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
大概經常下雨，城市裏的房子都有騎樓。滂沱大雨時，人們仍舊可以漫步瀏覽騎樓所遮護的商店。漫步嗎？其實不可能，因為走道上一半的麵積，被成排成排的機車占掉了，沒有機車的空間，就有小販攤開他成堆的貨品，周圍就繞著一群或蹲或站的顧客，行人就得躲躲閃閃的鑽過一堵一堵的人牆。賣衣服的，把模特兒和滿掛新衣的旋轉衣架擱在走道中間，人們就穿過衣堆，繼續前進。開小吃店的，把桌子椅子往騎樓正中一擺，人們就側身在食客的背後穿梭而過。有一家海產店，幹脆用門板將騎樓兩邊封了，熱騰騰、火勢凶猛的大灶就在廊上燒著；行路人也就一頭栽進那滂沱大雨，繞過海產店的勢力範圍，再一腳高一腳低的躲進下一段騎樓，繼續他一腳高一腳低的行程。
騎樓的地麵，是高低不平的。每隔五六家店鋪，就有一家，把自家前的地麵鋪得特別高，高出個三十公分吧！緊接著下麵那一家，可能又比這家高出個三十公分，也就是說，到了第三家，行人就走到了一個六十公分高的懸崖，大人一腳跨下，小孩兩腳蹦下，推嬰兒車的母親讓小車前輪著地，眼看著車裏的嬰兒就要被倒出來，像倒掉畚箕裏一坨大蘿卜。
騎樓地麵高低不齊，據城裏人說，是因為人人都想墊高自家路麵，鬧水災時，水會往別人家裏流。
這是個先進的城市？還是個“開發中”的城市？（“開發中”，曾經是“落後”的意思）我說不上來。
城市裏有許多低矮的小店，就說轉角處那賣湯湯水水的一家吧。男人立在熱氣蒸騰的大鍋前撈麵，女人把小菜端給客人，客人蹬著塑膠拖鞋，卷著褲管，低頭叭噠叭噠喝著湯。一對穿著學校製服、剪著短發的小兒女，在小店的角落裏，傍著一張油舊的小桌做功課。十歲不到的大女兒，背上馱著一歲的小弟弟，一條大花毯覆著，正來來去去的張羅盤子碟子，像一個熟練的婦人。
走出這條小巷，轉兩個彎，又是一個高樓大廈的世界。大飯店的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巨幅的手織地毯軟得像草坪。地毯上站著優雅的人，說著各國的語言。咖啡廳裏每個角落都插著花，會開會謝的真花。滿室的客人——大多是本國人，所以你知道這不是一個被殖民的城市——極講究的品評咖啡和名酒，話題的開頭往往是：“嘿！你什麽時候回來的？”或者是：“嘿！你哪天走？”來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要坐飛機才能到的地方：紐約舊金山、倫敦慕尼黑、華沙布拉格，還有，北京佳木斯。
明亮的咖啡座裏隻有兩種人：剛剛回來的和那正要走的。
那賣湯水的男人和女人或許哪兒也去不成，可是他們的臉上露著笑容，因為他們懷著希望：有一天，他們渾身油膩的小兒女也會走在亮得像玻璃似的磨石上。這個城市裏有許多樂觀的人，那當然是因為，站在柔軟似草坪的地毯上的人們，有許多許多，曾經是傍著油舊小桌學習寫字的孩童。
這城裏倒也不盡是樂觀進取的人。有些人。非但不向往那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的世界，而且還鄭重的對那樣的世界表示唾棄。在城市的南區，有這麽一家小吃店，在一棟岌岌可危的破舊木樓上，沒有招牌，所以必須有熟人帶路，一階階踩上狹窄的危樓。油舊的矮桌擺在油舊頹敗的木床上，人們盤腿坐在破床上，喝酒、劃拳。灰撲撲的玻璃窗破了個有棱有角的大洞，冷風呼呼吹進來。兩個神情迷離昏幻的少年，還不到十六歲吧，勾肩搭背跌跌撞撞過來，惹火了一個褲腰裏帶著槍的客人，有誰在地板上砸碎了一隻酒瓶。
地板沉舊得看不出原來的木色。一幅古時的繡花布簾釘在通往廚房的門楣上，像一塊整個幹掉的抹布。廚房裏有兩隻煤氣爐，爐上擱著兩隻大黑鍋。厚厚的一層油膩黏著所有的東西；在這個廚房裏，蟑螂也活不下去，因為它會被油膩黏得動彈不得。水泥地上，廚師踩腳的地方，已經有點凹陷。黑色的醬色的汙水泥濘滿布地麵。
誰是主人？這人髒得夠狠，夠徹底！
你猜得不錯。主人，不是那有四個兒女賣湯水的小販，是個藝術家。他用這個烏七八黑的黑店來表達他對這個城市的價值的抗議。
光顧這家黑店的人，究竟為何而來？來吃好菜嗎？黑店連個菜譜都沒有，他讓你吃什麽，你就吃什麽，不吃拉倒。來吃抗議嗎？五六年前，這個城市曾經滿街都是熱血沸騰大聲抗議的人群；那時他們剛剛得到抗議的權利，心裏激動著對種種理想的狂熱。五六年來，有些理想實現了，有些理想，在更刺激的汗流浹背的權力遊戲中，被遺忘了；更多的人，對理想和抗議，開始覺得厭倦，因厭倦而冷漠——所以，他們為什麽來黑店呢？
如果大膽一點，你可以說：髒！他們受了髒的吸引而來。髒，經過抽象的、意識形態的包裝之後，也成為一種美，和世紀末的頹廢一樣。這個城市，對世紀末的逼進，具有一種特別的敏感。
不管是午夜或是清晨，人們的肉體感官在尋找高潮和滿足。在鳥兒還在安靜沉睡的時辰，往最絢爛最囂張的霓虹燈叢處走去。那麽張牙舞爪的燈火，亮在清晨兩點，倫敦沒有，紐約沒有，慕尼黑更無從想象。你踏進自動滑開的玻璃門，十來個製服整齊的人，對你齊聲大喊：“皇家貴族理發廳歡迎歡迎歡迎光臨——”好像匍伏在地的宮廷大臣高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一樣。有人遞上雪白的滾熱的毛巾，有人打開煙盒，有人問：“您要幾號小姐？”用一種極做作的禮貌。
在昏暗的小房間裏，六十六號小姐開始按摩，在另一張躺椅上，八八八號小姐也在工作，用堅硬的手指陷進人的肌肉裏，因為是“純”的，所以按摩是隔著衣服。當小姐們認為客人已在昏睡邊緣時，她們開始交談：
“五○八號要結婚了你知道嗎？大概是上白天班的，所以你不認識。嫁給一個警察。警察有什麽好？每天要替他提心吊膽，怕作寡婦。而且哦，靠那個死薪水，有什麽用？嫁到那種厲害的還好，他就會刮，碰到那種乖乖牌，不會撈的，就完蛋！警察一定要會撈，要狠，不然哦，靠那個死薪水，太苫了！我就不要嫁警察。這年頭，沒錢什麽都別談，人家社會就是這樣……”
清晨四點，寬闊的大街上已經有掃街的人，在昏暗的天色中清掃城市的汙穢。大樓的小房間裏，人們在唱歌，清晨四點。眼睛盯著電視熒光幕上的歌詞，隨著錄好的旋律，對著麥克風唱，唱給小房間裏的朋友聽，更唱給自己聽。唱的歌，總是纏綿的、哀怨的，“等待一個不回家的男人”，或者“抱著你的感覺好好”。白天的麵具卸了下來，纏綿的歌詞與旋律好像一條溫熱的幹淨的毛巾，柔軟了因為戴麵具而繃硬的臉。
這個城市裏的人自詡世故深沉，看盡了人世險詐，卻同時玩著“關在小房間裏唱情歌”如此純潔可愛的遊戲，你說是矛盾，我說，這個城市，險險的走在現實和夢想的邊緣。情歌的纏綿境界，使人們暫時忘記小房間之外的世界，就好像黑店的髒，使愛髒的人暫時不必去麵對那明亮如玻璃的未來。
打開門，走出小房間，就發現自己站在騎樓裏，麵對一重又一重的阻礙，要低頭、要側身、要縮肩、要淋雨，才能走過那一腳高一腳低的長廊。高低落差太大的地方，說不定還得不輕不重的摔一跤。
可是，那有什麽關係？隻要人們還有一個小房間能夠把不敢說的感情唱出來，一切都容易忍受。更何況，人們還有那麽一個髒得夠狠的黑店（我隻是不知道，如果有人當著酒酣耳熱的食客，鎮靜而自信的蹲在地板上拉一堆屎，誰會拿誰怎麽樣？這個城市有沒有一個頹廢的底線？）；隻要在明亮如玻璃的世界和黑店之間，人們有選擇的權利，這就是一個可愛的城市。
大概經常下雨，城市裏的房子都有騎樓。滂沱大雨時，人們仍舊可以漫步瀏覽騎樓所遮護的商店。漫步嗎？其實不可能，因為走道上一半的麵積，被成排成排的機車占掉了，沒有機車的空間，就有小販攤開他成堆的貨品，周圍就繞著一群或蹲或站的顧客，行人就得躲躲閃閃的鑽過一堵一堵的人牆。賣衣服的，把模特兒和滿掛新衣的旋轉衣架擱在走道中間，人們就穿過衣堆，繼續前進。開小吃店的，把桌子椅子往騎樓正中一擺，人們就側身在食客的背後穿梭而過。有一家海產店，幹脆用門板將騎樓兩邊封了，熱騰騰、火勢凶猛的大灶就在廊上燒著；行路人也就一頭栽進那滂沱大雨，繞過海產店的勢力範圍，再一腳高一腳低的躲進下一段騎樓，繼續他一腳高一腳低的行程。
騎樓的地麵，是高低不平的。每隔五六家店鋪，就有一家，把自家前的地麵鋪得特別高，高出個三十公分吧！緊接著下麵那一家，可能又比這家高出個三十公分，也就是說，到了第三家，行人就走到了一個六十公分高的懸崖，大人一腳跨下，小孩兩腳蹦下，推嬰兒車的母親讓小車前輪著地，眼看著車裏的嬰兒就要被倒出來，像倒掉畚箕裏一坨大蘿卜。
騎樓地麵高低不齊，據城裏人說，是因為人人都想墊高自家路麵，鬧水災時，水會往別人家裏流。
這是個先進的城市？還是個“開發中”的城市？（“開發中”，曾經是“落後”的意思）我說不上來。
城市裏有許多低矮的小店，就說轉角處那賣湯湯水水的一家吧。男人立在熱氣蒸騰的大鍋前撈麵，女人把小菜端給客人，客人蹬著塑膠拖鞋，卷著褲管，低頭叭噠叭噠喝著湯。一對穿著學校製服、剪著短發的小兒女，在小店的角落裏，傍著一張油舊的小桌做功課。十歲不到的大女兒，背上馱著一歲的小弟弟，一條大花毯覆著，正來來去去的張羅盤子碟子，像一個熟練的婦人。
走出這條小巷，轉兩個彎，又是一個高樓大廈的世界。大飯店的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巨幅的手織地毯軟得像草坪。地毯上站著優雅的人，說著各國的語言。咖啡廳裏每個角落都插著花，會開會謝的真花。滿室的客人——大多是本國人，所以你知道這不是一個被殖民的城市——極講究的品評咖啡和名酒，話題的開頭往往是：“嘿！你什麽時候回來的？”或者是：“嘿！你哪天走？”來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要坐飛機才能到的地方：紐約舊金山、倫敦慕尼黑、華沙布拉格，還有，北京佳木斯。
明亮的咖啡座裏隻有兩種人：剛剛回來的和那正要走的。
那賣湯水的男人和女人或許哪兒也去不成，可是他們的臉上露著笑容，因為他們懷著希望：有一天，他們渾身油膩的小兒女也會走在亮得像玻璃似的磨石上。這個城市裏有許多樂觀的人，那當然是因為，站在柔軟似草坪的地毯上的人們，有許多許多，曾經是傍著油舊小桌學習寫字的孩童。
這城裏倒也不盡是樂觀進取的人。有些人。非但不向往那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的世界，而且還鄭重的對那樣的世界表示唾棄。在城市的南區，有這麽一家小吃店，在一棟岌岌可危的破舊木樓上，沒有招牌，所以必須有熟人帶路，一階階踩上狹窄的危樓。油舊的矮桌擺在油舊頹敗的木床上，人們盤腿坐在破床上，喝酒、劃拳。灰撲撲的玻璃窗破了個有棱有角的大洞，冷風呼呼吹進來。兩個神情迷離昏幻的少年，還不到十六歲吧，勾肩搭背跌跌撞撞過來，惹火了一個褲腰裏帶著槍的客人，有誰在地板上砸碎了一隻酒瓶。
地板沉舊得看不出原來的木色。一幅古時的繡花布簾釘在通往廚房的門楣上，像一塊整個幹掉的抹布。廚房裏有兩隻煤氣爐，爐上擱著兩隻大黑鍋。厚厚的一層油膩黏著所有的東西；在這個廚房裏，蟑螂也活不下去，因為它會被油膩黏得動彈不得。水泥地上，廚師踩腳的地方，已經有點凹陷。黑色的醬色的汙水泥濘滿布地麵。
誰是主人？這人髒得夠狠，夠徹底！
你猜得不錯。主人，不是那有四個兒女賣湯水的小販，是個藝術家。他用這個烏七八黑的黑店來表達他對這個城市的價值的抗議。
光顧這家黑店的人，究竟為何而來？來吃好菜嗎？黑店連個菜譜都沒有，他讓你吃什麽，你就吃什麽，不吃拉倒。來吃抗議嗎？五六年前，這個城市曾經滿街都是熱血沸騰大聲抗議的人群；那時他們剛剛得到抗議的權利，心裏激動著對種種理想的狂熱。五六年來，有些理想實現了，有些理想，在更刺激的汗流浹背的權力遊戲中，被遺忘了；更多的人，對理想和抗議，開始覺得厭倦，因厭倦而冷漠——所以，他們為什麽來黑店呢？
如果大膽一點，你可以說：髒！他們受了髒的吸引而來。髒，經過抽象的、意識形態的包裝之後，也成為一種美，和世紀末的頹廢一樣。這個城市，對世紀末的逼進，具有一種特別的敏感。
不管是午夜或是清晨，人們的肉體感官在尋找高潮和滿足。在鳥兒還在安靜沉睡的時辰，往最絢爛最囂張的霓虹燈叢處走去。那麽張牙舞爪的燈火，亮在清晨兩點，倫敦沒有，紐約沒有，慕尼黑更無從想象。你踏進自動滑開的玻璃門，十來個製服整齊的人，對你齊聲大喊：“皇家貴族理發廳歡迎歡迎歡迎光臨——”好像匍伏在地的宮廷大臣高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一樣。有人遞上雪白的滾熱的毛巾，有人打開煙盒，有人問：“您要幾號小姐？”用一種極做作的禮貌。
在昏暗的小房間裏，六十六號小姐開始按摩，在另一張躺椅上，八八八號小姐也在工作，用堅硬的手指陷進人的肌肉裏，因為是“純”的，所以按摩是隔著衣服。當小姐們認為客人已在昏睡邊緣時，她們開始交談：
“五○八號要結婚了你知道嗎？大概是上白天班的，所以你不認識。嫁給一個警察。警察有什麽好？每天要替他提心吊膽，怕作寡婦。而且哦，靠那個死薪水，有什麽用？嫁到那種厲害的還好，他就會刮，碰到那種乖乖牌，不會撈的，就完蛋！警察一定要會撈，要狠，不然哦，靠那個死薪水，太苫了！我就不要嫁警察。這年頭，沒錢什麽都別談，人家社會就是這樣……”
清晨四點，寬闊的大街上已經有掃街的人，在昏暗的天色中清掃城市的汙穢。大樓的小房間裏，人們在唱歌，清晨四點。眼睛盯著電視熒光幕上的歌詞，隨著錄好的旋律，對著麥克風唱，唱給小房間裏的朋友聽，更唱給自己聽。唱的歌，總是纏綿的、哀怨的，“等待一個不回家的男人”，或者“抱著你的感覺好好”。白天的麵具卸了下來，纏綿的歌詞與旋律好像一條溫熱的幹淨的毛巾，柔軟了因為戴麵具而繃硬的臉。
這個城市裏的人自詡世故深沉，看盡了人世險詐，卻同時玩著“關在小房間裏唱情歌”如此純潔可愛的遊戲，你說是矛盾，我說，這個城市，險險的走在現實和夢想的邊緣。情歌的纏綿境界，使人們暫時忘記小房間之外的世界，就好像黑店的髒，使愛髒的人暫時不必去麵對那明亮如玻璃的未來。
打開門，走出小房間，就發現自己站在騎樓裏，麵對一重又一重的阻礙，要低頭、要側身、要縮肩、要淋雨，才能走過那一腳高一腳低的長廊。高低落差太大的地方，說不定還得不輕不重的摔一跤。
可是，那有什麽關係？隻要人們還有一個小房間能夠把不敢說的感情唱出來，一切都容易忍受。更何況，人們還有那麽一個髒得夠狠的黑店（我隻是不知道，如果有人當著酒酣耳熱的食客，鎮靜而自信的蹲在地板上拉一堆屎，誰會拿誰怎麽樣？這個城市有沒有一個頹廢的底線？）；隻要在明亮如玻璃的世界和黑店之間，人們有選擇的權利，這就是一個可愛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