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場中一地的泥濘。討價還價的喧嚷夾著刀起刀落的剁聲。在菠菜和胡蘿卜旁邊，居然擱著一本攤開的《野火集》。賣菜的婦人蹲在地上剝玉米。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後生在看啦！伊在讀大學。"
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書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個月後，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映的洶湧，到成書之後讀者"奔相走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涵義的台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饑渴的需求。
需求什麽呢？
"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裏頭並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麽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後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叫喊，在空穀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隻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次叫喊後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麽一句話："啊！你說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後加上三個驚歎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給了情緒的發泄，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泄之前，那份情緒有多麽堵塞，多麽鬱悶。
台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上的獨立，那麽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於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的衝擊更是勇猛直接。裏根說卡紮菲計謀暗殺他，台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哦，民主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裏的知識之果，台灣的社會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於是急切地想看清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舊製度、舊作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紮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隻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麽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
在野之聲
"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麽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誌，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於這些雜誌本身的限製。一方麵，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麵，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隻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製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出發、沒有政治野火、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台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喑啞。知識分子或者受製於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於作官的私欲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於嚐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隻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似前進的《野火集》並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麽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麽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會落後；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聲。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隻是一隻猴子；台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
喜鵲·烏鴉
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裏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麽隻寫壞的？光明麵為什麽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麽一麵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麽隻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麽不誇——誇那好的一半？"
那麽，為什麽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麵"呢？
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因為他像隻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麽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後轉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擔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麽多台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作宣傳怎麽辦？
不怎麽辦！隻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鬆鬧出舉世皆知的醜聞時，兩國人追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是容許醜事的揭發，批評的公布，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思考。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台灣社會的光明麵，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麵的表現；表現台灣的製度能容忍批評，台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作宣傳吧！
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
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麵，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感；另一方麵，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準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汙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麵：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麵，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麽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
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了出來。由對"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辭。對於"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這是第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曆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麽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這不是鬧學潮嗎？大陸就是鬧學潮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曆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並不等於鬧學潮；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潮是果，不是因。學潮不是從石頭裏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不滿鬱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潮。我們若要避免學潮的發生，就必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
第三種說法：我們這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挨餓受凍才贏得今天衣食溫暖的安定局麵，你們這無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經有了溫飽還大聲嚷嚷什麽自由、什麽人權……一個作家被關上一兩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們這一代所受的苦，被關幾年算什麽玩意兒？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說過這樣的話，帶著很大的說服力。它一則訴諸感情——我為你犧牲過，你要感恩；二則訴諸經驗的權威——我吃過苦，你沒有，所以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就某些層麵來說，他當然是對的。這一代應該對上一代充滿感恩之情。這垂垂老去的所謂上一代，曾經在兵荒馬亂之中緊緊摟著懷抱裏熟睡的嬰兒，曾經餓著肚子帶孩子去付醫藥費，曾經推著腳踏車沿路喊"機器饅頭"讓孩子繳學費，後來又曾經把薄薄的一疊退休金換取兒女留學的機票。這個上一代，把自己躺下來鋪成磚塊讓我們這一代昂首闊步地踩過去，"衣食溫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緊牙根拚了命才達到的終點，對這一代，那卻是個稀鬆平常的起點，感恩，當然應該。
可是，這一代的"大聲嚷嚷"並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經有了衣食溫暖的福，現在大聲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種福，更高層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權……衣食溫暖的安定隻是基本的出發點，這一代當然不能以此滿足；上一代如果認為這一代吃飽了、打個嗝，就該在安定中唾個午覺，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夠吃了，開始求烹飪的精致。衣服夠穿了，開始求設計的美好。社會安定了，開始要求有所作為。物質的豐富與環境的安定都隻是社會要進步的基礎條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這麽一個基礎，這一代或許就能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公理伸張的社會，作為下一代的基礎，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繼續"大聲嚷嚷"，或許我們就有了真正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的出現。
這一代站在新的起點上準備往前衝刺，要拉也拉不回來的。除非你扭斷他的胳膊。我們的社會若要和諧，這一代必須體諒上一代的經驗，心存感謝；上一代也必須交棒，放手讓這一代奔向一個不同的終點。這樣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兩極，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問題："我應該相信誰？"
幸福沒有止境
市場裏的歐巴桑蹲在濕淋淋的地上剝玉米，為了湊足後生上大學的費用。她所關心的，或許是菠菜的收成與一斤幾毛的價錢，後生所關心的，就可能是如何爭取一個容許他獨立思考的環境。"野火"對歐巴桑沒有意義.對她的後生卻有意義，我們能夠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後生的後生一出世就在一個衣食溫暖、自由開放的環境裏，他不需要經過掙紮奮鬥就可以盡情盡性地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幸福，沒有止境。《野火集》不過是一個追求幸福的呐喊！
十萬本，代表一個非常迫切的呐喊。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後生在看啦！伊在讀大學。"
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書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個月後，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映的洶湧，到成書之後讀者"奔相走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涵義的台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饑渴的需求。
需求什麽呢？
"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裏頭並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麽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後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叫喊，在空穀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隻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次叫喊後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麽一句話："啊！你說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後加上三個驚歎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給了情緒的發泄，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泄之前，那份情緒有多麽堵塞，多麽鬱悶。
台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上的獨立，那麽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於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的衝擊更是勇猛直接。裏根說卡紮菲計謀暗殺他，台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哦，民主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裏的知識之果，台灣的社會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於是急切地想看清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舊製度、舊作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紮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隻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麽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
在野之聲
"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麽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誌，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於這些雜誌本身的限製。一方麵，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麵，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隻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製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出發、沒有政治野火、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台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喑啞。知識分子或者受製於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於作官的私欲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於嚐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隻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似前進的《野火集》並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麽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麽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會落後；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聲。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隻是一隻猴子；台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
喜鵲·烏鴉
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裏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麽隻寫壞的？光明麵為什麽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麽一麵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麽隻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麽不誇——誇那好的一半？"
那麽，為什麽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麵"呢？
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因為他像隻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麽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後轉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擔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麽多台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作宣傳怎麽辦？
不怎麽辦！隻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鬆鬧出舉世皆知的醜聞時，兩國人追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是容許醜事的揭發，批評的公布，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思考。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台灣社會的光明麵，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麵的表現；表現台灣的製度能容忍批評，台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作宣傳吧！
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
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麵，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感；另一方麵，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準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汙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麵：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麵，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麽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
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了出來。由對"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辭。對於"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這是第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曆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麽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這不是鬧學潮嗎？大陸就是鬧學潮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曆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並不等於鬧學潮；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潮是果，不是因。學潮不是從石頭裏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不滿鬱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潮。我們若要避免學潮的發生，就必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
第三種說法：我們這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挨餓受凍才贏得今天衣食溫暖的安定局麵，你們這無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經有了溫飽還大聲嚷嚷什麽自由、什麽人權……一個作家被關上一兩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們這一代所受的苦，被關幾年算什麽玩意兒？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說過這樣的話，帶著很大的說服力。它一則訴諸感情——我為你犧牲過，你要感恩；二則訴諸經驗的權威——我吃過苦，你沒有，所以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就某些層麵來說，他當然是對的。這一代應該對上一代充滿感恩之情。這垂垂老去的所謂上一代，曾經在兵荒馬亂之中緊緊摟著懷抱裏熟睡的嬰兒，曾經餓著肚子帶孩子去付醫藥費，曾經推著腳踏車沿路喊"機器饅頭"讓孩子繳學費，後來又曾經把薄薄的一疊退休金換取兒女留學的機票。這個上一代，把自己躺下來鋪成磚塊讓我們這一代昂首闊步地踩過去，"衣食溫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緊牙根拚了命才達到的終點，對這一代，那卻是個稀鬆平常的起點，感恩，當然應該。
可是，這一代的"大聲嚷嚷"並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經有了衣食溫暖的福，現在大聲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種福，更高層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權……衣食溫暖的安定隻是基本的出發點，這一代當然不能以此滿足；上一代如果認為這一代吃飽了、打個嗝，就該在安定中唾個午覺，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夠吃了，開始求烹飪的精致。衣服夠穿了，開始求設計的美好。社會安定了，開始要求有所作為。物質的豐富與環境的安定都隻是社會要進步的基礎條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這麽一個基礎，這一代或許就能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公理伸張的社會，作為下一代的基礎，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繼續"大聲嚷嚷"，或許我們就有了真正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的出現。
這一代站在新的起點上準備往前衝刺，要拉也拉不回來的。除非你扭斷他的胳膊。我們的社會若要和諧，這一代必須體諒上一代的經驗，心存感謝；上一代也必須交棒，放手讓這一代奔向一個不同的終點。這樣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兩極，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問題："我應該相信誰？"
幸福沒有止境
市場裏的歐巴桑蹲在濕淋淋的地上剝玉米，為了湊足後生上大學的費用。她所關心的，或許是菠菜的收成與一斤幾毛的價錢，後生所關心的，就可能是如何爭取一個容許他獨立思考的環境。"野火"對歐巴桑沒有意義.對她的後生卻有意義，我們能夠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後生的後生一出世就在一個衣食溫暖、自由開放的環境裏，他不需要經過掙紮奮鬥就可以盡情盡性地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幸福，沒有止境。《野火集》不過是一個追求幸福的呐喊！
十萬本，代表一個非常迫切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