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書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寫下《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投給毫無淵源的中國時報；原是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
燎原，因為往往文章一出現——譬如《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鬧事的一代》——就有大學生拿到布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者師複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複印幾百份四處散發，我的郵箱裏一把一把讀者來信……短短的一年中，這個專欄確實像一縷一縷野火向四方奔竄燃燒起來。
可是，《野火集》並沒有什麽了不起。這隻是一個社會批評，一個不戴麵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一般作者比較小心地守著中國的人生哲學："得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溫良恭儉讓"等等，寫出來的批評就比較客氣緩和，或者點到為止。談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說"三十年來台灣教育突飛猛晉"。指責行政錯誤之前，先要婉轉地說，"三十年來，安和樂利，國泰民安，領導英明……"。行文中間不能忘記強調自己愛鄉愛人愛民的堅定立場，強調自己雖然批評，卻不是惡意攻訐，"別有用心"；最後，還要解釋"良藥苦口"，請大家"包涵包涵"。
這就是一個四平八穩、溫柔敦厚的批評，不傷和氣，不損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卻很苦很猛，因為我不喜歡糖衣，更不耐煩戴著麵具看事情、談問題。習慣甜食的人覺得《野火集》難以下咽；對糖衣厭煩的人卻覺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奮。
讚美"野火"的人說它"過癮"——不怕得罪人，"敢講話"。我沒有三頭六臂，得罪了人照樣要付出代價；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說"無欲則剛"嗎？既然沒有作官的欲，這個代價或許也無所謂吧！至於"敢講話"三個字，與其說是對我的讚美，不如說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諷刺與指責——在一個自稱民主開放的社會裏，為什麽"敢講話"是一個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權利嗎？
對一個健康人，你擰擰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會起什麽激烈的反應。相反的，一個皮膚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紅腫，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傷口——隻要用手指輕輕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痙攣。台灣如果是個真正開放的社會，什麽問題都可以麵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人人都可以據理爭辯，那麽《野火集》再怎麽"勇敢"也隻是眾多火炬之一，不會引起特別的矚目。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特別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腫塊，"野火"才顯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麽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學用經費去建偉人銅像，卻沒有錢修建廁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說，廁所比偉人銅像重要；這是敏感問題嗎？政府若失信於民，我說，人民要有勇氣興訟，"對立"也是民主的權利。這個觀眾"危險"嗎？如果我們不把台灣真正當家，繼續抱著臨時落腳的心態，我說，那麽環境與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問題就永遠不會做好，這個說法是禁忌嗎？
許多人用"拍案叫好"這個辭來描述讀《野火集》的感覺。可是我承受著相當的壓力，冒著所謂"出毛病"的風險，難道隻是為了給讀者在吃燒餅油條之餘一點情緒上的快感？快感過了之後呢？鼓掌的人是否會進一步思索比發泄情緒更重要的問題本體：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社會為什麽有一身敏感發紅的腫塊？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個健康的社會？那些紅腫是怎麽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帶永遠不許碰，又是否有醫治的可能？
不，我寫"野火"，不是為了嘩眾取寵；群眾的"寵"盲目而膚淺，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訴的，是個拒絕受"嘩"之眾，是個有深省與批判能力的眾。人，和烏龜一樣，背著巨大的殼。烏龜的殼是身體上的限製，人的殼，卻是他觀念上的框框。烏龜不以背上的負擔為苦，人，也往往對自己的受限視若不見。但人畢竟不是烏龜，他是個能思考的動物，一旦對那個束縛的殼發生懷疑，就有突破創新的智慧與能力。如果說《野火集》對這個社會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審視背上那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觀念的殼。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的殘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製造心靈的殘障。《野火集》所逼問的是一個冷酷的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個殘障的民族？
寫"野火"有沮喪的時候，當某些人說要撲滅野火，當一些報紙宣稱要"圍剿"龍應台，當有人每天來一張明信片，上麵固定的三行字："你是賣國叛徒！中華文化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當小團體試圖在我頭上加上各式各樣的"帽子"……沮喪之後，又不禁莞爾：難道執筆之初竟然不知道這是必然的反彈？哪一個社會是在沒有阻力與摩擦的情況下往前行進的？不也正因為台灣還有這樣不容異己的守舊勢力，"野火"才有寫的必要？
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何在宿舍裏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號稱"保守"的警官學校或軍隊裏的青年告訴我他們如何討論"野火"所激起的觀念，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自稱"沒什麽學問"的家庭主婦、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過的現象。尤其是，當退伍軍人寫著：對，我們要有不同的聲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一個眼裏既熱情又迷惑的年輕人問：你指出了問題，但你沒有給我答案；答案在哪裏？
我怎麽會有答案呢？即使有，我會給你嗎？難道說，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權威，不要追隨口號，不要人雲亦雲之後，你反而來接受我的答案？難道說，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拋棄英雄偶像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給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來取代你從前的偶像，我們豈不是又回到了原點？
答案，在你的自省與思索中。不在我這裏。
過兩天，街頭書坊會出現這麽一本書，黑色的底，紅色的、火焰似的，董陽孜題的字："野火"。它是知識分子的自說自話嗎？是理想主義的自我陶醉嗎？究竟，有沒有用呢？隻有你能告訴我。
不過，火既然點燃了，就勞你傳遞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台灣
附：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時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恒煒尤其是"野火"的支柱。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書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寫下《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投給毫無淵源的中國時報；原是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
燎原，因為往往文章一出現——譬如《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鬧事的一代》——就有大學生拿到布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者師複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複印幾百份四處散發，我的郵箱裏一把一把讀者來信……短短的一年中，這個專欄確實像一縷一縷野火向四方奔竄燃燒起來。
可是，《野火集》並沒有什麽了不起。這隻是一個社會批評，一個不戴麵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一般作者比較小心地守著中國的人生哲學："得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溫良恭儉讓"等等，寫出來的批評就比較客氣緩和，或者點到為止。談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說"三十年來台灣教育突飛猛晉"。指責行政錯誤之前，先要婉轉地說，"三十年來，安和樂利，國泰民安，領導英明……"。行文中間不能忘記強調自己愛鄉愛人愛民的堅定立場，強調自己雖然批評，卻不是惡意攻訐，"別有用心"；最後，還要解釋"良藥苦口"，請大家"包涵包涵"。
這就是一個四平八穩、溫柔敦厚的批評，不傷和氣，不損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卻很苦很猛，因為我不喜歡糖衣，更不耐煩戴著麵具看事情、談問題。習慣甜食的人覺得《野火集》難以下咽；對糖衣厭煩的人卻覺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奮。
讚美"野火"的人說它"過癮"——不怕得罪人，"敢講話"。我沒有三頭六臂，得罪了人照樣要付出代價；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說"無欲則剛"嗎？既然沒有作官的欲，這個代價或許也無所謂吧！至於"敢講話"三個字，與其說是對我的讚美，不如說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諷刺與指責——在一個自稱民主開放的社會裏，為什麽"敢講話"是一個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權利嗎？
對一個健康人，你擰擰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會起什麽激烈的反應。相反的，一個皮膚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紅腫，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傷口——隻要用手指輕輕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痙攣。台灣如果是個真正開放的社會，什麽問題都可以麵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人人都可以據理爭辯，那麽《野火集》再怎麽"勇敢"也隻是眾多火炬之一，不會引起特別的矚目。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特別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腫塊，"野火"才顯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麽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學用經費去建偉人銅像，卻沒有錢修建廁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說，廁所比偉人銅像重要；這是敏感問題嗎？政府若失信於民，我說，人民要有勇氣興訟，"對立"也是民主的權利。這個觀眾"危險"嗎？如果我們不把台灣真正當家，繼續抱著臨時落腳的心態，我說，那麽環境與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問題就永遠不會做好，這個說法是禁忌嗎？
許多人用"拍案叫好"這個辭來描述讀《野火集》的感覺。可是我承受著相當的壓力，冒著所謂"出毛病"的風險，難道隻是為了給讀者在吃燒餅油條之餘一點情緒上的快感？快感過了之後呢？鼓掌的人是否會進一步思索比發泄情緒更重要的問題本體：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社會為什麽有一身敏感發紅的腫塊？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個健康的社會？那些紅腫是怎麽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帶永遠不許碰，又是否有醫治的可能？
不，我寫"野火"，不是為了嘩眾取寵；群眾的"寵"盲目而膚淺，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訴的，是個拒絕受"嘩"之眾，是個有深省與批判能力的眾。人，和烏龜一樣，背著巨大的殼。烏龜的殼是身體上的限製，人的殼，卻是他觀念上的框框。烏龜不以背上的負擔為苦，人，也往往對自己的受限視若不見。但人畢竟不是烏龜，他是個能思考的動物，一旦對那個束縛的殼發生懷疑，就有突破創新的智慧與能力。如果說《野火集》對這個社會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審視背上那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觀念的殼。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的殘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製造心靈的殘障。《野火集》所逼問的是一個冷酷的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個殘障的民族？
寫"野火"有沮喪的時候，當某些人說要撲滅野火，當一些報紙宣稱要"圍剿"龍應台，當有人每天來一張明信片，上麵固定的三行字："你是賣國叛徒！中華文化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當小團體試圖在我頭上加上各式各樣的"帽子"……沮喪之後，又不禁莞爾：難道執筆之初竟然不知道這是必然的反彈？哪一個社會是在沒有阻力與摩擦的情況下往前行進的？不也正因為台灣還有這樣不容異己的守舊勢力，"野火"才有寫的必要？
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何在宿舍裏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號稱"保守"的警官學校或軍隊裏的青年告訴我他們如何討論"野火"所激起的觀念，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自稱"沒什麽學問"的家庭主婦、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過的現象。尤其是，當退伍軍人寫著：對，我們要有不同的聲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一個眼裏既熱情又迷惑的年輕人問：你指出了問題，但你沒有給我答案；答案在哪裏？
我怎麽會有答案呢？即使有，我會給你嗎？難道說，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權威，不要追隨口號，不要人雲亦雲之後，你反而來接受我的答案？難道說，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拋棄英雄偶像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給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來取代你從前的偶像，我們豈不是又回到了原點？
答案，在你的自省與思索中。不在我這裏。
過兩天，街頭書坊會出現這麽一本書，黑色的底，紅色的、火焰似的，董陽孜題的字："野火"。它是知識分子的自說自話嗎？是理想主義的自我陶醉嗎？究竟，有沒有用呢？隻有你能告訴我。
不過，火既然點燃了，就勞你傳遞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台灣
附：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時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恒煒尤其是"野火"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