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納克回來了。
昂納克是誰？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時代，他的身份證字號是a0000001，東德的“頭頭”。在1989年，他和蘇聯來的貴賓戈爾巴喬夫在東柏林盛大地慶祝建國40周年；和他親麵、擁抱、握手的戈爾巴喬夫說：“應變太遲的人會有惡報。”
昂納克是太遲了。戈爾巴喬夫的預言語音未落，憤怒的人潮已經踢破了昂納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圍牆。統治東德18年之久的昂納克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潛入東柏林的蘇聯軍醫院，然後逃往莫斯科，設想到蘇聯的政變更劇烈，他隻好躲進智利駐莫斯科的大使館。
29日下午，昂納克又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在踏進即將領他入獄的汽車之前，他對著攝影機握起拳頭——共產黨信徒的敬禮。回到不久前還是他的領土的柏林，群眾等侯著他。有的喊著“釋放昂納克！”有的喊著“凶手昂納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護之下，昂納克的轎車從機場駛往莫阿比監獄——監獄門口，兩個年輕人撐著一條幾尺長的白布：“昂納克，死人會找你複仇！”這兩個人曾經在這裏坐過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著昂納克的牢房，有一張木床，一張木椅，一個洗手台。在他進去之前，他必須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張照片和一隻結婚戒指。這個牢房，昂納克並不陌生：1935年，23歲的地下共產黨員昂納克被納粹政府以“叛國”的罪名逮捕，在這個監牢裏他度過10年青春的歲月。
經過半個世紀，昂納克再度成為囚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地點；曆史的舞台劇充滿了顛覆和反諷的伏筆，8月25日將是他80歲的生日。
當載著昂納克的蘇聯——不，俄羅斯飛機在柏林機場降落的那一刻，許多德國人會聯想到昂納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機場。那個時候，守候在飛機外頭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國元首、文武百官，儀仗隊和地上猩紅醒目的地毯。那隻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納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終於得到了西德的默認，以元首之禮接待他，當然也就等於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權的“法統”。
五年之後，他的國家已經從地圖上消失了，再度下機，機場上沒有一個等待握手的政客。車隊直接駛往監獄，車程11分鍾。牢獄中有他的老夥計：前國防部長卡斯勒、前公安部長米爾克、前行政院長……
德國電視記者說，波恩政客一直大聲嚷嚷著將昂納克緝回，繩之以法；現在他終於來了，波恩政壇卻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實並不奇怪，大家心裏明白。
沉默是因為尷尬。西德向來就清楚昂納克政權暴虐的一麵：在東德圍城統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來，每兩天就有一個人逃亡、被捕、下獄。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國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說，28年來，每天有8個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成為囚犯。
明明知道昂納克是一個暴政的代表，卻爭先恐後的和他握手，要他簽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務實政策”所能掩蓋的了。當年的猩紅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強烈對比，這個對比所傳達的諷刺意味，實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尷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許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麵對昂納克這樣的“犯人”，要評斷他的人不僅隻是考慮問題的司法層麵，還有政治層麵，還有曆史詮釋的角度和道德哲學的角度。在種種考慮之中，司法層麵可能還是最簡單的一項。而實際上，對昂納克的處理，到目前為止，也就是從這簡單，也因此最簡化的層麵出發。通緝昂納克的罪名，不是他過往的任何政治作為，不是腐敗、無能、經濟破產、人權侵犯……而是非常具體的“殺人罪”：德國法務部試圖使昂納克對死在圍牆腳下的人負責。德國刑法第二一二條：“不蓄意謀殺之殺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終身監禁。”
如果司法機構以這個“技術”成功地將昂納克治了罪，會有許多人覺得不安：昂納克令“越牆者得射殺”時，他是在那個製度中合“法”產生的領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國法；誰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國法”？有人反駁：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國法，然而這是主觀的價值判斷，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一種道德取向，而在一個現代法治國家裏，道德不能作為判罪的依據，法律才是。所以僅隻以法律問題來看待昂納克，都莫衷一是，更何況，昂納克所揭開的，還有種種更複雜的難題：
首先，誰有權利審判昂納克？真正幹淨的人才能丟那第一塊石頭：西德政客的容忍和東德大多數人的默許，事實上，都使他們成為昂納克的種種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裏有資格審判“主犯”？
再說，如果昂納克躲在“理想主義”的大旗後麵呢？如果對著世界握起拳頭敬禮的昂納克說，他至死相信共產主義，他一切的作為，包括“保衛邊境”，都是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造福他所熱愛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於理想，如果他這麽說，誰來評斷這個“理想”的真與假、是與非、上升與墮落？又有什麽依據能使人公正地評斷這個“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國社民黨和工黨的創始人貝柏被控“叛亂”，他在法庭上為他的“理想”侃侃而談：“…我自少年時代就為工人解放這個目標而奮鬥，隻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奮鬥到底。”他被解往監獄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對他脫帽致敬。
如果昂納克在柏林法庭上為他的“理想”——盡管那已是一個灰飛煙滅的理想——侃侃而談，我們究竟是該對他脫帽敬禮呢，還是給他腳鐐手銬？
惡心！極權政治的受害人說，昂納克不值得任何一丁點的同情和諒解。那成千上萬被毀了的人生，那加起來上千年的牢獄，那數不清的妻離子散，那沒有聲音的家破人亡——就這麽算了嗎？如果這罪魁禍首不得到懲罰，世界上還有公理這個東西嗎？
可是，即使是這些複仇心切的人，大概心裏也明白：殺了昂納克也隻能滿足情緒，回答不了曆史的問題：什麽是罪？誰有罪？罪如何形成？懲罰昂納克隻是在對“公理”饑渴時所輕易攝取的速食麥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納克回到德國受審仍是具有意義的。就他個人而言，這是一個扳回尊嚴的最後機會，和許多其他共產領袖相比，昂納克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他不曾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一樣被莫名其妙地槍斃，也不會像保加利亞或甚至蘇聯的共產黨頭目一樣受奪權者的審判：昂納克麵對的是一個公認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機會再度躍上世界舞台，為自己作最後的辯護。即使是失敗的辯護，也還比潛逃在某個大使館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個80歲的人，除了曆史之外，還有什麽可懼怕的？
昂納克的受審，當然又揭開了德東人尚未愈合的傷口。在統一之後的3年中，1700萬德東人不僅受到失業窮困的打擊，更嚐到了一種“自我消滅”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誰”的認同危機中掙紮。這種危機，大部分的人仍舊相信，隻是過渡的，但是痛苦並不因此減輕。
昂納克的出現，將使德東人在為柴米油鹽煩憂的同時，再度反省回顧自己的來時路。不久前，昂納克曾經為自己書麵辯護：不管東德人民是情願不情願，所謂“統一”事實上是西德對東德的“占領”、“兼並”，吃掉了。在社會主義製度中的東德人要比現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從昂納克的審判過程中，德東人勢必和自己進行內心的辯證：究竟有沒有另一條路可走，那個時候？
對西德人而言，這個世紀的第二度曆史審判又開幕了。1945年，在紐倫堡，是戰勝者列強在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決定它的罪與罰；1992年，是德國人自己試圖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試圖決定它的罪與罰，一項極龐大、極複雜、極艱難的曆史任務。
日爾曼民族也許過度的迷信法治，認為法律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這個民族有麵對曆史傷口的勇氣，有時其他民族是寧可閉起眼睛，讓傷口在掩蓋下默默潰壞的。
1992年
昂納克是誰？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時代，他的身份證字號是a0000001，東德的“頭頭”。在1989年，他和蘇聯來的貴賓戈爾巴喬夫在東柏林盛大地慶祝建國40周年；和他親麵、擁抱、握手的戈爾巴喬夫說：“應變太遲的人會有惡報。”
昂納克是太遲了。戈爾巴喬夫的預言語音未落，憤怒的人潮已經踢破了昂納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圍牆。統治東德18年之久的昂納克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潛入東柏林的蘇聯軍醫院，然後逃往莫斯科，設想到蘇聯的政變更劇烈，他隻好躲進智利駐莫斯科的大使館。
29日下午，昂納克又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在踏進即將領他入獄的汽車之前，他對著攝影機握起拳頭——共產黨信徒的敬禮。回到不久前還是他的領土的柏林，群眾等侯著他。有的喊著“釋放昂納克！”有的喊著“凶手昂納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護之下，昂納克的轎車從機場駛往莫阿比監獄——監獄門口，兩個年輕人撐著一條幾尺長的白布：“昂納克，死人會找你複仇！”這兩個人曾經在這裏坐過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著昂納克的牢房，有一張木床，一張木椅，一個洗手台。在他進去之前，他必須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張照片和一隻結婚戒指。這個牢房，昂納克並不陌生：1935年，23歲的地下共產黨員昂納克被納粹政府以“叛國”的罪名逮捕，在這個監牢裏他度過10年青春的歲月。
經過半個世紀，昂納克再度成為囚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地點；曆史的舞台劇充滿了顛覆和反諷的伏筆，8月25日將是他80歲的生日。
當載著昂納克的蘇聯——不，俄羅斯飛機在柏林機場降落的那一刻，許多德國人會聯想到昂納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機場。那個時候，守候在飛機外頭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國元首、文武百官，儀仗隊和地上猩紅醒目的地毯。那隻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納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終於得到了西德的默認，以元首之禮接待他，當然也就等於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權的“法統”。
五年之後，他的國家已經從地圖上消失了，再度下機，機場上沒有一個等待握手的政客。車隊直接駛往監獄，車程11分鍾。牢獄中有他的老夥計：前國防部長卡斯勒、前公安部長米爾克、前行政院長……
德國電視記者說，波恩政客一直大聲嚷嚷著將昂納克緝回，繩之以法；現在他終於來了，波恩政壇卻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實並不奇怪，大家心裏明白。
沉默是因為尷尬。西德向來就清楚昂納克政權暴虐的一麵：在東德圍城統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來，每兩天就有一個人逃亡、被捕、下獄。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國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說，28年來，每天有8個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成為囚犯。
明明知道昂納克是一個暴政的代表，卻爭先恐後的和他握手，要他簽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務實政策”所能掩蓋的了。當年的猩紅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強烈對比，這個對比所傳達的諷刺意味，實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尷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許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麵對昂納克這樣的“犯人”，要評斷他的人不僅隻是考慮問題的司法層麵，還有政治層麵，還有曆史詮釋的角度和道德哲學的角度。在種種考慮之中，司法層麵可能還是最簡單的一項。而實際上，對昂納克的處理，到目前為止，也就是從這簡單，也因此最簡化的層麵出發。通緝昂納克的罪名，不是他過往的任何政治作為，不是腐敗、無能、經濟破產、人權侵犯……而是非常具體的“殺人罪”：德國法務部試圖使昂納克對死在圍牆腳下的人負責。德國刑法第二一二條：“不蓄意謀殺之殺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終身監禁。”
如果司法機構以這個“技術”成功地將昂納克治了罪，會有許多人覺得不安：昂納克令“越牆者得射殺”時，他是在那個製度中合“法”產生的領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國法；誰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國法”？有人反駁：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國法，然而這是主觀的價值判斷，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一種道德取向，而在一個現代法治國家裏，道德不能作為判罪的依據，法律才是。所以僅隻以法律問題來看待昂納克，都莫衷一是，更何況，昂納克所揭開的，還有種種更複雜的難題：
首先，誰有權利審判昂納克？真正幹淨的人才能丟那第一塊石頭：西德政客的容忍和東德大多數人的默許，事實上，都使他們成為昂納克的種種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裏有資格審判“主犯”？
再說，如果昂納克躲在“理想主義”的大旗後麵呢？如果對著世界握起拳頭敬禮的昂納克說，他至死相信共產主義，他一切的作為，包括“保衛邊境”，都是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造福他所熱愛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於理想，如果他這麽說，誰來評斷這個“理想”的真與假、是與非、上升與墮落？又有什麽依據能使人公正地評斷這個“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國社民黨和工黨的創始人貝柏被控“叛亂”，他在法庭上為他的“理想”侃侃而談：“…我自少年時代就為工人解放這個目標而奮鬥，隻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奮鬥到底。”他被解往監獄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對他脫帽致敬。
如果昂納克在柏林法庭上為他的“理想”——盡管那已是一個灰飛煙滅的理想——侃侃而談，我們究竟是該對他脫帽敬禮呢，還是給他腳鐐手銬？
惡心！極權政治的受害人說，昂納克不值得任何一丁點的同情和諒解。那成千上萬被毀了的人生，那加起來上千年的牢獄，那數不清的妻離子散，那沒有聲音的家破人亡——就這麽算了嗎？如果這罪魁禍首不得到懲罰，世界上還有公理這個東西嗎？
可是，即使是這些複仇心切的人，大概心裏也明白：殺了昂納克也隻能滿足情緒，回答不了曆史的問題：什麽是罪？誰有罪？罪如何形成？懲罰昂納克隻是在對“公理”饑渴時所輕易攝取的速食麥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納克回到德國受審仍是具有意義的。就他個人而言，這是一個扳回尊嚴的最後機會，和許多其他共產領袖相比，昂納克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他不曾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一樣被莫名其妙地槍斃，也不會像保加利亞或甚至蘇聯的共產黨頭目一樣受奪權者的審判：昂納克麵對的是一個公認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機會再度躍上世界舞台，為自己作最後的辯護。即使是失敗的辯護，也還比潛逃在某個大使館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個80歲的人，除了曆史之外，還有什麽可懼怕的？
昂納克的受審，當然又揭開了德東人尚未愈合的傷口。在統一之後的3年中，1700萬德東人不僅受到失業窮困的打擊，更嚐到了一種“自我消滅”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誰”的認同危機中掙紮。這種危機，大部分的人仍舊相信，隻是過渡的，但是痛苦並不因此減輕。
昂納克的出現，將使德東人在為柴米油鹽煩憂的同時，再度反省回顧自己的來時路。不久前，昂納克曾經為自己書麵辯護：不管東德人民是情願不情願，所謂“統一”事實上是西德對東德的“占領”、“兼並”，吃掉了。在社會主義製度中的東德人要比現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從昂納克的審判過程中，德東人勢必和自己進行內心的辯證：究竟有沒有另一條路可走，那個時候？
對西德人而言，這個世紀的第二度曆史審判又開幕了。1945年，在紐倫堡，是戰勝者列強在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決定它的罪與罰；1992年，是德國人自己試圖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試圖決定它的罪與罰，一項極龐大、極複雜、極艱難的曆史任務。
日爾曼民族也許過度的迷信法治，認為法律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這個民族有麵對曆史傷口的勇氣，有時其他民族是寧可閉起眼睛，讓傷口在掩蓋下默默潰壞的。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