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給兒子的信：為孩子走路
親愛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遊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灣的縣市選舉；選舉結果，執政的民進黨以一種你可以說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區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遊行裏，你記不記得其中一個旗幟寫著：“台灣同胞，我羨慕你們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參加過兩次七一的遊行，一次六·肆的靜坐紀念。（這也是你懷念香港的部分嗎，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蘭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你會去嗎？）香港人還沒學會台灣人那種鼓動風潮、激發意誌的政治運動技術；如果這四公裏的遊行是台灣人來操作的話，會很不一樣，台灣人會利用各種聲音和視覺的設計來營造或者誇大“氣氛”。譬如很可能會有鼓隊，因為鼓聲最能激勵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隻是安安靜靜地走路。
和你一樣，最感動我的，是那麽多孩子，很多人推著嬰兒車，很多人讓嬉笑的兒童騎在自己的肩上。問他們，每一個人都說，“我在為下一代遊行。”“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情懷，充分體現在香港人身上。
他們遊行的訴求，低得令人難過：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們隻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個時間表，隻是一個時間表而已。他們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讓我們普選”，他們隻是要求，“給我一個時間表”！
在我這外人看來，這是一個“低聲下氣”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還有許多人認為這個訴求太“過分”。
香港人麵對事情一貫的反應是理性溫和的，他們很以自己的理性溫和為榮──嘲笑台灣人的容易激動煽情。我也一向認為，具有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實施民主，絕對可以創造出比台灣更有品質的民主（台灣的民主沒有“品質”可言），因為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是民主兩塊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遊行，給了我新的懷疑：
溫和理性是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外在體現，在民主的實踐裏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灣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麽“溫和理性”的，因為他們是經過長期的“抗暴”走出來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暴”，現在又抗民進黨無能腐敗、濫用權力的“暴”。在台灣，愈來愈多“溫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們的“溫和理性”是在從不間斷的“抗暴”過程裏一點一滴醞釀出來的。台灣人的“溫和理性”是受過傷害後的平靜。
香港人的“溫和理性”來自哪裏？不是來自“抗暴”；他們既不曾抗過英國殖民的“暴”，也不曾抗過共產黨的“暴”。在曆史的命運裏，香港人隻有“逃走”和“移民”的經驗，沒有“抗暴”的經驗。他們的“溫合理性”，是混雜著英國人喝下午茶的“教養”訓練和麵對坎坷又暴虐的中國所培養出來的一種“無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溫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質上，mm覺得，和台灣人的“溫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台灣人常常出現的粗野，其來有自，香港人從不脫線的教養，其來有自。
這樣推演下來，我親愛的孩子們，讓我們來想想這個問題：
香港人的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實踐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沒有民主而你要爭取民主的時候，尤其是麵對一個巨大的、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這種英國下午茶式的“教養”和中國苦難式的“無可奈何”，有多大用處？
我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安德烈，菲利普，你們說呢？
至於大學，安德烈，你說在香港，“大學隻管知識的灌輸但是不管人格的培養和思想的建立”，老實說，我嚇一跳。大學成為一個技術人員的訓練所，隻求成績而與人文關懷、社會責任切割的現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國、台灣、新加坡，都是的。你說的還真準確。但是告訴我，孩子們，難道你們在歐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樣嗎？你們能具體地說嗎？
不能再寫了，因為要去剪頭發。菲利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還有什麽沒告訴我的秘密？
mm
2005-12-08於台北
親愛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遊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灣的縣市選舉；選舉結果，執政的民進黨以一種你可以說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區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遊行裏，你記不記得其中一個旗幟寫著：“台灣同胞，我羨慕你們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參加過兩次七一的遊行，一次六·肆的靜坐紀念。（這也是你懷念香港的部分嗎，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蘭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你會去嗎？）香港人還沒學會台灣人那種鼓動風潮、激發意誌的政治運動技術；如果這四公裏的遊行是台灣人來操作的話，會很不一樣，台灣人會利用各種聲音和視覺的設計來營造或者誇大“氣氛”。譬如很可能會有鼓隊，因為鼓聲最能激勵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隻是安安靜靜地走路。
和你一樣，最感動我的，是那麽多孩子，很多人推著嬰兒車，很多人讓嬉笑的兒童騎在自己的肩上。問他們，每一個人都說，“我在為下一代遊行。”“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情懷，充分體現在香港人身上。
他們遊行的訴求，低得令人難過：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們隻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個時間表，隻是一個時間表而已。他們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讓我們普選”，他們隻是要求，“給我一個時間表”！
在我這外人看來，這是一個“低聲下氣”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還有許多人認為這個訴求太“過分”。
香港人麵對事情一貫的反應是理性溫和的，他們很以自己的理性溫和為榮──嘲笑台灣人的容易激動煽情。我也一向認為，具有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實施民主，絕對可以創造出比台灣更有品質的民主（台灣的民主沒有“品質”可言），因為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是民主兩塊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遊行，給了我新的懷疑：
溫和理性是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外在體現，在民主的實踐裏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灣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麽“溫和理性”的，因為他們是經過長期的“抗暴”走出來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暴”，現在又抗民進黨無能腐敗、濫用權力的“暴”。在台灣，愈來愈多“溫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們的“溫和理性”是在從不間斷的“抗暴”過程裏一點一滴醞釀出來的。台灣人的“溫和理性”是受過傷害後的平靜。
香港人的“溫和理性”來自哪裏？不是來自“抗暴”；他們既不曾抗過英國殖民的“暴”，也不曾抗過共產黨的“暴”。在曆史的命運裏，香港人隻有“逃走”和“移民”的經驗，沒有“抗暴”的經驗。他們的“溫合理性”，是混雜著英國人喝下午茶的“教養”訓練和麵對坎坷又暴虐的中國所培養出來的一種“無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溫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質上，mm覺得，和台灣人的“溫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台灣人常常出現的粗野，其來有自，香港人從不脫線的教養，其來有自。
這樣推演下來，我親愛的孩子們，讓我們來想想這個問題：
香港人的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實踐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沒有民主而你要爭取民主的時候，尤其是麵對一個巨大的、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這種英國下午茶式的“教養”和中國苦難式的“無可奈何”，有多大用處？
我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安德烈，菲利普，你們說呢？
至於大學，安德烈，你說在香港，“大學隻管知識的灌輸但是不管人格的培養和思想的建立”，老實說，我嚇一跳。大學成為一個技術人員的訓練所，隻求成績而與人文關懷、社會責任切割的現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國、台灣、新加坡，都是的。你說的還真準確。但是告訴我，孩子們，難道你們在歐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樣嗎？你們能具體地說嗎？
不能再寫了，因為要去剪頭發。菲利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還有什麽沒告訴我的秘密？
mm
2005-12-08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