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兩個簽名談起。
德國經濟部長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歲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黨的主席，不但是經濟部長，還是國家副總理。他是怎麽從他的政治巔峰摔下來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發明了一種新的采購推車。為了拓開市場，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語氣為這神奇推車寫好了推薦信，作為廣告。信打在經濟部長的專用信紙上，放在部長案頭。經濟部長簽了名，總共是七封信。
這是假公濟私，濫用公權。莫勒曼就從高處重重的摔下來，恐伯再也爬不起來。
同樣的事情若在台灣或日本發生，可能連個皺眉頭的人都沒有。
主審曆史人物昂納克的法官，一個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務。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錯誤。怎麽犯的呢？他的屬下給了他一張柏林地圖，懇求他轉交給昂納克，請昂納克在地圖上簽個名。包提根果真這麽做了，他馬上失去了主審宮的權位。由於一個簽名。
同樣的情況若在台灣、日本發生，可能連個皺眉頭的人都沒有。
兩個簽名所告訴我們的是，德國人如何固執而徹底的要求他們代表公權的人物保持絕對的清白。由於文化傳統的不同，各個社會對“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異。日本人對金錢和政治之間的關聯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極大的差距。但是，對於像台灣這樣一個剛剛踏上民主過程的社會，德國人這種毫無餘地的對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許有借鏡的參考價值。
在同一天的新聞中，還有另一樁事情透露了日爾曼民族的“清白”觀。
馬格德堡是從前東德的大州。前東德的馬州公安部長被判兩年三個月的徒刑，不準假釋。如果這個判決不被推翻，它就為將來的對東德各個階層進行的審判立下一個典範。
前公安部長穆勒的罪名是什麽？第一，他核發了2500件電話竊聽許可；二，他的部門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郵件；三，他從郵件中截取了至少35萬馬克的現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銷毀。這些都發生在1989年間。
法官說，他們也知道，竊聽、截郵、沒收現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發明，而是東德普遍的一貫措施，那35萬馬克也並未進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記錄分明的成為公安組織的公款。
可是，法官說，穆勒是學法律出身的，他應當知道，即使是東德本身的憲法都對個人隱私和財產有明文保障的；他應當知道，上級給他竊聽截郵的命令都是違法的。知道是違法的，他就該抗命。法官說，他們也知道，抗命的結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嚴重的後果，可是，法官說，解聘又怎麽樣？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尋常人高出許多，解聘了也壞不到哪裏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現實考慮，對這些法官而言。
促使經濟部長和昂納克主審官下台的“清白”觀使我油然生敬，將從前敵國的情報頭子治罪的“清白”卻使我不寒而栗。哪一國的憲法不保障隱私和權益，而哪一國的情報頭子不竊聽不截郵呢？一方麵承認穆勒的所作所為隻是忠於職守、“盡忠報國”，另一方麵卻又加以治罪，因為他的“忠”是一種錯誤的“忠”——由勝利者的標準來看。一方麵承認抗命會招致個人災難，另一方麵卻又強調個人災難之不為災難，完全是隔岸觀火的輕鬆調調。
穆勒事件和前兩件不同，在於前者是“我們要求清白”，後者卻是“我是清白的，你是髒的”。勝利者清白，失敗者髒。在這種自以為是的清白裏有一種昧己的傲慢，令人不安。
1994年
德國經濟部長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歲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黨的主席，不但是經濟部長，還是國家副總理。他是怎麽從他的政治巔峰摔下來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發明了一種新的采購推車。為了拓開市場，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語氣為這神奇推車寫好了推薦信，作為廣告。信打在經濟部長的專用信紙上，放在部長案頭。經濟部長簽了名，總共是七封信。
這是假公濟私，濫用公權。莫勒曼就從高處重重的摔下來，恐伯再也爬不起來。
同樣的事情若在台灣或日本發生，可能連個皺眉頭的人都沒有。
主審曆史人物昂納克的法官，一個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務。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錯誤。怎麽犯的呢？他的屬下給了他一張柏林地圖，懇求他轉交給昂納克，請昂納克在地圖上簽個名。包提根果真這麽做了，他馬上失去了主審宮的權位。由於一個簽名。
同樣的情況若在台灣、日本發生，可能連個皺眉頭的人都沒有。
兩個簽名所告訴我們的是，德國人如何固執而徹底的要求他們代表公權的人物保持絕對的清白。由於文化傳統的不同，各個社會對“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異。日本人對金錢和政治之間的關聯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極大的差距。但是，對於像台灣這樣一個剛剛踏上民主過程的社會，德國人這種毫無餘地的對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許有借鏡的參考價值。
在同一天的新聞中，還有另一樁事情透露了日爾曼民族的“清白”觀。
馬格德堡是從前東德的大州。前東德的馬州公安部長被判兩年三個月的徒刑，不準假釋。如果這個判決不被推翻，它就為將來的對東德各個階層進行的審判立下一個典範。
前公安部長穆勒的罪名是什麽？第一，他核發了2500件電話竊聽許可；二，他的部門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郵件；三，他從郵件中截取了至少35萬馬克的現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銷毀。這些都發生在1989年間。
法官說，他們也知道，竊聽、截郵、沒收現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發明，而是東德普遍的一貫措施，那35萬馬克也並未進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記錄分明的成為公安組織的公款。
可是，法官說，穆勒是學法律出身的，他應當知道，即使是東德本身的憲法都對個人隱私和財產有明文保障的；他應當知道，上級給他竊聽截郵的命令都是違法的。知道是違法的，他就該抗命。法官說，他們也知道，抗命的結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嚴重的後果，可是，法官說，解聘又怎麽樣？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尋常人高出許多，解聘了也壞不到哪裏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現實考慮，對這些法官而言。
促使經濟部長和昂納克主審官下台的“清白”觀使我油然生敬，將從前敵國的情報頭子治罪的“清白”卻使我不寒而栗。哪一國的憲法不保障隱私和權益，而哪一國的情報頭子不竊聽不截郵呢？一方麵承認穆勒的所作所為隻是忠於職守、“盡忠報國”，另一方麵卻又加以治罪，因為他的“忠”是一種錯誤的“忠”——由勝利者的標準來看。一方麵承認抗命會招致個人災難，另一方麵卻又強調個人災難之不為災難，完全是隔岸觀火的輕鬆調調。
穆勒事件和前兩件不同，在於前者是“我們要求清白”，後者卻是“我是清白的，你是髒的”。勝利者清白，失敗者髒。在這種自以為是的清白裏有一種昧己的傲慢，令人不安。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