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見閣下大作針砭目前紊亂之社會現象，每次閱畢皆熱淚盈眶，未能自己。
——我把報紙文章給孩子看，他說要影印起來，想貼到班上去又說不敢，怕訓導處，我們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瞞您說，我也想離開台灣。我敢預言中國將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於他人，而是死於自己手中的繩子，真的，真的。
——“紅色恐懼症”是我們國民心理上的不治沉屙，也像黑死病一樣，人人怕傳染。
——目前您知名度夠，“有關方麵”不敢輕舉妄動。但是，千萬要小心：開車，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惡煞殺出來。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書及中國時報在我們單位算是被禁掉了。雖然我們不讚同這個作法，但軍隊之所以構成，就是必須懂得服從命令。中國時報被禁是因為野火集的文章。這是一份政戰部門所下的文，屬於“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斷絕、外貌瘦弱、地小人多、工商不發達的台灣，升鬥小民是怎麽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隻管收稅，不管失業救濟，勞動法令殘缺，勞工受傷，勞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決每日開門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礦災工人死亡，成為植物人，政府及勞保給付如杯水車薪，民間捐款被台北縣政府留下一半，礦工子女是如何過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1985年
隻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個冷得不尋常的冬天。我在台北醫院待產，從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種特別清澈幹淨的深藍。
《野火集》出現在書店和路邊書攤上。二十一天內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書，因為壓的時間不夠，封麵還向上翹起。四個月之後，十萬本已經賣出。
國民黨的報刊開始了幾乎每日一篇的攻擊。
沒有了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誰也活不下去。就連想“鬧事”的野火，到時也隻有噤若寒蟬，否則就逃不過被鬥被宰的結局！
我們必須嚴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灣以台北為主導的中國人，政治製度、社會結構、國風民俗或有缺失，但絕對健康，絕對無梅毒惡瘡，能愛也能被愛，隻有龍應台這類xxxx，我們有權也有責任，公開唾棄她。
來自黨外陣營的批判則有另外一個基調：
龍應台責備讀者“你們為什麽不生氣？不行動？”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麽體製使他們變成那種“令人生氣”的樣子？龍應台叫人們向絕大多數終生不改選的立委施“民意”壓力，這不是笑話嗎？
……任何個人主義的反抗原本就是無效的……龍應台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她繼續秉持個人主義等美式自由，終於也不得不碰到最後的關卡：封閉、壓製、迫害個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別的，正是政治……終於她開始攻擊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樣，遭到封殺。
……然而為什麽50年代有“自由中國”，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學雜誌”，而80年代卻隻有一個龍應台呢？這是否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沒落呢？
對國民黨所發動的謾罵恐怖，我不曾回應過一個字，因為不屑。對黨外的批評，也不曾有過一句的辯解，因為投鼠忌器：我不能讓等著消滅我的人知道我的寫作策略。
十三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在十三年中脫胎換骨了，隻是換出來的體質麵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詫異不已。
1985年3月何懷碩寫道：
最近“江南”案與“十信”案，如狂風惡雨，幾乎使社會一切停擺……一位對此一連串事件亦曾參與決策的官員沉痛地指出：“什麽叫做落後國家？差不多就是像我們這個樣子。”交通混亂、空氣汙染、生態破壞、奸商欺詐，治安不寧、貪汙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國時報》社論寫道：
馬祖空難、溫妮風災、街道巷戰，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畫麵，一條又一條無辜性命的喪失……災難和治安已達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個國家機器陷入了半癱瘓狀態。
於是當我想為80年代的“野火現象”寫下一點小小的曆史見證的時候，一點兒也不覺得是白頭宮女在話天寶遺事，恍如隔世；倒覺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這樣走過
曾經用過一個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氣，氣體彌漫箱內。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點燃了一隻火柴，彎身打開箱門。
“嘭”一聲；不，沒有爆炸。隻是一團火氣向我臉上撲來，一陣炙熱，我眉發已焦。
1984年的台灣是一個“悶”的瓦斯烤箱，“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是一隻無心的火柴。我的社會教育開始了。激動的讀者來信對我攤開了台灣社會長久遮掩的不愈傷口。一貫不公的體製壓著人民，能夠長久地壓著因為它有一個人生哲學的托持：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看穿了體製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為而轉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則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義務。但是悶啊，這是一個有冤無處伸的社會。
江南的政治謀殺、十信的金錢詐欺、玉米的食品汙染都是動搖“國本”的嚴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見的地方，小市民的個人悲劇和委曲在自生自滅。
1984年，學校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被“有關單位”帶走問話。台北市美術館的展出作品可以因為“密告”有紅色嫌疑而被塗改。在軍中服役的預備軍官可以被打、被殺、失蹤，而遭到消息封鎖。機車騎士可以掉進政府施工單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賠償。
1984年，國際人權組織說，台灣有187次取締言論事件。
不敢發出的聲音、無處傾吐的痛苦，大量地湧向一個看起來代表正義的作家案頭。黨外刊物在地下流竄，在邊緣遊走，在少數人中傳閱。大多數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願看或看不到。黨外刊物的鬥爭意識使習慣安定、害怕動蕩的小市民心存疑懼。“野火”的係列文章是許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體上看見不轉彎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雖然注滿感染力與煽動性，但是它超越黨派、不涉權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蘊藏著最直接的批判，人心為之沸騰。
不隻是悶著的小市民，還有那已經悶“壞”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來信。通常信寫得特別長，來信頻率特別高，三兩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症狀：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敘述被國民黨跟蹤、竊聽、盜郵陷害、茶中下毒、飯中下藥的過程。有一個人長期給我寫信談國家大事（他也長期給裏根總統和教皇寫信）。有一天在報上讀到他的名字；他因為在街頭散發“反政府言論”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學生。他們的病不見得是極權統治所引起，但是國民黨的極權統治深深控製著他們僅有的思維，使他們動彈不得。
在“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裏，許多人看見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動了，忍受的人被激勵了。而我，卻不再天真浪漫。眉發焦赤的同時，我已經發現這個烤箱不是單純的泄氣，它有根本的結構問題。
我開始了策略性的寫作，從“難局”一文出發。
心底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如何能推到言論鉗製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多少前輩都是從最大的《中國時報》寫到較小的《自立晚報》再寫到黨外刊物，然後就徹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裏的一條蛀蟲。
副刊主編金恒煉說：“你放手寫，心裏不要有任何警總。尺度的問題我們來處理。”
可是，我怎麽可能心中沒有警總？江南才剛被殺，屍骨未寒呢。我的父親為了我老做惡夢；告訴我他當年如何看見人在半夜被國民黨特務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蹤的人不計其數。我的命運使他憂慮；他知道我沒有外國護照。
於是在生活上，（一方麵也因不屑於做大眾文化鬧哄哄寵出來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訪、不上電視、不演講、不公開露麵。當然，更不能與反對人士來往。極長的一段時間裏，讀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個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獨的沉思中寫成。
在寫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擊體製，如此起彼落的黨外刊物所為。能夠討論和批判的是環境、治安、教育種種社會問題。然而在那個極權體製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會發現：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這，卻是我不能寫出的。
其實亦不必寫出。如果一個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會自己看出問題的最後症結，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製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製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園大學”或“台灣是誰的家”，都將最終責任指向個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黨外刊物因此指責我“隻打蒼蠅，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見問題的要害。我無法說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為確實認為“蒼蠅”責任重大。比“老虎”還大。
我寫著最煽動的文字，批判的層次也逐漸升高。報社為我承受了許多“有關單位”的“關懷”電話，但是當我將美術館館長比作政戰官的時候，編輯也擋不住了。政戰部早已下過公文禁止軍中讀“野火”專欄和中國時報。現在政戰部主任許曆農將軍要請我吃飯。
許將軍溫文爾雅，謙和中不失鋒利。席間不知什麽人建議我該稱他為“許伯伯”，我笑了笑，沒接腔。他看起來還真是個我覺得親切可愛又風度翩翩的外省長輩，但是各在各的崗位上，不得不針鋒相對。“你的文章，”他說，“是禍國殃民的。”
我心裏同意他的說法，如果“國”和“民”，指的是國民黨的一黨江山。
宴請結束之後，寫了“奧威爾的台灣”一文：
……言論控製的目的在哪裏？手段是否合適？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沒有控製的必要？控製思想有什麽嚴重的後果？合不合台灣現狀與未來的發展需求？
這一篇文章終於上不了報紙，隻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裏一並出了書。
國民黨文工會問我願不願意“見官”。哪個“官”？我問。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後的台灣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來來飯店一個小房間裏用餐。夫妻倆態度自然，言說誠懇，沒有一絲官僚氣。我們交換了些對國家大事的看法，發現彼此的理念認知差距並不太大。
教育部問我願不願意與部長一談。在李煥部長的辦公室裏，我對他陳述我對台灣軍訓教育的看法：軍和黨應該徹底離開校園。李部長極謙遜虛心地聆聽，並且作記錄。
“野火集”出書之後，專欄停止了一段時間。1986年底，我離開台灣。流傳的說法是，終於被“封殺”，而我被“驅逐出境”。事實上，我是由於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則是因為我在異地哺乳育兒。“野火”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及風險，但並未被“封殺”。
四個月內十萬本，使封殺查禁在技術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和國民黨主事者本身的素質也許不無關係。許曆農、宋楚瑜、李煥雖然都在維護一個千瘡百孔的體製，本身卻畢竟是思維複雜、閱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傳達的社會大勢走向。他們並沒有訴諸野蠻的權力去抵製這個走向。
這些人，在1985年代表著台灣政治的主流。在10年後全變成了非主流，退居邊緣。但是取代了他們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麵目之可憎竟超過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嚴。台灣人終於贏得了“免於恐懼的自由”。隻是在政治恐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恐懼，在90年代一一浮現。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訪。改革開放正在動搖蘇聯的“國本”，但克格勃仍舊監視著我的行蹤，任何外國作家和記者的行蹤。沈昌煥外交部長則公開對媒體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會議中對我主張重新認識蘇聯、接觸蘇聯的文章大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學生們靜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萬人遊行，東德有百萬人遊行。風中帛帛作響的旗幟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寫著：“我們不要……”。
80年代，我從台北走到北京，再從莫斯科走到東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蕭蕭，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見作家在對群眾演說，群眾在對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衝洗著人們臉上悲憤激情的淚水。
那是一個最壞也最好的時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時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中，奮鬥的目標多麽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八十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隻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麵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90年代，世紀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墮落
我們，都老了十來歲。
手邊保留了50封當年“野火”的讀者來信。那個17歲的中學生，噙著眼淚寫：“i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議權威，權威總是贏）。”現在怎麽看這世界？那個在軍校裏半夜被打成重傷無處申訴的師大畢業生，現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憲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現在幻想被什麽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將屋子裂成兩半的家庭主婦，現在過著什麽樣的生活？
當年寫“野火”慷慨激昂、認為“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的作家，現在認識些什麽又學到了些什麽？
我承認，政治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隻不過在80年代的極權體製裏，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領域，因此也遮蓋了某些更深層的問題，譬如文化。
國民黨經過一場“木馬屠城”的大換血遊戲，已經不是80年代任特務橫行的政黨；它是一個有民意基礎的民主政黨了。民進黨也不是80年代那飽受壓迫的政治異端，而是具有充分製衡力量甚至即將取而代之的在野黨了。80年代我們所夢寐以求的民主製度已經實現了，那麽要以什麽來解釋新國民黨的黨內專製和民進黨的權力欲望？民主議會以合法方式為自己謀私利的行徑植因何處？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帶犯罪前科，又說明了什麽？
於是卡爾·波普爾在1954年的演講對我有了新的意義：
……製度，如果沒有傳統的支持，往往適得其反。譬如說，議會裏的反對黨本來應該是防止多數黨偷竊納稅人的錢的，但是我記得一個東南歐國家的例子；在那裏，反對黨和多數黨一起坐地分贓。總而言之，能夠讓製度達到個人期待的，最終必須是傳統文化的支撐。
顯然，反對黨和多數黨坐地分贓的不隻是咱們台灣人。但是波普爾一直強調的傳統文化——使民主製度落實可行的傳統文化在台灣的曆史環境裏非但不是一個可以補充民主製度的力量，反而是一個必須克服的障礙。政論家批評李登輝專斷，可是他的專斷難道不是圍繞著他的人的順服所養出來的？這些人對主子的順服裏頭又揉雜了多少傳統文化的線索？
獨裁體製沒有了，而黨主席在黨內依舊可以一言專斷，而議會依舊可以拿公款自肥。這時候雲消霧散，問題的真正症結才暴露出來：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麽意思？無非是一個群體中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體現吧。走過紛紛攘攘的十年，發現的竟是：隻要有權力的誘惑，任何人都可以墮落。這當然包括，或者說，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義的英雄們。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體製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13年後，她仍這麽看嗎？
解放竟是過程
當極權體製瓦解了，還有什麽東西壓迫著個人呢？從什麽解放出來，向什麽爭取權利？80年代，這些都不是問題。個人麵對著強悍的體製，像瘦小大衛仰望巨人。隻有在巨人倒下之後，大衛才赫然麵對了自己和自己的夥伴們。
夥伴們的意見就叫做“民意”。90年代，民意以鋪天蓋地的氣勢主宰社會，透過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塑造新的價值標準，“政治正確”是它一件剪裁得體的西服。於右任的銅像被拆走，換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燈；但是沒有人敢站出來說眩目花燈庸俗不堪而於右任的書法和當年辦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燈，代表新興大眾，不管怎麽庸俗醜陋；於右任銅像，代表要打倒的國民黨舊秩序，不管他是不是有更深遠的意義。反對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當權的時候，竟也有人這麽說：
獨立的個人迷失在群體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這個世界。唯一有權力的就是大眾和那以執行大眾意向與直覺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領域、人際關係、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這個大眾並不向他們的……精英或書本求取意見；他們的意見來自他們的同類，以大眾為名義，透過報紙，草率形成。
也就是說，民意可能惡質化成一種多數的、平庸者的暴力，限製個人的發展，所以──
“當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來越是社會主流的時候，製衡這個趨勢就得讓更多的思想頂尖的個人出頭……一個社會中特立獨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氣、道德勇氣就越多。”
也就是說，個人要從民意的強大束縛中解放出來，要向民意的平庸統治爭取不同流俗的權利。極權瓦解之後，壓迫著個人的是無數個個人所結成的集體“民意”。
說這話的可不是什麽80年代曆盡滄桑的英雄，而是英國的政治哲學家小彌爾，寫在他的經典之作《論自由》裏，發表於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國同胞：如果維多利亞王朝的英國人不抵抗民意的專製、不鼓勵個人的獨立發展，那麽他們最可悲的下場將是……變成另一個中國，1859年的停滯不前的中國。而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是因為那個國家隻知道群體的齊一，不知道個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識見短淺，閱曆有限。80年代中完全沒有想到，或者說也沒有時間想到小彌爾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問題。現在，嚴複把《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所表達的對“自由”被無限擴張的不安，我開始有了新的體會。梁啟超在七十年前說過的話，更令我驚詫其早熟：
……豈獨軍閥財閥的專橫可憎可恨，就是工團的同盟抵抗乃至社會革命還不是同一種強權作用！不過從前強權，在那一班少數人手裏，往後的強權，移在這一班多數人手裏罷了。
難道說，解放竟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難道說，如前人已陳述，解放不等於自由，因為得到了某一種自由之後勢必要出現另一種不自由，需要更進一層的解放？於是我想起哲學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據”（background justification）。爭取什麽權利要看當時當地的“背景”作為“理據”。譬如近代西方社會的組織及法律原則多依據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麽在這個社會中所謂爭取權利就是爭取反對效益主義的權利。換一個時間空間，爭取什麽權利要看當時當地的“背景理據”是什麽。
80年代的“背景理據”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我們追求的權利是反對一黨專政，以民意取代獨裁。90年代的“背景理據”就不同了，它變成膚淺民意的無所不在。90年代必須爭取的權利也就變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虛實真偽、如何保護少數的不受侵害和腐蝕、如何保障真正意義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沒有止境。
比較起來，80年代的“奮鬥”雖然冒著坐牢的危險，人們的心情是自信而輕鬆的。極權體製是那麽大一個目標，打垮它隻需要些英雄氣概。90年代看起來平庸而安靜，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鬧不清敵人究竟是誰。在80年代，貪汙腐敗、火燒水災死人，都可以怪國民黨；在90年代，官商勾結、黑道橫行、火燒水災照樣死人，卻不知要怪誰？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組成；如果還有什麽要被打倒，那最該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種種弱點。當政治責任由獨裁政體轉到個人肩上時，個人頓時發現了自己體質的虛弱。
來自黑暗
發現個人體質虛弱，當然不隻是戒嚴後的台灣人。經過納粹統治和共黨政權的德國人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國家權力如何可以輕而易舉地吃掉個人，到今天還在討論自由的危機。解體後的俄羅斯人和東歐人眼看舊政權威崩潰而新秩序無從建立，叢林的掠奪原則得以盛行。個人體製相對結實的，全世界也不過英法美少數國家，而他們已經花了兩百多年的時間在培養個人體製。
個人，當他是反對者的時候，他不被捕殺就是聖潔的英雄。當他不再是反對者，嚴酷的測驗就來了：他是否能抵擋權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多少高舉正義旗幟奪取政權的政黨，都在測驗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質：那打破了專製的英雄們竟是無數個專製的個人。個人，才是黑暗的真正來源。
1987年在台灣發生的寧靜革命不是哪一個黨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運動，人民把權力索了回來。在綿長的中國曆史上，這是晴天霹雷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靜氣，想看個分明：這人民正在接受測驗，他是否能慎用權力？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
不知道，測驗正在進行中。但是當我想道，在1935年，蔣廷黻和丁文江都斬釘截鐵地認為“民主政治在中國今日不可能的程度遠在獨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我在衡量台灣的人民。半個世紀的路雖然曲折，沒有白走。
如果說，扛在個人肩上的重擔使人步履不穩、心中不安，或者說，消毒隔離病房走出來的個人現在麵對各種病菌侵襲而適應不良，他是否願意回到原來安全控製的消毒房裏去過日子呢？碰見一個愛說話的計程車司機，從和平東路開始抨擊政府和財團一直抨擊到圓山飯店。“那麽，”我下車時問他，“還是蔣家政權好，你這麽說？”
他用力地搖頭，“當然不是。以前的特權是合法化體製化的，合法體製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權。現在是個人行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別可大了。”
司機說話，充滿自信。
胡適在20年代說過，必得先下水才能學會遊泳，司機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離開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義不自由主義，隻有檢驗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夢想光明
走過台灣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繼續夢想光明，麵對個人最深透的黑暗。
1997年9月初稿
1998年7月定稿
——我把報紙文章給孩子看，他說要影印起來，想貼到班上去又說不敢，怕訓導處，我們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瞞您說，我也想離開台灣。我敢預言中國將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於他人，而是死於自己手中的繩子，真的，真的。
——“紅色恐懼症”是我們國民心理上的不治沉屙，也像黑死病一樣，人人怕傳染。
——目前您知名度夠，“有關方麵”不敢輕舉妄動。但是，千萬要小心：開車，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惡煞殺出來。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書及中國時報在我們單位算是被禁掉了。雖然我們不讚同這個作法，但軍隊之所以構成，就是必須懂得服從命令。中國時報被禁是因為野火集的文章。這是一份政戰部門所下的文，屬於“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斷絕、外貌瘦弱、地小人多、工商不發達的台灣，升鬥小民是怎麽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隻管收稅，不管失業救濟，勞動法令殘缺，勞工受傷，勞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決每日開門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礦災工人死亡，成為植物人，政府及勞保給付如杯水車薪，民間捐款被台北縣政府留下一半，礦工子女是如何過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1985年
隻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個冷得不尋常的冬天。我在台北醫院待產，從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種特別清澈幹淨的深藍。
《野火集》出現在書店和路邊書攤上。二十一天內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書，因為壓的時間不夠，封麵還向上翹起。四個月之後，十萬本已經賣出。
國民黨的報刊開始了幾乎每日一篇的攻擊。
沒有了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誰也活不下去。就連想“鬧事”的野火，到時也隻有噤若寒蟬，否則就逃不過被鬥被宰的結局！
我們必須嚴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灣以台北為主導的中國人，政治製度、社會結構、國風民俗或有缺失，但絕對健康，絕對無梅毒惡瘡，能愛也能被愛，隻有龍應台這類xxxx，我們有權也有責任，公開唾棄她。
來自黨外陣營的批判則有另外一個基調：
龍應台責備讀者“你們為什麽不生氣？不行動？”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麽體製使他們變成那種“令人生氣”的樣子？龍應台叫人們向絕大多數終生不改選的立委施“民意”壓力，這不是笑話嗎？
……任何個人主義的反抗原本就是無效的……龍應台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她繼續秉持個人主義等美式自由，終於也不得不碰到最後的關卡：封閉、壓製、迫害個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別的，正是政治……終於她開始攻擊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樣，遭到封殺。
……然而為什麽50年代有“自由中國”，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學雜誌”，而80年代卻隻有一個龍應台呢？這是否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沒落呢？
對國民黨所發動的謾罵恐怖，我不曾回應過一個字，因為不屑。對黨外的批評，也不曾有過一句的辯解，因為投鼠忌器：我不能讓等著消滅我的人知道我的寫作策略。
十三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在十三年中脫胎換骨了，隻是換出來的體質麵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詫異不已。
1985年3月何懷碩寫道：
最近“江南”案與“十信”案，如狂風惡雨，幾乎使社會一切停擺……一位對此一連串事件亦曾參與決策的官員沉痛地指出：“什麽叫做落後國家？差不多就是像我們這個樣子。”交通混亂、空氣汙染、生態破壞、奸商欺詐，治安不寧、貪汙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國時報》社論寫道：
馬祖空難、溫妮風災、街道巷戰，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畫麵，一條又一條無辜性命的喪失……災難和治安已達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個國家機器陷入了半癱瘓狀態。
於是當我想為80年代的“野火現象”寫下一點小小的曆史見證的時候，一點兒也不覺得是白頭宮女在話天寶遺事，恍如隔世；倒覺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這樣走過
曾經用過一個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氣，氣體彌漫箱內。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點燃了一隻火柴，彎身打開箱門。
“嘭”一聲；不，沒有爆炸。隻是一團火氣向我臉上撲來，一陣炙熱，我眉發已焦。
1984年的台灣是一個“悶”的瓦斯烤箱，“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是一隻無心的火柴。我的社會教育開始了。激動的讀者來信對我攤開了台灣社會長久遮掩的不愈傷口。一貫不公的體製壓著人民，能夠長久地壓著因為它有一個人生哲學的托持：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看穿了體製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為而轉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則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義務。但是悶啊，這是一個有冤無處伸的社會。
江南的政治謀殺、十信的金錢詐欺、玉米的食品汙染都是動搖“國本”的嚴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見的地方，小市民的個人悲劇和委曲在自生自滅。
1984年，學校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被“有關單位”帶走問話。台北市美術館的展出作品可以因為“密告”有紅色嫌疑而被塗改。在軍中服役的預備軍官可以被打、被殺、失蹤，而遭到消息封鎖。機車騎士可以掉進政府施工單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賠償。
1984年，國際人權組織說，台灣有187次取締言論事件。
不敢發出的聲音、無處傾吐的痛苦，大量地湧向一個看起來代表正義的作家案頭。黨外刊物在地下流竄，在邊緣遊走，在少數人中傳閱。大多數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願看或看不到。黨外刊物的鬥爭意識使習慣安定、害怕動蕩的小市民心存疑懼。“野火”的係列文章是許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體上看見不轉彎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雖然注滿感染力與煽動性，但是它超越黨派、不涉權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蘊藏著最直接的批判，人心為之沸騰。
不隻是悶著的小市民，還有那已經悶“壞”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來信。通常信寫得特別長，來信頻率特別高，三兩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症狀：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敘述被國民黨跟蹤、竊聽、盜郵陷害、茶中下毒、飯中下藥的過程。有一個人長期給我寫信談國家大事（他也長期給裏根總統和教皇寫信）。有一天在報上讀到他的名字；他因為在街頭散發“反政府言論”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學生。他們的病不見得是極權統治所引起，但是國民黨的極權統治深深控製著他們僅有的思維，使他們動彈不得。
在“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裏，許多人看見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動了，忍受的人被激勵了。而我，卻不再天真浪漫。眉發焦赤的同時，我已經發現這個烤箱不是單純的泄氣，它有根本的結構問題。
我開始了策略性的寫作，從“難局”一文出發。
心底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如何能推到言論鉗製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多少前輩都是從最大的《中國時報》寫到較小的《自立晚報》再寫到黨外刊物，然後就徹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裏的一條蛀蟲。
副刊主編金恒煉說：“你放手寫，心裏不要有任何警總。尺度的問題我們來處理。”
可是，我怎麽可能心中沒有警總？江南才剛被殺，屍骨未寒呢。我的父親為了我老做惡夢；告訴我他當年如何看見人在半夜被國民黨特務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蹤的人不計其數。我的命運使他憂慮；他知道我沒有外國護照。
於是在生活上，（一方麵也因不屑於做大眾文化鬧哄哄寵出來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訪、不上電視、不演講、不公開露麵。當然，更不能與反對人士來往。極長的一段時間裏，讀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個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獨的沉思中寫成。
在寫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擊體製，如此起彼落的黨外刊物所為。能夠討論和批判的是環境、治安、教育種種社會問題。然而在那個極權體製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會發現：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這，卻是我不能寫出的。
其實亦不必寫出。如果一個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會自己看出問題的最後症結，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製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製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園大學”或“台灣是誰的家”，都將最終責任指向個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黨外刊物因此指責我“隻打蒼蠅，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見問題的要害。我無法說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為確實認為“蒼蠅”責任重大。比“老虎”還大。
我寫著最煽動的文字，批判的層次也逐漸升高。報社為我承受了許多“有關單位”的“關懷”電話，但是當我將美術館館長比作政戰官的時候，編輯也擋不住了。政戰部早已下過公文禁止軍中讀“野火”專欄和中國時報。現在政戰部主任許曆農將軍要請我吃飯。
許將軍溫文爾雅，謙和中不失鋒利。席間不知什麽人建議我該稱他為“許伯伯”，我笑了笑，沒接腔。他看起來還真是個我覺得親切可愛又風度翩翩的外省長輩，但是各在各的崗位上，不得不針鋒相對。“你的文章，”他說，“是禍國殃民的。”
我心裏同意他的說法，如果“國”和“民”，指的是國民黨的一黨江山。
宴請結束之後，寫了“奧威爾的台灣”一文：
……言論控製的目的在哪裏？手段是否合適？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沒有控製的必要？控製思想有什麽嚴重的後果？合不合台灣現狀與未來的發展需求？
這一篇文章終於上不了報紙，隻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裏一並出了書。
國民黨文工會問我願不願意“見官”。哪個“官”？我問。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後的台灣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來來飯店一個小房間裏用餐。夫妻倆態度自然，言說誠懇，沒有一絲官僚氣。我們交換了些對國家大事的看法，發現彼此的理念認知差距並不太大。
教育部問我願不願意與部長一談。在李煥部長的辦公室裏，我對他陳述我對台灣軍訓教育的看法：軍和黨應該徹底離開校園。李部長極謙遜虛心地聆聽，並且作記錄。
“野火集”出書之後，專欄停止了一段時間。1986年底，我離開台灣。流傳的說法是，終於被“封殺”，而我被“驅逐出境”。事實上，我是由於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則是因為我在異地哺乳育兒。“野火”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及風險，但並未被“封殺”。
四個月內十萬本，使封殺查禁在技術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和國民黨主事者本身的素質也許不無關係。許曆農、宋楚瑜、李煥雖然都在維護一個千瘡百孔的體製，本身卻畢竟是思維複雜、閱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傳達的社會大勢走向。他們並沒有訴諸野蠻的權力去抵製這個走向。
這些人，在1985年代表著台灣政治的主流。在10年後全變成了非主流，退居邊緣。但是取代了他們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麵目之可憎竟超過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嚴。台灣人終於贏得了“免於恐懼的自由”。隻是在政治恐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恐懼，在90年代一一浮現。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訪。改革開放正在動搖蘇聯的“國本”，但克格勃仍舊監視著我的行蹤，任何外國作家和記者的行蹤。沈昌煥外交部長則公開對媒體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會議中對我主張重新認識蘇聯、接觸蘇聯的文章大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學生們靜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萬人遊行，東德有百萬人遊行。風中帛帛作響的旗幟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寫著：“我們不要……”。
80年代，我從台北走到北京，再從莫斯科走到東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蕭蕭，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見作家在對群眾演說，群眾在對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衝洗著人們臉上悲憤激情的淚水。
那是一個最壞也最好的時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時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中，奮鬥的目標多麽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八十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隻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麵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90年代，世紀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墮落
我們，都老了十來歲。
手邊保留了50封當年“野火”的讀者來信。那個17歲的中學生，噙著眼淚寫：“i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議權威，權威總是贏）。”現在怎麽看這世界？那個在軍校裏半夜被打成重傷無處申訴的師大畢業生，現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憲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現在幻想被什麽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將屋子裂成兩半的家庭主婦，現在過著什麽樣的生活？
當年寫“野火”慷慨激昂、認為“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的作家，現在認識些什麽又學到了些什麽？
我承認，政治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隻不過在80年代的極權體製裏，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領域，因此也遮蓋了某些更深層的問題，譬如文化。
國民黨經過一場“木馬屠城”的大換血遊戲，已經不是80年代任特務橫行的政黨；它是一個有民意基礎的民主政黨了。民進黨也不是80年代那飽受壓迫的政治異端，而是具有充分製衡力量甚至即將取而代之的在野黨了。80年代我們所夢寐以求的民主製度已經實現了，那麽要以什麽來解釋新國民黨的黨內專製和民進黨的權力欲望？民主議會以合法方式為自己謀私利的行徑植因何處？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帶犯罪前科，又說明了什麽？
於是卡爾·波普爾在1954年的演講對我有了新的意義：
……製度，如果沒有傳統的支持，往往適得其反。譬如說，議會裏的反對黨本來應該是防止多數黨偷竊納稅人的錢的，但是我記得一個東南歐國家的例子；在那裏，反對黨和多數黨一起坐地分贓。總而言之，能夠讓製度達到個人期待的，最終必須是傳統文化的支撐。
顯然，反對黨和多數黨坐地分贓的不隻是咱們台灣人。但是波普爾一直強調的傳統文化——使民主製度落實可行的傳統文化在台灣的曆史環境裏非但不是一個可以補充民主製度的力量，反而是一個必須克服的障礙。政論家批評李登輝專斷，可是他的專斷難道不是圍繞著他的人的順服所養出來的？這些人對主子的順服裏頭又揉雜了多少傳統文化的線索？
獨裁體製沒有了，而黨主席在黨內依舊可以一言專斷，而議會依舊可以拿公款自肥。這時候雲消霧散，問題的真正症結才暴露出來：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麽意思？無非是一個群體中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體現吧。走過紛紛攘攘的十年，發現的竟是：隻要有權力的誘惑，任何人都可以墮落。這當然包括，或者說，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義的英雄們。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體製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13年後，她仍這麽看嗎？
解放竟是過程
當極權體製瓦解了，還有什麽東西壓迫著個人呢？從什麽解放出來，向什麽爭取權利？80年代，這些都不是問題。個人麵對著強悍的體製，像瘦小大衛仰望巨人。隻有在巨人倒下之後，大衛才赫然麵對了自己和自己的夥伴們。
夥伴們的意見就叫做“民意”。90年代，民意以鋪天蓋地的氣勢主宰社會，透過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塑造新的價值標準，“政治正確”是它一件剪裁得體的西服。於右任的銅像被拆走，換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燈；但是沒有人敢站出來說眩目花燈庸俗不堪而於右任的書法和當年辦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燈，代表新興大眾，不管怎麽庸俗醜陋；於右任銅像，代表要打倒的國民黨舊秩序，不管他是不是有更深遠的意義。反對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當權的時候，竟也有人這麽說：
獨立的個人迷失在群體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這個世界。唯一有權力的就是大眾和那以執行大眾意向與直覺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領域、人際關係、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這個大眾並不向他們的……精英或書本求取意見；他們的意見來自他們的同類，以大眾為名義，透過報紙，草率形成。
也就是說，民意可能惡質化成一種多數的、平庸者的暴力，限製個人的發展，所以──
“當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來越是社會主流的時候，製衡這個趨勢就得讓更多的思想頂尖的個人出頭……一個社會中特立獨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氣、道德勇氣就越多。”
也就是說，個人要從民意的強大束縛中解放出來，要向民意的平庸統治爭取不同流俗的權利。極權瓦解之後，壓迫著個人的是無數個個人所結成的集體“民意”。
說這話的可不是什麽80年代曆盡滄桑的英雄，而是英國的政治哲學家小彌爾，寫在他的經典之作《論自由》裏，發表於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國同胞：如果維多利亞王朝的英國人不抵抗民意的專製、不鼓勵個人的獨立發展，那麽他們最可悲的下場將是……變成另一個中國，1859年的停滯不前的中國。而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是因為那個國家隻知道群體的齊一，不知道個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識見短淺，閱曆有限。80年代中完全沒有想到，或者說也沒有時間想到小彌爾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問題。現在，嚴複把《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所表達的對“自由”被無限擴張的不安，我開始有了新的體會。梁啟超在七十年前說過的話，更令我驚詫其早熟：
……豈獨軍閥財閥的專橫可憎可恨，就是工團的同盟抵抗乃至社會革命還不是同一種強權作用！不過從前強權，在那一班少數人手裏，往後的強權，移在這一班多數人手裏罷了。
難道說，解放竟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難道說，如前人已陳述，解放不等於自由，因為得到了某一種自由之後勢必要出現另一種不自由，需要更進一層的解放？於是我想起哲學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據”（background justification）。爭取什麽權利要看當時當地的“背景”作為“理據”。譬如近代西方社會的組織及法律原則多依據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麽在這個社會中所謂爭取權利就是爭取反對效益主義的權利。換一個時間空間，爭取什麽權利要看當時當地的“背景理據”是什麽。
80年代的“背景理據”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我們追求的權利是反對一黨專政，以民意取代獨裁。90年代的“背景理據”就不同了，它變成膚淺民意的無所不在。90年代必須爭取的權利也就變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虛實真偽、如何保護少數的不受侵害和腐蝕、如何保障真正意義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沒有止境。
比較起來，80年代的“奮鬥”雖然冒著坐牢的危險，人們的心情是自信而輕鬆的。極權體製是那麽大一個目標，打垮它隻需要些英雄氣概。90年代看起來平庸而安靜，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鬧不清敵人究竟是誰。在80年代，貪汙腐敗、火燒水災死人，都可以怪國民黨；在90年代，官商勾結、黑道橫行、火燒水災照樣死人，卻不知要怪誰？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組成；如果還有什麽要被打倒，那最該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種種弱點。當政治責任由獨裁政體轉到個人肩上時，個人頓時發現了自己體質的虛弱。
來自黑暗
發現個人體質虛弱，當然不隻是戒嚴後的台灣人。經過納粹統治和共黨政權的德國人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國家權力如何可以輕而易舉地吃掉個人，到今天還在討論自由的危機。解體後的俄羅斯人和東歐人眼看舊政權威崩潰而新秩序無從建立，叢林的掠奪原則得以盛行。個人體製相對結實的，全世界也不過英法美少數國家，而他們已經花了兩百多年的時間在培養個人體製。
個人，當他是反對者的時候，他不被捕殺就是聖潔的英雄。當他不再是反對者，嚴酷的測驗就來了：他是否能抵擋權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多少高舉正義旗幟奪取政權的政黨，都在測驗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質：那打破了專製的英雄們竟是無數個專製的個人。個人，才是黑暗的真正來源。
1987年在台灣發生的寧靜革命不是哪一個黨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運動，人民把權力索了回來。在綿長的中國曆史上，這是晴天霹雷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靜氣，想看個分明：這人民正在接受測驗，他是否能慎用權力？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
不知道，測驗正在進行中。但是當我想道，在1935年，蔣廷黻和丁文江都斬釘截鐵地認為“民主政治在中國今日不可能的程度遠在獨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我在衡量台灣的人民。半個世紀的路雖然曲折，沒有白走。
如果說，扛在個人肩上的重擔使人步履不穩、心中不安，或者說，消毒隔離病房走出來的個人現在麵對各種病菌侵襲而適應不良，他是否願意回到原來安全控製的消毒房裏去過日子呢？碰見一個愛說話的計程車司機，從和平東路開始抨擊政府和財團一直抨擊到圓山飯店。“那麽，”我下車時問他，“還是蔣家政權好，你這麽說？”
他用力地搖頭，“當然不是。以前的特權是合法化體製化的，合法體製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權。現在是個人行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別可大了。”
司機說話，充滿自信。
胡適在20年代說過，必得先下水才能學會遊泳，司機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離開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義不自由主義，隻有檢驗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夢想光明
走過台灣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繼續夢想光明，麵對個人最深透的黑暗。
1997年9月初稿
1998年7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