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喜歡香港的
親愛的安德烈：
我是喜歡香港的。每次回到香港，一到機場，我就覺得輕鬆。不管是從北京上海廣州，甚至是台北，一踏入香港機場，那“文明”和“現代”的感覺總令我長舒一口氣。空間寬敞明亮，秩序條理井然，法治使你對一切放心——即使是在麵對它的警察；效率使你不必劍拔弩張，事情按一定的規律自動運轉。
我也喜歡香港人；在財大氣粗的港人後麵有更多紮實而誠懇的人，在奢華炫耀的人後麵有更多素樸純淨的人。你要慢慢地去發掘一個完全不同於它表麵的香港。
可是，香港的文化是怎麽回事？
到哪裏去？
沒想到，你這麽快就發現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剛來香港的時候，有一天我逛了整個下午的書店。袋子裏的書愈來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個幹淨又安靜的咖啡館坐下來。如果是台北，這樣的地方太多了。鑽進一個寧靜的角落，在咖啡香氣的繚繞裏，也許還有一點舒適的音樂，你可以把整袋的新書翻完。
那天很熱，我背著很重的書，一條街一條街尋找，以為和台北一樣，轉個彎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沒有。真的沒有。去茶餐廳吧，可是那是一個油膩膩、甜汁汁的地方，匆忙擁擠而喧囂，有人硬是站在你旁邊瞅著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帶著對跨國企業壟斷的不滿，疑懼他們對本土產業的消滅，不情願在那裏消費。而即使坐下來，身邊也總是匆忙的人，端著托盤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館裏彌漫著一種壓迫感。
去大飯店的中庭咖啡座，凱悅、半島、希爾頓、香格裏拉？那兒無處不是精心製造、雕鑿出來的“高級品味”。自己是旅客時，這種地方給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適，但是，作為“本地人”，你剛剛才穿過人聲鼎沸的街頭市場，剛剛才從兩塊錢的叮當車下來，剛剛才從狹窄肮髒的二樓書店樓梯鑽出來，你來這種趾高氣揚、和外麵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諷的地方尋找什麽？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覺得我過度敏感——亞洲的觀光飯店，即使到了21世紀，我覺得還是帶著那麽點兒租界和殖民的氣味，階級味尤其濃重。
那天，我立在街頭許久，不知該到哪裏去。
我們在談的這個所謂“咖啡館”，當然不隻是一個賣咖啡的地方。它是一個“個人”開的小館，意思是，老板不是一個你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財團，因此小館裏處處洋溢著小店主人的氣質和個性；它是小區的公共“客廳”，是一個荒涼的大城市裏最溫暖的小據點。來喝咖啡的人彼此麵熟，老板的綽號人人知道。如果因緣際會，來這裏的人多半是創作者——作家、導演、學者、反對運動家……那麽咖啡館就是這個城市的文化舞台。
閑人請勿逗留
你還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沒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談一件事情，或是為一個遠來的某人洗塵。目的完成，就散，簡直就像“快閃族”。
有沒有注意到，連購物商廈裏，都很少有讓人們坐下來休息談天的地方。它的設計就是讓人不斷地走動，從一個店到下一個店，也就是用空間來強製消費。如果有地方讓人們坐下來閑聊，消費的目的就達不到了。
容許逗留的地方，都是給觀光客、過路者的，譬如蘭桂坊的酒吧、大飯店的中庭。可是，他們真的隻是過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卻是沒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狹窄，無法宴客。餐廳，吃完飯就得走。俱樂部，限定會員。觀光飯店，太昂貴。人們到哪裏去“相濡以沫”，培養小區情感？
問題是，沒有小區情感，又哪裏來文化認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麽長的海岸線，但是它並沒有真正的濱海文化。那樣璀璨的維多利亞海港，沒有一個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著海浪海風吃飯飲酒、唱歌談心、癡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國、西班牙、英國，甚至新加坡都有這樣的海岸。你說，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星光大道是為觀光客設計的——一切都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讓本地人在那兒生活、流連、生根。
這個城市，連群眾聚集的大廣場都沒有。群眾聚集和咖啡館酒吧裏的徹夜閑聊一樣，是培養小區共識的行為，是極其重要的一種“逗留文化”，對加深文化認同多麽關鍵。但是香港是個沒有閑人，“請勿逗留”的城市。
沉澱、累積、醞釀、培養
你說香港“沒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對“文化”做廣義的解釋，香港當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業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傳統庶民文化等等，都很豐富活躍，很多方麵遠遠超過任何其他華文城市。但當我們對“文化”做狹義的解釋——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關的深層活動，香港的匱乏才顯著起來。
在歐洲，咖啡館是“詩人的寫作間”、“藝術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學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館是西蒙－波娃逗留的書房，le procope是莫裏哀和他的劇團夜夜必到、百科全書派作家逗留的酒館。塞納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現實主義派和存在主義哲學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倫敦的威爾咖啡館（will''s）逗留，那是個文學沙龍，幾乎主宰了17世紀的英國文學。羅馬的古希臘咖啡館（antico greco caffe）曾經是瓦格納、拜倫、雪萊逗留之處。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zentral）曾經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藝術家在蘇黎世伏爾泰逗留過的酒館開展了達達藝術，知識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館逗留而開啟了1803年政治的啟蒙。
文化來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靈感的挑逗、能量的爆發；“留”，才有沉澱、累積、醞釀、培養。我們能不能說，沒有逗留空間，就沒有逗留文化；沒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沒有文化？
筋疲力盡的“搏殺”
可是，安德烈，我們大概不能用歐洲的標準來評價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個藝術家和作家在香港開出一千家美麗的咖啡館來，會怎麽樣？“逗留文化”就產生了嗎？
我相信他們會在一個月內倒閉，因為缺少顧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時，超過60小時的有75萬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工作時間之長，全世界第一。這，還沒算進去人們花在路上趕路的時間，一年300小時！你要筋疲力盡的香港人到咖啡館裏逗留，閑散地聊天、觸發思想、激動靈感？
思想需要經驗的累積，靈感需要感受的沉澱，最細致的體驗需要最寧靜透徹的觀照。累積、沉澱、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無法寫作，音樂家無法譜曲，畫家無法作畫，學者無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變成名嘴，使名嘴變成娛樂家，使娛樂家變成聒噪小醜。閑暇、逗留，確實是創造力的有機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經濟成就建立在“勤奮”和“搏殺”精神上。“搏殺”精神就是分秒必爭，效率至上，賺錢第一。安德烈，這是香港的現實。這樣堅硬的土壤，要如何長出經濟效率以外的東西呢？
mm
親愛的安德烈：
我是喜歡香港的。每次回到香港，一到機場，我就覺得輕鬆。不管是從北京上海廣州，甚至是台北，一踏入香港機場，那“文明”和“現代”的感覺總令我長舒一口氣。空間寬敞明亮，秩序條理井然，法治使你對一切放心——即使是在麵對它的警察；效率使你不必劍拔弩張，事情按一定的規律自動運轉。
我也喜歡香港人；在財大氣粗的港人後麵有更多紮實而誠懇的人，在奢華炫耀的人後麵有更多素樸純淨的人。你要慢慢地去發掘一個完全不同於它表麵的香港。
可是，香港的文化是怎麽回事？
到哪裏去？
沒想到，你這麽快就發現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剛來香港的時候，有一天我逛了整個下午的書店。袋子裏的書愈來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個幹淨又安靜的咖啡館坐下來。如果是台北，這樣的地方太多了。鑽進一個寧靜的角落，在咖啡香氣的繚繞裏，也許還有一點舒適的音樂，你可以把整袋的新書翻完。
那天很熱，我背著很重的書，一條街一條街尋找，以為和台北一樣，轉個彎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沒有。真的沒有。去茶餐廳吧，可是那是一個油膩膩、甜汁汁的地方，匆忙擁擠而喧囂，有人硬是站在你旁邊瞅著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帶著對跨國企業壟斷的不滿，疑懼他們對本土產業的消滅，不情願在那裏消費。而即使坐下來，身邊也總是匆忙的人，端著托盤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館裏彌漫著一種壓迫感。
去大飯店的中庭咖啡座，凱悅、半島、希爾頓、香格裏拉？那兒無處不是精心製造、雕鑿出來的“高級品味”。自己是旅客時，這種地方給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適，但是，作為“本地人”，你剛剛才穿過人聲鼎沸的街頭市場，剛剛才從兩塊錢的叮當車下來，剛剛才從狹窄肮髒的二樓書店樓梯鑽出來，你來這種趾高氣揚、和外麵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諷的地方尋找什麽？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覺得我過度敏感——亞洲的觀光飯店，即使到了21世紀，我覺得還是帶著那麽點兒租界和殖民的氣味，階級味尤其濃重。
那天，我立在街頭許久，不知該到哪裏去。
我們在談的這個所謂“咖啡館”，當然不隻是一個賣咖啡的地方。它是一個“個人”開的小館，意思是，老板不是一個你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財團，因此小館裏處處洋溢著小店主人的氣質和個性；它是小區的公共“客廳”，是一個荒涼的大城市裏最溫暖的小據點。來喝咖啡的人彼此麵熟，老板的綽號人人知道。如果因緣際會，來這裏的人多半是創作者——作家、導演、學者、反對運動家……那麽咖啡館就是這個城市的文化舞台。
閑人請勿逗留
你還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沒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談一件事情，或是為一個遠來的某人洗塵。目的完成，就散，簡直就像“快閃族”。
有沒有注意到，連購物商廈裏，都很少有讓人們坐下來休息談天的地方。它的設計就是讓人不斷地走動，從一個店到下一個店，也就是用空間來強製消費。如果有地方讓人們坐下來閑聊，消費的目的就達不到了。
容許逗留的地方，都是給觀光客、過路者的，譬如蘭桂坊的酒吧、大飯店的中庭。可是，他們真的隻是過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卻是沒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狹窄，無法宴客。餐廳，吃完飯就得走。俱樂部，限定會員。觀光飯店，太昂貴。人們到哪裏去“相濡以沫”，培養小區情感？
問題是，沒有小區情感，又哪裏來文化認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麽長的海岸線，但是它並沒有真正的濱海文化。那樣璀璨的維多利亞海港，沒有一個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著海浪海風吃飯飲酒、唱歌談心、癡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國、西班牙、英國，甚至新加坡都有這樣的海岸。你說，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星光大道是為觀光客設計的——一切都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讓本地人在那兒生活、流連、生根。
這個城市，連群眾聚集的大廣場都沒有。群眾聚集和咖啡館酒吧裏的徹夜閑聊一樣，是培養小區共識的行為，是極其重要的一種“逗留文化”，對加深文化認同多麽關鍵。但是香港是個沒有閑人，“請勿逗留”的城市。
沉澱、累積、醞釀、培養
你說香港“沒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對“文化”做廣義的解釋，香港當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業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傳統庶民文化等等，都很豐富活躍，很多方麵遠遠超過任何其他華文城市。但當我們對“文化”做狹義的解釋——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關的深層活動，香港的匱乏才顯著起來。
在歐洲，咖啡館是“詩人的寫作間”、“藝術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學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館是西蒙－波娃逗留的書房，le procope是莫裏哀和他的劇團夜夜必到、百科全書派作家逗留的酒館。塞納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現實主義派和存在主義哲學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倫敦的威爾咖啡館（will''s）逗留，那是個文學沙龍，幾乎主宰了17世紀的英國文學。羅馬的古希臘咖啡館（antico greco caffe）曾經是瓦格納、拜倫、雪萊逗留之處。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zentral）曾經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藝術家在蘇黎世伏爾泰逗留過的酒館開展了達達藝術，知識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館逗留而開啟了1803年政治的啟蒙。
文化來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靈感的挑逗、能量的爆發；“留”，才有沉澱、累積、醞釀、培養。我們能不能說，沒有逗留空間，就沒有逗留文化；沒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沒有文化？
筋疲力盡的“搏殺”
可是，安德烈，我們大概不能用歐洲的標準來評價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個藝術家和作家在香港開出一千家美麗的咖啡館來，會怎麽樣？“逗留文化”就產生了嗎？
我相信他們會在一個月內倒閉，因為缺少顧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時，超過60小時的有75萬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工作時間之長，全世界第一。這，還沒算進去人們花在路上趕路的時間，一年300小時！你要筋疲力盡的香港人到咖啡館裏逗留，閑散地聊天、觸發思想、激動靈感？
思想需要經驗的累積，靈感需要感受的沉澱，最細致的體驗需要最寧靜透徹的觀照。累積、沉澱、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無法寫作，音樂家無法譜曲，畫家無法作畫，學者無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變成名嘴，使名嘴變成娛樂家，使娛樂家變成聒噪小醜。閑暇、逗留，確實是創造力的有機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經濟成就建立在“勤奮”和“搏殺”精神上。“搏殺”精神就是分秒必爭，效率至上，賺錢第一。安德烈，這是香港的現實。這樣堅硬的土壤，要如何長出經濟效率以外的東西呢？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