組合了起來，就在一棟破舊似鬼屋的房子前頭，麵對著大海，乒乒乓乓敲打起來。路過的人全扭著身體邊舞邊走……
199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