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華
那天，當我知道她應新加坡《聯合報》係之邀，將於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屆國際華文文藝營時，就撥了個長途電話給她。
電話那頭傳來的是她清脆又略顯焦灼的嗓音："看顧孩手的保姆剛離開，兩個兒子，一個五歲，一個歲半，如果找不到幫手，我真擔心去不成。"
想不到，這位勇敢又灑脫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樣有她放不下的一麵。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地點：新加坡
人物：龍應台、戴小華
龍應台終於順利成行。這天，我倆結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閑逛。她對所見的一切都覺得新鮮、好奇，不時摸摸這兒，看看那兒。
眼前的她，一點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灣"興風作浪"的龍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樂的少女。
她興奮地說："這是個內容非常豐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種族、不同的語言，全匯聚在這塊土地上。"
我想如果她來到馬來西亞感受定會更加強烈。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時
人物：龍應台、戴小華、馬來西亞中國報攝影記者
一襲輕便的套裝裹住龍應台纖細瘦小的身軀，顯得楚楚動人。唯一能將她流動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羈的性格泄露出來的是，她那頭鬈曲蓬鬆不太受"控製"的長發。
雖有許多人仍懷念過往她所發射出的尖銳鋒芒，然而，人到歐洲後，似乎讓人覺得她已不再對這個混亂中充滿生機的時代懷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關切？還是另有所屬？從以下的對話中，她會為我們道明因由。
戴：到了歐洲後，你的關切麵似乎已不在台灣，是因為台灣的社會已合乎理想？還是你擴大了視野？
龍：這有幾個原因：第一，當我在台灣時，腳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兒的人麵臨的是同樣的命運，任何不合理的現象，我有權利批評。現在，我離開台灣，人在歐洲享受別人所建立起來的比較優美的環境，再去批評台灣的話，對那兒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灣，跟八五年的台灣不同了。八五年的台灣是一個在蒸汽鍋裏，被鍋蓋蓋著，沸騰了四十年，汽沒處發的時代。整個社會需要代言人，我適時出現，就被當成文化英雄。現在鍋蓋已被掀開了！他們自己可以走上街頭，不再需要文化英雄來代替他們說話。現在的台灣是一個比較成熟、比較自信的社會。
第三，近幾年，歐洲發生了劃時代的劇變，剛好我在，難免會從原本局限在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社會的關切麵，擴展到整個世界所發生的種種變化。
換句話說，台灣變了，我也變了。一個社會有時候需要的是大聲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時候需要的是一個冷靜的聲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長，我不能夠因為留戀"野火"時代的掌聲而作繭自縛。讀者的期望往往是一個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過去，不管那過去多麽輝煌、美麗。
戴：這兩年，你一直住在德國，請問東西德統一後，整個社會發生了什麽變化？
龍：非常的複雜。現在的東德人，不是，應該稱"德東人"。他們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圍牆倒下前，心裏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時候，心裏有一個附帶的夢想，就是認為當自由獲得時。也就會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樣的物質水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麽德西人又是什麽感覺？
龍：德西人一樣不高興，因為他們的損失已經夠大了；七月一日為止開始加稅，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質享受是他們四十年來努力的結果，現在卻憑空讓窮兄弟來分享，可是德東人還覺不夠；所以，兄弟之間的情緒是不太和諧的。
戴：難道說統一後的德國反而不如以前？
龍：那也不是。
德國統一後，單看現狀是問題叢生，人們怨聲載道，德東人每兩家就有一家失業，可是我個人仍覺得樂觀，因為在那層很薄的怨聲載道下，有非常濃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礎。畢竟血濃於水。加上西德的經濟實力非常雄厚，假以時日，這個國家定會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
戴：有時是非正義並不這麽容易就顯示出來，由於資訊的被壟斷，可能會影響正確的視覺角度。
龍：這是人的悲劇。納粹的真麵目，曆史的真相，德國的知識分子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識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麵的資訊來源去判斷真正的是非，這是我們尋找真相的最大問題。
龍：一個人的判斷，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麽情況下都不會是全麵的。你隻有去設法擴大資訊的來源。人民很可能被執政者對資訊的壟斷所蒙蔽，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這個蒙騙的層麵揭開。這是長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訓練一個人敏銳的觀察力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龍：這需要培養，而培養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從小訓練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質疑方式來下結論。譬如過去給我們的作文題是："台灣是大有為的政府"。，如果要訓練孩子的獨立思考能力.作文題應是："什麽的政府才是大有為的政府"。我們不應先給結論，而是訓練孩子自己去尋找結論。
戴：如果學校並不鼓勵這種獨立思考能力的訓練……
龍：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邏輯以及哲學的書，另外多讀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對人生的了解多麵化。此外，多接觸各方麵的資訊，才能做出對比；但如果資訊來源的管道都被控製了，就有困難。
戴：學院的訓練，使你有縝密的思維，看好的文學作品，讓你懂得剖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樣教育、看同樣書的人，未必就有你這種凡事掀開鍋蓋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長環境也對你有所影響？
龍：我倒從未仔細想過這樣的問題……（陷入沉思）嗯……我想母親確實影響了我。在表麵上，看不出我跟母親有何相同的地方，這是因為我們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沒有她的強悍，可能因為我生活比較好，不需要強悍就能生存。但在母親那個時代，她就必須強悍才能撐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現出她比丈夫能幹。
她的痛苦在於很多事她能處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現，因為她是女人，為了這個，她一輩子受苦。
如果將表層麵剝開，可能母親的強悍及叛逆性影響了我，使我不願意輕易接受現實的擺布。
戴：這又激發了我的另一個疑問，假設當初你用胡美麗或王阿香的名字發表社會評論，讀者又知道你隻是一個家庭主婦，你想，文章發表出來產生的效果會是一樣嗎？
龍：當初我的社會批評，不僅引起一般民眾的共鳴，而且也受到知識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講的這種情形，我想一開始就會受排斥，所以，從《野火集》可以看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個社會所流露的心態是，隻有男人可以寫知性的文章，隻有男人有見解，結果事實證明這種認定是一種成見。
戴：像你這類作家的出現，在扭轉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種教育的作用。
龍：但是，到現在為止，這種對男女性別刻板印象的偏差還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們就想，這種女人一定聲音極大，人極凶，極不可愛的半女人，總之，談論多半是負麵的。
而寫這類文章的若是男性，他們就認為這個男人很有見解，成熟、有勇氣……
戴：這次你差點因不能解決托兒問題而來不成新加坡，就你認為政府及企業應在這方麵盡什麽樣的責任來協助婦女參與社會事務？
龍：我覺得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就是提供婦女有選擇的機會。想工作的婦女，政府和企業有完善的托兒製度及設備。使婦女能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裏專心育兒的婦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會不致於歧視她沒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會必須了解，持家育兒是一個價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這次你的講題是"作家的使命感"，就這點你有何觀察？
龍：我想沒有人有資格或權力告訴作家應該有這個那個使命感。不過，我覺得一個越不健康，越不正常，製度越不合理的社會，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強；在一些已經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所有的輪子都運轉得很順暢，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強烈。
戴：文學的理想是能把人從政治、種族、宗教種種的偏見與仇恨中提升出來，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裏，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學有時又不能避免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龍：文學和政治"結合"是與當時的文化社會背景脫不了節的。我就以東、西德為例：
柏林圍牆倒下來之前的東德，是一個比較壓抑的社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代議政治，也就是說人們沒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隻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創作主題不容易脫離政治的現實，讀者與作者間也似乎有種完美的默契。東德讀者很擅長讀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東德作家像是走鋼索的藝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後在步步危機中尋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為文字跌下來而摔死。讀者像是看著高空表演的知音，他們仰頭尋找那個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後在最適切的時候，發出最大的讚歎和驚訝！
戴：現在柏林圍牆倒了，作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變了？
龍：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們已找到自己的聲音。人們隻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學慰藉的時候才會去找尋文學，但這種時候並不多。
以西德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個作品出來，好像一個小水滴掉進大海裏，連聲都沒，更不要說泡沫。作家創作的主題逐漸走入內宇宙的世界，讀者成了社會的少數人。
戴：最後我想請問：作家是否應具有使命感？
龍：當然使命感可以成為作家主要創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點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學評論者的立場，並不讚成將使命感做成一個唯一的文學藝術的衡量尺度。
我們讓有使命的作家去擁抱人民，讓沒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擁抱自己，各盡所能，各給所有，各取所需，文學社會自然而然會是一個蓬勃的文學社會。
我相信，一個困苦、壓抑的社會對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環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學有一個最愛，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那天，當我知道她應新加坡《聯合報》係之邀，將於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屆國際華文文藝營時，就撥了個長途電話給她。
電話那頭傳來的是她清脆又略顯焦灼的嗓音："看顧孩手的保姆剛離開，兩個兒子，一個五歲，一個歲半，如果找不到幫手，我真擔心去不成。"
想不到，這位勇敢又灑脫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樣有她放不下的一麵。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地點：新加坡
人物：龍應台、戴小華
龍應台終於順利成行。這天，我倆結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閑逛。她對所見的一切都覺得新鮮、好奇，不時摸摸這兒，看看那兒。
眼前的她，一點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灣"興風作浪"的龍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樂的少女。
她興奮地說："這是個內容非常豐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種族、不同的語言，全匯聚在這塊土地上。"
我想如果她來到馬來西亞感受定會更加強烈。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時
人物：龍應台、戴小華、馬來西亞中國報攝影記者
一襲輕便的套裝裹住龍應台纖細瘦小的身軀，顯得楚楚動人。唯一能將她流動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羈的性格泄露出來的是，她那頭鬈曲蓬鬆不太受"控製"的長發。
雖有許多人仍懷念過往她所發射出的尖銳鋒芒，然而，人到歐洲後，似乎讓人覺得她已不再對這個混亂中充滿生機的時代懷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關切？還是另有所屬？從以下的對話中，她會為我們道明因由。
戴：到了歐洲後，你的關切麵似乎已不在台灣，是因為台灣的社會已合乎理想？還是你擴大了視野？
龍：這有幾個原因：第一，當我在台灣時，腳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兒的人麵臨的是同樣的命運，任何不合理的現象，我有權利批評。現在，我離開台灣，人在歐洲享受別人所建立起來的比較優美的環境，再去批評台灣的話，對那兒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灣，跟八五年的台灣不同了。八五年的台灣是一個在蒸汽鍋裏，被鍋蓋蓋著，沸騰了四十年，汽沒處發的時代。整個社會需要代言人，我適時出現，就被當成文化英雄。現在鍋蓋已被掀開了！他們自己可以走上街頭，不再需要文化英雄來代替他們說話。現在的台灣是一個比較成熟、比較自信的社會。
第三，近幾年，歐洲發生了劃時代的劇變，剛好我在，難免會從原本局限在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社會的關切麵，擴展到整個世界所發生的種種變化。
換句話說，台灣變了，我也變了。一個社會有時候需要的是大聲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時候需要的是一個冷靜的聲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長，我不能夠因為留戀"野火"時代的掌聲而作繭自縛。讀者的期望往往是一個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過去，不管那過去多麽輝煌、美麗。
戴：這兩年，你一直住在德國，請問東西德統一後，整個社會發生了什麽變化？
龍：非常的複雜。現在的東德人，不是，應該稱"德東人"。他們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圍牆倒下前，心裏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時候，心裏有一個附帶的夢想，就是認為當自由獲得時。也就會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樣的物質水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麽德西人又是什麽感覺？
龍：德西人一樣不高興，因為他們的損失已經夠大了；七月一日為止開始加稅，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質享受是他們四十年來努力的結果，現在卻憑空讓窮兄弟來分享，可是德東人還覺不夠；所以，兄弟之間的情緒是不太和諧的。
戴：難道說統一後的德國反而不如以前？
龍：那也不是。
德國統一後，單看現狀是問題叢生，人們怨聲載道，德東人每兩家就有一家失業，可是我個人仍覺得樂觀，因為在那層很薄的怨聲載道下，有非常濃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礎。畢竟血濃於水。加上西德的經濟實力非常雄厚，假以時日，這個國家定會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
戴：有時是非正義並不這麽容易就顯示出來，由於資訊的被壟斷，可能會影響正確的視覺角度。
龍：這是人的悲劇。納粹的真麵目，曆史的真相，德國的知識分子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識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麵的資訊來源去判斷真正的是非，這是我們尋找真相的最大問題。
龍：一個人的判斷，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麽情況下都不會是全麵的。你隻有去設法擴大資訊的來源。人民很可能被執政者對資訊的壟斷所蒙蔽，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這個蒙騙的層麵揭開。這是長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訓練一個人敏銳的觀察力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龍：這需要培養，而培養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從小訓練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質疑方式來下結論。譬如過去給我們的作文題是："台灣是大有為的政府"。，如果要訓練孩子的獨立思考能力.作文題應是："什麽的政府才是大有為的政府"。我們不應先給結論，而是訓練孩子自己去尋找結論。
戴：如果學校並不鼓勵這種獨立思考能力的訓練……
龍：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邏輯以及哲學的書，另外多讀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對人生的了解多麵化。此外，多接觸各方麵的資訊，才能做出對比；但如果資訊來源的管道都被控製了，就有困難。
戴：學院的訓練，使你有縝密的思維，看好的文學作品，讓你懂得剖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樣教育、看同樣書的人，未必就有你這種凡事掀開鍋蓋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長環境也對你有所影響？
龍：我倒從未仔細想過這樣的問題……（陷入沉思）嗯……我想母親確實影響了我。在表麵上，看不出我跟母親有何相同的地方，這是因為我們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沒有她的強悍，可能因為我生活比較好，不需要強悍就能生存。但在母親那個時代，她就必須強悍才能撐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現出她比丈夫能幹。
她的痛苦在於很多事她能處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現，因為她是女人，為了這個，她一輩子受苦。
如果將表層麵剝開，可能母親的強悍及叛逆性影響了我，使我不願意輕易接受現實的擺布。
戴：這又激發了我的另一個疑問，假設當初你用胡美麗或王阿香的名字發表社會評論，讀者又知道你隻是一個家庭主婦，你想，文章發表出來產生的效果會是一樣嗎？
龍：當初我的社會批評，不僅引起一般民眾的共鳴，而且也受到知識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講的這種情形，我想一開始就會受排斥，所以，從《野火集》可以看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個社會所流露的心態是，隻有男人可以寫知性的文章，隻有男人有見解，結果事實證明這種認定是一種成見。
戴：像你這類作家的出現，在扭轉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種教育的作用。
龍：但是，到現在為止，這種對男女性別刻板印象的偏差還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們就想，這種女人一定聲音極大，人極凶，極不可愛的半女人，總之，談論多半是負麵的。
而寫這類文章的若是男性，他們就認為這個男人很有見解，成熟、有勇氣……
戴：這次你差點因不能解決托兒問題而來不成新加坡，就你認為政府及企業應在這方麵盡什麽樣的責任來協助婦女參與社會事務？
龍：我覺得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就是提供婦女有選擇的機會。想工作的婦女，政府和企業有完善的托兒製度及設備。使婦女能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裏專心育兒的婦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會不致於歧視她沒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會必須了解，持家育兒是一個價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這次你的講題是"作家的使命感"，就這點你有何觀察？
龍：我想沒有人有資格或權力告訴作家應該有這個那個使命感。不過，我覺得一個越不健康，越不正常，製度越不合理的社會，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強；在一些已經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所有的輪子都運轉得很順暢，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強烈。
戴：文學的理想是能把人從政治、種族、宗教種種的偏見與仇恨中提升出來，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裏，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學有時又不能避免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龍：文學和政治"結合"是與當時的文化社會背景脫不了節的。我就以東、西德為例：
柏林圍牆倒下來之前的東德，是一個比較壓抑的社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代議政治，也就是說人們沒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隻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創作主題不容易脫離政治的現實，讀者與作者間也似乎有種完美的默契。東德讀者很擅長讀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東德作家像是走鋼索的藝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後在步步危機中尋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為文字跌下來而摔死。讀者像是看著高空表演的知音，他們仰頭尋找那個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後在最適切的時候，發出最大的讚歎和驚訝！
戴：現在柏林圍牆倒了，作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變了？
龍：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們已找到自己的聲音。人們隻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學慰藉的時候才會去找尋文學，但這種時候並不多。
以西德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個作品出來，好像一個小水滴掉進大海裏，連聲都沒，更不要說泡沫。作家創作的主題逐漸走入內宇宙的世界，讀者成了社會的少數人。
戴：最後我想請問：作家是否應具有使命感？
龍：當然使命感可以成為作家主要創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點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學評論者的立場，並不讚成將使命感做成一個唯一的文學藝術的衡量尺度。
我們讓有使命的作家去擁抱人民，讓沒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擁抱自己，各盡所能，各給所有，各取所需，文學社會自然而然會是一個蓬勃的文學社會。
我相信，一個困苦、壓抑的社會對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環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學有一個最愛，它的名字叫做"自由"。