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麗
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背著書包一塊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背著書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隻好去爬戲院的後牆。裙子都扯破了，土頭土臉地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十歲大的女孩。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麽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地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地看。放學之後，我把頭發卷起來，換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隻用她純淨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麽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歡我。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
龍應台的回答：
"你有這麽壞嗎？"
※※※
一九七○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係。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聰明。
※※※
二十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裏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裏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你想台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別扭嗎？"
三十歲那年她取得了英文係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她的來信仍舊很殷勤，帶點日記的味道：
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髒球鞋的模樣在教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裏的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草堆裏潮濕的席木都蓋上了黃色的楓葉。
我坐下來，陷入幹葉堆裏。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三十歲真好！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台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水塘裏，激起相當的震蕩。《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布告欄中張貼。
一把野火
龍應台，該者對"野火"專欄的反應你滿意嗎？
我收到的來信的確很多。從《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來，我幾乎還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樣子。來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卻采取一種自衡的態度，把我對台灣的批評看作攻擊。我說台灣髒亂，他就說：怎麽樣？外國月亮圓是不是？！我說我們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說：怎麽，外國就沒有問題是不是？！
這一類人非常感情用事，沒有自剖自省的勇氣與理性，常使我覺得沮喪。所幸這是少數。我們的年輕人卻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國的月亮圓"的傾向呢？有人批評你說，你拿台灣和歐美比較，台灣當然顯得落後；可是如果和印度或東南亞一些國家比，台灣其實可愛得很，你說呢？
我討厭這種自慰心理。當然有些國家和地區比台灣好，有許多比台灣差；但是為什麽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國的月亮圓。別人確實比我們幹淨，別人確實尊重古跡，別人確實珍惜自然生態——我就不能不說，因為我們要警惕、要學習。至於因為說了別人好，而被指為"不愛台灣"或"崇洋"等等，那也無所謂。
你能夠分析為什麽你的文章吸引人嗎？
也不見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愛看的。在內容上，許多人受"野火"吸引，因為覺得它"敢說話"。但是這個理由令我覺得悲哀。在一個真正基於民意的民主社會裏，"敢說話"應該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人人都有權利"敢說話"，人人都"敢說話"。我以"敢說話"而受到讚美，對這個社會其實是個諷刺。
至於寫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讀，可能與我"求真"的原則
有關。
我盡量不用辭句美麗而意義空洞的語言，譬如什麽"人生燦爛的花朵"或什麽"青春的滋味"之類。我也不用成語；熟爛的成語在讀者腦中會自然滑過，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係訓練出來的作品風格上差異很大；也不盡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係的人大概識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歡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說最抽象的觀念時，也希望用最具體的生活經驗與語言來表達。
是不是做到了當然不見得。這也不是唯一的寫作方式。批評的材料會不會寫完？怕不怕重複？讀者會不會對你厭倦。
當我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讀者當然會厭倦，那就表示我應該停筆。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如不寫。
你對台灣的言論自由尺度滿意嗎？
開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都不應該對現有尺度覺得"滿意"，除非他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誠實的勇氣。
那麽《野火集》又能怎麽樣？
也不見得能怎麽樣。不過，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譬如省農會對養豬戶片麵解約的事，我所關注的不是農林廳應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老百姓對政府的觀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寫作的人也不問成果吧？！做了再說。
你並不在意別人說你很"擅於推銷自己"？
我若有心推銷自己，大概就不會推辭掉那麽多人要求我演講、座談、上電視、訪問了。不過你說的不錯，我不在乎別人怎麽說我。我認為《龍應台評小說》是本重要的好書，我就說它重要、說它好。並不因為它剛巧是我自己寫的就特意去謙遜掩飾。我覺得特意的謙遜，目的在迎合傳統、迎合大眾的期望；我對迎合沒有興趣。如果因為我不願意作假，而說我擅於"推銷"或"狂妄"，也悉聽尊便。
我的人生裏沒有那麽多時間與精力去揣測別人對我的看法與評價；該做的事太多了。譬如什麽？
譬如在夜裏聽雨，譬如和喜歡的人牽著手散步，譬如聽一支不俗氣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發覺龍應台是個女的，大家都吃一驚。在行文之中.你會不會有意掩藏你的性別？
女人！女人！
把我當作男性，固然是因為"龍應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卻因為我的文章是屬於理性、知性的。我們的社會把男女定型，認為男的剛、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寫風花雪月、眼淚愛情不可。就讓我的文章風格作為一種反證吧！你說它是對這種男女定型傳統觀念的挑戰也未嚐不可。要講"軟"的作品，無名氏的愛情小說不"軟"嗎？怎麽不稱他為"女"作家呢？
"軟"作品並不等於"壞"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別來區分；我們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堅強理智的女人，都沒什麽不對。至於認為隻有男人寫得出思考縝密、筆鋒銳利的文章來，那是愚蠢無知的偏見。
不過，男女問題好像是你胡美麗的領域——怎麽問我呢？我對女權不女權的沒有什麽興趣！台灣的婦女好像蠻平等的嘛！我有個男同事就常說：你看，賈母不是拿大權的嗎？婆婆的地位不尊貴嗎？中國根本就是個母係社會。
放屁！
別激動呀！
說這種話的男人簡直缺乏大腦。他不想想看賈母的權是熬過多少年、多少階層的痛苦而來的？在沒有變成虎姑婆之前，哪個女人不是從女兒、媳婦、妻子、母親一步步過來？掌權之前她過什麽樣的生活？更何況，掌權之後的婆婆也倒過來磨媳婦，使另一個女人受苦。用這個例子來證明中國傳統男女平等簡直是幼稚。
聽說你也常收讀者來信？
是啊！女性來信大多表示喜歡。年輕的男人有時候會寫"胡美麗我愛你"——很誠懇的。年齡大一點的男人就會寫侮辱性質的很難聽的字眼罵我。
不難過嗎？
一點也不。這些人罵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沒有這樣的阻力，胡美麗的文章也就沒什麽稀奇了。
可是當女性來信支持我的觀念，我就很快樂；表示台灣逐漸地在形成一個新女性的自覺；很慢很慢，但是比沒有好。
喂，到底是誰在訪問誰？龍應台，你別喧賓奪主。談談你的異國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開。
你為什麽嫁給一個外國人？
你為什麽聽交響樂？那是"外國"音樂。
你對中國男人沒有興趣嗎？
胡博士，結了婚的女人還談對男人的興趣嗎？你是不是缺乏一點道德觀？
迂腐！迂腐！迂腐2
結婚並不是賣身、賣靈魂。受異性吸引的本能不會在你.發了誓、簽了約之後就消減了。結了婚的女人當然有權利同時喜歡丈夫以外的男人，隻不過，為了保護她當初的選擇，她或許不願意讓那份"喜歡"發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盡可以與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談心的知交。他們可以坐在咖啡屋裏聊天，可以去看場電影；總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親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對年輕男女結婚簽約之後就說：從此，我隻有你，你隻有我。與異性的來往一刀兩斷，以後的一輩子，不再有異性感情的存在。
這種囚禁式的關係不是很可怕嗎？
聽說許許多多的女性雜誌及電視台都找過你，想作訪問，你都堅持不肯"曝光"，為什麽？
我不像你呀，至少還出了一本書，有一點成果。我才寫了那麽零星幾篇短文，算得了什麽。我覺得我根本還沒有出來"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麗還有些"爆炸性"的題目要寫——譬如性；寫出來大概罵我的人會更多一點。現在就出來演講座談的，等於自找麻煩。我希望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寫作。
你喜歡"胡美麗"這個名字嗎？
喜歡極了，因為它俗氣；人有俗氣的權利。"胡美麗"也是"不美麗"的意思，代表我。
還是談龍應台好不好？
掛銅鈴的老鼠
《龍應台評小說》才上市一個月就印了四版，還上了金石堂的暢銷書單。出版界的人士說批評的書賣得這樣好非常難得。你的反應呢？
我寫書評其實抱著一個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動台灣的批評風氣，開始一個鋒利而不失公平、嚴肅卻不失活潑的書評，而且希望突破文壇的小圈圈，把書評打入社會大眾的觀念裏去。《龍應台評小說》有人買，使我發覺或許這個野心並不那麽"狂妄"，或許台灣確實有足夠的知性讀者，了解書評的重要。
我很快樂，知道自己在為台灣文學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書能起多大作用？
沒關係！有起步就好。我一個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於大海，太渺小。可是這樣一本書傳遞了幾個重要的訊息：它告訴出版商，隻要寫得好，批評也是有市場的，那麽出版商就比較願意出批評的書。它告訴有能力寫評論的作者：批評是可以有讀者的，使作者願意寫大家都認為吃力不討好的評論。它更告訴讀者：文學批評並不一定枯燥可厭。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點人來加入我的工作：寫嚴格精確的小說批評、詩評、戲劇評，甚至於樂評、畫評。中國人的客氣與虛假不能帶到
藝術創作裏來。
你的批評很受文壇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說。龍應台這麽敢直言，因為她是女的——大家對女性還是"寬容"一點。或說，因為她不會在台灣生根，人事關係就比較不重要。或說，因為她不認識文壇中人，所以沒有人情負擔。更有人說，她有博士學位可恃，當然理直氣壯。你認為呢？
第一點不能成立。我寫了頗長一段時間，大家都以為我是男的；沒有什麽"寬容"可言。
說我不認識人、不久居台灣，所以能暢所欲言，這是對我個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來定居的，我一樣會寫批評。認識了馬森之後（而且很喜歡這個人），我評了他的《孤絕》，照樣"六親不認"。馬森這個作家也很有氣度；他剛巧也同意我對他作的批評，在新版的《孤絕》裏就作了一些更改。
會因為我的專業批評而恨我的人，我不會作為朋友；胸襟開闊的人可以作為朋友，也就不會被我得罪。道理很單純。
至於說我有博士學位可恃——對呀！作文學批評，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後十年的學術訓練，不恃這個，我就隻有膚淺的直覺與不負責任的感覺可言，怎麽能寫批評呢？博士學位沒什麽可恥。
總而言之，用各種情況來解釋"為什麽別人能寫批評而我不能"，我覺得，是一個軟弱的借口。支持一個藝術家的，往往就是一個獨立不移的個性，對人情世故過分屈服，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
你很自負！
一點也不！柏楊在好幾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呼籲書評的重要。他說了一個故事：幾隻小老鼠會討論如何對付一隻凶貓；最好的辦法是在貓脖子上掛個銅鈴，那麽貓一來銅鈴就叮當作響，小鼠兒就可以躲起來。
主意是好極了。卻行不通——誰去往貓脖子上掛銅鈴？！
我隻是個自告奮勇去掛銅鈴的老鼠——這有什麽了不起？更何況，我不是井底之蛙，以為天隻有這麽大。嚴格的文學批評在歐美根本是理所當然的稀鬆常事。我做的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自負的理由。
因為你受的是西方的學術訓練；如果有人說你是以西方的文學理論模式套在中國的作品上。同意這種說法嗎？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學位而斷定我的批評模式必然是西方的，這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任何對我作品的論斷必須以我寫的白紙黑字為憑，不能以我外在的頭銜或背景下理所當然的結論。
至於我是不是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文學，或者更精確地說，以西方理論模式"套"在中國作品上究竟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不那麽簡單。
我認為，用西方的某些理論來注釋中國古典文學，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來讀李商隱的詩，確實可以偶爾另辟蹊徑，但總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來"評價"古典作品，那就毫無意義，因為文學批評的標準離不開文化傳統的架構。東西文化差異太大，以西方理論來判定中國古典作品的優劣就好像用金發碧眼三圍的標準來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樣不合理。
可是現代作品就不同了。當代的中國台灣作家——看看白先勇、張係國或馬森，甚至於所謂"鄉土"的王禎和、黃春明或陳映真；哪一個沒聽過什麽敘事觀點或意識流，誰不熟悉所謂"存在的意義"或"現代人的孤絕感"？
難道你在說，現代的中國台灣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張係國的《遊子魂》係列處理的就是中國台灣人特有的難題，還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說，現代的中國台灣作家與西方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通的"語言"，他們所認知的世界不再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世界。中國台灣作家所用的寫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內心的獨白等等（想想王文興的《背海的人》）——也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關切的主題——海明威的個人尊嚴或卡夫卡的孤絕感等等——也為中國台灣作家所感。
所以我隻批評中國台灣的現代小說。在這種多麵的、開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環境中，我認為我所作的不應該稱作以"西方"理論來評定"中國台灣"作品；應該是，以"現代"理論來審視台灣"觀代"作品。重點不在東西之異，而在現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為東西之間缺乏"共識"；後者可行，因為東西之間有一個共通的語言，那就是屬於現代的寫作技巧與主題。
那麽你現在所用的理論夠用嗎？
就我短程的目標來說，夠用。短程的目標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評風氣打出來，一部一部作品來琢磨針砭。希望更多的人來寫批評。但是就長程目標來說，當然不夠。台灣必須樹立起獨具一格的批評理論，用來容納東西共同語言之外獨屬中國的情愫。也就是說，中國終究要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評體係來。這，恐怕要許多人十年不斷的共同的努力。
你會出第二本批評嗎？
不知道。
一方麵，責任感的督促使我覺得必須一篇一篇寫下去。另一方麵，我覺得很疲倦。一篇書評要消耗我很多的時間，很大的精力，實在辛苦極了。有一次一位編輯對我說："你要多寫一點，因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沒時間寫書評！"我啞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寫作隻是我的副業，我的正業是教書、帶學生、作學術研究……
報酬也很低，不是嗎？
對。稿費低不說。台灣有各形各色的小說獎、戲劇獎、詩獎，甚至於文藝理論獎，就是沒有批評獎！我現在寫批評除了一點責任感的驅使之外，幾乎沒有什麽推力要我繼續。我很希望有兩件事發生：第一是有人設置一個批評獎，用很重的獎金來鼓勵批評的興起。其二是有人給我一筆學術經費（grant），與我定個契約，專門讓我寫書評。我可以用這個錢來買書，找資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這種實際的力量來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獻身批評的人），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來。靠一點個人的"責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麗與龍應台
在公開場合，你為什麽從來不承認你和我胡美麗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侶？
我並不完全喜歡你。你有女人的虛榮心：喜歡美麗的衣裙，喜歡男人，喜歡男人的愛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而且語言潑辣大膽，帶點驕橫。我寫文章的時候，並不自覺是"女性"，而是一個沒有性別、隻有頭腦的純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話！我才看不慣你那個道德家、大教授的派頭。難道寫《野火集》的人就不會有優柔寡斷的一麵？多愁善感的一麵？柔情似水的一麵？愚蠢幼稚的一麵？你不肯承認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內在，你在隱藏自己吧？！
或許。隨你怎麽說。
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背著書包一塊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背著書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隻好去爬戲院的後牆。裙子都扯破了，土頭土臉地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十歲大的女孩。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麽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地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地看。放學之後，我把頭發卷起來，換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隻用她純淨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麽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歡我。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
龍應台的回答：
"你有這麽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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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係。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聰明。
※※※
二十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裏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裏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你想台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別扭嗎？"
三十歲那年她取得了英文係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她的來信仍舊很殷勤，帶點日記的味道：
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髒球鞋的模樣在教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裏的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草堆裏潮濕的席木都蓋上了黃色的楓葉。
我坐下來，陷入幹葉堆裏。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三十歲真好！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台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水塘裏，激起相當的震蕩。《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布告欄中張貼。
一把野火
龍應台，該者對"野火"專欄的反應你滿意嗎？
我收到的來信的確很多。從《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來，我幾乎還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樣子。來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卻采取一種自衡的態度，把我對台灣的批評看作攻擊。我說台灣髒亂，他就說：怎麽樣？外國月亮圓是不是？！我說我們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說：怎麽，外國就沒有問題是不是？！
這一類人非常感情用事，沒有自剖自省的勇氣與理性，常使我覺得沮喪。所幸這是少數。我們的年輕人卻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國的月亮圓"的傾向呢？有人批評你說，你拿台灣和歐美比較，台灣當然顯得落後；可是如果和印度或東南亞一些國家比，台灣其實可愛得很，你說呢？
我討厭這種自慰心理。當然有些國家和地區比台灣好，有許多比台灣差；但是為什麽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國的月亮圓。別人確實比我們幹淨，別人確實尊重古跡，別人確實珍惜自然生態——我就不能不說，因為我們要警惕、要學習。至於因為說了別人好，而被指為"不愛台灣"或"崇洋"等等，那也無所謂。
你能夠分析為什麽你的文章吸引人嗎？
也不見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愛看的。在內容上，許多人受"野火"吸引，因為覺得它"敢說話"。但是這個理由令我覺得悲哀。在一個真正基於民意的民主社會裏，"敢說話"應該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人人都有權利"敢說話"，人人都"敢說話"。我以"敢說話"而受到讚美，對這個社會其實是個諷刺。
至於寫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讀，可能與我"求真"的原則
有關。
我盡量不用辭句美麗而意義空洞的語言，譬如什麽"人生燦爛的花朵"或什麽"青春的滋味"之類。我也不用成語；熟爛的成語在讀者腦中會自然滑過，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係訓練出來的作品風格上差異很大；也不盡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係的人大概識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歡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說最抽象的觀念時，也希望用最具體的生活經驗與語言來表達。
是不是做到了當然不見得。這也不是唯一的寫作方式。批評的材料會不會寫完？怕不怕重複？讀者會不會對你厭倦。
當我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讀者當然會厭倦，那就表示我應該停筆。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如不寫。
你對台灣的言論自由尺度滿意嗎？
開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都不應該對現有尺度覺得"滿意"，除非他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誠實的勇氣。
那麽《野火集》又能怎麽樣？
也不見得能怎麽樣。不過，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譬如省農會對養豬戶片麵解約的事，我所關注的不是農林廳應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老百姓對政府的觀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寫作的人也不問成果吧？！做了再說。
你並不在意別人說你很"擅於推銷自己"？
我若有心推銷自己，大概就不會推辭掉那麽多人要求我演講、座談、上電視、訪問了。不過你說的不錯，我不在乎別人怎麽說我。我認為《龍應台評小說》是本重要的好書，我就說它重要、說它好。並不因為它剛巧是我自己寫的就特意去謙遜掩飾。我覺得特意的謙遜，目的在迎合傳統、迎合大眾的期望；我對迎合沒有興趣。如果因為我不願意作假，而說我擅於"推銷"或"狂妄"，也悉聽尊便。
我的人生裏沒有那麽多時間與精力去揣測別人對我的看法與評價；該做的事太多了。譬如什麽？
譬如在夜裏聽雨，譬如和喜歡的人牽著手散步，譬如聽一支不俗氣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發覺龍應台是個女的，大家都吃一驚。在行文之中.你會不會有意掩藏你的性別？
女人！女人！
把我當作男性，固然是因為"龍應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卻因為我的文章是屬於理性、知性的。我們的社會把男女定型，認為男的剛、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寫風花雪月、眼淚愛情不可。就讓我的文章風格作為一種反證吧！你說它是對這種男女定型傳統觀念的挑戰也未嚐不可。要講"軟"的作品，無名氏的愛情小說不"軟"嗎？怎麽不稱他為"女"作家呢？
"軟"作品並不等於"壞"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別來區分；我們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堅強理智的女人，都沒什麽不對。至於認為隻有男人寫得出思考縝密、筆鋒銳利的文章來，那是愚蠢無知的偏見。
不過，男女問題好像是你胡美麗的領域——怎麽問我呢？我對女權不女權的沒有什麽興趣！台灣的婦女好像蠻平等的嘛！我有個男同事就常說：你看，賈母不是拿大權的嗎？婆婆的地位不尊貴嗎？中國根本就是個母係社會。
放屁！
別激動呀！
說這種話的男人簡直缺乏大腦。他不想想看賈母的權是熬過多少年、多少階層的痛苦而來的？在沒有變成虎姑婆之前，哪個女人不是從女兒、媳婦、妻子、母親一步步過來？掌權之前她過什麽樣的生活？更何況，掌權之後的婆婆也倒過來磨媳婦，使另一個女人受苦。用這個例子來證明中國傳統男女平等簡直是幼稚。
聽說你也常收讀者來信？
是啊！女性來信大多表示喜歡。年輕的男人有時候會寫"胡美麗我愛你"——很誠懇的。年齡大一點的男人就會寫侮辱性質的很難聽的字眼罵我。
不難過嗎？
一點也不。這些人罵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沒有這樣的阻力，胡美麗的文章也就沒什麽稀奇了。
可是當女性來信支持我的觀念，我就很快樂；表示台灣逐漸地在形成一個新女性的自覺；很慢很慢，但是比沒有好。
喂，到底是誰在訪問誰？龍應台，你別喧賓奪主。談談你的異國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開。
你為什麽嫁給一個外國人？
你為什麽聽交響樂？那是"外國"音樂。
你對中國男人沒有興趣嗎？
胡博士，結了婚的女人還談對男人的興趣嗎？你是不是缺乏一點道德觀？
迂腐！迂腐！迂腐2
結婚並不是賣身、賣靈魂。受異性吸引的本能不會在你.發了誓、簽了約之後就消減了。結了婚的女人當然有權利同時喜歡丈夫以外的男人，隻不過，為了保護她當初的選擇，她或許不願意讓那份"喜歡"發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盡可以與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談心的知交。他們可以坐在咖啡屋裏聊天，可以去看場電影；總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親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對年輕男女結婚簽約之後就說：從此，我隻有你，你隻有我。與異性的來往一刀兩斷，以後的一輩子，不再有異性感情的存在。
這種囚禁式的關係不是很可怕嗎？
聽說許許多多的女性雜誌及電視台都找過你，想作訪問，你都堅持不肯"曝光"，為什麽？
我不像你呀，至少還出了一本書，有一點成果。我才寫了那麽零星幾篇短文，算得了什麽。我覺得我根本還沒有出來"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麗還有些"爆炸性"的題目要寫——譬如性；寫出來大概罵我的人會更多一點。現在就出來演講座談的，等於自找麻煩。我希望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寫作。
你喜歡"胡美麗"這個名字嗎？
喜歡極了，因為它俗氣；人有俗氣的權利。"胡美麗"也是"不美麗"的意思，代表我。
還是談龍應台好不好？
掛銅鈴的老鼠
《龍應台評小說》才上市一個月就印了四版，還上了金石堂的暢銷書單。出版界的人士說批評的書賣得這樣好非常難得。你的反應呢？
我寫書評其實抱著一個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動台灣的批評風氣，開始一個鋒利而不失公平、嚴肅卻不失活潑的書評，而且希望突破文壇的小圈圈，把書評打入社會大眾的觀念裏去。《龍應台評小說》有人買，使我發覺或許這個野心並不那麽"狂妄"，或許台灣確實有足夠的知性讀者，了解書評的重要。
我很快樂，知道自己在為台灣文學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書能起多大作用？
沒關係！有起步就好。我一個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於大海，太渺小。可是這樣一本書傳遞了幾個重要的訊息：它告訴出版商，隻要寫得好，批評也是有市場的，那麽出版商就比較願意出批評的書。它告訴有能力寫評論的作者：批評是可以有讀者的，使作者願意寫大家都認為吃力不討好的評論。它更告訴讀者：文學批評並不一定枯燥可厭。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點人來加入我的工作：寫嚴格精確的小說批評、詩評、戲劇評，甚至於樂評、畫評。中國人的客氣與虛假不能帶到
藝術創作裏來。
你的批評很受文壇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說。龍應台這麽敢直言，因為她是女的——大家對女性還是"寬容"一點。或說，因為她不會在台灣生根，人事關係就比較不重要。或說，因為她不認識文壇中人，所以沒有人情負擔。更有人說，她有博士學位可恃，當然理直氣壯。你認為呢？
第一點不能成立。我寫了頗長一段時間，大家都以為我是男的；沒有什麽"寬容"可言。
說我不認識人、不久居台灣，所以能暢所欲言，這是對我個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來定居的，我一樣會寫批評。認識了馬森之後（而且很喜歡這個人），我評了他的《孤絕》，照樣"六親不認"。馬森這個作家也很有氣度；他剛巧也同意我對他作的批評，在新版的《孤絕》裏就作了一些更改。
會因為我的專業批評而恨我的人，我不會作為朋友；胸襟開闊的人可以作為朋友，也就不會被我得罪。道理很單純。
至於說我有博士學位可恃——對呀！作文學批評，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後十年的學術訓練，不恃這個，我就隻有膚淺的直覺與不負責任的感覺可言，怎麽能寫批評呢？博士學位沒什麽可恥。
總而言之，用各種情況來解釋"為什麽別人能寫批評而我不能"，我覺得，是一個軟弱的借口。支持一個藝術家的，往往就是一個獨立不移的個性，對人情世故過分屈服，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
你很自負！
一點也不！柏楊在好幾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呼籲書評的重要。他說了一個故事：幾隻小老鼠會討論如何對付一隻凶貓；最好的辦法是在貓脖子上掛個銅鈴，那麽貓一來銅鈴就叮當作響，小鼠兒就可以躲起來。
主意是好極了。卻行不通——誰去往貓脖子上掛銅鈴？！
我隻是個自告奮勇去掛銅鈴的老鼠——這有什麽了不起？更何況，我不是井底之蛙，以為天隻有這麽大。嚴格的文學批評在歐美根本是理所當然的稀鬆常事。我做的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自負的理由。
因為你受的是西方的學術訓練；如果有人說你是以西方的文學理論模式套在中國的作品上。同意這種說法嗎？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學位而斷定我的批評模式必然是西方的，這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任何對我作品的論斷必須以我寫的白紙黑字為憑，不能以我外在的頭銜或背景下理所當然的結論。
至於我是不是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文學，或者更精確地說，以西方理論模式"套"在中國作品上究竟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不那麽簡單。
我認為，用西方的某些理論來注釋中國古典文學，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來讀李商隱的詩，確實可以偶爾另辟蹊徑，但總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來"評價"古典作品，那就毫無意義，因為文學批評的標準離不開文化傳統的架構。東西文化差異太大，以西方理論來判定中國古典作品的優劣就好像用金發碧眼三圍的標準來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樣不合理。
可是現代作品就不同了。當代的中國台灣作家——看看白先勇、張係國或馬森，甚至於所謂"鄉土"的王禎和、黃春明或陳映真；哪一個沒聽過什麽敘事觀點或意識流，誰不熟悉所謂"存在的意義"或"現代人的孤絕感"？
難道你在說，現代的中國台灣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張係國的《遊子魂》係列處理的就是中國台灣人特有的難題，還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說，現代的中國台灣作家與西方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通的"語言"，他們所認知的世界不再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世界。中國台灣作家所用的寫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內心的獨白等等（想想王文興的《背海的人》）——也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關切的主題——海明威的個人尊嚴或卡夫卡的孤絕感等等——也為中國台灣作家所感。
所以我隻批評中國台灣的現代小說。在這種多麵的、開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環境中，我認為我所作的不應該稱作以"西方"理論來評定"中國台灣"作品；應該是，以"現代"理論來審視台灣"觀代"作品。重點不在東西之異，而在現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為東西之間缺乏"共識"；後者可行，因為東西之間有一個共通的語言，那就是屬於現代的寫作技巧與主題。
那麽你現在所用的理論夠用嗎？
就我短程的目標來說，夠用。短程的目標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評風氣打出來，一部一部作品來琢磨針砭。希望更多的人來寫批評。但是就長程目標來說，當然不夠。台灣必須樹立起獨具一格的批評理論，用來容納東西共同語言之外獨屬中國的情愫。也就是說，中國終究要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評體係來。這，恐怕要許多人十年不斷的共同的努力。
你會出第二本批評嗎？
不知道。
一方麵，責任感的督促使我覺得必須一篇一篇寫下去。另一方麵，我覺得很疲倦。一篇書評要消耗我很多的時間，很大的精力，實在辛苦極了。有一次一位編輯對我說："你要多寫一點，因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沒時間寫書評！"我啞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寫作隻是我的副業，我的正業是教書、帶學生、作學術研究……
報酬也很低，不是嗎？
對。稿費低不說。台灣有各形各色的小說獎、戲劇獎、詩獎，甚至於文藝理論獎，就是沒有批評獎！我現在寫批評除了一點責任感的驅使之外，幾乎沒有什麽推力要我繼續。我很希望有兩件事發生：第一是有人設置一個批評獎，用很重的獎金來鼓勵批評的興起。其二是有人給我一筆學術經費（grant），與我定個契約，專門讓我寫書評。我可以用這個錢來買書，找資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這種實際的力量來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獻身批評的人），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來。靠一點個人的"責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麗與龍應台
在公開場合，你為什麽從來不承認你和我胡美麗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侶？
我並不完全喜歡你。你有女人的虛榮心：喜歡美麗的衣裙，喜歡男人，喜歡男人的愛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而且語言潑辣大膽，帶點驕橫。我寫文章的時候，並不自覺是"女性"，而是一個沒有性別、隻有頭腦的純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話！我才看不慣你那個道德家、大教授的派頭。難道寫《野火集》的人就不會有優柔寡斷的一麵？多愁善感的一麵？柔情似水的一麵？愚蠢幼稚的一麵？你不肯承認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內在，你在隱藏自己吧？！
或許。隨你怎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